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场域下辽代骨朵形制功用及其族属探讨.pdf

历史场域下辽代骨朵形制功用及其族属探讨张景明，马宏滨（北方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摘要：从辽代墓葬壁画图像和实物看，骨朵首部变化分为椭圆形、圆球形、蒜头形、瓜棱形、蒺藜形、多面体六种类型，每种类型在各个阶段所占的比例不同，在各种历史场域中具有武备、刑杖、仪仗、守卫等方面的功用。溯其来源，并非全部来自某种器物或用具的演变和延伸，而是因功用不同有一定的来源。同时，骨朵为契丹人或少数具有契丹生活倾向的汉人所拥有的用具，反映了辽代“因俗而治”、身份象征、文化认同和民族交融的状况。关键词：辽代骨朵；分类与形制；渊源与功用；族属身份；文化认同中图分类号：K8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131-07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12关于辽代骨朵的问题，学界已有初步的认识，相关成果如陆思贤的 释“骨朵”、梁淑琴的 “骨朵”释析、陈永志的 骨朵形制及相关诸问题、李明晓的 “骨朵”小考、贾秀梅的 赤峰博物馆藏辽代铁骨朵、兰维的 宋辽金时期的骨朵及其功能 等。随着考古资料的新发现，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可以在历史场域中进一步探讨骨朵的分类、形制、渊源、功用和族属等问题。骨朵在辽代的考古发现中既有出土的实物，又有丰富的墓葬壁画和石刻画像资料，在文献中也有记载。目前学界关于辽代骨朵的功用有兵器说、刑具说、仪仗说、身份说等多种看法。其实，根据墓葬壁画资料、出土实物和历史文献的记载，骨朵分为多种类型，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功能也不尽相同，并且成为契丹人或少数具有契丹生活倾向的汉人的专属器具和身份标志。一、辽代骨朵的分类与形制辽代墓葬考古调查开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发现上千座，其中的壁画墓多达百余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河北张家口市，辽宁朝阳市、锦州市，山西大同市等地，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提供了直观的实景资料。骨朵作为辽代的一种器具，在辽墓中发现有铜、铁、石、玛瑙等质地的实物，但数量有限，更多是在墓葬壁画和石刻画像中。收稿日期：2023-09-28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北方多民族服饰文化融合及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19ZDA183）；北方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草原丝绸之路族群迁移和文化交流互鉴与中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2020KYQD12）；北方民族大学宁夏非遗研究基地和校级科研平台非遗创新团队项目作者简介：张景明（1966），男，内蒙古凉城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北方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文化、文化交流史研究；马宏滨（1995），男，河北黄骅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华文化史研究。引用格式：张景明，马宏滨.历史场域下辽代骨朵形制功用及其族属探讨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3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陈永志将骨朵分为三类：蒺藜形骨朵、蒜头形骨朵和沙袋形骨朵。蒺藜形骨朵分为二型，型以铁片或利钉装饰骨朵首成花球状；型以凸齿和乳钉装饰骨朵首。蒜头形骨朵分二型，型呈竖向棱柱状；型呈蒜头状，分三式，式为竖向长圆瓜棱形，式为横向长圆瓜棱形，式为竖向椭圆或圆形瓜棱形。沙袋形骨朵分二型，型器首銎孔为通穿，上下有垫片；型下端有銎，上端无垫片。根据考古资料对照，以上分类中的型蒺藜形骨朵、型蒜头形骨朵、型式蒜头形骨朵在辽代未见，而是流行于宋代和青铜时代1。师小群、杭志宏将骨朵分为蒺藜形和蒜头形两种2。刘景文、王秀兰把作为兵器的铁骨朵分为三种类型：型呈扁圆形，器表有螺旋纹；型为长椭圆形，器表作瓜棱状，下端有长圆筒；型为素面圆球形，下有圆筒3。李明晓认为，骨朵可分为三类：蒺藜类、蒜头类、沙袋类，其中蒜头类骨朵与沙袋类骨朵实际上是蒺藜类骨朵的变体4369377。北宋曾公亮等编撰的 武经总要前集 卷13 器图 对骨朵形制的解释为：“其首形制不常，或如蒺藜，或如蒜首，俗以随宜呼之。”5217在辽代骨朵资料中，这两种形制都有发现。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看，对辽代骨朵分类和形制的研究并不全面，而且沙袋形骨朵在发现的实物和图像中比较少，现结合考古资料对辽代骨朵进行重新分类。从形制上看，骨朵由首和柄两个部分组成，形制变化主要在首部，下端有銎，有的銎孔通穿，个别下端带铤；柄一般为长木柄，有的包银。根据骨朵首部变化，可将骨朵分为椭圆形、圆球形、蒜头形、瓜棱形、蒺藜形、多面体六种类型。1.椭圆形首骨朵，首部为素面。分二式，式銎孔通穿，上下端有垫片，用以卡固骨朵首部，如辽宁锦州市张扛村3号辽墓出土的铁骨朵、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2号墓墓门东西侧绘契丹武士手持木柄骨朵的图像；式首部下端带长銎，有的柄部下端有短銎，如辽宁朝阳市杜杖子辽墓出土的石骨朵、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龙纹银骨朵、内蒙古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木棺前门两侧镶刻契丹门卫手持木柄骨朵的图像、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前室西壁耳室门北侧绘契丹侍卫右手执木柄骨朵的图像、内蒙古库伦旗4号辽墓墓门右侧绘契丹侍卫双手握木柄骨朵的图像、辽宁建平县水泉2号辽墓甬道南壁绘契丹侍从双手握木柄骨朵的图像等。2.圆球形首骨朵，首部为素面。分三式，式銎孔通穿，上下端有垫片，用以卡固骨朵首部，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辽墓出土的铁骨朵；式首部下端带长銎，如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村2号辽墓出土的圆形长銎铁骨朵、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的铁骨朵（见图1）；式首部下端带长铤，如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2号墓出土的圆形带铤铁骨朵。3.蒜头形首骨朵，首部呈椭圆形，分瓣，似蒜头状，下端有銎孔。如内蒙古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玛瑙骨朵、内蒙古通辽市二林场辽墓出土的铁骨朵、辽宁阜新市南皂力营子1号辽墓出土的瓷骨朵、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2号墓出土的石骨朵、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墓天井东壁绘契丹男侍卫左手持木柄骨朵的图像（见图2）、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3号辽墓墓道西壁归来图中契丹侍从双手按握木柄骨朵的图像、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天井南壁绘契丹男子右手握木柄骨朵的图像和墓道北壁出行始发图中契丹男子右手提木柄骨朵的图像、内蒙古库伦旗7号辽墓墓道东西两壁归来图中契丹侍从双手握木柄骨朵扛于肩上的图像、辽宁锦州市张扛村2号辽墓石棺前门左侧绘契丹男子双手握木柄骨朵的图像等。4.瓜棱形首骨朵，首部呈长圆形，分瓣如瓜棱状，下端带长銎。如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图1：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的圆球形首铁骨朵132铁骨朵、河北尚义县囫囵村辽墓出土的铁骨朵、内蒙古敖汉旗韩家窝铺2号辽墓天井东西壁绘契丹门吏双手执木柄骨朵的图像、辽宁阜新市辽萧和墓墓道北壁出行图中骑马武士腰悬木柄骨朵的图像、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肖义墓甬道东壁绘契丹武士双手拄木柄骨朵的图像、辽宁建平县水泉1号辽墓甬道北壁绘契丹侍从双臂抱木柄骨朵于肩上的图像（见图3）、河北张家口市宣化9号墓前室墓门两侧绘契丹门吏双手执木柄骨朵的图像和4号墓前室南壁墓门两侧绘契丹门吏双手按木柄骨朵的图像等。5.蒺藜形首骨朵，首部装饰利钉、凸齿或乳钉，呈多齿状。分二式，式首部装饰四个长利钉，上下通穿，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铁蒺藜，应为蒺藜形骨朵；式首部装饰凸齿，下端有銎孔，无长銎，如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道尔其格辽墓出土的铁骨朵、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的铁骨朵（见图4）。6.多面体首骨朵，首部呈多面体状，顶部有金属片，下部有銎孔，无长銎。如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水泉村辽墓出土的玛瑙骨朵。从以上对辽代骨朵的重新分类和代表性遗迹发现来看，不同形制的骨朵在辽代各个时期出现的频率并不相同。式椭圆形首骨朵、式蒺藜形首骨朵、圆球形首骨朵、多面体首骨朵，见于辽代早、中期；式蒺藜形首骨朵，见于辽代中期；式椭圆形首骨朵、蒜头形首骨朵，从辽代早期到晚期的遗迹中都有发现；瓜棱形首骨朵则见于辽代中期到晚期。因此，根据骨朵首部形制的变化，其出现和流行的阶段有所不同，只有式椭圆形首骨朵和蒜头形骨朵盛行于辽代的各个阶段。二、辽代骨朵的渊源与功用关于骨朵的渊源问题，学界也有探讨。宿白认为，骨朵是军器或刑具，后者主要依据 唐律疏议 的记载而来646。陆思贤认为，骨朵来源于汉代羌、戎兵器和匈奴的刑具7。梁淑琴认为，骨朵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棍棒头和商代的殳8。陈永志赞同梁淑琴的观点，认为骨朵的原始形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环状石器或棍棒头，其后演变为殷周之际的殳1。师小群、杭志宏认为，骨朵的图2：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海场辽墓天井东壁契丹侍卫壁画图3：辽宁建平县水泉1号辽墓甬道北壁契丹侍从壁画图4：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收藏的蒺藜形首铁骨朵133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产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如环形石器，殳与骨朵就是同物异名器2。李明晓认为，骨朵来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球、新石器时代的环状石器、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铜殳4。兰维认为骨朵有四种功能，即军事、刑杖、仪卫和身份象征9。这些观点或为单一说法，或为不同时代的演化，或为不完整认识。其实，骨朵在各种历史场域中的功用有多种，来源也并不相同。骨朵作为兵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棍棒头，最初作为狩猎用具，后来逐渐演变为击打兵器；骨朵作为仪仗用具，来自殷周时期的殳，二者的功能演变也颇为一致，即由兵器过渡为仪仗用具；骨朵作为刑杖用具，来源于唐代的刑杖，到辽代与刑具沙袋并用；骨朵作为守卫用具，是兵器和仪仗用具的一种综合演化形式。辽代骨朵的具体功用可归纳为武备、刑杖、仪仗和守卫等方面的器具。1.武备中的击打兵器。辽史 卷34 兵卫志上 记载：“辽国兵制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骨朵、斧钺、小旗、鎚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10397可见，在辽代兵制的规定中，骨朵是一种兵士必备的兵器，作击打之用。在辽墓出土的骨朵中，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蒺藜形首铁骨朵有四个利钉，呈“十”字形，正中有长方形銎孔，上端銎孔周围有圆痕，应为垫片的痕迹。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道尔其格辽墓出土的蒺藜形首铁骨朵已经严重锈蚀。敖汉旗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收藏的辽代木棺右侧外壁绘的鹰军图中，后排队列中有一人手持骨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辽墓、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村2号辽墓、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2号墓出土的素面圆形首铁骨朵，在壁画、石刻画像中未见，因为迄今没有发现战争场面的画面，这类骨朵可能与兵器有关。尤其是蒺藜形首骨朵与北方草原青铜时代的兵器棍棒头非常相似，二者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2.刑杖用具。辽史 卷61 刑法志上 记载：“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决之；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木剑、大棒之数三，自十五至三十；铁骨朵之数，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将决以沙袋，先于脽骨之上及四周击之。徒刑之数详于重熙制，杖刑以下之数详于咸雍制；其余非常用而无定式者，不可殚纪。”10936宋人王易的 重编燕北录 记载：“铁瓜，以熟铁打作八片虚合成，用柳木作柄，约长三尺，两头铁裹，打数不过七下。”11646辽史 卷110 耶律乙辛传 记载：“乙辛党耶律燕哥独奏当入八议，得减死论，击以铁骨朵，幽于来州。”101486从这些文献记载看，铁骨朵作为一种刑杖用具使用。重编燕北录 中记载：“沙袋，以牛皮夹缝如鞋底，内盛沙半以来，柄以柳木作，胎亦用牛皮裹，长二尺，打数不过五百。”11646书中还绘制有刑具沙袋的草图，形制与辽墓壁画所绘首部末端有椤纹线的骨朵相近，日本学者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称之为沙袋式骨朵12146。陈永志认为，沙袋式骨朵是辽代刑具沙袋原形的再现13。那么，辽代刑具沙袋是否就是墓葬壁画中的骨朵？其实文献记载已经非常清晰。重编燕北录 对沙袋和骨朵使用的场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契丹盗衣服、钱绢诸物等，捉获贼，重或累倍。估计价钱每五贯文，决沙袋一下；累至一百五十文，决沙袋五百，配役五年。若更有钱时，十贯文，打骨朵一下，至骨朵五十已上，更有钱时处死。”11647骨朵和沙袋都是辽代的刑杖用具，根据犯罪轻重和杖击数而使用不同的刑具，一般情况下用铁骨朵杖击不超过7下，对重罪者有时会超过50下；用沙袋杖击从1至500下不等，多数场合超过50下。辽墓壁画从早期到晚期常见契丹人手持木柄素面椭圆形首骨朵，似乎与沙袋的造型相同，但这类带木柄骨朵并不是作为刑具使用，而是用作仪仗和守卫，只有辽宁鞍山市白家堡子鸾峰辽墓画像石柱上契丹人手持拴绳的椭圆形刑具杖击奴仆的图像，用具是沙袋而非骨朵。唐律疏议 卷29引 狱官令 记载：“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五厘。”14474这里记载的大头、小头就是指杖端的骨朵，可见辽代刑杖用具中的骨朵来自唐代的讯囚杖、常行杖、笞杖。3.仪仗用具。宋史 卷144 仪卫志二 记载：“（皇帝行幸仪卫）凡皇城司随驾人数：崇政殿祗应134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二人，执擎骨朵，充禁卫。”153387宋代皇帝的出行仪仗队伍中有手持骨朵的禁卫。文献虽然没有记载辽代皇帝出行仪仗队伍中有手持骨朵的侍卫，但大量墓葬壁画的出行图和归来图中都有，说明辽朝的出行仪仗受到宋朝的影响。在出行仪仗中，手持骨朵的侍卫多数为队伍的前导，如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出行图、敖汉旗北三家辽墓壁画出行图和归来图、库伦旗2号辽墓出行图，辽宁阜新市辽萧和墓壁画出行图、阜新市辽平原公主墓壁画归来图等。还有作为后卫和中卫，如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壁画出行始发图、辽宁建平县水泉2号辽墓壁画出行图等。辽墓出土的银、玛瑙、水晶、瓷质骨朵，从质地上讲不适用于兵器、刑杖和守卫，应是仪仗用具。这种仪仗用具在金代仍在沿用，金史 卷41 仪卫志上 记载：“初，国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卫士，帘下置甲兵。正隆元年，海陵去甲兵，惟存锦衣弩手百人，分立两阶。其仪，都副点检，公服偏带。左右卫将军、宿直将军，展紫，金束带，各执玉、水晶及金饰骨朵。左右亲卫，盘裹紫袄，涂金束带，骨朵，佩兵械。供御弩手、伞子百人，并金花交脚幞头，涂金铜鈒衬花束带，骨朵”16922；“行仗。天子非祀享巡幸远出，则用常行仪卫。弩手二百人、军使五人，控鹤二百人、首领四人，俱服红地藏根牡丹锦袄、金凤花交脚幞头、涂金银束带，控鹤或皂帽碧袄，各执金镀银蒜瓣骨朵”16928。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鎏金龙纹银骨朵，即是皇帝或皇室成员出行所用的仪仗之物。4.守卫用具。常见于辽墓壁画或石刻画像中，墓门两侧或一侧所绘刻的守卫或门吏手持骨朵守护墓主人，这是兵器和仪仗用具的综合演化和延伸。如内蒙古科左后旗吐尔基山辽墓木棺前门两侧棺画、库伦旗2号辽墓门洞南侧壁画、库伦旗4号辽墓墓门右侧壁画、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前室西壁耳室门北侧壁画、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甬道东侧壁画，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3号墓门洞东侧壁画、锦州市张扛村2号辽墓石棺前端门左侧棺画，山西大同市五法村辽墓墓门西侧壁画，河北宣化4号、9号辽墓前室墓门两侧壁画等，都有手持骨朵的契丹守卫或门吏。综上可知，辽代骨朵的渊源并非单一，而是根据功用各有不同的来源。从骨朵形制看，蒺藜形首骨朵、圆球形首骨朵是兵器，椭圆形首骨朵、蒜头形首骨朵、瓜棱形首骨朵和多面体首骨朵是仪仗用具和守卫用具，椭圆形首、蒜头形首铁质骨朵可能是刑杖。武经总要前集 卷13 器图 记载：“右蒺藜、蒜头骨朵二色，以铁若木为大首。跡其意，本为脈肫。大腹也，谓其形如脈而大，后人语讹。以脈为骨，以肫为朵。短柄铁链皆骨朵类，特形制小异尔。”5217这里记载的“脈肫”其实是“胍肫”之误，后人语讹称之为骨朵，在木柄上安装一个蒺藜形或蒜头形铁首，是一种击打式兵器，到唐、宋、辽时期逐渐演变为刑杖、仪仗和守卫用具。三、辽代骨朵的族属及反映的文化交融从辽墓出土的实物看，骨朵多数来自契丹人墓葬，个别汉人墓也有发现。如辽宁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家族2号墓出土圆形首铁骨朵和蒜头形首石骨朵，这座墓的主人是汉人耿延毅，官至昭德军节度使，从墓葬结构、棺室小帐、壁画内容和随葬品中的绿釉鸡冠壶、三足铁桶、长柄三足铁平锅、方形长柄四足铁烤炉等用具来看，契丹人的生活习俗已经融入其中。在辽墓壁画或石刻画像中，无论骨朵作为仪仗用具还是守卫用具，都是由具有明显特征的契丹人所持，即使是汉人墓葬也是如此。如山西大同市五法村辽墓，内蒙古巴林右旗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2号墓、敖汉旗羊山1号和3号辽墓，河北张家口市宣化4号、9号辽墓等汉人墓葬，墓主是韩氏、刘氏、张氏等辽代汉人望族，在生活习俗上已有契丹人的倾向。宣化辽张世卿墓志记录其孙娶耶律氏为妻17238，说明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通婚，这里判断是契丹人还是汉人，并非仅从服饰角度识别，还有髡发、髯须等生活习俗和体质特征的综合考量。13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在其墓门两侧和甬道两壁的壁画中都出现了契丹武士手持骨朵的图像。在宋代的墓葬壁画和传世画中，常见汉人手持骨朵，如河南禹州市白沙1号宋墓前室南壁入口东西两侧双手持骨朵的侍卫图像。根据 宋史 卷144 仪卫志二 记载，皇帝仪仗中有手持骨朵的禁卫。宋史 卷153 舆服志五 记载：“（景祐三年）民间毋得乘檐子，及以银骨朵、水罐引喝随行。”153576说明在景祐年间庶人出行不得有持骨朵者随行。在辽墓壁画或石刻画像中，最多见的就是仪仗队伍和墓门两侧壁画中契丹侍卫手持骨朵，汉人手执长杆。辽代早期墓葬少见出行图和归来图，多见引马或牵马的图像，手持骨朵的契丹人形象少见，仅在墓门、门洞两侧有契丹守卫手持骨朵的壁画。中期以后，随着在墓道、甬道左右两壁或石棺侧面绘出行图和归来图增多，仪仗队伍中多见手持骨朵的契丹人形象。如内蒙古库伦旗1号辽墓的墓道北壁绘出行始发图，仪仗队伍中既有契丹人又有汉人，前导有手执长杆身着契丹服的汉人，中间有手执长杆的契丹人，后卫有手持骨朵的契丹人；南壁归来图只在队伍中间有手持骨朵的契丹人。契丹人执长杆的很少，多数为汉人所执，反映了仪仗出行礼仪用具方面的文化交融状况。辽代中期以后，宋代文化影响了辽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辽墓壁画中出现契丹人手持骨朵图像或契丹墓葬出土骨朵的原因应该有三个方面。其一，辽代“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0685的国策，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表现，辽墓出土的骨朵和壁画图像也是如此。从骨朵的渊源和演变过程看，本为中原汉人的兵器、仪具、刑具等，却被契丹人作为族属身份的标志，或者为少数具有契丹生活倾向的汉人望族所属，尤其是壁画仪仗队伍中契丹人持骨朵、汉人执杖的普遍现象，正是这种“因俗而治”的文化表现，反映了契丹以正统自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交融的历史事实。其二，辽代中期以后出现贩卖契丹奴婢给汉人贵族的现象。辽史 卷19 兴宗本纪二 记载，重熙“十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禁契丹以奴婢鬻与汉人”10233，说明当时存在汉人贵族买卖契丹奴婢的现象，或位高权重者受契丹社会生活影响较大，于是少数辽代汉人贵族墓葬壁画中出现了手持骨朵的契丹侍卫或门卫形象。其三，与墓主的身份和地位有关。宿白认为，“宋代上至帝王，下至士庶，仪仗中皆有骨朵”646，宋代拥有骨朵并不代表主人的身份和地位。陈永志认为辽代的骨朵是某种身份地位的标志1。宋人秦再思的 洛中纪异 曰：“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金骨朵，有异兽十二随其后，内一黑色兔入德光怀而失之。”1821根据后文所言，这里的“神人”就是后来耶律德光入幽州城后见到的大悲菩萨佛像，并移到木叶山建菩萨堂，并非陈永志所说的成仙得道后的太祖耶律阿保机，但这里的“金骨朵”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从辽墓出土的骨朵和壁画图像看，墓主的社会地位都比较高或具有贵族身份。壁画、石刻画像中手持骨朵的侍卫、侍从、门吏等契丹人图像，赋予骨朵以契丹族属身份的标志，体现了契丹人在仪仗礼仪上对宋代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仪仗队伍中契丹人持骨朵、汉人执杖的礼仪习俗。综上所述，学界对骨朵分类和功用的认识并不全面，需要依据辽代墓葬出土的实物和壁画、石刻画像发现的图像以及文献记载重新论证。根据骨朵首部形制，可将骨朵分为椭圆形首、圆球形首、蒜头形首、瓜棱形首、蒺藜形首、多面体首六种类型，其中蒺藜形、椭圆形首骨朵又分为二式，圆形首骨朵分为三式，分别流行于辽代的不同阶段。在功用上，不同的历史场域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并与宋代骨朵做横向比较，可以发现，骨朵主要是武备、刑杖、仪仗、守卫的兵器和用具，由此追溯各自功用的渊源，并非某种单一器物或用具的演变和延伸。辽墓出土的骨朵实物，墓主多为身份和地位较高的契丹人，还有少数具有契丹生活倾向的汉人望族。壁画和石刻画像中手持骨朵的人物形象都为契丹人，骨朵成为判断契丹族属身份的标志之一。因此，骨朵的形制和功用，不仅是辽代“因俗而治”、社会地位和族属身份的象征，还是契丹人认同中华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交融的体现。元朝以后，骨朵的功能彻底发生了变化，不再作为兵器和刑具，只作仪仗之用，清朝中后期的仪仗中未见使用。136Function and Genealogy of the Liao Dynasty GuduoForm in the Historical FieldZHANG Jing-ming，MA Hong-bin（School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North Minzu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Abstract：From the images and physical objects of the Liao Dynasty tomb murals，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based on the changes in the head，elliptical，spherical，garlic shaped，melon shaped，thistle shaped，and polyhedral.Eachtype has a different proportion in each stage and has functions in various historical fields such as military equipment，pun-ishment sticks，ceremonial guards，and guards.Tracing back to its origin，not all of them come from the evolution and ex-tension of certain objects or tools，It has a certain source due to different functions.At the same time，Guduo is a toolowned by Khitan people or a few Han people with Qidan life tendency，reflecting the Liao Dynasty s situation of“govern-ing by customs”，identity symbol，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integration.Key words：Guduo of Liao Dynasty；Classification and Form；Origin and Function；Ethnic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参考文献1 陈永志.骨朵形制及相关诸问题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2）.2 师小群，杭志宏.辽代鎏金龙纹银骨朵考释J.文博，2011（2）.3 刘景文，王秀兰.辽金兵器研究J.北方文物，2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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