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以《海上花列传》为中心_王秋实.pdf

第 44 卷第 3 期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 3 月No 3 Vol 44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Mar 2023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论近代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 以 海上花列传 为中心王秋实(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6)摘要:以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 为代表的晚清市民小说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叙事伦理特征，主要包括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撕裂性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风格的撕裂，文学性与故事性之间的撕裂以及新体制与旧道德之间的撕裂;在场性主要体现为作者、读者和文本人物的多重“此在”;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真实且真诚地面对和记叙市民阶层的趣味、诉求和价值观，以较为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评判人与物。正是因为这些叙事伦理的存在，海上花列传 海天鸿雪记 等近代市民小说成为“现代”的一部分，启发和影响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变奏的谱系。关键词:海上花列传;晚清小说;市民小说;叙事伦理中图分类号:I207 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 1331(2023)03 0068 07收稿日期:2023 02 24基金项目:2022 年度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现代的内生: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图谱”(2022CXZX 006)。作者简介:王秋实(1998)，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共时性世界文学、乡土与地域文学及文化传播研究。自梁启超在 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 中申明了“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 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诉求与现实要求之后，小说这一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创作体裁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开启了迈向现代的步伐。这一过程与西方小说的传入和译介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西方的现代小说滥觞于堂吉诃德，其与古代小说(诸如中世纪常见的浪漫骑士传奇等)最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堂吉诃德 及之后的现代小说不再满足于单纯地“讲故事”，开始自觉地突破这一桎梏，有意识地对“故事”的内容和“讲”的形式进行雕琢和改造。故事本身不再是小说的唯一，而以人为主体并且从人出发探寻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叙事伦理得以建立。这一变化印证了米兰昆德拉所论的从“讲述一个故事”到“思索一个故事”的总体性“结构艺术”2 的变化过程，充分体现了小说文本从“听”到“读”的跃升。这种新的叙事伦理一经传入，便与中国本土传统小说叙事伦理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使得为市民阶层所热爱的小说叙事在近代的发展路径出现了易辙。传统小说的幽灵依然飘浮于作者的无意识之中，而新的文学意识形态诉求又逐渐掌握了主宰的权力，市民小说在“才子佳人”的传奇化、娱乐化的叙事模式外也表现出了某些更加新颖且富有意味的面向，尤其是在上海大都会的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复杂的文学场中，各种思潮与话语相互冲突又不断共谋，使得小说创作中较为根本性的叙事伦理诉求也在融合中西文化符码之后呈现出86了某些隐秘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些特征的存在，锻造了近代市民小说的丰富样态，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五四及之后小说的内在结构特征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材料与启示。论及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以具有说服力的文本为中心。海上花列传 为韩邦庆所作，以赵朴斋兄妹的视角叙写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中的生活情态与人物状况，初步呈现了晚清时期市民空间的现代性特质，并且回应了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与此同时，曾朴的孽海花 和“二春居士”的海天鸿雪记 等“奇书”作品也较为生动地反映了类似内容。总体而言，海上花列传 等作品的叙事伦理同时体现了多重的撕裂性、多元的在场性与有别于五四精英文学的人道主义话语，因而具备了统领近代市民小说整体特征的资质与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精英与通俗文学的二分法，为我们理解晚清文学及其思潮或话语的独特性、变奏性提供了有益的观照路径。一、撕裂的文学装置若对近代市民小说的创作与阅读过程进行观照，我们不难发觉“冲突”的存在。若以现象学的方法对这种冲突加以探寻，其最终的指向或结果则是小说叙事伦理的撕裂性特征。正是因为叙事伦理的撕裂，导致了总体性的文学装置的撕裂。这种撕裂主要呈现为三组不同的对立结构:叙事者与叙事对象的身份政治、“听”与“读”的传播态势，以及新体制与旧道德的内部张力。首先是叙事者言语风格与文本人物言语风格之间的对立。以 海上花列传 为例，“列传”一词正体现了司马迁史记 的原型式的存在，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个人编年史。既然存在写史的诉求，那么整体话语必须体现出严肃工整的风格特征。因此在小说中，叙事者所使用的语言是严肃的文言文，而小说中人物使用的语言则是通俗诙谐的吴语方言。这样一为，二者的对立就体现了叙事伦理的第一重撕裂，即文本层面的撕裂。我们可以将海上花列传 这一特征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作一个简单类比。鲁迅在狂人日记 中有意设计了文言文的前言和白话文的正文之间的对立，目的正是通过建构撕裂来表达作者的反讽话语。若以这一现象观照与类比 海上花列传 的撕裂特征，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反讽的图式仍然存在，只不过与狂人日记 的有意识的建构相比，海上花列传 的撕裂更多体现为无意识的流露。也就是说，虽然这部颇具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已经尽可能地以“平视”的视点介入青楼狭馆等平民生活场域，试图消解文人的道德神话，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先验且高人一等的道德姿态，所以叙事者的言语风格才会迥异于人物的言语风格，并无意识地确证了某种基于身份的优越感。除海上花列传 外，海天鸿雪记 在涉及戏子娼妓等人物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甚至比海上花列传 更进一步 连叙事语言都变得富有调侃乃至狭邪之感，不仅体现了文人道德姿态，更显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症候。本雅明的身份政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论据。韩邦庆、“二春居士”等人的生平与前代诸多失意文人极为相似，均选择了放弃功名并“流落京华”“遍游坊曲”3，“梦醒坠落上海街头”4。然而，尽管其功名之梦无法实现，但其身份归根结底仍是“文人”而非其他，尽管沉沦至勾栏瓦舍之类的空间，却始终无法全然舍弃对“文人”身份的自我标榜与自我欣赏。这种身份政治足可以概括封建时期大多数失意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心活动，韩邦庆自然也是如此，这才使得文本层面的装置出现了言语风格上的撕裂性特征，阶层的分野与身份政治的顽固则悄然填充了这一裂隙，为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留下了狭窄的空间。其次是“听”的故事性与“读”的文学性以及二者不同传播形式之间的对立。正如上文所述，传统小说以“讲故事”为唯一要点，满足的是受众“听”的需要，而这也与古代文化传播的途径有限、效率低下相关。现代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则仰赖工业化运作与工厂化生产，亦即安德森意义上的“印刷资本主义”的运作，因而有能力在故事的基础上增添其他元素，由单纯的故事进入文学叙事的范畴，从而引发小说的叙事伦理变革。同时，印刷资96本主义的存在使得知识的传播速度极大加快，市民阶层中出现了一种庞杂的“想象的共同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统治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自由地接触文本，而不会依赖于少数人所进行的私人化讲解和评述。在 海上花列传 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其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不同。它拥有一条较为明确的主线 赵朴斋兄妹的行动和观察，这是传统小说所不具备的。以水浒传 为例，文本中的众多人物是按照宽泛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先后登场的，其文本结构是复杂、庞大且松散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蛛网式结构”。“蛛网式结构”是叙事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叙事的产物，也是古代小说“讲故事”的重要形式特征。在从故事发展为文学的过程中，海上花列传 就体现了第二重撕裂。叙事者的视角从属于赵朴斋兄妹，而赵朴斋兄妹的视角属于限制视角，无法知悉世界的全貌，小说中的大部分情节都遵守了这一属性，然而在某些情节中这种限制却处于暂时性的缺位状态，视线与逻辑溢出了赵氏兄妹所能掌控的范围而直接指向了其他人物。在 海天鸿雪记 中则出现了作者越过人物而直接发出的评论，这显然导致了文本结构的某种失衡。除此之外，章回体结构的设置本意也是为了满足“听”的需要，它体现为带有悬念的“承上启下”，承接上文的悬念，中间设置一个中心情节，最后引出下文的悬念，目的是时刻紧抓听众的注意力，用曲折的情节和意犹未尽的悬念来营造姚斯意义上的“期待视野”，这是口传文学或听说文学的规律使然，而在书面文学的范畴中并不需要如此设置。听的“本质”是声音，而声音的生产与传播时刻与单向流动的线性时间相关联，听过的不重复、未听的不出现是其基本原则。印刷文本则不然，其呈现出索绪尔意义上的“共时性”特征，已读和未读的部分同时存在，读者可以随时打破时间原则来回顾前文或阅读下文。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叙事伦理必然让位于文学文本的叙事伦理，但 海上花列传 依然维持着章回体的结构分布，用带有悬念的“承上启下”的方式进行叙事，而孽海花 则保留了大量元明杂剧的体例，这就导致了故事性与文学性之间的撕裂的发生。从更广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体现了一种被压抑的“艰难的现代”，中国文学在时代转折与叙事变奏的过程中苦苦探寻、不断彷徨，最终预示着一种中国独有的叙事形式的出现。最后是“新体制”与“旧道德”之间的对立，这是第三重对立，也是根本性的对立，而它则与上文所述的文人身份息息相关。包天笑曾对近代以来的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进行过极为恰当的概括:“保存新体制，提倡旧道德。”5 无论是海上花列传，还是其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都存在着或隐或显的旧道德的“劝善”话语，这便与颇具现代意识和现代感受的海派文学产生了差距。在海上花列传 中，凡是描写诸如王莲生与沈小红之类的娼妓与客人间的情感纠纷时，作者就常常借他人之口说出类似“不知好歹”的话语，以此批评沈小红们面对有能力使其“从良”的王莲生们而不加珍惜的行为。海天鸿雪记 也是如此，作者的劝善意图跃然纸上，不时出现诸如“拆姘”“从良”等言说。然而作者们却悬置了沈小红们情感需求的合法性，她们所谓的“不加珍惜”恰恰是对于王莲生们的一种低下卑微的试探与求爱，这本是人之常情，但作者们无意站在妓女的角度考虑问题，更难以理性看待妓女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价值，从而粗暴武断地得出了“不知好歹”的结论并进行所谓“拆姘”。唯有 孽海花 反其道而行之，将妓女赛金花打造成为某种文化英雄，从而以极端反叛的姿态消解了传统的道德规训。我们只能认为，受制于封建时代的认知，韩邦庆等人无法基于民主、平等的现代性理念对十里洋场的现状进行书写，但其尽可能地平视底层人民的行动本身就显示了一种伦理的进步，从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性时的复杂心态与犹疑情绪。以上三重撕裂正是 海上花列传 的叙事伦理症候，也指涉了近代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特征。从文本言语风格到文本结构，从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到文本意识形态根源，这些撕裂与对立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渐变的文学样态。这些撕裂和对立是07文学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阵痛，代表了一种“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它的出现即意味着它本身的消失，因为随着变革逐渐走向彻底，这种症候必然会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如果以詹姆逊式的“民族寓言”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撕裂，那么它们正体现了中国走向现代的艰难路径。这些撕裂不只是文学叙事的现象，更是总体性现实的呈现，它们指向了近代中国全部的人与社会，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二、多重的在场性要素叙事伦理的在场性是我们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主题和意蕴的重要切入点，而从文本内容出发，我们也可以对叙事伦理的在场性特征进行较为准确的认知。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必然在叙事伦理中体现出多重在场，正是“在场”为文学作品的超越性价值提供了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在场并非是一种固定的动作，作者并不一定需要身处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在场”更多地指涉着创作主体的一种本真性的姿态或面向，一种渴望对某种现实进行萨特意义上的“介入”的诉求。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一种最单纯、最基本的状态，任何事物均可以用存在来形容，但是却缺乏明确的特征。“此在”则是一种最现实的状态，主体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完全成为环境中的人。在场则介于二者之间，主体融入了环境且仍然具备着发生超越的可能。归根结底，真正的在场是一种“在而属于”又渴望冲破的状态，这样才能对现实状态进行充分的体悟、反思和超越。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将文学创作和阅读视为一种复杂漫长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其中作者、读者、人物和历史情境是文学生产的重要节点，这与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不谋而合。作者作为文学作品的实际起点，其是否具备在场性的姿态极大地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品质。既然 海上花列传 存在着一种“治史”意图，那么我们可以将其与前代历史题材小说进行一种萨义德式的“对位阅读”。首先，海上花列传 的作者无疑是在场的，其所描写的诸多人物和情节均可在现实中找到原型的存在。韩邦庆流连花丛，其经历可能不及小说中那般精彩动人，但其对妓女、狭客、鸨母等各色人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够在小说中真实可信地反映出许许多多独特的生活细节，产生某种“自然如此”的“拟真”6 效果，并且还能在诸多读者面前发挥“陌生化”功能，能够吸引花场之外的广泛的阅读兴趣。海天鸿雪记 与 海上花列传 相类似，将大量的生活细节以“暴露”的形式予以铺陈，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狭邪心理，但作者本人对于生活的观察与态度则跃然纸上。反观前代历史小说诸如 三国演义 等，在生活细节的描写层面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因为罗贯中等作家本人并未实际在场，他们只能从正史、野史、民间传说等二手材料中剪裁、糅合故事资源，所以其作品中充斥着大量概括性和概念化的叙事，并且只能将视点锁定在主要人物身上，利用故事推演的而非人物实感的逻辑形式铺缀成文，而无法建构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更无力呈现出真实可感、生动具体的生活场面。从这个角度而言，海上花列传 是在场的，而 三国演义 等前代“治史”作品则恰好相反。其次，除了作者的在场之外，叙事伦理中人物的在场性特征也是考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五四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症候就是被描写者(被启蒙者)的缺位。由于启蒙的诉求过于强烈，因此将观念置于观察之前并将农村和农民进行概念化、公式化的表现是自然而然的，其所叙述的人物与事件甚至并不存在。海上花列传 则极大地规避了这个问题，作者的思想观念与现实观察至少是并行的，因此每个人物都是真实在场的，具备各异的形象与性格，有着不同的思想与情感。人物的在场使 海上花列传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观念先行”的伦理症候，还原了一类人甚至一代人的精神风貌与个性面貌。人物的在场与历史情境的在场紧密相连。正如萨特所论，没有人能够脱离历史情境而存在，因为人的意识源于且依赖于情境 7。因此，如果一个人物是真实在场的，那么历史必然随之而在场。只有历史在场的文本才会具备历史价值，同时为其可能存在的超越历史的价值奠基。海上花列传 借助人物、环境与情节等要素如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作品中“馆人”(书中妓女代称)的常客中不17乏买办一类的新兴人群，各种西方元素也时常合理地出现在文本中，例如“东合兴里弄口”与“抛球场”，再从西式的“亨利达洋行”到中式的“明园”，以及黄浦滩与“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的“四马路”8，还包括 海天鸿雪记 中的“吴淞放仔小火轮”“十六铺吴淞码头”和 孽海花 中瓦德西等一众当时真实存在于中国的西方政治人物，而这正是近代历史景观充分在场的体现。此时的市民小说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引进和认可了新的都市文化现象，描写上海的街市之美、夜都会之美和女性之美，这种历史化、在地化的写作使历史本身得以在文本中浮现或再现，在文学与历史现实、社会状况的交互共鸣中声明了一个独特且无法被轻易取替的时代及其存在的合法性价值。最后，近代市民小说的读者始终也是在场的，这是因为在近代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中，读者群对作品的欢迎和接纳程度始终是其重要的考量之一。这一考量在通俗文学的叙事伦理中被一以贯之地延续，后又被高于通俗文学范畴的新感觉派和海派文学所继承和发展。上海曾有关于作家张恨水轶事的记载，言张恨水一日在麻将馆娱乐，门外竟同时出现六家出版社的编辑排队催稿，由此可以窥见近代以来的市民小说受追捧的程度。而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读者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近代以来的市民文学始终面向市民阶层而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市民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成为小说内容的主要来源，而小说又时刻对市民的话语与文化进行引导和编码，二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成为密不可分的共同体。文学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较少地承载梁启超所希冀的政治宣传教化的功能，更多地体现为娱乐消遣的载体和工具，文学的游戏化和商业化气息浓厚，这也是当时上海都市经济基础的生动反映。如此，读者的在场与历史情境的在场也形成了鲜明的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早期市民小说能够做到对于读者喜好的真实面向，但随着这套文学体制的愈发成熟，它便逐渐脱离了读者群，演变为自身的不断回旋和增殖，在反复生产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复刻与戏仿，在一种过度成熟甚至僵化的符号化体制中不断重复自身。对于近代市民小说而言，其叙事伦理中包含多个维度的在场性，因此其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其价值已经溢出了文学文本，而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但是过于重视在场尤其是商业性的在场也导致了其文学价值的失落，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沦为消遣的工具或猎奇的游戏。在场性是超越性的前提，但并非一定会生产出超越性，在场性本身并非是优秀的保证。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只有在场性的文学绝不是优秀的文学，正如王德威所论，“晚清小说最多只能说是中流(middle brow)小说，对了大众的口味，但还够不上 好的 文学的标准”9。三、“摩登”的人与人道主义王德威曾经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命题一经抛出便立刻引发了一系列的热议，因为它打破了我们对于五四进行读解时形成的一些看似坚固的认知，揭示了五四的另一种发生方式和演变形态。之后，王德威再一次抛出了“没有五四，何来晚清”的命题。两组命题相互观照，看似吊诡，实则重申了五四和晚清近代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以福柯和威廉斯意义上“将文献变为遗迹”10 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回溯五四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同时存在着三条介入五四的路径:首先是爱国主义，这是五四时期“救亡”主题的体现，也是如今国家层面意识形态话语所大力宣传和推介的;其次是启蒙，对于民主和科学的推崇，对于理性、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呼唤和塑造，都从属于这一范畴，尤其是鲁迅对于建构“独异个人”的诉求鲜明地印证了启蒙的存在，这是五四最大的功绩，也是最受文化界所认可的路径;最后则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即李欧梵所论述的“摩登”，它涵盖了从晚清市民小说到海派文学的总体谱系和脉络。“摩登”长期以来始终饱受非议，几乎不被主流所认可，但它依然是一个从晚清到五四乃至之后时期中的不可忽视的潮流，因为它与晚清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变革最为相关，同样指涉着对人的发现和阐释。27自上海开埠以来，市民阶层日益壮大，而晚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封锁日渐式微，市民阶层拥有了更大的自由权利，能够更加顺畅地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文化上，一方面，市民阶层厌弃了陈腐的旧式道德说教，又对新兴的新文化思潮进行着有意无意地梳理与接纳，另一方面，市民阶层也渴望以某种符号化的方式建构自身的主体形象和边界，崇尚“阳春白雪”而鄙弃“下里巴人”，试图用消费某种高雅文化的策略营造自身的主体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如此，市民阶层便形成了独特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即重利、务实、享乐，这些特征被李欧梵概括为“摩登”，它在事实层面对市民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施加了重要的影响。海上花列传 便能够深刻地证明这一点。在小说中，尽管旧事物与旧观念依然存在，但传统的“才子佳人”范式被融合了新思想的“都市男女”范式所取代，体现了较多的时尚性与创新性，凸显了“摩登”的特征。与此同时，海天鸿雪记 中的男女不仅听书听戏，也看西洋赛马、尝试西方菜式，孽海花 中赛金花更是拜访德皇，彰显了晚清市民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而离奇的摩登想象。相较于中国传统小说，海上花列传 等作品的这些变革生动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内容。尽管近代以来的市民小说饱受新文学派和左翼作家群的攻击和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到五四的绵延之中，这些小说同样发挥了对人的发现和阐释的功能，同样践行了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求，而它们所负载的“摩登”意识也在历史进程中展现了自己的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它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奏，它实际是之前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11。通过对市民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对“摩登”进行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分解 “摩登”意味着一种包含了平等自由思想的人道主义精神。此处仍以五四时期的小说作为对比的例证。无论是男作家群体对于乡土与农民的关注，还是女作家群体对于家庭与闺房的关注，都存在着一种浓厚的“救世主”心态与情绪。他们的创作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救赎精神，但是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创作主体的人格与创作客体的人格并不平等，叙事者在很大程度上抱有救赎的意愿，也因此自然而然地将被救赎的群体视为愚昧落后的代表。主客体之间不仅缺乏真诚的沟通，甚至连平视都难以做到。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先进的”作家往往并未长期地、真正地接触过文本中的被批判的愚昧落后的群体。以鲁迅为首的乡土小说作家群对于乡土往往只有童年时的模糊记忆，而凌叔华、冯沅君等女作家们则时常将自身有限的经历进行无限地放大。五四同人缺乏对于创作客体的真切了解和体会，缺乏真实可感的经验与记忆，于是导致了观念先行、概念为上的创作症候，这未尝不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故此，一个吊诡的悖论形成了:五四作家群体的思想观念中所标榜的人道主义被其实践特征上的不人道所瓦解，他们似乎是在以一种不人道的姿态和立场进行想象中的人道主义叙事。近代市民小说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着这一症候。尽管过于注重在场性、商业性与娱乐性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但是也建构了一种平视的叙事策略和伦理，所以通俗小说未必不能弥补精英文学的价值缺憾。作家只是以“传奇”的笔法对人物与事件进行平和翔实的描述，而不贸然从宏大政治言说的角度对人物与事件加以道德评价或意识形态批判。作者与读者都专注于文本本身，而非某种形而上的、抽象的“理念”，这与市民阶层开放、务实的“摩登”意识与乐趣心理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尽管人道主义曾在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中长期缺场，但以平等的视点观察、以平和的心态描述、以平常的形象阐释，则是这种新型的“摩登人道主义”话语的内容。这种人道主义话语是隐而不明的，甚至是“想象的共同体”所未能明确意识到的，但是它显然已经进入了市民阶层的无意识层面中，时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观念，并熔铸为一种有别于五四精英文学的道德与伦理基础，开辟了观察人、阐释人的另一种路径，声明了人所应具备的多元价值指向。37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指出，上海的“传奇形象”为通俗文学“馈赠了暧昧的遗产”12。因此，尽管新文学派作家从各种角度批判“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的小说，但却无法完全否定其独特价值之所在。“摩登”的市井使得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与五四的主题并不抵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五四同人的意识形态，弥补了他们思想中的隐秘漏洞。以海上花列传 为首的近代市民小说以迥异的路径发现和阐释人，将人还原为人本身，而不负载过多的思想命题或政治隐喻，不以所谓的“深度”作为书写人、塑造人的目标。正如王尔德所言，“只有浅薄之人才会追求深度”13，而王德威也指出，“现实的深度竟是表面的延伸”14，恰恰因为晚清小说拒绝深度，才得以还原了现实应有的面貌。因此，其叙事伦理中的人道主义特征对于文学的多元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四、结语对于近代以及之后的市民小说而言，很难用准确的词汇对其进行评价，无论是鲁迅的“商的帮忙”还是张爱玲的“市民传奇”都无法概括其全貌，毕竟从精英文学的角度俯瞰通俗文学本身就是不客观的行为，况且这些作品的内涵也难以用通俗或精英来简单界定。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正统”，五四及其后文学始终对近代以来的市民小说嗤之以鼻，而一批保留同情态度的学者又不断试图为其拓宽合法性。但无论批判与支持，市民小说乃至总体性的通俗小说都是文学研究中无法绕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依然在释放独属于其的特征与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生成与释放过程也颇具意义。总而言之，无论通俗还是严肃，文学的价值只能在其内外部环境的共融中才能萃取，而不能凭借某种大而化之的理念来简单粗暴地定夺。晚清文学的历史之所以难以言说，主要在于各种诗学派别和观念的复杂冲突，它们都试图声明自身的合法性，又无法完全取代他者的存在，各自的局限性使得其自身难以成为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能够完全占据优势的统合性力量。因此，我们只能借助晚清以来社会中形成的共识，即“启蒙”与“救亡”，来判断这段历史复杂纠缠的样貌和各种思潮可能存在的价值。因此，尽管近代市民小说的价值一时难以定论，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多种重新进入历史的路径，为我们今天的学术探讨与精神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我们反思精英文学的症候乃至当下社会的症候提供了某些参考。参考文献:1梁启超 梁启超经典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181 2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董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89 3谢桃坊 柳永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 4韩邦庆 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 5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496 6罗兰巴特 批评与真实M 温晋仪，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 7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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