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启示.doc

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启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党长期奋斗、创造和积累的重大成就。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的制度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留下了宝贵遗产。纵观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没的轨迹可以看出，民主逻辑与革命逻辑的相瓦交织、中国实际与外在模式的有机结合、制度继承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影响中共局部执政时期制度演化走向的三重逻辑深入研究干和系统总结中困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创新成果和宝贵历史经验，对于深化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研究，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渊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沦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局部执政；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2-0135-0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对新型国家制度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和多方面实践，在建构怎样的国家政权及其组织形式、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以及经济形态等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纵观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轨迹可以看出，应对现代国家民主宪政的制度诉求与救亡图存的革命逻辑的相互交织，直接决定着中共对新型国家制度体系的选择与取舍；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与模仿苏联制度模式的相互结合，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继承历史制度遗产与创新制度模式的相互统一，使中共局部执政的制度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质。民主逻辑与革命逻辑的相互交织、中国实际与外在模式的有机结合、制度继承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决定了新巾国制度格局的发展方向，构成r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初步实践的三重内在逻辑。在这_三重逻辑的交互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构建了新型的国家制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对于深化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史研究，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渊源，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民主逻辑与革命逻辑的相互交织 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赶超先进国家发展的压力异常沉重。人力、资源、知识、技术等动力要素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将这些不同要素合理安排配置到特定制度中，其重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后发国家制度建设的所有内容都是以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来承载的。梳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轨迹可以看出，追求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格局是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一国家建设的追求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情条件下是以“民族一国家”建构和“民主一国家”建构的二维尺度展开的。先进的中国人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被警醒，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艰难探索。结束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观”，走向现代主权国家观的思想探索，成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仁人志士思考和践行的主题。完成这种建构的途径一是渐进改良，二是社会革命。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走的是一条革命的路径。现代主权国家观是伴随着现代国家民主宪政观念一道传人中国的，在突出主权、理清与别国关系的“民族一国家”建构任务的同时，理顺国家内部统治者与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民主一国家”建构任务同时被提了出来。民主宪政和国家独立的理念是同样深入人心的，由此民主逻辑和革命逻辑的相互交织就成为了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必然选择。 民主与革命的双重逻辑的相互交织决定了在近代中国无论是什么政党和政治力量，都需要把“民族一国家”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在“民族一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同时又要积极而正确地应对“民主一国家”建设的任务。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国民党的几次改造重组，毋宁说是在逐步认识这一趋势中的积极探索，努力试图使其领导的政党组织更加顺应“民族一国家”与“民主一国家”建构双重任务带来的挑战。面对西方竞争性松散型政党不能适应“民族一国家”建构要求的反思，促使晚年孙中山开始靠近苏俄列宁式的组织严明、纪律严密、具有高度群众动员能力的政党模式。但孙中山在“民族一国家”与“民主一国家”建设实践中其理论蕴含着矛盾，即割裂了“民族一国家”与“民主一国家”建构的关系，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理论，事实上走向了以集权代替民主的路径中。应对现代国家建设革命逻辑与民主逻辑的双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新型国家制度建构的进程中比较从容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实践中，民主宪政逻辑讲求权利制度与规范，革命逻辑则强调组织服从与效率。如何兼顾民主逻辑和革命逻辑的相互统一与双重效应，中共在局部执政的制度建设实践中，进行了积极探索，使之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共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 以革命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全新国家体系是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具有的坚定信念。党的“二大”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在革命实践中，针对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制度理念是中共国家制度建设的突出特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国问题上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理论主张，但已有初步的“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构想。在“四大”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号召工人和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组织，并极力赞助国民会议促成会，要求国民会议之召集。”1925年1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指出：“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这一思想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形势下形成的建国理念。大革命的失败促使中共的建国思想发生根本改变，“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制度安排和架构，体现出更多和国民党政治制度体系彻底决裂、全面靠近苏俄模式的倾向。日本侵华使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变化，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把“工农共和国”的建国主张改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华北事变后，党进一步认识到，坚持用“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取代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政治设想，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两党的对峙内耗，不利于国家革命的大局。因此，党提出愿将“工农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的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政治局面的形成，促使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设想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建立以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为国体、普遍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为政体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思想日臻成熟。而在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建构的具体实践中，从较早时期的实行参议会模式到“三三制”组织原则，再到较晚时期的向人民代表会议框架的转变，其制度建构的趋势是服从整个革命逻辑的内在要求使然。如伴随着“三三制”在边区的实行，带来了党政关系疏离、参议会与政府关系显现二元并立等诸多制度困境。因此，应对这些问题，用革命逻辑规制民主逻辑就成为必然选择。1942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在这一文件中正式提出党对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同年，在中共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也强调在“三三制”政权中，党的政治优势和发挥领导作用的问题，坚决纠正“对党的政策决议的自由主义态度”。梳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制度建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地的制度建设是在革命的空间格局中成长的。革命建国是第一要务，大量民主宪政的理念逻辑最终服从于革命的逻辑。 革命建国固然是中共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首要目标，但实行民主又是革命建国不可缺失的条件。孙中山晚年在回应“民主一国家”建设与“民族一国家”建设的二维矛盾时，将二者截然分开，甚至不惜主张用严格的集权统治先建国而后“以党治国”，待民主条件成熟后，再还权于民，实行宪政。应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这两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中共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是将“民主一国家”建设寓于“民族一国家”建设的总任务中。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将民主推进制度建设作为革命的重要保障条件的观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论述的重要思想。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1940年2月，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足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胡乔木在研究中也指出，以民主保障抗战的胜利，以民主推动中国的进步，是毛泽东这一时期非常强调的思想。 在民主逻辑与革命逻辑的兼容并包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制度建设的丰硕成果。党将民主建设与革命建国相结合两位一体地推进制度创新，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的：一是认为民主过程就是动员民众的过程，中国革命必须动员人民大众广泛参与，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离不开民主。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反对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后来又加上官僚资本主义，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不能很好地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力量发动起来，足很难取得成功的，而发动人民大众的过程就是民主的过程，对相关文献的考察表明，把民主的内涵等同于“大众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民主概念的一个最基本判断。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文化的走向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观点作了修改，改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毛泽东在解释作如此改动的原因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二是在推进“民族一国家”与“民主一国家”的制度建设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国家政权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提炼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理论与制度设计。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对人民实行民主与对敌人实行专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民主的阶级本质，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形成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由此保证了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保障国家主权与建构新的民主秩序的二元兼顾。此外，人民概念本身的多阶级、多阶层结构，提供了中国式共和制度的构成基础。三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建设民主运行机制。顺应革命逻辑的要求，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所难免。在一元体制下应对民主的路径冲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借鉴苏联建党经验，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时，又找到了实现民主的中国路径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的一元化领导框架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新型国家制度建设面临的民族解放和民主建设双重要求的理性成熟的回答。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逻辑与民主逻辑的相互交织中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成功解决了“民族一国家”的基本任务，也探索了进行“民主一国家”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多政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以及群众路线的民主途径，可以说极具包容性和灵活性。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成长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优势，而其中蕴含的当时没来得及更深思考的一些问题也同样在后者的运行中体现出来。 二、中国实际与外在模式的有机结合 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家现代制度建设的重要方式：中国近代不同政治力量曾先后试图模仿英日的君主立宪模式，美法等国的三权制衡模式等，但无视国情实际和文化背景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在实践中无一例外地归于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制度模式的模仿也是影响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因素。立足中国实际与模仿苏联模式相结合，是中共这一时期制度建设的又一重要逻辑。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影响，实际上在这个模式形成过程之中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上半期，是苏联模式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制度建设的实践中，苏联制度经验深深影响着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制度的总体格局，主要表现为：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宣传和实行土地国有。如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在兴国土地法中虽然对没收土地的对象范围作了修改，保护了中农利益，但是仍然规定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实行土地国有，才能进一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之下，改造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同时进行真正的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的建设，这样，才不是空喊消灭小农经济，而是真正改造小农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开辟彻底解放农民群众的道路。在根本政治制度建设上，从政权的名称、形式到内容，都照搬了苏联的做法。如剥夺有产阶级选举权，对工农阶级实行不平等的代表权，实行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等做法，基本上都是模仿和实践苏联的苏维埃模式。在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上，中国共产党在较早时期一直主张学习苏联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建立“联邦”制。党的“二大”宣言中提出，边疆地区的蒙古、西藏、回疆建立民主自治邦，然后和中国本部联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观点显然带有苏联模式的浓厚色彩。 在模仿苏联制度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对这一模式的超越，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重要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理性选择。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建设上开始了真正独立自主的思考，而支撑这一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经济制度上，由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因此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政权根本制度安排上，探索将西方式参议会制与苏联式党政体制结合的可能性，探索实行“三三制”的参议会模式；在政党关系上，毛泽东认为苏联的一党制有它形成的历史性与合理性，但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适合建立这种政治体制。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看作是一个“历史法则”，实行多党派合作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他指出：“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在民族问题的解决上，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抛弃不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民族自决权”和“联邦”制设想，开始以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代替。龚育之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制度问题认识上的根本转变是直到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指示后才正式完成的。但应当肯定的是，自从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之后，就开始了这一转变的实际进程。 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制度建设的诸多积极成果，从方法论来说，得益于“中国化”思维方式的科学运用。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论表明，“中国化”已经成为这时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思想方法上的高度自觉。正如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表明的：“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三、制度继承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 一种制度体系的生成同时具有外生性与内生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学习模仿其他先进制度模式，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但在这种模仿创新中，对自身制度渊源的历史性继承也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制度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西方制度主义学派将其称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在一个制度体系的不同结构层次中，关涉一个社会形态性质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层次，与之前社会形态的制度安排相比较而言是一种革命性变迁，呈现出根本的不同。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现机制层面，则会表现出与之前社会形态的极大的延续性。 从20世纪初的辛亥制度变革开始，中国国家制度建设踏上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历程。尽管这一历程伴随着很大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借鉴外来制度模式的同时传承了本国制度文化的合理资源，这是值得肯定的。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制度建设兼顾了制度建构的继承与创新两者的统一，因为一个成功运行的制度体系只有深深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枝繁叶茂，提升公众认同。 中共在看待制度建设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时，首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给予准确的理论定位，毛泽东关于对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及“古为今用”的方针，为正确处理制度建设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安排上很大程度卜.借签吸收了之前制度的合理资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在1927年3月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等法规中，不仅在形式上采用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名义，而且在内容上，援引了大量旧法规中对革命有益的内容。在笫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制度建设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制度做法有诸多借鉴和引用，如在边区实行参议会制的实践，尽管这一实践的时间不长，但却为后来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统一战线式政体主张、多党派合作制度等思想的形成提供_厂实践平台。在社会管理上，制定和颁布了婚姻法、继承法、经济法等许多法律法规；在调节社会人群火系上既十分强调人民主权和公正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又大力彰显了中国传统民本和谐的思想精华实践表明，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制度建构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使制度规则更加切合实际，那么，制度建设及其运行必然会取得明显的绩效和成效。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局部执政时期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制度化建设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成功的发展阶段，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四、革命时期制度建设内在逻辑的现实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民主与革命、中国实际与外在模式、继承与创新三重逻辑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最初实践中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得到了有效运行，积累了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启示。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的关联互动。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规律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制度性作用的观点。制度建设的实践表明，一般而言，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其制度变迁的主导意识形态更多表现为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社会意识；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主导其制度变迁的主要意识形态是政治思想观念即通常所说的“主义”。在后发国家，政治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习俗和道德传统，在制度变迁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不仅影响和改变制度选择，而且塑造和改变习俗道德等社会意识.在制度变革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高度重视作为意识形态核心构成的政治思想理论的创新，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中的先导作用。这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进程中较好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化的关系，以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制度建设的一系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新民主主义是一种新型国家理论，既包含国体、政体理论，同时也包含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成为党在局部执政的制度理念，也是新中国制度框架的理论蓝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继续坚持这一基本经验，先后形成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实践，呼唤着我们党进一步创新改革理论，从而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科学的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推进制度建设。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认为，制度体系的变迁与建构说到底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以正式规则形式确立和更替的过程，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是新制度体系得以存在并良性运行的基础。同时，制度体系中直接规定人群生产资料归属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着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格局。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的不断调整正是基于对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正确把握基础上而作出的。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着实行多元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格局成为正确选择，混合的经济关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根本政体制度和政党制度。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国家制度建设的趋势时，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中国制度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他还说：“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为蓝本，结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阶级结构实际，进行了中国式的制度创新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安排、一党领导多党参与的政党模式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等制度，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有过实践，并延续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和基本制度。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科学判断是任何制度系统形成、发展、变迁的普遍规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是这一制度能够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更大的空间；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是由于这一制度还存在着有碍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必须不断探索政党主导与民众主体有机结合的制度建构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国家政权或政党力量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重建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亨廷顿认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应对政治参与扩大的制度保证首要的就是政党与政党体系，在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或民族独立过程中，通常会建立一党制或以一党为主的政党制度。政党主导的制度建构需要处理好“民主一国家”建构带来的民众参与制度建构趋势的挑战，也就是在政党主导框架中，如何保障民众主体作用发挥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完成“民族一国家”建构任务的同时，一开始就认识到广泛发动民众参与的极端重要性，建设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上层建筑形式始终是中共国家建设的基本主张。从人民共和国到联合政府再到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发展，使得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主张越来越丰富和合理。在制度体系的运行机制上，中共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民众主体的民主性与政党主导的集中性辩证统一起来。在政党与民众的互动机制上，群众路线的提出和全方位运用使得政党具有了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时，政党就有了充分的能力实现从制度约束向制度超越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度建设中形成的这种政党主导、民众主体的协同主体格局是推进国家制度建构的重要成功经验。这一基本经验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程中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在谈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时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在加强和发挥党政领导和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些重要思想都是党在制度建设方面积累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的延伸和发展。就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而言，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在新的改革实践中坚持和贯彻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并被长期制度建设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得失成败，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