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_张宏志.pdf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3 年第 1 期透过国际热点问题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与势张宏志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热点问题的集中爆发是深层次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时代大潮对现实世界的冲击，但时与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应时乘势决定国家兴衰成败。中国始终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应对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持续外溢带来的冲击和西方霸权主义的遏制，中国坚持以大历史观观察世界，洞察大势、把握危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前进。历史的逻辑将会证明霸权主义者的新冷战图谋必然失败。关 键 词世界变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新冷战近年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以来看似固化的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正在由混沌逐步走向清晰，透过过渡时期的迷雾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是每个国家争取历史主动、掌握自身命运的关键。习近平曾多次指出，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全面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国际风云变幻取得的重大胜利。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并有效应对了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在这些风险和挑战中，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际热点问题显然居于突出地位，对世界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疫情和冲突的持续，国际局势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国际反华、反共势力强势抬头，新的冷战甚嚣尘上，鼓吹意识形态斗争、阵营对抗、集团政治、经济“脱钩”、科技壁垒等论调不绝于耳。世界发展趋势是否会因此逆转，时与势是否始终在我们一边，31参见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29、164、321 页。DOI:10.16502/ki.11-3404/d.2023.01.008引起了国内外很多人的疑虑。如何看待当今世界上的时与势，始终保持中国的历史主动地位，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分析当前国际热点问题，从中把握其内在发展变化的规律。一、新时代的轮廓正在国际热点问题的集中爆发中逐步显现看似相对独立的国际热点问题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向世界大变局及由此而引发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之争日益显现。正确认识这些热点问题造成的深远影响，必须对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时代变化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剖析。(一)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世界正在加速分化，长期存在的深层矛盾将要突破旧有的藩篱21 世纪刚刚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不期而至。这场疫情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危害之烈，世所罕见，宛如爆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这是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第一场伴随着全球人员流动而迅速传遍到世界各地的大流行病，其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大大加剧了疫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热议的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之争。疫情虽然是一场难以预判的自然灾害，但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疫情提出的挑战，则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面临的一大考验。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之上，我们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全球大流行验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唯一正确道路，霸权主义的世界体系终将被历史淘汰。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习近平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这段话抓住了全球疫情防控的要害，也指明了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然而，面对人类的共同考验，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却荒腔走板，表现得极为失格、失态。当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出现时，西方政界和媒体的某些言论不仅没有对危及人类生命的自然灾害表现出应有的悲悯之情，反而幸灾乐祸地认为动摇中国社会制度、阻断中华民族复兴乃至整个亚洲崛起的机会已经到来，大肆宣扬所谓“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进而鼓吹各国与中国“脱钩”，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种表现不仅完全背离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传统，也暴露出其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愚顽无知。然而，疫情的发展却像一出悬疑大剧，没有按照某些人的既定思维推进，反而出现了惊天逆转，在中国已经成功控制疫情之际，疫情又横扫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使得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遭受了重大生命损失和经济冲击。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受到的生命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同身受，给予了受疫情波及国家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而西方有些政治势力至此仍不作自我检讨，不谋合作抗疫，反而将疫情归咎于全球化，互不相顾、以邻为壑，心心念念于地缘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而抹黑他国。在中国近期随着疫情变化而优化防疫政策之后，西方一些政治势力选择性地遗忘了自身的惨痛教训，抓住中国放宽防疫限制后出现的疫情正常反弹大做文章，试图改变全球抗疫叙事，再次抹黑中国。这又一次暴露了西方霸权主义者在防疫问题上的政治化、工具化和双重标准。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一挑战只能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到解决。全球化本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成果，但却因为动摇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引起了西方右翼保守势力的仇恨和敌视。在这一势力操弄下的民粹主义者抓住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煽动民粹主义、鼓吹仇恨、宣扬封闭倒退，试图扭转历史发展潮流。在此背景下，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被右翼保守势力借题发挥，被用做去全球化的口实和打压他国的政治武器。但是，历史是无法倒退的，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全球化进程中暴露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治41本期特稿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载于 2020 年 3 月13 日 人民日报。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滞后造成的，只能在前进中寻求解决办法。疫情的传播是没有国界的，既不区分国别、种族，也不分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威胁全人类的安全，同时也严重冲击了全球化时代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各国经济，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一切打破了任何种族、文化和发展水平上的优越感，完美诠释了当今世界全人类命运已经连为一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社会发展进步无法回避的客观需求。任何留恋逝去的特权地位、抱着高人一等自我感觉不放的心态，都不过是没落贵族的帝国旧梦。这场遍及全球的大流行病进一步印证了加强国际协作的必要性。历史曾经证明，中世纪的封建堡垒挡不住欧洲“黑死病”的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堑隔不开“大流感”的流行，而 20 世纪后半叶冷战环境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合作却在全世界消灭了“天花”。这一切充分表明，面对人类的共同灾难，闭关自保是不可取的。简单的边界封锁并不能阻挡疫情的传播，各国携手合作、相互支援、联防联控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最有效方式。此次疫情暴发之初，国际协作的缺失和混乱可能被一些人用做反对全球化的论据，但国际协作的客观需求是无法否认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唯一正确道路，逆全球化的“脱钩断链”是没有前途的。霸权主义的国际体系终将被历史淘汰。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将会有更多的人从这次抗疫的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国际协作的重要性，进而增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从更高远、更广阔的视角看，全球化进程不会终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越来越成为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强烈呼声，并将由此催生更加平衡、普惠的新一轮全球化。第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凸显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全球治理困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争将成为世界矛盾的斗争焦点。新冠疫情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政治上、思想上如此强烈的震荡，除疫情本身的广度和烈度之外，还与这次疫情暴发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密切相关。从某个角度来看，疫情恰恰折射了这场变局的方方面面。与暴发于 100 多年前的世界范围的大流感相比，虽然此次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尚不及前者，但其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却不可同日而语，这固然是因为人类社会进步使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远胜于昔，更是由于疫情暴发的时代背景迥然不同。100 多年前的大流感爆发于世界大战之时，虽借战争传播于世界，也被战争的历史大剧掩盖了影响，所处环境和造成的震动与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今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两场疫情背景最大的不同，是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关头。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相互叠加，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100 多年前的世界大流感爆发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结束，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正趋于稳固，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尚不足以动摇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获得独立。而今天，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西方世界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新兴力量的崛起，推动了国际组织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并将最终彻底改变近代世界少数列强决定人类命运的历史。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诞生并逐步取代了西方七国集团便已充分证明了这一发展趋势，而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引发的国际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助推这一趋势。这必将促使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新的变化。新冠疫情波及全球，西方国家的抗疫不力，特别是某些传统大国放弃责任的行为，充分暴露出西方大国主导下的旧有全球治理体系已无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全球治理格局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大国力量的相对衰弱和治理能力的颟顸落伍。西方某些政治人物的“甩锅”行为恰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说近代历史上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能对自身失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表现出某种现实主义精神和自我修复能力，那么眼下这种拒不认错和诿过卸责的行为，则是一种无法面对失败的虚弱和恐惧，一种勉力支撑坍塌中优越感的“精神胜利”，一种恼羞成怒、丧心病狂的反扑，这恰是它们走向腐朽衰败的征兆。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上的任何没落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会竭力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场重大的斗争，全球治理体系51本期特稿变革之争可能进一步加剧。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施单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维持大国霸权，将成为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第三，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再一次证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将进一步推动苏东剧变后的世界思潮和运动向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苏东剧变，使得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西方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妄言“历史已经终结”，试图在全世界消灭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种胜利幻想的陶醉之中，西方金融资本无序膨胀，最终引发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胜利之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灭。在国际金融危机十多年之后，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重创了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傲慢与偏见的误导下，许多坐拥优质医疗资源的国家在疫情面前手足无措、进退失据，一些自诩“人权判官”的国家却无力维护国民的基本生命权，这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制度优越性的“神话”。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中国在首先面临新冠病毒突然袭击的紧要关头，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政治理念，凭借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举国动员能力，发挥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体制机制的优势，弘扬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顶住了病毒突袭的“闪电战”，在全世界率先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以自身的重大牺牲为全球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同时，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防疫物资和抗疫经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形象，与西方一些国家的自私自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必然会引发世界各国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同时也将刺激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进一步加剧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对抗。众多西方国家抗疫不力，绝不仅仅是少数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就其本质而言，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政治模式已不能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其缺陷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消除人类贫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时已充分暴露。虽然这次疫情引发的长期后果还在持续发展，但就现有表现来看，西方世界勤于救市、疏于救人，在应对社会问题方面，显然不如应对经济风波那样娴熟。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无法驾驭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建立在这一生产方式之上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越来越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共同需求相背离。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曾经预言，资本主义推动的社会化大生产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创造物质条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或将加速这一预言的实现。未来的社会变革不一定像火山爆发那样迅猛，更有可能像滴水穿石那样潜移默化，但推动变革的能量已在逐步积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终将到来。(二)俄乌冲突不会扭转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反而会加快其发展进程2022 年初，俄乌军事冲突骤然爆发。虽然冲突在发生之前已有征兆，但其规模、烈度和持续时间还是超出世人预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无视俄罗斯的红线，坚持在乌克兰入约问题上危险玩火;继而在引燃大火之后置身隔离带外火上浇油，牺牲乌克兰，将其当做烧灼俄罗斯的火场。这场冲突使乌克兰民众成为最大受害者，并将殃及全世界。这场发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演进之际的热战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冲击，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影响最大的国际事件，甚至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对此兴奋莫名，认为这场冲突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西方世界可以借此重振霸权地位。对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看法。第一，深究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仍是百年变局引发的全球治理赤字。俄乌冲突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经纬。其中既有苏联解体引发的历史余震，又有现实国际关系中的斗争博弈，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的全球治理赤字。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化浪潮迅猛来临，新兴国家力量逐步崛起，推动世界格局不断演变。随着世界力量发生深刻变化，长期被西方霸权所垄断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严重背离了国际现实和时代需求。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一统天下的梦想走向破灭，创新全球治理体61本期特稿系的必要性充分显现，而霸权主义者不谋反思自身错误、改革过时的全球治理体系，反而不断倒行逆施，竭力在国际关系中鼓吹保护主义和大国竞争，挑动意识形态冲突，分裂国际社会，制造集团对抗，试图将世界拉回到冷战时期，固化旧有世界格局，打压可能的竞争对手，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这种重温历史旧梦的幻想与世界发展趋势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世界格局变化与全球治理现实之间的落差不断扩大。单极化的世界权力结构、“小圈子”决策的国际金融体制、追求单方面绝对安全的军事同盟体系、单一价值判断的西方话语霸权造成了全球治理困境，严重阻碍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特别是霸权主义者无止境地扩大或新建军事同盟体系的行为，严重威胁他国安全，最终必然导致激烈对抗。俄乌冲突就是这一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事实再次证明，旧的世界霸权及其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未来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第二，俄乌冲突将极大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并将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俄乌冲突极大地冲击了整个世界，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二战之后的历次局部战争。这场冲突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震动，是由于其爆发的时间、地点和参与方以及战略目标均为过去的局部战争所未见。首先，从时间点来看，这次冲突爆发于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的交织阶段，世界已经在发生深刻变革，这场冲突打破了旧有国际关系的僵化外壳，必将会为变革加油助力，使其由暗火焖烧转为燎原烈焰。其次，从地点来看，这次冲突爆发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大陆，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主战场的欧洲，触发了世界主要大国最根本的利益和最敏感的神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各方反应极其强烈。再次，从参与方来看，这次冲突将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核大国卷入其中，双方距兵戎相见只一步之遥，整个西方世界也一并牵涉其中，突破了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禁忌。原有的斗争界限和妥协模式已被冲破，如何善后尚无先例可循。最后，从参与方的战略目的及投入的政治成本来看，参与双方的战略目标之高、投入成本之大也为史上罕见，乌克兰全境已沦为战场，俄罗斯在安全领域被逼到墙角后拼上国家前途命运绝地反击，美国和北约作为实际上的参与方也押上了自身的霸主地位和联盟信誉，这使得双方妥协的难度大大增加;军事冲突最终或能以和谈结束，但冲突及其引发的国际紧张关系有长期化的趋势，并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冷战以来国际关系的一系列思维定式均被突破，世界之舟将驶入一条未知航道。现在俄乌冲突仍在进行之中，对未来的影响尚难定论，但有两种倾向已很明显。一是西方霸权主义者试图借此重振军事同盟，推动世界向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集团化方向转变，并企图占据所谓道德高地，将全世界绑上自己的战车。二是广大亚非拉国家，甚至美国的部分盟友，看穿了霸权主义者挑动冲突而又让他人火中取栗的真实面目，努力与其保持距离。这些国家无疑是反对战争的，也绝不愿成为大国棋子，与冷战时期相比，其自主意愿和能力已大大增强。即使是当下空前一致的西方阵营内部，随着时间的延伸和情绪的沉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认识到这场冲突的爆发不是必然的，而是由西方一系列错误政策促成的，美国和欧盟在投入的成本与获取的收益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将在欧洲进一步催生战略自主的声音。这一切表明，俄乌冲突必将引发世界各国间新的分化组合，加速世界变局的演进过程。第三，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局势变化不会根本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衰退的历史趋势，甚至可能加快其进程。2021 年，当美军撤出阿富汗时，世上许多人轻言西方已完全衰败。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又有许多人震撼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操控世界经济的能量，认为它们能够借此迅速走向复兴，甚至认为美国将重演越南战争失败后赢得冷战“胜利”的逆袭时刻。然而，简单看衰或看涨西方力量，都是对历史趋势的浅见和短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历史发展趋势，而这两大趋势没有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其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世界经济重心正在由大西洋两岸向亚太地区转移，西方实力的相对下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西方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强，独霸世界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71本期特稿其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疲态已露，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资本的无序和无度扩张、经济呈现泡沫化倾向、基础制造业衰退、科技竞争力下降、贫富分化加剧、政治极化现象抬头、社会共识减弱，这一切表明，二战后西方世界借助新科技革命赢得的发展优势已逐步耗尽，垄断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开始充分暴露，各种矛盾正在不断积累，且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作为几百年来一直占据优势的西方世界，其衰退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衰退中的庞然大物虽然在外界刺激下也会爆发出惊人力量，但其下滑的趋势已成定局，巅峰时刻不会再现。当今时代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喀布尔时刻”的美国已不是“西贡时刻”的美国，更不是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自我更新已然力不从心、时不再来。从美国特朗普政府混乱的内政外交到英国自外于欧洲联合，从西方抗疫的集体失败到中东“改造”的“始乱终弃”，这一切都只是西方整体衰退的外在表现，反映了其难解的深层次矛盾。美国和西方的真正敌人是其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以意识形态斗争绑架经济发展，以泛化安全威胁扭曲供求关系是违背客观规律之举。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搞集团对抗缺少有力的经济支撑，依赖政治胁迫而缺乏经济补偿，大炮多于黄油、胡萝卜少于大棒，最终势必难以持久。西方霸权主义者越是卖力地分化世界，越是引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警觉，不愿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在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尚且出现了不结盟运动，在发展中国家逐步壮大、西方控制力下降的今天，强迫选边站队、复制冷战模式更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在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自身的重新定位，一些国家借俄乌冲突之机突破二战以来的禁忌和束缚，追求新的国际地位，国家间关系也会出现新的纵横捭阖。这些都将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意识形态斗争、集团对抗重振自身优势的幻想最终破灭，当下由俄乌冲突刺激产生的这种振奋将会成为一场回光返照的瞬间烟花。美国作为俄乌冲突事实上的最大获益者，如果不知节制，用力过猛，反过来还可能助推世界变局和自身衰弱的发展速度。综上所述，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集中爆发是深层次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时代大潮对现实世界的冲击。这些热点问题虽然激化了国际局势，但并未改变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反而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进程，也增加了大变局中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新时代的轮廓正在逐步显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应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趋势，提高历史主动性，满怀信心去争取光辉的未来。二、美国新冷战图谋必然失败的历史逻辑随着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持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也进一步强化。这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当前世界面临的紧迫需求背道而驰，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从背后的深层原因看却完全符合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思维逻辑。西方战略思维中盛行多米诺骨牌理论，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看待复杂的世界，不承认其他国家有各自的合理诉求，而是从其争霸的认知角度出发，把原本不相干的问题硬性扯到一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军入侵台湾海峡就是突出的事例。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俄乌冲突炒作民主与专制对决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内以此巩固西方阵营，对外将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捆绑、一并打压，企图借此夺取国际斗争主动权，扭转自身衰弱的趋势。因此，在国际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发起冷战式的对华打压，正是其一贯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美国新冷战的遏制图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的最后险阻。美国通过 40 多年的冷战，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全方位对抗，最终拖垮了苏联。美国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同样的手段拖垮中国，国内也有人担心爆发新的冷战会阻断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就会发现，当今世界已经时移势易，今天的中国也绝不是过去的苏联，美国如果执意发动对华冷战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美国挑起对华冲突源于其霸权主义的历史文化基因，中国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近年来，美国已经把中国明确定位为主要81本期特稿“对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代表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宣称: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在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领域日益具有重塑国际秩序能力的国家，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美国政府 2022年最新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更是明确把中国定位为“优先考虑、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这表明打压中国已成为其不可动摇的执念。当今的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何在一些美国人眼中却成了巨大威胁，原因不是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速度及展现出的发展潜力使美国统治阶层认为其霸权地位面临挑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中国的发展在霸权主义者眼中，本身就是一种“罪过”，是对其霸权地位的威胁。霸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要不断寻求对手以维系生存。因此，西方霸权主义者崇信国强必霸论，认定中国强大后必然要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虽然中国倡导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一再声明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和共同发展，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但西方霸权主义者仍不断通过扭曲变形的视角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甚至公然捏造事实妄议中国的所谓“战略意图”。虽然他们眼中的这些威胁，源于自身的过往历史和现实作为，是以己度人的想象，却正是这些丛林法则信奉者唯一能够接受的认知逻辑。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触动了西方霸权主义者思想深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的敏感神经，深恐中国开辟的发展道路会动摇西方文明 500 年来的优势地位，威胁其固有生活方式。虽然中国从不输出自身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但中国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另一种道路选择及其成功，就让坚信西方文明优越性的卫道士们无法容忍，按捺不住要像留恋旧时代的堂吉诃德一样，为了骑士荣誉去同假想中的“巨人”决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其认知体系内无法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创造出的巨大生产力，更不能想象一个东方古国可以沿着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创立人类文明新形态，挑战其独占人类文明叙事的话语权。这种迥异于德国、日本、苏联等传统对手的新挑战超出了西方现有的认知能力，使其产生了莫名的焦灼和恐惧，感到在其历史武器库中找不到任何现成的应对工具。特别是中国的庞大人口规模和赶超西方的发展速度，也使霸权主义者感到时间因素于己不利，一旦在经济规模上被中国超越，美国就很难再行反超。这种因无法掌控未来而产生的恐惧心理，超过了历史上的冷战高峰时期，动摇了美国对于自身经济、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使美国统治阶层集体陷入了对华的深深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导致了其对华战略的错误判断，妄图在中国复制其对苏冷战的决策。正是这种焦虑使得美方不顾中方改善两国关系的一再努力，不断加码反华遏华的力度。只要美国不放弃霸权立场，这场冲突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中国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按照西方的冷战语境，霸权主义刻意将对中国的围攻、打压包装成捍卫西方文明的“民主与专制之争”，试图将中国锁定在政治被告席上。我们要正确认识这场斗争的本质，并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西方霸权主义口中的“民主”“人权”“国际规则”实际上都是霸权主义者阻挠别国发展、维护自身霸权的政治武器，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操弄工具。西方霸权主义者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打着讨伐“异教徒”旗号以掩盖其贪婪邪恶目的的新十字军东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由西方霸权主义者挑起的这场中美之争，其本质不是霸权争夺，不是制度之争，更不是文明冲突，而是霸权主义者为维护自身优势而蓄意破坏他国正常发展的活动。这场斗争从国际意义上讲，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与维持一超独霸之争，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与少数国家垄断发展优势之争，是捍卫世界人民自主选择权与西方霸权主义专制他国命运之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制造分裂、维护少数人特权和私利之争，是多样文明百花齐放、包容互鉴与西方文明一枝独秀、强制同化其他文明之争。这场斗争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也可以说是一场光明与黑暗之争。这场斗争注定是无法回避的，是决定民族复兴大业成败和人类未来的生死之战，具有不可避免的长期性、艰巨性。91本期特稿(二)正确认识历史条件的变化，牢固树立战胜美国新冷战图谋的信心对于战胜美国的新冷战图谋，我们有建立在客观依据之上的高度自信。不仅是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是如此，而且从当下的历史条件来分析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与旧冷战时代相比，历史条件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当前的中国是应时得势，美方则是背时逆势。第一，时代环境和世人对时代条件的认识与运用不同。美苏冷战发生于 20 世纪中叶。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战争阴霾尚未散尽，而世界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相互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首领，借助自身在战争中形成的强大经济、军事优势，利用世界各国战后的虚弱和修复战争创伤的迫切需求，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旗帜，掌握了世界上大部分资源，形成了美国掌控的世界市场体系，客观上顺应了初现端倪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而苏联方面没有认识到时代特征已悄然发生改变、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呈现下降趋势，继续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战后恢复时期一度表现出高速发展的优势，但不能灵活适应社会需求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加之没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坚持“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使整个东方集团与世界市场脱节，自我孤立于正在逐步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之外。将苏美双方进行对比，美国处于顺势而为，苏联处于逆势操作，竞争结果则是苏联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东方集团内部国家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消耗了苏联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最终引发了苏东剧变。在冷战结束 30 多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全球经济已深度融为一体，搞集团对抗也已不得人心。中国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是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条件下割断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全面封锁中国，必将导致自我孤立和内部分裂。美国如果发动对华冷战，将是逆经济全球化大势而动，而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则是顺势而行，成败利钝不言而喻。第二，中苏两国国情不同。虽然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大国，但在具体国情上仍有很大不同。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同于苏联模式之外，中苏两国在文化背景、历史方位、国家禀赋上也有着极大差异。首先，从文化背景看，历史上的沙俄是一个靠武力迅速扩张的后起国家，自彼得大帝改革起就有融入西方的强烈愿望。十月革命胜利、苏联建立之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各族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国家认同感有了很大提高，但历史遗留的文化上的“西顾”倾向仍然强烈，国内不同民族间在文化认同上仍有历史隔阂。而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古国，历史传统从未中断，国家成长主要依靠文明的发展与交融，国内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牢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结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近代以来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情因屡遭“先生”的欺负而备受打击，全盘西化始终没有在中国社会思潮中占据主流地位，将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复兴道路，从来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人民掌握了战胜一切内外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其次，从历史方位来看，苏联在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后，逐步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未来的方向，自满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将自身发展模式神圣化，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丧失了活力;在发现问题后，自信心发生动摇，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失去共识、陷入了混乱，最终走上西化、分化之路。而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全民族百折不挠追寻的梦想，经过艰辛探索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国家、民族处于上升阶段，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正在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最后，从国家禀赋上看，苏联地广人稀，开发难度大，集聚效益低，虽然资源丰富，但也因此产生了资源依赖性，经济结构扭曲，潜力不易发挥。而中国人口是当年苏联或当今美国的数倍，人均资源虽少，但劳动力丰富，产业结构完02本期特稿整，市场容量巨大，释放的增长潜力不可限量。中国人民改善自身生活的巨大需求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无限空间。综合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可以看出:在美苏冷战时期，苏联社会处于停滞阶段，美国的社会活力和内部共识高于苏联，美方占据了主动地位;而当今时代，美国霸权的巅峰时代已过，中国则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力量，如果美国执意与中国长期对抗，长消盛衰不卜可知。第三，中西方战略文化不同。面对美国的遏制图谋，中苏两国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战略思维模式和应对方式也迥然不同。苏联由于其前身沙俄曾是西方列强，既有基督教文明的救世情结，又有霸权主义的历史烙印，更加之在指导思想上片面夸大了美苏矛盾在国际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走上了一条与美争霸的硬对抗道路。这种在国家硬实力不如对方的情况下比拼实力的对决，导致了苏联经济的畸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一枝独秀、人民生活长期遭到忽视、经济改革几次错失时机成为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而中国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到国家政治哲学和发展战略，从来都没有对外扩张和称霸的基因，始终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奋斗的目标，把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外部条件，坚持走一条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因为如此，中国没有模仿美国的行为模式，陷入争夺霸权的斗争螺旋，而是灵活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战略文化精髓，采取了斗争与合作两手并用的策略，核心利益坚决维护，合作大门继续敞开，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灵活应对美国挑衅。中国对外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拉拢军事集团，坚持全面开放，广交各方朋友;对内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身发展战略和行动步骤，不随对方节奏起舞，不沉溺于军备竞赛，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地位，坚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如果美国有人想把中国诱入“修昔底德陷阱”，那最终落入陷阱者究竟为谁，不辩自明。从奥巴马、特朗普到拜登，三届美国政府不断增强对华打压力度，从外交孤立和军事围堵到贸易战和技术封锁，再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围攻，可以说无所不包、步步升级，实际上已完全复制了当年对苏冷战的模式。然而这一切都未能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这是因为西方霸权主义者面对的已不是躲在“柏林墙”后保守、封闭的苏联，而是勇立全球化潮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在21 世纪复制 20 世纪的冷战剧本只能是固步自封。在西方当年击垮苏联的经济、军事、文化组合拳中，经济围堵是核心要素，军备竞赛和思想渗透最终是通过经济压力发挥作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身的僵化、停滞导致的经济发展后续乏力，是苏联最终不堪重负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最大的优势恰在于经济上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高度团结，这是西方旧冷战战略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根本原因。在 21 世纪的今天，将当今与时俱进的中共比作历史上故步自封的苏共，将倡导多边主义的中国与坚持霸权主义的美国同日而语，是西方国家的重大误判。面对今天的中国，重拾冷战思维已经是时过境迁、主客易势，试图以冷战阻挡中国发展更是逆流而动之举，是身体进入 21 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时空错乱”。不管美国是否将其对华遏制战略称之为冷战，历史的逻辑将证明这种事实上的新冷战图谋必定失败。(三)发挥历史主动性，沉着应对美国遏华战略的挑战历史规律是通过人的历史主动性来发挥作用的，实现历史性转变需要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战胜霸权主义的围堵打压，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不懈努力。当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斗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仍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此，对于美国等外部势力的遏制、打压，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其图谋，在战术上重视其手段，沉着镇定地开展斗争。美国实际上采用的策略仍不出冷战时的旧手法，只不过由于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弱，在具体运用上更加偏重于军事结盟的一面，也更具机会主义色彩。这从其所谓印太战略中军事与经贸两条腿一长一短、一重一轻、一虚一实中可见一斑。早年北约创立时，尚有“马歇尔计划”为之支12本期特稿撑。而当今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印太经济框架”，口号、愿景多，实质内容少，难以吸引美国传统盟国以外的亚洲国家加入其反华军事集团。因此，对于美国以军事集团遏制中国的图谋，要有一个冷静、客观的判断。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期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帝国主义军事同盟的特点及其攻防转换规律作出过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指出:我们不能把包围我们的那些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质的，是堤坝性质的。这一判断为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