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关系研究.docx

中东欧国家、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东欧七个国家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FDI、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有利于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并不能扩大就业规模，但是FDI对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就业结构中出现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长，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大幅下降的现象。同时在经济增长中，以工作时数衡量的劳动量的贡献率为负，而劳动力结构转变的贡献率为正。关键词中东欧国家FDI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就业问题几乎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目的在于利用中东欧国家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FDI的引进是否会扩大东道国的就业规模?第二，FDI的行业结构如何影响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第三，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技术结构如何变化?第四，如何解决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增长缓慢的矛盾?一、中东欧国家FDI、产出和就业的数据描述(一)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趋势描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初，中东欧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转型衰退”。从1995年开始，这些国家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恢复到转型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1995年到2007年间增长速度均在。这种恢复性增长伴随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对就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就业率增长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当然受改革节奏不同的影响，不同国家具体的失业形势也有很大差异。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在1995年之前失业率已经很高，之后有所下降。捷克的失业率从1996年不到5急速上升至1999年接近10，这主要是受其滞后的经济改革和20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影响所致。波兰和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在90年代初已经在较高的水平上，在90年代末更是升至20，之后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在2005年这两个国家的失业率水平仍然维持在18和16。与各国疲软的就业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95年开始这些国家的GDP特别是经济附加值都经历了大幅增长。对比图1和图2，很显然，就业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增长的轨迹并不吻合，就业增长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就业问题对于中东欧国家仍然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二)FDI、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描述1三次产业的附加值结构转型之后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呈现明显的“去农化”趋势，无论是产出还是就业(见表1和表2)，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都非常有限，并且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07年，在本文所研究的七个中东欧国家中，农业占经济总附加值的比重都低于5。除捷克外，制造业在所有国家中的产出比重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例也低于25。与农业和制造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显着上升，平均占到经济总附加值的60以上。 2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服务业的发展让位于工业和农业，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劳动力从农业和工业向服务业流动。服务业就业比重在所有国家都显着提高，且占比均在60以上。拉脱维亚服务业就业比重最低，为。因此，无论从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来看，中东欧国家都已经进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3FDI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布从产业分布来看，自1997年以来，各国服务业FDI总体呈上升趋势(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除外)，其中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上升速度最快。服务业FDI占各国FDI存量的比重均在40以上，其中匈牙利比例最高，达到8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各国制造业FDI占比呈下降趋势，但是在经济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服务业和制造业FDI之和占这些国家吸引FDI总额的比重在80以上，说明这两大行业之外的其他部门吸引FDI非常有限。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吸引FDI的比重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产出和就业比重并不是十分吻合。二、实证分析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分别用制造业附加值和服务业附加值占社会总附加值的比率变化表示产业结构的变化，而用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率变化表示就业结构的变化。文献中表述就业的指标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用就业人数统计，另一种则是选择社会劳动时数。为了准确衡量社会对劳动的需求，本文采用社会劳动小时数作为就业的衡量指标。FDI、就业和附加值的数据均来源于欧洲统计局和EU klems数据库，所使用的数据为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七个国家1997-2006的面板数据。(一)FDI总规模与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为考察FDI规模变化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建立模型zjyit=tntfitt+eit(1)mjyit=tntfitt+eit(2)sjyittntfit+eit(3)mjyblittntfit+eit(4)sjyblittntfit+eit(5)其中，下标i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tf表示社会总的FDI存量；2jy、mjy、sjy分别表示社会总就业规模取对数、制造业就业规模取对数和服务业就业规模取对数；mjyb1、sjyb1分别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面板数据的分析同时包含了截面因素和时间序列因素，所以参数估计值可能同时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一般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形式。本文利用Hausman检验方法对模型进行判定。利用计量软件stata 对方程(1)到(5)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看，FDI规模的扩大并不能显着扩大社会总就业规模。从行业看，FDI规模每增加1，制造业的就业将显着下降，而服务业的就业规模显着上升。同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FDI规模的扩大能显着降低制造业的就业比率，并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率，两个部门就业比率与FDI的相关系数分别为-和。可见，在中东欧地区，FDI总量的增加与社会总就业规模的扩大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FDI规模的上升的确有利于促使经济社会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就业结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渐下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就业结构的优化与就业增长的停滞是同时存在的。(二)FDI行业结构与就业和生产率为了从行业分布角度分析FDI对就业的影响，我们建立以下模型来进一步区分制造业FDI和服务业FDI对就业结构和就业规模的影响(计量方法同上)：mjyittnmfit+eit(6)mjblit=tnmfit+eit(7)msclittnmfit+eit(8)sjyittnfit+eit(9)sjyblit=tnsfit+eit(10)ssclit=tnsfit+eit(11)其中：mf、sf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FDI规模；mscl、sscl分别表示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小时附加值表示的劳动生产率。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首先，就制造业而言，该行业所吸收的FDI对制造业就业规模有显着负相关关系，该部门FDI每增加1，就业将下降。制造业FDI与制造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也为显着负相关关系，每增加1的制造业FDI，制造业就业占比将下降。同时，制造业FDI对制造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说明FDI的进入对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其次，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就业规模没有显着相关关系。但是，FDI对于该部门的就业比重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有显着的拉动作用，系数分别为和。综合来看，制造业FDI的流入规模扩大不仅降低了制造业的就业比重，而且以更大幅度降低了制造业的绝对就业数量。服务业FDI的增加虽然提高了服务业的就业占比，但对该部门就业绝对规模的变化没有显着影响。两个部门的共同之处在于，FDI的流入能大幅度提高本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三)就业的技术结构变动从上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95-2005年间在中东欧五国中，各国的总劳动时间都呈负增长(匈牙利除外)，特别是从2000年到2005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可见，各国劳动力市场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劳动力的增长始终为正，特别是在2000-2005年间增长得更快，甚至远远高于其附加值的增长。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国家对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需求始终为负，需求增长率维持在-2到-8。这种变化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技术结构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不断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变迁。三、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停滞现象的进一步解释第一，附加值的高速增长主要受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需求的增长却跟不上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结合表6我们可以发现，附加值的高速增长主要受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使得这些国家开始了一个高度发展追赶西欧发达国家的过程。然而需求的增长却跟不上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所以就业率和工作时间都出现缩减(最初匈牙利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但是在2000年到2005年间，匈牙利的工作时间也在缩短)。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由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得总体的经济增长不足以带动就业的增长，这是造成该地区就业增长为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技术结构不匹配现象，且随着经济发展有加剧的趋势。巨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相比较西欧国家的成本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FDI和承接外包业务的发展，这些也集中在制造业的高技术部门。尽管高科技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很快，但是各行业的工资增长速度更快，使得单位劳动成本结构和相对劳动力成本都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中东欧国家的比较成本优势逐渐转移到高技术部门。正是中东欧国家大量的技术工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技师支持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第三，就业增长率高的新兴行业在就业市场中的权重过低，不足以带动社会总体就业水平的提高。从表7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新兴行业，如电子机械、邮政和通讯服务、金融和商业服务在这五个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较高的就业增长。然而，这些行业的就业比率比较低(波兰和匈牙利的电子机械、邮政和通讯行业的就业比率分别是和，波兰和捷克的金融和商业服务行业的就业比率分别是和)。所以，尽管经历了较快的就业增长，这些行业吸纳就业的绝对规模却十分有限。第四，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为负，但劳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总体为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不同产业的重要性是相似的，不同国家的附加值增长率却不尽相同。表7分析了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四个中东欧主要国家各种因素对行业附加值增长率的贡献度。在增长的会计核算框架下，附加值增长率是所有要素投入变化的加总，比如劳动投入由总劳动工时和劳动结构衡量，劳动和资本贡献率之外的部分用多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表7分析了劳动要素投入、工作时数、劳动结构变化以及资本投入对附加值增长率的贡献度。其中，劳动投入的贡献度=工作时数的贡献度+劳动结构贡献度(劳动结构贡献度主要指就业朝着具有更高的边际生产率的行业转移)，也就是说，劳动投入对经济附加值的影响可以分解为总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化和劳动结构的变化两个因素。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了匈牙利外，其他几个国家的就业增长均为负，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劳动要素的投入对于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附加值增长率的贡献都是为负的。捷克和波兰的确是这种情况，在斯洛文尼亚，就业的增长贡献为0，只有在匈牙利就业有一个百分点的贡献。然而不同行业之间又有显着的差别，大多数情况下，高技术行业的劳动投入的贡献都是为正的，比如在电子机械、邮电和通讯行业，服务业中的金融和商业服务行业。在匈牙利，劳动投入数量的变化甚至大于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效应。但是几乎对于所有国家，劳动投入量的指标均为负(匈牙利除外)，而劳动结构的贡献为正。这说明能够实现就业增长和生产率同时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推动劳动力结构的转变，促使劳动力从贡献率低的部门向劳动贡献高的部门转移。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首先，FDI的流入对扩大就业规模并没有显着作用，但是却能够造成就业结构的改变，即增加服务业就业比重，降低制造业就业比重。其次，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与扩大就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第三，就技术结构而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对高技能就业的需求量日益扩大。从对社会附加值的贡献来看，高技术行业的劳动投入贡献也都为正，低技术行业的劳动贡献大多为负。第四，从全社会整体情况来看，劳动投入量对附加值增长的贡献为负，而劳动结构的变化却有为正的贡献。因此，中东欧国家有必要着眼于就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变化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的需求，即进行所谓的“结构性创造就业”。当前我国经济在发展中同样遇到了就业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局面。一方面出现“民工荒”、“技工荒”，另一方面还有大批大学生待业。这种就业结构不平衡的压力日益增加。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然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综合这些因素，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中重新审视外资对我国经济的作用，把利用外资与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本土经济的活力来促进就业。同时，要加强企业调研，加大培养专业技术人员的力度，在长期内，只有通过有效的调整就业结构才能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全社会就业增长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