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边疆治理与用人方略——甘...见六胡州与唐蕃和亲问题考释_陈明迪.pdf

2023 年第 1 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 1，2023第 50 卷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Vol 50(总第 266 期)(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General No 266唐边疆治理与用人方略 甘元柬墓志所见六胡州与唐蕃和亲问题考释陈明迪1陆离2(1 山东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摘要甘元柬与裴行俭、武三思及唐中宗有着密切关系，这对他的仕途产生了重大影响。甘元柬墓志提供的信息揭示了调露元年(679)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与六胡州设立之间的因果关系。选任甘元柬等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表明六胡州建置初衷在于强化对突厥降户的控制，以扭转正在恶化的边疆局势，这与 新唐书所述羁縻府州刺史由本部落首领充任有别。六胡州的建置既体现了维持部落组织之“羁縻”特性，也蕴含了羁縻府州向正州演化的因素，但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唐朝政府力图强化对内附民族的控御，六胡州的羁縻属性正在消减，但还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正州。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大事纪年中所载 703 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甘元柬的事迹表明吐蕃的南向战略为武周所遏制，最终于长安三年以甘元柬出使吐蕃为标志，促成了唐蕃关系的缓和，在历经全面对抗之后形成的均势局面下，双方最终实现和亲。关键词甘元柬;六胡州;唐蕃关系;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2023)01-0150-09甘元柬墓志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收录拓本1 19，全唐文补遗第 5辑2 2022、全唐文新编第 4 册载有录文3 2700。与墓志同时出土的还有 唐甘元柬赐食实封敕刻石4 136。甘元柬历经唐高宗、武周、中宗三朝，然两 唐书无传，其事迹散见于 外戚传和 资治通鉴中，程章灿曾撰文对其墓志进行了较为简略的考释，但并未论及甘元柬出使吐蕃等事5 30。甘元柬墓志所涉及的历史信息丰富，但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因而有必要再做一番考释，以求教于学界。一、甘元柬的仕途与社会关系甘元柬父祖官位不显，亦无见于史册。据墓志载，甘元柬“年十八，举茂才”，由此入仕。其后“慨然以功名为志，乃求使西域”，应当是前往西域军将幕府中任职。唐初的征战行动中，统军将领皆开幕府置僚佐，这也成为唐人谋取功名的捷径之一，当时像甘元柬这般“慨然以功名为志”而求使疆场者众多。墓志云“凉州都督裴行俭，英贵之士，见051 收稿日期 20221015 作者简介 陈明迪，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陆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代石刻文献所见唐蕃交往交融史研究”(项目编号:22CMZ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相关民族、人物、事件研究及分年、分类辑注”(项目编号:17ZDA212)的阶段性成果。关于唐代幕府之制，石云涛梳理了唐前期行军幕府体制的演变、幕府僚佐征辟的程序与对象以及幕府僚佐此后的迁转情况，其中便提到唐代士人积极奔赴前线，进入幕府以谋“功效”，可以得到较快的升迁。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379 页。DOI:10.15970/ki.1005-8575.2023.01.011君一谈而奇之”，可知甘元柬当是入裴行俭的幕府。开元年间张说所撰 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对此也有相关记载，碑文云裴行俭有识才之能，提到“其在军麾，择帐下之士，则有张知运、薛讷、阎敬容、甘元暕、裴思谅、王智方、吕休璟、刘元意;引偏裨之将，则有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崔智辩、党金毗、郭待封、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6 4655。其麾下有一名“甘元暕”者，应即甘元柬。碑文所列大都是当时的名将，可见在时人看来甘元柬也是当世人杰。裴行俭乃高宗朝名臣，但考诸两 唐书资治通鉴以及 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等文献，却未有裴行俭担任凉州都督的记载。裴行俭自贞观中释褐，高宗永徽六年(655)经六迁至长安令。其时高宗欲废王皇后而立武氏，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反对废王立武，因此得罪，左迁西州都督长史。麟德二年(665)累拜安西大都护，从“累拜”二字可知裴行俭已在河西、西域一带任职多年。至调露元年(679)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讨东突厥余部，此后主要是统军与东突厥余众交战，至永淳元年(682)病逝7 28012806。裴行俭在河西、西域任职的时间在高宗永徽六年后至调露元年，任凉州都督应在麟德二年官拜安西大都护之前。因此甘元柬求使西域受到裴行俭赏识的时间应该在永徽六年到麟德二年期间。甘元柬入仕受到裴行俭的赏拔，最终成为武三思之亲信。史载唐中宗复位后，武三思“与其所亲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递相引致，干黩时政”7 47354736。据此可知甘元柬乃武三思集团核心成员之一，甘氏之死也与此有关。墓志云“属望思构孽，辛城失亡，怨深击鼓，危甚弄兵。君告归在庭，扶疾赴难，遇害于皇城之内”，所谓“望思构孽”指的是汉武帝时太子刘据发兵诛江充，据宫城一事。刘据兵败身死后，“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8 27432747。墓志以“望思”之典借指李重俊起兵诛武三思事。中宗神龙三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率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左右羽林兵，杀三思及其子崇训于其第，并杀其亲党十余人”7 4736。甘元柬正是死于这场政变。而墓志载甘元柬当时“告归在庭”，本可免于此祸，但生死关头他还是“扶疾赴难”，与武氏“共患难”，也足见他与武三思关系之密切。前文提到甘元柬入仕受到了裴行俭眷顾，甘元柬能够成为武三思的亲信似亦与此有关。裴行俭早年虽然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但此后裴氏家族与武氏政权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裴行俭之妻库狄氏被武则天召入宫中，据其子裴光庭的墓志记载“属太后临朝，中官作乂，母氏晋国太夫人，礼为权夺，道苻国桢，起自帷堂，入闻朝政”9 622。库狄氏颇得武则天重用，得以参预朝政，而裴光庭的妻子正是武三思之女7 2806。因此裴氏家族并未因裴行俭而遭受牵连，反而与武氏政权的核心人物结成了密切关系。甘元柬受裴行俭的拔擢之恩，应当是他能够跻身为武氏亲信的原因之一。综上，可确定甘元柬之仕宦经历大致在唐高宗永徽六年至中宗神龙三年，并与裴行俭、武三思等关系密切，这种亲信关系对甘元柬日后的升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吐蕃崛起和突厥复起，唐之边疆局势日趋严峻，征战不断，这为甘氏建功立业提供了舞台。甘元柬多与突厥和吐蕃相关的政治活动，便是要置于这一时代背景和官僚关系网中来考察。二、甘元柬与六胡州之设立据墓志，甘元柬结束西域之行后，历任雍州参军、洛州垣县县令等职，其后丁父忧去职。恰逢唐朝北疆局势突变，甘元柬被任命为塞州刺史，据墓志记载“时幽猃矫轶，郊垒多虞，天子方旰食思贤是用，起君为塞州刺史”。所谓“幽猃”喻指北部族系，而甘氏任职之塞州乃六胡州之一。结合甘元柬的生活年代和六胡州的地理位置，这里的“幽猃矫轶，郊垒多虞”显然是指突厥，也就是说当时突厥与唐朝发生了战端。这一记载也揭示了突厥问题与六胡州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后文将会论述。151唐代历任凉州刺史、都督，可参见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三编卷 39凉州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465482 页。郁著此处便以 甘元柬墓志之载为据，考订裴行俭于高宗时任凉州都督，但具体年份无考。元和郡县图志 旧唐书 新唐书等史籍对六胡州皆有记载，今引 新唐书地理志宥州宁朔郡条相关内容如下: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679)，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704)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707)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722)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10 974975。以上所记六胡州建置沿革较为清晰，六胡州是唐初为安置突厥降户，于河曲南缘的灵、夏二府间所设，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一带，这部分突厥降户中也包括了大量粟特人。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六胡州始于调露元年，诸书所载略同，但具体何月建置没有明确的记载，同时也均未提及设立的原因。关于六胡州的建置，张广达等曾据洛阳出土安菩墓志中“陆胡州”的记载研究指出六胡州早在贞观年间始置，以安置随东突厥降服而南来的粟特人，而史籍所载之调露元年置六胡州，乃是以唐人取代粟特人首领为刺史的时间，并指出此举是为应对当年的突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唐事件，需要加强对六胡州的控制。周伟洲等则认为 安菩墓志中“陆胡州”的记载可能是后人所加，六胡州的建置还是以史籍所记之始于调露元年较为可信，其原因是为了加强对河南地区突厥降户的控制。结合 甘元柬墓志的相关记载，笔者认为六胡州之设应始于调露元年，而非贞观年间，而且甘氏墓志的记载对六胡州建置的原因给出了明确答案。甘元柬出任塞州刺史乃因突厥与唐朝爆发了战争，前文提到甘氏仕宦经历大致在唐高宗永徽六年至中宗神龙三年，这一时期唐与突厥的关系有较大变动。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败亡后，唐朝分其地为六州，置云中、定襄二都督府。高宗朝继而降服突厥别部车鼻，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以统其地，此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7 51635166。咸亨年间“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7 5168。也就是说自高宗朝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唐朝北方“郊垒无虞”，并且有诸多突厥部落入迁河南地区，这部分突厥降户就是六胡州居民的最初来源。“幽猃矫轶，郊垒多虞”显然不是这一时期发生的。唐高宗调露元年十月北方局势风云突变，单于都护府管内突厥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二部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进而起兵反唐，并得到了漠南突厥二十四羁縻州的响应。唐高宗起初遣萧嗣业率军出击，反为突厥所败。继之以裴行俭统军征讨，此役唐军获胜，奉职被擒，泥熟匐身死。永隆元年(680)，温傅部又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再次反唐，裴行俭率军进讨，旋即平定。但是唐朝统治者采取杀降政策，再次引发了突厥余众的反唐情绪，突厥阿史那骨咄禄于永淳元年(682)重建东突厥汗国，唐朝北疆数十年来的稳定局面全面恶化，由此也引发唐朝边疆军事体制的变革。调露元年突厥二部反唐，得到突厥二十四羁縻州响应，进而进攻定州(治安喜，今河北省定州市)，其后突厥煽动奚、契丹等进攻营州(治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一时间唐北疆陷入动荡，甘氏墓志所谓“幽猃矫轶，郊垒多虞”正是此时的局势。关内道北部灵、夏诸州所在之区域正处于唐与突厥之间，区位因素决定了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而且据前文所引述，灵、夏一带安置了诸多突厥降户，当突厥二部反唐之时，得到北方突厥部众响应，灵、夏诸州的突厥降户难免不受其影响。251相关研究指出六胡州的主要居民为粟特人。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第 7277 页。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第 4142 页。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见前注第 7374 页。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民族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5556 页。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5456 页。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见前注第 4041 页。李丹婕: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第102103 页。东突厥复兴带来的动荡使唐朝在北疆原有的体制遭受冲击，此后唐朝对北疆的控制方式发生转变，唐朝的边疆与军政体制亦因此产生较大变化，相关研究参见李鸿宾:东突厥的复兴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置 兼论唐朝控制北部边地的方式及其转化 ，民族史研究第 1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168147 页。李方:后东突厥汗国复兴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 年第 3期，第 6778 页。甘氏墓志云“幽猃矫轶，郊垒多虞，天子方旰食思贤是用，起君为塞州刺史”，这段记载明确表明突厥二部反唐导致唐朝北方局势动荡，因而唐朝“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将本已南迁的突厥降户再次南迁，设六胡州以稳定局势，同时任命甘元柬等政治上忠诚可靠的唐人为刺史，以确保对六胡州的掌控。灵、夏南境的六胡州这一区域控制着突厥经灵、夏南下进入京畿的要道，同时这一区域的稳定也有助于强化对河北突厥诸多羁縻州的控制。但由于缺少明确的历史记载，此前的研究大都是从时局来推论六胡州的设置与调露元年的突厥二部反唐事件有密切联系。史籍记载六胡州之设在调露元年，周伟洲等学者对此予以肯定，同时也指出由于史料记载不明，因而无法进一步确定在调露元年何月所设。而 甘元柬墓志所提供的信息则明确揭示了调露元年突厥二部反唐事件与设立六胡州、启用唐人为刺史的因果关系。前引甘氏墓志的相关记载显示，其任职塞州刺史是在调露元年十月突厥二部反唐之后，因此六胡州之设应当也在其后。结合甘元柬的经历可进一步明确六胡州之设立与唐人任刺史似乎与裴行俭出征突厥有关。萧嗣业兵败后，调露元年十一月唐高宗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领兵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裴行俭受命出征突厥前，“上宴裴行俭，谓之曰: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乃除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11 65076508。君臣二人宴饮之际，对北方事务和人事安排想必有过交流和谋划。自裴行俭受命征讨突厥，至永淳元年病逝，期间对东突厥的征战一直由裴氏负责。因此，极有可能是裴行俭于调露元年十一月出征前夕，向高宗提议设立六胡州，并以唐人为六胡州刺史，同时举荐其亲信甘元柬。作为曾长期统兵作战、且将开赴突厥前线的将领，裴行俭应当意识到了六胡州区域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唐人为刺史，可强化战备从而稳定北方局势。那么，六胡州的建置极大可能是在调露元年十一月或稍后这段时间，唐军兵败，北疆不稳，突厥兵频频南下，使得唐朝统治者压力倍增，六胡州之设应运而生，北方稳固，突厥便无从南下。在这一背景下，必须选用立场坚定且善于处理边疆事务之人来管理六胡州，“怀夷貉以信，示疆场以威”，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的意义正在于此。甘元柬确实也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墓志记载“既至则杂农战之备，习攻守之机，怀夷貉以信，示疆场以威。由是仁加所临，声振远裔”。前文论及调露元年突厥二部反唐后，突厥降户难免不受其影响，以突厥复起为号召或生反唐之心。设立六胡州，“怀夷貉以信”指的正是安抚六胡州的突厥降户，对突厥降户可能出现的政治动摇予以防范。安抚人心，取信于当地降户，强化其对唐朝之归属感，使得突厥不敢轻易进攻，继而“示疆场以威”，这对稳固北疆起到了积极作用。灵、夏之间的突厥降户此一时期并未出现反唐事件，这应该就是甘元柬等唐人刺史起到了稳定作用。他们在六胡州进行战备建设和安抚诸部，使得裴行俭北征有了稳固的后方。甘元柬到任，便在塞州展开战备建设，这也提示了六胡州建置的特殊性。周伟洲等认为唐朝在六胡州曾推行打散部落的措施，使降户成为唐朝之编民，且由唐人出任刺史，与内地州府相同，即转变为正州。陈海涛认为六胡州的部落形式并未解散，仍为羁縻州属性12 4243。王义康在研究中朝官员出任羁縻府州长官的情况时曾提及甘元柬出任塞州刺史，认为不论是中朝官员还是胡部首领出任六胡州刺史，其性质仍为羁縻州，以中朝官员出任长官意在有效控制和治理羁縻府州13 52。因此，以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是否标志着羁縻州转化为正州仍值得讨论。李丹婕则提出六胡州是介于正州和羁縻州之间的特殊政治区划14 102。结合甘氏墓志中“杂农战之备，习攻守之机”“怀夷貉以信”之类表述，本文倾向李丹婕的观点，认为六胡州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羁351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民族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56 页。李丹婕: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第 103 页。穆渭生: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历史地理考察 ，唐都学刊，2007 年第3 期，第2526 页。朴汉济著，李椿浩译:唐代“六胡州”州城的建置及其运用 “降户”的安置和役使的一个类型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2 辑，第 43 页。周伟洲: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见前注第 59 页。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65 页。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 ，民族研究，2005 年第 6 期，第 7374 页。穆渭生:唐代设置六胡州的历史地理考察，见前注第 24 页。朴汉济著，李椿浩译:唐代“六胡州”州城的建置及其运用 “降户”的安置和役使的一个类型，见前注第 3436 页。縻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杂农战之备，习攻守之机”中所谓“农战”即强调耕战、寓兵于农之意，这是否表明六胡州民众成为唐朝的编民，过上农耕生活?据相关研究，六胡州民众以突厥化粟特人为主体，从事驻牧型畜牧经济活动。突厥降户原本过着游牧生活，而游牧向驻牧的转变，使得这部分降户从逐水草而居逐渐转为定居，成为一支为唐守卫北方、不时被唐朝征发的军事力量，而甘元柬的到来则强化了对降户的军事控御。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为应对契丹的侵扰，就曾“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15 2135，可见六胡州部众被视为“精兵”，这便是六胡州“杂农战之备”的具体含义，即为唐镇守边境、听候军事征发，而这正是作为羁縻部落必须服从唐朝调遣的军事义务16 5659。“夷貉”一类的表述则更说明甘元柬在塞州并未积极推行解散部落的举措，时人仍以“非我族类”视之，即此时塞州等六胡州仍存在以“善战”闻世的胡人部落，也就是说六胡州仍然维持着其部落形态。唐朝羁縻制度的一般原则是维持部落形态，且“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10 1119。但有的羁縻州随着内部的变化或唐朝政治、军事形势变动的需要，由羁縻州升为正州17 53，六胡州的设立便是这一过程的体现。它的特殊性就在于降户保持着以能征善战为特点的部落组织，体现了羁縻属性的同时却以唐人出任长官，降户逐渐转为驻牧型定居生活，这彰显出设立六胡州乃为应对北方动荡局势的初衷，也体现了唐朝对六胡州的特殊关照。李鸿宾指出随着北疆局势的恶化，唐朝的边疆军事体制也逐渐从行军体制向常驻军演变，羁縻府州的属性和管理方式也随之转化。六胡州“存在着羁縻州府向唐朝正州的转化或者由朔方军直接控制的趋势预示着唐廷以军 事 控 御 的 手 段 取 代 行 政 羁 縻 政 策 的 转化”18 4047。应当指出，从羁縻州向正州转变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充满了曲折复杂，六胡州特殊的行政体系正是这一转化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六胡州在以唐人为刺史、维持部落形态的基础上转变为驻牧型的定居生活，这是唐朝力图强化对内附民族的直接控制，以扭转不断恶化的边疆局势而采取的调适性举措，羁縻属性正在转变，但六胡州内部依旧保持着部落形态，因此还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正州。此外，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可考者还有张仁楚。据其墓志载“上元元年，从崔智辩于青海道破吐蕃圣历元年，改授朝议大夫，依州刺史”19 382。张仁楚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出任六胡州之依州刺史。突厥连年进攻，武周时期北方局势依旧不稳定。张仁楚在担任依州刺史之前，曾于崔智辩麾下效力，长期在西域、陇右统兵，而崔智辩正是裴行俭所拔擢之名将。此时裴行俭早已过世，不能说张仁楚出任依州刺史也是裴行俭推荐，但至少从甘元柬和张仁楚的经历可以看到，六胡州唐人刺史的选任以有边疆征战经历之人最为合适，这也正彰显了唐朝政府对六胡州的军事控御意图。综上，甘元柬的任职经历揭示了六胡州设立于调露元年十一月裴行俭出征之际，设立六胡州以及唐人任刺史的目的在于强化对突厥降户的控制，稳定灵、夏诸州的局势。这与 新唐书所述羁縻府州刺史由本部落首领充任有别，六胡州或许是考察羁縻府州动态演变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六胡州的建置在体现维持部落组织之“羁縻”特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羁縻”的另一层内涵，即唐朝自身的安全需求和对边疆部族的“控御”意图。六胡州是唐朝北疆防线上的关键一环，而北疆防线又是屏障唐朝关中核心区的关键一环。在北疆局势日趋严峻之时，唐朝政府的安全需求逐渐超越了“羁縻”需求，此后唐朝北疆军政体制的一系列变革由此引发。因此作为羁縻州的六胡州也就逐渐脱离“羁縻”序列而逐渐被纳入唐朝的北疆防线之中，最终为朔方军直接控制，即制度演变是为了适应需求与局势451王义康:六胡州的变迁与六州胡的种族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 4 辑，第 153156 页。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第 102104 页。相关研究表明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仍以部落形式为基础，并且鞍马从戎、英勇善战，并非属于唐朝之编民。参见王义康:六胡州的变迁与六州胡的种族，见前注第 153156 页。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 年第 5 期，第 43 页。随着东突厥复兴，唐朝北疆局势严峻，唐朝、突厥的力量对比和对峙格局促使唐朝政府改变北疆的防御体系，从对北方部族的羁縻抚慰转向了直接控御。相关研究参见李鸿宾:东突厥的复兴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置 兼论唐朝控制北部边地的方式及其转化 ，民族史研究第 1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第 147168 页。的变化，甘元柬墓志中的历史信息为研究这一变化提供了新的例证。三、甘元柬与唐蕃关系的转变据墓志，甘元柬结束塞州刺史之任后升为长安令，随后出为凤州刺史，领兵入川作战。“是岁，湟中杂种诱訹西南夷，蜂合蚁聚，将陷賨蜀，朝廷骇焉，乃命君持节攘遏，以便宜从事。”“湟中杂种”当系吐蕃，汉文史籍认为吐蕃部族“本西羌属 散处河、湟、江、岷间”10 6070，而且志文后有“赞府请和”之语，“赞府”即吐蕃君长“赞普”。此时吐蕃联合“西南夷”进攻川蜀。而所谓“西南夷”应该是紧邻川蜀的西洱河诸族等西南部族势力。甘元柬统兵入川作战，显然应在调露元年之后。吐蕃自弃宗弄赞(松赞干布)以来先后征服高原部族，逐渐展开对外扩张。唐高宗时唐蕃之间的摩擦日渐频繁，双方和战不断，到武周时期战事愈演愈烈。双方在西南地区也展开了持续多年的竞争，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吐蕃便在西南地区展开对唐的攻势20 5859。史载高宗永隆元年(680)“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诸蛮皆降于吐蕃”11 6511。这表明永隆元年前后，吐蕃在西南地区形成相当大的势力，在西山诸羌和西洱河诸族纷纷依附吐蕃的局势下，吐蕃得以与西南部族势力联合频频进攻川蜀。甘元柬墓志中的唐蕃战事便是唐军为反击吐蕃而采取的行动。墓志记载“寻而赞府请和，复以君为和亲使。君衔命绝域，受词适变，临机响应，思若有神”。吐蕃请和，战事结束，甘元柬出使吐蕃。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甘元柬“和亲使”的官方身份，翻检汉文史籍对甘元柬这次出使并无记载。前文提到程章灿曾撰文对墓志进行了考释，但并未论及甘元柬出使吐蕃等事。甘元柬在世期间，唐蕃仅有两次和亲，即贞观时期文成公主入蕃和中宗神龙三年(707)金城公主入蕃。但吐蕃遣使请婚却有多次，分别是显庆三年(658)11 6424、调 露 元 年(679)11 6508、长 安 三 年(703)11 6678和神龙三年(707)11 6727。甘元柬领兵击退吐蕃在调露元年后，那么甘元柬出使交涉和亲事宜，只能是长安三年或神龙三年。唐甘元柬赐食实封敕刻石记载甘氏“早申攀附，潜翊宫闱，外辑强蕃，内安储位。遐登险阻，频冒风霜，岁月遽淹，松筠益茂。遂使葱岩效款，湟渚澄波，虽赞普云亡，而宏勋不昧神龙元年十一月十六日”4 136。诏书于神龙元年(705)颁行，论及甘元柬功绩时提到其“外辑强蕃”，可知其出使在神龙元年之前。因此甘元柬作为和亲使前往吐蕃当在武周长安三年。史载长安二年(702)“吐蕃遣其臣论弥萨来求和”11 6676，长安三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金二千两以求婚”11 6678。这与墓志“寻而赞府请和”的记载相符，甘元柬出使吐蕃当系对长安二年以来吐蕃遣使讲和求亲的回应，也表明武周方面同意了吐蕃提出的和亲请求，因此甘元柬以“和亲使”身份前往吐蕃。藏文史籍对此也有相关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大事纪年中记载:“兔年(武后长安三年)，赞普(btsan po)驻于 岭(gling)之 倭儿甲(vol byag)。唐廷使者甘卿(kamkeng)前来致礼”。武周长安三年(703)曾有一位唐廷使者 甘卿(kam keng)出使吐蕃，而此人具体姓名在此前的研究中从未明确。结合墓志的记载来看，这位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藏文 kam 正好对音为“甘”，keng 则可对音为“柬”，敦煌汉藏对音资料“间”的对音为 ken21 25，发音与 keng 相近，大事纪年中的 kam keng 即甘元柬。通过汉藏文献的记载可知长安三年吐蕃曾遣使请婚，而甘元柬正是作为“和亲使”前往吐蕃交涉。551唐高宗至武周时期唐蕃关系的发展可参见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年，第 3435 页。林冠群:玉帛干戈:唐蕃关系史研究，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第 186218 页。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 s First History，Wien2009，p 102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8、92 页;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5、46、101 页。唐蕃之间的使者往来，学界根据汉藏史料的记载，已有较多辑录和研究成果。可参见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 ，中国藏学，1990 年第 2 期，第 150156 页。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续)，中国藏学，1990 年第 3 期，第 120135 页。但均未注意到武后长安三年甘卿这次出使吐蕃。王尧、陈践、黄布凡、马德、Brandon Dotson 在文书考释中并未明确指出 kam keng 究竟为何人;田海鹰在其博士论文中论及唐蕃交聘使者曾提及 大事纪年所载之甘卿(景)，但也未明确甘卿与甘元柬之关系，参见田海鹰:唐蕃使者交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此时 的 吐 蕃 赞 普 是 赤 都 松(khri vdussrong)，即都松芒布杰(vdus srong mang po rje)，在位时间为 676704 年。岭(gling)地，王尧、陈践先生认为是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sna dkar rtse)县境内22 69，该地与吐蕃都城逻些相邻，甘元柬在岭地之倭儿甲(vol byag)见到了赞普赤都松，通过此次会谈，唐蕃之间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据前引 敕刻石载甘元柬出使吐蕃返朝后“赞普云亡”，接见他的吐蕃赞普赤都松(khri vdus srong)不久便去世了。据 大事纪年载长安三年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致礼后，“龙年(武后长安四年，704 年)冬，赞普牙帐赴蛮地，薨”22 92，汉文史料中也有类似记载“吐蕃南境诸部皆叛，赞普器弩悉弄自将讨之，卒于军中”11 6685。器弩悉弄即赤都松(khri vdus srong)，据此亦可佐证 大事纪年所载之唐使甘卿(kam keng)就是甘元柬。长安三年甘元柬出使吐蕃一事在传世汉文史料中失载，但在甘氏墓志和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大事纪年中得以保存，可惜的是赤都松突然去世，此次唐蕃和亲并未实现。明确了甘元柬于长安三年出使吐蕃，那么墓志记载的西南战事当在此前不久。武周长安前后，正是双方关系由激烈对抗转向缓和的时期。林冠群指出随着武周时期对吐蕃采取更多主动出击的举措，在河西、陇右、西域加强战备，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23 2223。吐蕃北出、东进战略均被武周的反击遏制。而此时吐蕃政局也出现动荡，武周圣历元年(698)，吐蕃君臣内斗，论钦陵自杀，赤都松一举铲除专政多年的噶尔家族，亲掌吐蕃大权。相关研究认为此后吐蕃对外战略出现转变，即扩张的战略重心转为南向，向川滇一带发展24 5253，甘元柬墓志所载吐蕃联合西南部族势力发动的战事正是吐蕃南向战略的体现。此外，据新出 元释墓志载“属吐蕃兴虿，姚嶲(巂)非图。弃笔从戎，坐筹帷幄余凶未殄，再策遐边，长安元年卒于南半(畔)”25 491，姚、巂地区正在西南川滇境内。墓志明确提到“吐蕃兴虿”，即吐蕃在西南地区发起攻势，志主元释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前线，这与 甘元柬墓志所载西南战事时间相近。这便为研究吐蕃南向战略提供了新的例证。而甘元柬、元释领兵在西南地区反击吐蕃并取得成效表明吐蕃的南向战略在武周时期也遭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在遭到武周的全方位遏制后，加之连年征战致使国力受损，政局出现动荡，吐蕃逐渐从强硬姿态转而与武周讲和，此时的武周也受制于北境突厥、契丹部众的侵扰。前文突厥二部叛乱引发的动荡日趋激烈，在骨咄禄和默啜带领下突厥连年发起进攻。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据营州起事11 66216622。武周用兵重心渐倾北境，此时与吐蕃的战事也是互有胜负。在此背景下，双方均有意调整全面对抗的政策以缓和双方关系，从而抽身去应付各自出现的新问题，因此达成和亲之议，这是双方在相对均势局面下做出的选择。那么武周方面为何任命甘元柬为和亲使出使吐蕃?甘元柬的任职经历使其深谙边事，他在凤州刺史任上率军击退了吐蕃的进攻，对吐蕃的情况应较为熟悉，此其一。前文论及甘元柬乃武三思的亲信，武周时期武氏子弟如武承嗣、武三思等封王拜相，把持朝政，当时宰执也多与之交结。而代表武周出使吐蕃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人选尤须谨慎。甘元柬作为武三思的亲信，接近武氏政权的核心决策圈，能够灵活把握武周政策走向，以便与吐蕃交涉，此其二。“外辑强蕃遂使葱岩效款，湟渚澄波”说明甘元柬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墓志载甘元柬自吐蕃返朝后出任鸿胪卿，神龙政变后中宗复位，武三思仍旧把控朝政，“与其所亲兵部尚书宗楚客、将作大匠宗晋卿、太府卿纪处讷、鸿胪卿甘元柬递相引致，干黩时政。”所谓“干黩时政”即表明甘元柬在朝政上享有较高的话语权，而鸿胪卿正是负责处理外蕃事务的机构，此一时期唐蕃关系的走向或多或少会受到甘元柬的影响。甘元柬出使后，唐蕃关系进入蜜月期。新唐书吐蕃传载“孝和皇帝(唐中宗)尝赐盟，是时唐宰相豆卢钦望、魏元忠、李峤、纪处讷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10 60826083。神龙二年(706)双方实现首次会盟，均派出高层官员参加，继之实现第二次和亲。唐中宗时期，唐蕃双方大体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这与双方战略转变和均势相持有关，也与甘元柬居中调和651密不可分。甘元柬与唐中宗关系匪浅，甘氏“早申攀附，潜翊宫闱，外辑强蕃，内安储位”，说明唐中宗尚为太子时，甘元柬已经向其靠拢，并为稳固唐中宗的地位做出很大贡献，可以说是中宗亲信之一。甘元柬亲历过唐蕃战事且曾出使吐蕃，成为唐朝高层决策圈中对吐蕃情况较为熟悉的官员之一，加之甘氏与皇帝的亲信关系，想必甘元柬会对唐中宗时期唐蕃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武周长安三年甘元柬以和亲使前往吐蕃，通过互访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和亲意向，可惜的是因双方政局的变动致使和亲没有实现。而唐中宗神龙二年唐蕃首次盟会的实现和神龙三年金城公主入蕃和亲，此后一段时期唐蕃之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可以看出这正是武周后期以来双方关系缓和的延续。而这种延续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人物的调处实现的，经历过战争的双方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均势局面，执政者也意识到保持关系缓和对双方的意义，甘元柬作为两个时期的亲历者，曾促成武周后期双方和议的达成，那么唐中宗时期唐蕃和亲的实现，甘元柬想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结语甘元柬墓志揭示了甘氏与裴行俭、武三思及唐中宗的亲信关系，而这也极大地改变了甘元柬的政治命运。甘氏墓志的记载揭示了突厥问题与六胡州设立之间的因果联系，即六胡州的设立正是唐朝为应对突厥复起而采取的举措。而选任甘元柬等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表明了唐朝设立六胡州的初衷在于强化对突厥降户的控制，以稳定北方局势，这体现了在特殊背景下建立六胡州的意义。以唐人任羁縻州刺史，似乎有悖于唐朝的羁縻制度，然而这恰恰表明了唐朝政治、军事体制在面对现实状况时的灵活与调适，但变化的动因却未背离羁縻制度的初衷，即力图稳固、强化唐王朝对边疆地带的控制。甘元柬正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大事纪年中所记之长安三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唐蕃关系在长安三年后呈现出缓和趋势，直至唐中宗神龙年间唐蕃实现会盟和亲，这种变化是在武周时期对吐蕃采取全方位遏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即双方在此时期历经全面对抗后形成均势局面。而甘元柬出使吐蕃则起到了沟通的积极效果，使得双方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最终达成和亲之议。由于甘元柬与武三思、唐中宗之间的亲信关系，加之甘元柬对吐蕃方面的熟悉，他对促成中宗时期唐蕃关系的持续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参 考 文 献1 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 15 册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2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 5 辑 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3 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 4 册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4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5 程章灿唐代墓志丛考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4):29336 李昉文苑英华 M 北京:中华书局，19667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8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9 赵文成，赵君平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 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10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司马光资治通鉴 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12 陈海涛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始末 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5):4044 13 王义康唐代中央派员出任蕃州官员吏员考 J 史学集刊，2015(6):5159 14 李丹婕唐代六胡州研究述评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6 15 董诰全唐文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751 17 樊文礼唐代羁縻府州的南北差异 J 唐史论丛:第十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4865 18 李鸿宾羁縻府州与唐朝朔方军的设立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4047 19 吴钢全唐文补遗:第 2 辑 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20 陈明迪，陆离 元释墓志 与吐蕃入滇 J 藏学学刊:第二十二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5364 21 周季文，谢后芳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2 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3 林冠群武则天时期李唐反击吐蕃之探讨 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2130 24 张云，林冠群西藏通史:吐蕃卷 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 25 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Borderland Governance and Employment Strategy in Tang Dynasty:Investigation and Explanation on Liuhuzhou and the TangTuboPeace-making Marriage Issue Appeared in Gan Yuanjian EpitaphCHEN Ming-di1LU Li2(1 School of Marxism，Shandong Indust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