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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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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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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好制度

过去十几年中, 腐败的一个重灾区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此种腐败, 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持一种肯定态度, 因为, 按照她们的逻辑, 不论用什么方法, 只要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就好, 因为, 私人产权的扩展会推动市场制度的发育。
然而, 这样的推论很可能是轻率的。历史上已经有过非市场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当然不是长期的———的事情。即便是私人企业的存在本身, 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着市场制度。这种说法乍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其实是历史的常态。现代市场制度在英国确立之前, 甚至在此之后的绝大部分国家, 都以私人经济为主体, 但却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制度。
市场是什么
原因在于, 市场并不是一种不无依傍、 自足的资源配置机制。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显然过于技术化了。相反, 市场就其本质而言, 是一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与交换秩序, 它以一整套道德信念和宪政规则为基础。比起其它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来, 它的根本特征是自由, 市场意味着, 任何强制性权力都受到控制, 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愿交易。效率不过是市场的这种正义本质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因为, 市场制度不是配置资源的机制, 而是确保这一机制正常运转的更高层面的整套规则、 程序。
也只有基于这一市场概念, 我们才能够理解, 为什么人们会把市场的现代历史从近代英国算起, 而不是从北宋、 从西班牙算起。而英国率先实现从前市场的经济制度向市场制度的转型, 乃是因为种种偶然因素凑到一起, 使英国人的精神与整个社会规则体系实现了某种跃迁。在这些偶然因素中, 最为重要的是清教与普通法。
关于清教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关系, 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 特别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英国学者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清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但她们的理论主要解释了, 清教如何改变了英国人对待财富、 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 从而使人摆脱中世纪教条的伦理束缚, 无所顾忌地投入到发财致富的活动中。
这一点显然不足以解释, 清教对于作为制度的市场的整套规则体系之形成, 发挥了何种作用? 事实上, 从中世纪中后期起, 特别是经历文艺复兴之后, 欧洲南方拉丁国家的人们已经大致上改变了对财富、 对经营活动、 对利润利息的看法。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也相当快速。因此, 近代初期的意大利各城市、 西班牙、 法国相当富裕。发财致富、 或者追逐利润的精神, 跟市场制度并非一回事。
清教以一种方式成了市场制度的催化剂。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初, 就催生了第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体系及政策方案, 即重商主义, 新兴的国家突破中世纪国家-社会之间的界限, 试图管制经济, 增加王室财政收入。为此, 国王发放专利、 设立垄断, 强征高额关税。英国也不例外, 时为16世纪中后期, 即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大国崛起》电视片似乎把英国崛起归功于这位女王的英明领导。然而, 正是这位女王, 妨碍着市场制度的发育, 因为, 她最乐于出售垄断特权。16 , 英国议会下院就垄断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 就给垄断下了一个十分精当的定义: ”对某种公共物品( 城市的或全国的) 限于由某一人私人使用”。
面对这样的垄断, 纯粹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商人们的本能反应当然是, 经过报出更高价钱, 或者走通高层关系, 让自己也成为垄断者。当代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贿买相关官员的, 经济学家将这视为一种历史必然性。打破垄断尽管合乎商人整体的利益, 但对任何单独一位商人, 其成本都太高了, 那样做太傻, 用经济学家的话说, 太不理性。事实上, 当时, 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等经历过文艺复兴深刻影响的国家的人们, 正是这样想的, 那里成了腐败的乐园———当然, 也就与市场制度无缘。
英国商人与市场制度
可是, 清教伦理却让部分英国人甘愿当傻子。这里不妨引用19世纪杰出历史学家基佐在其《1640年英国革命史》开篇的一段生动描述: ”她是一个基督徒; 她在她自己家里, 在朋友群中, 大胆地探查天赋权力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尘世的权力, 是高超到不容许探查的呢? 她在她的《圣经》里头读上帝的法律; 她因为要服从上帝的法律, 就必须违抗其它法律; 因此, 她必得确定别的法律所应该止步的地方。一个人要晓得一个主人的权力的限度何在, 不久就得要追寻君权的起源: 现在整个英格兰所探查与谈论的, 就是君权的性质及一切权力的性质, 这些权力在古代的限度, 新近是怎样掠夺她人的权利的, 如何才能认它为合法, 以及合法性的来源: 这种探查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 并非出于爱好而是出于需要才这样做的。她们的谈论, 在长期中, 都是秘密进行的, 而且不敢谈论得太深透。可是这些谈论给了她们以更大的自由和勇气, 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这种对君权范围的探查, 当然涉及国王的经济管制, 特别是垄断。诚如韦伯所说, 在清教伦理中, 劳动是人的天职, 其中包括自由地生产和贸易, 而国王授予的垄断权却妨碍每个人承担对上帝的义务。因此, 垄断违反了上帝的律法, 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一个虔诚的信徒是不可购买这种特权的。为了尽自己对上帝的义务, 就必须废除这些垄断。信仰使国王授予的垄断丧失了道德上的正当性, 信仰的力量也给了某些商人以反正确勇气。
同样, 面对国王随意开征的赋税, 具有道德勇气的英格兰人的反应, 不是私下里逃税, 或者贿赂税务官员减免自己的税, 而是公开拒绝纳税, 宁可被送到法庭上。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6 的Bate's Case和1627年的”五骑士案”。
幸运的是, 普通法法院和国会则把垄断、 非法征税, 从道德上的不正当, 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非法。在16 的”垄断案”中, 王座法庭裁定, 垄断权有悖于保护贸易的自由和臣民的自由权的普通法, 也有悖于国会的各项制成法。在1637年财税法庭审理”汉普顿拒付船费案”的法庭上, 她的代理律师称: ”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国王的君权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法律的限制”。
正是这些基于宗教信念的抗争, 逆转了伊丽莎白女王所开启的重商主义, 这种重商主义可能确实未必妨碍英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 但市场制度却不会从这种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