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过日子”：河南刘村笔匠农工相辅的日常生活分析.pdf

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如何“过日子”：河南刘村笔匠农工相辅的日常生活分析包艳杰1，2（1.青岛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2.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出于生计和文化认同对土地的依赖，农民很大程度上希望能够依靠务农过日子，但现实中往往又面临人多地狭的矛盾，所以为了过日子，人们往往经营着多样的生计，即费孝通所说的“农工相辅”概念。这些家庭副业突破既有的生活模式，以“不过日子”的形式动态维持着农民们的“过日子”。“不过日子”在本质上是突破了乡土性的一种生计方式，成为打破乡村闭合性的一个内在隐性因子，并作为一种内在改变的力量成为乡村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在刘村，以毛笔为连接点，农民日常生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悄然融合在一起，成为乡村文化转型的珍贵个案，值得当下各种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予以重视。关键词：“不过日子”；“过日子”；制笔业；传统手工艺；乡村建设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3-0114-09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3.011在乡土中国理论框架下，“过日子”强调以农业生产支撑生计，延续家庭，相对应的，在农村从事农业以外的乡村工业大概就是不务正业了，姑且称之为“不过日子”。费孝通在 禄村农田 一书中谈及中国农民的传统经济态度时说，“农民们企望的是 过日子，不是 enjoy life”1112，农民的主业在于耕地种田，加上交通不便，“内地的农村中有钱要买享乐也成问题”1112，所以，人们形成那种少劳作、少消费、空着时间，悠悠自得的“过日子”式经济态度。农民呈现出的依赖土地的劳动生产以维系乡村生活的倾向，也成为乡土性的重要证据，乡土性强调农民对土地的固守，与乡村的“闭合性”关联2。学界关于“过日子”的概念也多有讨论，如在“过日子”概念下，人的生活状态“每个重要环节都发生在家庭中”3，“过日子”是“理解农民生活逻辑的核心概念”4等，基本上都在乡土中国理论的框架内。但值得注意的是，乡土性并不是中国乡村的全部，20世纪40年代末，费孝通、张之毅在云南的村庄调查中，易村被费孝通先生视为“内地农村工业”的代表之一，在这里工业与农业并不是分离或者对立的，而是相连的，农民同时也是工人，这是农工相辅的生计方式，乡村工业既是农村经济必不可少的部分，又不冲淡农业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为乡村的开放性2提供了基础，在这种多样化的生计模式中，乡村工业以“不过日子”的形式动态维持着农民的“过日子”，乡村社会也在闭合性和开放收稿日期：2024-03-10基金项目：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山东红色文化资源与乡村社会研究”（20210017）；青岛农业大学2023年度思想政治教育课题基金资助项目“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融入高校耕读教育体系的路径研究”（QNSZ2023035）作者简介：包艳杰（1985），女，河南开封人，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乡村人类学、农业史研究。引用格式：包艳杰.如何“过日子”：河南刘村笔匠农工相辅的日常生活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114性的循环逻辑中拥有了创造性转化的可能。当我们在思考“变化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时，笔者调研的河南东南部一个因制笔业而闻名的村庄刘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位笔匠如何在“过日子”之外实现了“一个人的销售网络”，正体现了一种乡村之中农工相辅的“不过日子的过日子”的逻辑。一、村庄里的制笔业经营家庭副业是中国农村生活固有的传统，不同的是，有的家庭副业主要用于家庭消费，有的家庭副业从一开始就以交换为目的，贴补家用。（一）刘村制笔业的起源与传播中国乡村中工业的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在农村经济中，工业是必要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农业并不能单独养活乡村中的人口”1199。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我们可以明了乡村工业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用来帮助农业维持我们庞大的乡村人口的”1199。不仅是在易村，这种情形在中国乡村也是普遍的，江村如此，广西的宾阳又是一例：“宾阳乃广西省著名之手工艺区该地因人稠地稀，土地生产力远不足以供养全县之人口，故人民除种田外，多从事一种手工艺，以为副业。往往一村之内，全村居民均赖此为生，该村即以此种小工艺而著闻于当地”1200。当年张之毅在显微镜下检查易村标本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河南刘村。人多地少是刘村最紧要的问题，农业并不能满足人们维持生计的需求，因此，人们求助于手工业。刘村地处河南省上蔡、商水、项城三县（市）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中原农业类型的村庄。村里约有5 000人，刘姓人家居多，并且几乎家家都会做毛笔，“我村做毛笔的占90%以上”51。人们大多只记得自幼就看到父母做笔，却没有人能说清毛笔制作技艺起源于何时，当地流传最广的就是汉代刘寅将蒙恬制笔技艺传到了这里。“人口流动和积聚，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一种生产方法，可以在经济上维持多量人口于狭小的土地上；第二是须有交通设备，使各地人口能够集中，一地的出产可以和他地交换生活的资料。所以一地人口数目是受这两个条件所决定的。”6126刘村在人口规模上属于人口数量相对聚集的村落，从生产方法上来看，制作毛笔是维系众多人口生活于此的重要副业，在很大程度上，祖辈流传下来的毛笔制作方法补充了农业经济供养生计的不足。“我村过去很多人没地，或有地极少，多靠笔艺谋生。虽然卖笔得些钱，但由于籴吃买烧，再买笔料做本，结果仍是两手空空。只好日夜赶工，再图下次风顺。有些人对刘村的评价：做笔十年不富，一年不做就穷。多数人卖笔为了买点地，好给生活站住脚步。”51可见，在人们的观念中，只有农业才能保证自己过上好日子，生活才能站住脚步，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卖笔只是一种获得农田的手段，甚至这样的观念持续到当下。从交通条件来看，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售笔获取经济收入提供了可能，自然也成就了制笔副业补充农业的功能，1949年前，“这里水路交通比较便利，靠沙河码头，帆船拖运，上溯周口、漯河；下经界首、阜阳，直达正阳关入淮河，至蚌埠通南京、上海”532，水路畅通，使刘村的制笔艺人可以借助河运南下北上，“明、清至民国，汝阳刘人创业的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陕西、湖北、江苏等省，并在以上各省开设笔庄。较为著名的笔庄有：文林堂、文和堂、太和堂、文亚斋、步青斋、刘占奎、刘自川、刘占元、刘聚文、刘鸿彦、刘腾龙等”7342。而交通通畅，亦促进了制笔技艺在临近村庄间的切磋交流。清朝年间，“有一家姓刘的兄弟二人，在当时的陈州府今日的淮阳县城，闭合性与开放性循环发展的理论解释框架详细内容，参见：赵旭东.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1（2）.出于人类学田野伦理要求，文中村名、人名均为化名。115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开始学制作毛笔，起名为刘文斋。制作的毛笔，精巧美观，实用方便，坚固耐用，以柔软锋尖著称，一时轰动陈州府。刘文斋的名声被传开后来，兄弟二人分家，老大仍留在陈州，经营笔业，老二回到了故乡汝阳刘村，开创了制毛笔行业，在各集市销售，名声传开，收了好多学徒，家庭兴旺，甚是有名一传十，十传百，年年代代发展下去，至今已发展成为三县（项城、上蔡、商水）交界，五个乡经营的主要轻工业产品”8，在刘村附近，“清光绪十九年（1893），杨集戚新志赴毗邻的项城县禹王刘村学制毛笔后，开始制笔，此为上蔡生产毛笔之始。民国中期，杨集乡从事制笔者遍及各村”9。1978年以后，以传统毛笔制作工艺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乡村工业在乡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杨集一带群众把制作毛笔作为家庭主要副业。1985年，全乡从事毛笔生产的个体户达2 000户，产值400多万元，获利200多万元”9。（二）制笔技艺的传承方式在历史纬度上，制笔技艺的传承方式在刘村不断发生着变化。传统时代，制笔技艺以家传、拜师学徒的方式代代相传。集体化时代，社队企业“尤其重视以师带徒，以老带新，培养一批制笔能手，使毛笔传统工艺后继有人。20世纪80年代初，笔厂党组织决定让八名年老技师带三十五名学徒，并允许他们带子孙学艺，实行同案生产，包教保学，边操作，边学艺。根据每个技师的特长，分大楷、中楷、小楷、腕笔和特制笔，具体指导操作，并规定领作技师半日劳动、半日传授和指导技术，检查验收质量，把训练技术和提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十五名徒工中已有四人提升为领作技师，二十人能独立制作，其余十一人的制笔技术也有很大提高”10137138。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项生长在村落里的传统手工艺踏上了又一次转型之路，“1983年，由祖传艺师刘好连等入兑股金9 000元，承包了原大队制笔厂，易名为项城县汝阳刘传统笔刷厂，有职工35人。其中工程师2人、技师6人、经济师1人”7343。个体经济性质的毛笔企业开始起步，毛笔制作技艺开始探索传统制法与半机械化结合的方式，个别匠人也在不断改良制笔材料，创新制笔技艺。不在企业工作的其他拥有制笔技艺的农民，在重新获得了安排自家生产的自由之后，再次开始了以制笔为家庭副业的模式，并且依靠附近的毛笔市场或者与企业合作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作为农业收入重要的补充。只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制笔业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随着书写方式的变革，中国书法逐渐脱离了实用功能，趋向专业化和艺术化，毛笔也不再是日常生活之物，市场越来越狭窄，从起初在结构上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到后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制笔在结构和经济上的功能逐渐弱化。20世纪90年代，刘村毛笔制作技艺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官方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可谓一种文化连续性的时代努力。毛笔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物质载体，其制作和销售也在时代推动下逐渐迈向了文化产业的新阶段。此时，刘村的制笔业呈现出两种样态，一种是在村办企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4家家族式企业，他们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并以这样的方式传承制笔技艺。另一种是农闲之余的作坊式制笔。虽然两种制笔业样态，在制笔技艺和售笔方式等方面差异显著，但是，毛笔及其背后宏大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传承人及普通制笔工匠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他们坚守毛笔制作的动力之一。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引领刘村制笔业踏上了文化产业之路，也引领报道人刘叔跨越省份汇集到西安书院门这样一个文化属性的市场开启个人售笔之路。换言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文化转型时期乡村创造性转化的美好图景。二、种田：农民“过日子”的主旋律务农是刘村农民最主要的生计方式，但是人多地少却也是这里古老长存又与日俱增的矛盾。116农业不能支持的部分，都需要农业以外的方式补足。但是，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节奏的主旋律依然是不变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按照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节奏依次展开。小麦、玉米的播种和收获构成了这里乡村生活的节律。劳动时间首先满足农田里种植作物的农业活动需要，农余时间从事毛笔制作。下面，主要呈现从事农业对农民生计的支撑作用。（一）土地的变化在重男轻女思想笼罩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虽然拥有儿子是农民最大的期盼，但是也有偶然的情形。在农村，女儿嫁出去之后，户口会迁入夫家，不再参加本村本生产队的土地分配，儿子结婚之后，妻子和未来的孩子则会拥有本村本生产队户口，获得实际的土地分配权。因此，当土地均等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时，生产队内各家户男孩的数量直接关系到未来生产队的人地关系是逐渐松弛还是紧张。以该村刘叔家为例，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土地分配到各家各户，当时刘家5口人，每人6分农田，共分得3亩地，20世纪90年代，第二次分地的时候，这一家娶媳妇，添孙男嫡女，老老少少11口人，也还是3亩地，人均土地数量严重不足。据刘村三队村民介绍，在分社的时候，第三生产队拥有男孩的家庭数量最多，目前这个生产队人均土地数量最少，而仍然制作毛笔的家庭又是这个生产队最多，这也再次印证了家庭副业补充农业生计的功能和地位。（二）作物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动力农机具、化肥和农药普及，使农作物种植方式和技术与传统时代相比发生较大改变，自此也拉开了农民生活方式变迁的序幕，“生活方式的变迁是个人私人的历史。所以我们若要叙述生活方式如何变迁就不能不从各个人的私人历史入手”6130，在村庄调研中，刘叔家的种田实际为我们观察这种时代变化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正如20世纪初卜凯对中国农家生活调查中述及的那样：“中国农家的食物能力大半得自谷类，此所以中国农家能由一小块土地得着生活的主要原因”11487，在刘村，人们的饮食结构以谷物为主，玉米、高粱、荞麦、小麦、红薯、花生、芝麻曾是这个村庄的传统作物，但是随着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农田劳动力相对匮乏，这种情形下，在作物种植过程中，田间管理环节的复杂程度和对劳动力多少的需求就成了人们选择作物的重要因素。现在刘村大田仅种植小麦和玉米两季作物，在种植技术上，这两样作物播种和收获已经完全依靠播种机和收割机，而市场上化肥和农药的供应，亦充分满足田间管理涉及的除草和施肥需求。刘叔家的3亩土地，秋季3亩地全部种植小麦，夏季小麦收获后，2亩多地种植玉米，留少量土地种植芝麻。（三）种田的支出与收入在种田过程中，支出的项目主要有耕地、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播种、收割（见表1）。粮食亩产是农民农业生产的收入来源。当地小麦亩产1 000多斤，玉米亩产1 500斤左右，对于刘叔一家，小麦基本用于自己食用，只有玉米大部分出售。玉米收购价在11.2元之间，出售1亩玉米收入在1 5001 800元之间，减去支出，1亩地玉米的净收入在1 0551 355元之间，玉米生长期3个月左右，所以，刘叔夫妇种植2亩多的玉米，他们两个人的月收入最多在3 1654 065元之间，即便如此，也只是在玉米生长期这3个月，一年中其他9个月是没有这笔收入的。而这里面还隐藏了一个问题，实际上刘叔夫妇种植的这2亩多地，是包括他们夫妻2人、2个儿子、2个儿媳、5个孙子孙女，共计11口人全部的农田。面对日常生活的支出，刘家人的收入可谓杯水车薪。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刘叔夫妇利用边角地、旁人闲置的院子另外种植不足半亩地的芝麻、少量花生、油菜，供给家庭所需的植物油、时令蔬菜、葱韭以供日常食用。芝麻是自家留种，由刘叔妻子负责选种，以矮秆、种子整齐饱满为标准，每年大概能收获100斤芝麻，出油率约为2斤2两，芝麻可榨1斤油，以渣饼代替榨油的加工费用付给油坊，这一部分没有额外需要支出的费用，有时通过参与交话费送油等活动也会得到食用油。117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表1：种田支出细目费孝通说：“人民由乡村进入都市大都是出于谋生的原因”6128，在很大程度上，农田不足以支撑生计是农民离开农村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刘叔夫妇的个案中，这个原因在代际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对于刘叔夫妇，虽然农田已经不足以支撑生计，但是刘叔夫妇的选择仍以种田为主，以制笔售笔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尽管他们清楚售笔的经济收入更为优厚，但仍然期盼能多一点农田，并且相信只要农田充足，生活就会好起来。经历过传统时代的农民，那种把土地看作“命根子”的情感是难以改变的，“除了生计上的对于土地的依赖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有文化与仪式象征系统在其意义构造上的对于土地依附观念的强化”2。尽管文化在转型，但是在他们眼中，从事农业劳动心里才是踏实的，经济收入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白天忙完农活，晚上或者间隙还要做一做笔，虽然辛苦，但是看到儿孙嬉戏的身影，他们会由衷感到幸福，这样的幸福感与经济价值无关，就是一种朴素的有家、有田、有子孙的“过日子”逻辑。当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的时候，现代动力、技术的广泛传播，城市与乡村逐渐融合，传统时代乡村内部稳定的传承逐渐被打破。一方面，在空间上，随着人口增加，村庄中人均土地数较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不同程度的减少，宅基地无处增加，乡村容纳人口的空间能力逐渐下降。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村落中传统的“赤脚医生”体系崩溃，新的医疗体系在提高卫生服务质量方面大幅度提高，但是农民就医的费用也随之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住房费用、教育费用等，与时代变化相比较，传统的农田生产方式在经济上支撑生计的能力越来越弱。因此，刘叔子女一代走向了另一种选择。据刘叔介绍说，儿子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家里学做毛笔，后来熟练掌握制笔技术，在学习之余也会帮着家里做工，辍学之后就选择去城市打工，目前儿子儿媳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在城市生活，几乎没有返乡的可能。面对务农生计方式的困境，刘叔一家两代人的选择是当下农村人口流动的两个动向。刘叔夫妇作为固守乡村的群体代表，他们自幼耳濡目染，从长辈的生活经验里认识到在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农耕生活中获得春种秋收的安全感，并深深地刻进记忆中，久而久之成为一种对生活的认同，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乡村社会呈现闭合性的心理基础，但是乡村不能完全与外界隔离，所以随着时代变迁，乡村的闭合性总会有一个被打破的契机，人口的流动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汇点，像刘叔子女一样离地的农民群体，在流动中将不同的文化观念带回村庄，使不同的文化在乡村碰撞、调适、接纳、融合，也是在这一点上，乡村在闭合性和开放性的循环中获得自身创造性转变的可能。数据来自田野访谈。访谈对象：LHQ；访谈时间：2023年9月1日；访谈地点：LHQ家中。1234567总计支出事项种子犁地播种化肥农药收割粉碎小麦140元/亩45元/亩2030元/亩140元/亩90元/亩80元/亩/527元/亩玉米50元/亩45元/亩/140元/亩90元/亩70元/亩50元/亩445元/亩118三、制笔与售笔：以“不过日子”动态维持“过日子”刘村的笔匠制笔并不以获得巨额财富为目标，维持过日子才是真实目的。起初制笔是因人多地狭，希望制笔购买土地，要将生活扎根在土地上。所以，从一开始在刘村，制作毛笔就不是一项直接以家庭自给为目的的家庭副业，换言之，笔匠是通过经营制笔业突破惯常农耕生计模式后又转回头来维持自己的乡村生活，即以“不过日子”的方式“过日子”。（一）制笔方式制笔的生产形式与易村的织篾相似，“织篾器不需要很大的资本。一把砍刀值不了几块钱，而且可以用上十几年也不坏。竹料自己家里就可以长，所需不多，即使要向人买也不过几块钱。几天之内就可以把篾器织好，卖出去”1203。毛笔制作过程中需要的一些简单工具，如骨梳、择笔刀、刻字笔、齐板子、水盆等，几乎都是农民可以自己制作的，而且可长久使用。在制笔企业或者村中农户中，目前仍然可以看到工匠们使用自己制作的工具，甚至他们表示，虽然有些工具可以使用工业替代品，但从使用的舒适性来讲，还是自己制作的工具用起来更顺手。羊毛、兔毛、黄鼠狼毛、麻是需要购买的物资，但是毛笔做好后及时售出，这些物资也不会成为一项大宗资本。传统时代，城市工业和社区都没有足够的容量接收农村人口转移，另外，农业技术也不容许人口离开村庄。毛笔制作在刘村最早以家庭手工业的形式出现，以家庭为单位，厂房就是家，工人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依靠勤劳维持人口聚集状态下的村庄生活。集体化时代，刘村成立了基于传统手工艺毛笔制作的社队工业毛笔厂，“1950年，该村招集4名老艺人成立制笔小组。1955年7月成立毛笔社，从业人员达100人，年产值6万元。1958年，孙店公社办起毛笔厂。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恢复了集体和个体的毛笔生产。1969年办起了汝阳刘大队毛笔厂，从业人员150人，产品畅销广州、西安、新疆、哈尔滨等地”7342343。人民公社解体后，毛笔厂也从集体经济的性质通过个人认股承包的形式变成了自负盈亏的个体企业，但是产品流通渠道较为狭窄，制笔企业在结构上吸纳多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20世纪初，在易村，“这些穷苦的农民，不论耕田或是织篾器，所得的其实都不过是一些糊口的工资，在劳动报酬十分低落的情形下，他们没有出卖劳力的机会时固然要死，即使有出卖的机会，也只能免于一死罢了。加以市场狭小，运输困难，手工业的利益不能高，出品不能多。他们不能离开土地，单独靠工业谋生”1200。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刘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好于当年的易村，但是离开土地，单独依靠从社队企业性质的毛笔厂转型为乡镇企业的毛笔公司为生，在经济上依然是不可行的。所以，在公社制度解散后，制作毛笔再次成为刘村活跃的“庭院经济”。（二）制笔与务农的结合乡村工业是“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1201，也就是说乡村工业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密切关联着农业技术和人民生计的复杂问题的一环1201，在刘村，按照史籍确切记载，毛笔制作技艺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首先，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制作毛笔在时间上并不与农业活动产生冲突，每天没有农活或者干完农活之后，春夏秋冬、白天或者晚上、阴天或者晴天都可以随时制笔。其次，在空间上，制笔不需要一个特定的独立空间，在院子里、房间里，只要一把不带靠背的凳子，一个水盆，还有齐板子、切刀、择笔刀、牛骨梳等几样简单的手工工具即可。再次，在劳动力的选择上，下至10岁左右的儿童，上至70多岁的老人，抑或腿脚不便但上肢健康的残疾人等，都可以从事制笔劳动。因此，只要能够谋求到毛笔销路，制笔就是一项关乎农家生计且可以完美契合嵌入到农业生产中的家庭副业。（三）消失的毛笔市场和一个人的售笔网络20世纪80年代，刘村附近仍有一个大型综合毛笔市场，原材料或者成笔都可以在那里出售或者119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购买，这为毛笔制作提供了理想的市场环境。历史上，临近刘村的项城县因交通便利成为一方商贾云集之地，“是豫东、皖北土产品及其他货物集散之地。由于客商云集，商品种类繁多，工商业颇为兴隆。当时，水寨的北街、当铺街、长庚街，西山货街、麦货街（东山货街）、油坊街、南大街等店铺字号、作坊、商行，星罗棋布，竞争求荣”532。直到1985年，项城“境内有孙店、广阳两个集市，孙店逢单日，广阳逢双日。逢集参与贸易者近万人。促进了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物资交流7765。尤其是西山货街，据村民回忆，这里毛料制笔原材料、各种类型的毛笔一应俱全，江苏、安徽等地的原材料商人也会赶来交易，附近制笔的村民大多会到西街购买原材料或者销售毛笔。但是随着市场的取消，小农户制作毛笔的情形迅速减少。“酒香也怕巷子深。汝阳刘村最缺的是一个全国毛笔交易市场，目前，外地人直接到村子里来买毛笔的比较少，还需要厂家四处找销路。”12所以售笔，对于企业或者经营副业生产的制笔工匠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个人售笔方面，刘叔的经历比较具有代表性。刘叔从1991年开始出去卖笔，30多年间，凭着过硬的制笔手艺，年复一年，单枪匹马跑出了一个涉及4省19市49县的销售网络（见表2）。表2：刘叔的个人售笔地图据刘叔介绍，每年他趁着农闲期间且天气不太热的时候，乘火车到西安一个名为书院门的毛笔市场销售毛笔。起初寻找市场的时候，毫无方向，只因听说西安是古都名城，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带上毛笔就出门了，在路人的介绍下，找到了书院门，也开启了自己的售笔之路。刘叔的销售网络是在顾客的支持下逐渐拓展开的，通过老顾客向自己的朋友介绍，刘叔的销售网络逐渐扩展到多个县市。除了在市场上销售毛笔，电话订购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刘叔不去市场的时候，老顾客往往通过这种方式购笔。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次售笔记录显示，刘叔出门一周，卖出300支毛笔，收入约1.8万元，而刘叔夫妇一个月大概能够做300400支笔，有时候还有一些特殊的销售记录，例如，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刘叔在老年大学举办活动的时候，一天卖笔收入高达5 800元，另有一笔电话订购交易，顾客定了100支售价为40元/支的毛笔，收入4 000元。如今农业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当年非要拖住大量人口在乡村中的水平了，刘叔家农田数量原本也不多，又在农业机械化条件支持下，相对来说，农业生产并不大量耗费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但是当谈及“为何不以制笔售笔为主时”，他们夫妇一致的反应是“自己是农民”，做笔也就是个补充的行当，在他们眼中，做笔是一项苦差事，扎手、坐姿拿捏人，等等，尽管知道做笔售笔的收入远远高于种田的收入，但他们依旧期盼能够拥有充足的农田维持生计，从事毛笔制作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对于刘叔来说，在经济上，制笔售笔补贴家用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在书写工具改革以后，毛笔的销售市场越来越小，他并没有选择像其他人数据来自田野访谈所获信息。访谈对象：LHQ；访谈时间：2023年8月31日；访谈地点：LHQ家中。1234省陕西省山西省湖北省甘肃省市西安、渭南、商洛、旬阳、安康、汉中、延安、咸阳、铜川、榆林、宝鸡等运城、临汾、长治、晋城武汉庆阳、平凉县商州、丹凤、商南、山阳、柞水、平利、石泉、恒口镇、城固、西乡、宁强、三原、淳化、长武、富县、宜川、礼泉、宜君、旬邑、武功、洛川、黄龙、白水、富平、澄城、韩城、靖边、子洲、定边、绥德、子长、清涧、延川、甘泉、宜川、麟游等河津、古县、沁源、安泽、屯留、长子、陵川、绛县正宁、宁县、灵台、经川120一样转向城市打工或者学一门更赚钱的手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售笔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种被认可的情感。在刘叔家里我们看到客厅四面墙壁上挂有精美的书法作品或者绘画，橱柜里收藏着厚厚的画册或者字帖，这些都是顾客专门赠送给他的，谈及这些，言语间都能感受到作为一名制笔工匠由衷的自豪感。这样一种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家庭副业，又因劳动而不断获得的肯定，带来了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幸福感，支持着匠人的坚守，所以，对于笔匠，虽不直接关乎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不主动迈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程序，同时，他们又不放弃制笔工艺或不会刻意扩大规模，也不干预后代传承工艺，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够吃就行了”。制笔售笔的生计方式迥异于务农耕种，这一差异带来一种心理排斥，受心理作用影响，虽然制笔不用像耕种一样风吹日晒，但是笔匠们依然认为制笔是比务农还要辛苦的劳动，而能够发挥补充务农支撑生计的作用和获得文化意义上的荣誉感是笔匠继续制笔的最大动力，他们经营制笔业甚至探索出自己的销售网络，并获得经济利益，最后回过头来是要维持他们在农村作为农民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模式可谓“不过日子的过日子”逻辑的一种日常表达。四、结 语农民“过日子”追求家庭得到传承，通过农业耕种维持生计，养育子女就构成了“农民的日子”，这是一种乡土生活的日常状态。出于生计和文化认同对于土地的依赖，农民很大程度上希望能够依靠务农过日子，但现实中，往往又面临人多地狭的矛盾，所以为了过日子，人们往往经营着多样的生计形态，即费孝通所说的“农工相辅”概念，这些家庭副业突破既有的生活模式，以“不过日子”的形式动态维持着农民们的“过日子”。刘村笔匠的日常生活中，对种田和制笔售笔的安排，是否符合“理性经济”，这并不是他们关心的内容。他们在乎的是自己在种田与制笔副业的结合中，养大了孩子，并且孩子成家立业，又有了孙子，这样的事业满足了糊口需求，家庭也得到了传承，在很大程度上就称得上是生计可安了。笔匠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制笔工匠，同时又是售笔商人。在这些身份中，他们最在意的还是农民身份。以农为生，世世代代将农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在务农的间隙安排家庭副业，补充生计，尽管知道制笔售笔会带来更多收益，依然不会增加制笔数量，只是期望能有足够的农田，并表达出“如果农田充足，谁还制笔”的观念，或者说，以农业生产作为自己生活的主旋律，在农业之余从事制笔，安排售笔的日期和行程，而不是把更多的劳动时间安排在工匠身份上，尽管可以经营出“一个人的售笔网络”，但制笔业仍旧逃不出“不务正业”的窠臼，这种“不过日子”的生计方式能够存在的根本，是它可以动态维持着以农为本的“过日子”。在闭合性与开放性循环发展的理论框架下，乡村有着从闭合到开放的自我转化能力，笔匠们的“不过日子”在本质上是突破了乡土性的一种生计方式，成为打破乡村闭合性的一个内在隐性因子，在“不过日子”的实践中，农民更紧密、更广泛地与乡村之外的世界持续交流，并在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在刘叔售笔的经历中，与书画家们常年的交往，无形中影响着刘叔对世界的认知，在他的家中我们看到满墙装饰的字画，孩子们在字画前有笑有闹，这些日常场景使他的家庭明显异于一般农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悄无声息地与农民朴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的脉搏，浸染着家庭中的每一代人。这不正是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中我们苦苦追寻的乡村文化振兴的一种愿景吗？虽然刘叔只是个案，但是处于转型阶段的乡村中，农工相辅的家庭仍是普遍现象，因此，这样一种内在改变的力量大概正是乡村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当下各种乡村建设的探索实践应该予以重视。1212024年第3期（总第177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参考文献1 费孝通.云南三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 赵旭东.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发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及其转变的理论解释框架J.开放时代，2011（12）.3 吴飞.论过日子J.社会学研究，2007（6）.4 陈辉.“过日子”与农民的生活逻辑基于陕西关中Z村的考察J.民俗研究，2011（4）.5 政协河南省项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项城文史资料：第4辑Z.周口：河南省项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6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7 项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项城县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8 驻马店地区资料汇编：第三期Z.铅印本内部资料.9 上蔡县志Z.铅印本内部资料.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县委员会.项城文史资料：第2辑Z.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项城县委员会，1987.11 美卜凯.中国农家经济（下）M.张履鸾，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12 汝阳刘村：小毛笔“写出”大文章EB/OL.http：/ to“Live a Life”：An Analysis of the Daily Life of People with PenCraftsmen and Farmer-Worker Identities in Liu Village，Henan ProvinceBAO Yan-jie1，2（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Qingdao 266109，China；2.School of Society and Popul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Abstract：Due to their dependence on land for livelihood and cultural identity，farmers largely hope to rely on farm-ing to make a living.However，in reality，they often face the contradiction of large population with scarce land resource.Therefore，in order to make a living，people often manage various forms of livelihood，which is the concept of“agricultureand industry complement each other”mentioned by FEI Xiao-tong.These family side jobs break through the existing life-style and dynamically maintai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in the form of“making a living”.“not only making a living”isessentially a way of livelihood that breaks through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becoming an inherent implicit factor in break-ing the closure of rural areas，and as an internal force of change，becoming the key to achieving sel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areas.In Liu Village，with a Chinese calligraphy writing brush as the connecting point，the daily lives of farm-ers are quietly integrated with China 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becoming a precious case of rural cultural transforma-tion，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attention in various rural construction.Key words：“Making a Living”；“Not Only Making a Living”；Calligraphy Writing Brush Making Industry；Tradi-tional Handicrafts；Rural Construction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