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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4）01-0096-11互联网技术下的家庭转变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 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体家庭将何去何从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聚焦互联网技术与家庭转变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互联网打破了家庭的物理边界，蚕食家庭功能，改变家庭职能的履行方式与场域空间，重塑家庭关系伦常，引领其向疏离、分权与平等等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家庭在适应复杂系统的过程中创造着新的复杂性，部分家庭特征在量变之中展现出质变（不可逆）迹象。但是，以血缘（和姻缘）为基础的家庭拥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韧性，“身”与“家”的本源一体性、“家”作为人性表达的本质性，以及有些事情须由家庭成员亲力亲为、有些功能须由家庭通力承担的现实性，决定了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将会在大变局中存续与发展、而非瓦解与消亡。关键词：互联网技术；家庭变迁；家庭转变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数百万年漫长的石器时代后，以时长依次快速递减模式，相继走过了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每一次的时代轮替都与技术革新和新旧技术的迭代密切相关。当前，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络为应用场景的信息通信技术极速发展，改变信息传播方式和重塑社会结构，将人类社会带入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农业发明、金属工具使用、大机器生产等技术发明类似，互联网技术通过“指尖上的无声革命”，正在对现实世界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作为最稳定但动态发展的初级社会群体，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本源型传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1，也是认识社会制度的关键、透视社会变迁的镜像2。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社会组织单元，家庭的起源与嬗变均烙上了技术进步的深刻印记。概而言之，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技术进步的质变结果，一个形成了家庭，一个离散了家庭，而信息革命正破坏着适应工业机械化大生产模式的家庭。磨光石器引发了农业技术革命，带来了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推动了家庭的产生和国家的起源；工业革命则动摇了文明社会以降与小农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家庭根基，打破了家庭聚集而居的自然形态，带来了传统家庭的第一次巨大震荡，且家庭变迁在后续三次工业革命中加快，家庭的外在形态和内在特征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当收稿日期：2023-11-25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23ZDA019）作者简介：杨菊华（1963），女，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社会是否真如摩尔根、恩格斯所言，起初并无家庭？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及其他研究否定了摩尔根的这一论断。笔者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家庭也不例外，故本文依旧采用摩尔根、恩格斯的观点。-9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前，渗透于社会各层次、融浸于社会各组织、套嵌于社会各领域的互联网技术，持续给家庭带来新的冲击，其影响十分深远。家庭转变是指在从农业、农村、传统社会向工业、城镇、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系统发生的深远的变化，是家庭逐渐脱嵌于传统、并入现代化的历程与结果，关涉结构转型、功能转向、伦理关系转轨等诸多方面。那么，互联网技术的全面铺陈，给家庭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家庭将何去何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家庭是否将随着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而瓦解？尽管家庭转变成为当前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的重要话题，但从技术或互联网视角考察家庭变迁的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本文立足人口社会学，基于工业文明对家庭的改变，聚焦互联网技术，尝试理解技术革命与家庭转变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互联网时代的家庭之“变”，思考“变”中之“常”及其潜因。为此，本文首先辨识互联网技术之于家庭转变的意义以及二者关联的路径与机制，继而分析互联网技术作用于家庭的经验事实，最后反思互联网时代人类为何还需要家庭这一深层的哲理问题，以作后续更深入、系统和全面讨论的引玉之砖。一、互联网技术与家庭转变的理论连接考察互联网时代的家庭转变，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内生关系。技术革命带来家庭变迁，家庭的新诉求催生新的技术革命。文明社会以降，各种技术持续进步，但就对家庭的影响而言，没有任何技术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当下的数字技术。18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并相继经历了蒸汽机的使用、电气化的替代、电子信息技术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以及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四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博弈互动必然作用于家庭，故互联网带来的家庭转变从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但不独立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人开始从土地脱离，从农村进入城镇，从农业转入工业，由农民变为市民，成为大工厂的雇佣工人。人地关系基础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小农时代家庭对土地的依附性以及家庭的稳定性被削弱，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经历了文明社会以来第一次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化。现代化进程中正规公共教育体系、社会服务体系与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弱化了家庭功能，动摇了聚族而居的家庭传统，不断解构与重构着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家庭经济制度瓦解，家庭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或主要组织形式，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受到严重冲击，适应工业社会的核心家庭成为主要的家庭样态。在数字社会，互联网技术不仅意味着信息获取渠道的改变，更是社会结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新，对家庭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带来全程性、全局性、全面性的冲击。“网络之于个人，是自我的解放，但网络之于家庭，却是分崩离析的前奏，网络之于社会，更是离群索居的信号”3。（一）互联网技术之于家庭转变的主要特征互联网是指将两个或多个通信网络通过一定的方法，用一种或多种网络通信设备相互连接、构成更大的网络系统，从而达成不同网络用户便捷地进行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其他活动等目的。其主要标志是数字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计算、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融合，促成万物互联，带来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互联网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的传播和普及；数字技术是互联网的基础元素，为互联网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应用。互联网的智能化、数字化、虚实结合化等，带来信息和知识生产、传播、控制方式的革命。从与家庭的关系出发，互联网具有联通与脱离、跨界与分界、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物理特征，互动与疏离、虚拟与在场、去阶层 参见杨菊华：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转变研究，社会科学 2022年第6期。本文聚焦基于血缘、姻缘、收养关系形成的个体家庭，而非延伸意义上的家族或宗族族群。本文不对互联网、互联网技术/时代、数字技术/时代、信息技术/时代等概念做明确区分，而是通用这些概念。-9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图1互联网与家庭转变的理论关联注：本文不关注图中由虚线所示的关系。与强阶层的组织特征，以及自主与被动、私密与开放、赋权与夺权的行为特征（见图1）。第一，物理特征。“联”“跨”“平”是互联网最根本的物理特征。互联网是将各种设备、系统、资源互相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人们可借此突破时间的限制、消弭空间的约束、跨越领域的局限，真正实现“时空压缩”4和领域融通，降低信息传递的时滞，从而更便捷、快速地获取信息、资源和服务。在互联网时代，藉由赛博物理系统，实现物理实体在数字虚体的精确映射，用户可在其中随时随地互联、互通、互操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沟通交流的效率。第二，组织特征。互联网之于家庭的组织特征包括“动”“虚”“普”三个方面。互联网是一个无地界的虚拟自由王国，用户在虚拟场域互动的边际成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大大降低，个体可更加自主、平等、高效地投入到各种分享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中。互联网的平民化和平等化也给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及其家庭打开了无数扇接触、了解、参与外面世界的机会窗口。同时，智能设备操作的人性化、简便性也持续推动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用户可平等地参与到信息交流、讨论与争议之中。第三，行为特征。互联网是为人服务的，牵涉人与网络、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也必然涉及主体、隐私和权力关系的维系与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主”“私”“权”是互联网的主要行为特性。用户可以自由地表达想法、交流和分享信息。一般情况下，智能终端设备的一个特点是数据共享时既能保障用户的隐私，也能保证信息的安全。在互联网应用过程中，以前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地缘结构正在被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所打破，由此带来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流变。（二）互联网技术之于家庭转变的表现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网络为骨架、以数字为血肉的新技术对家庭生活产生全面且深远的影响，对既有的性别、婚姻、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从而引发更深层次新旧伦理观的交锋。家庭成员之间的连接、共享更为便捷，新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生活模式纷然呈现，“新”成为家庭的日常与坐标，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异化”。第一，互联网的物理与组织特征持续破除家庭边界，重新定义“家庭”的物理空间。互联网技术将外部世界带入家庭，打破了“家”这一空间场域固有的情境定义，家庭空间这一社会场景被重新诠释。在互联网时代，“家”不再像古代中国的甲骨文、金文、大篆中的象形文字那样，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组织单元，而是可以散布于不同地点并由互联网捆绑连接在一起的网络式家庭。过去所说的网络家庭，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因地域流动而带来的空间分散性，由一地而散布到多地；信息时代的网络家庭则具有双重属性：物理空间的网状分布和虚拟空间的网络分布。在此情境中，家庭成员通过多种虚拟且独立的“微空间”、过着“微生活”、发生“微联系”。互联网已然且行将带来更深刻的家庭居住安排革命，家庭不再完全由屋檐来定义，家人不必是居住于同一屋檐下之人。第二，互联网的组织与行为特征持续蚕食家庭功能，改变家庭职能的履行方式与场域。家庭功能是家庭赖以存续的基础，也是维持家庭团结、增强家庭凝聚力的前提。约 翰奈 斯 比 特（John Naisbitt）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社会的基本建互联网技术情境营造物理特征联：连接；脱域跨：跨界平：扁平；去中心组织特征动：互动虚：虚拟；在场普：平民行为特征主：个性；自主；自组织私：私密；开放权：数字素养家庭转变外在结构内在功能关系伦常制度结构时代风尚个体偏好-9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筑构件正在从家庭转变为单独的个人5。互联网技术应用使家庭生活场景持续改变，网上就业与日常消费、多媒体交互式教育与学习、家庭图书馆与个体（再）社会化、线上娱乐等成为生活的日常，更多家庭行为从线下转向线上。人的交往对象从基于家人、亲朋、同事之间的熟人社交转向基于位置、兴趣、需求的陌生人社交，更为开放和自主，家庭成员关系进一步解耦。这些变化或继续弱化、异化传统的家庭功能，或改变家庭功能的履行模式与实现空间。第三，互联网的行为与物理特征持续重构家庭关系，牵引家庭伦理方向的流变。家庭观念淡化，“以家为本”转向“以人为本”。传统中国以“家”为本，“人”为“家”存在、为继嗣而活，祖先父母个人子女犹如一条永不断绝的河流。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是家庭观念的核心，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是家庭伦理的基本，白头偕老、生儿育女是人们对天伦之乐的美好向往。工业革命重构了纵向的亲子关系与横向的夫妻关系；互联网时代的婚姻观、生育观、家庭观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与尊重，鼓励家人在互相支持与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成长与发展；“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的调侃，婚姻无必要、家庭无意义的思潮，透视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远离甚至抛却既有的家庭观念。婚姻从“制度性婚姻”转向“陪伴式爱情”“个体化婚姻”；生育观念从“我要生”转向“要我生”；家庭关系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转向分权与平等。网络匹配、虚拟情人、生物遗传技术等冲击着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进而可能改变家庭结构和功能，甚至带来组成“家庭”的更多样式，并暗含潜在的其他社会风险。随着互联网技术向家庭各领域的渗透，二者之间的联系还会持续增强。下面将分别从家庭结构、功能与伦理关系三个层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家庭之变做进一步的细致分析。二、家庭结构的离散、简化与多元不同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对应着有差异的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是指家庭的人口规模、代数、居住安排、生命周期等元素。电视机普及并成为家庭生活的要件，打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成为改变家庭结构的主要媒介6。因此，尽管家庭结构的决定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的确引导着家庭结构的发展：适应先进技术或生产力发展速度、规模、水平的家庭样态可得到优先发展，适应先进生产关系的家庭结构最具有生命力7。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呈现出离散化、简单化与多元化并存的结构性特征。第一，家庭形式从点状转向网状（离散）。在不同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关系也不相同。在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小农和小手工业经济社会中，科学技术较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体力就是生产力，农村生产和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体力以及（大）家庭的集体协作。家庭或家族聚集而居，一是便于组织管理，能更好地实现土地、劳动力、财产等资源的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个体福祉、推动家庭发展；二是有助于提高家庭和家族的生存概率在死亡率极高、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的情况下，聚族而居可增强家庭的抗逆力、提高家庭与家族的存续机会；三是有助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增强家庭的凝聚力。此时的家庭结构相对复杂，人口数量和代数均较多。工业革命后，机械化、自动化大生产逐渐应用于重体力劳动行业和工种中，机器手逐渐替代人手，这既弱化了性别之间的生理与体力差异，也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与工业化相伴相生的城镇化，增强了家庭成员和家庭生活的流动性。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缩小了家庭规模、简化了家庭形式与居住安排、调整了家庭生命周期，带来了适应新技术的新居制，也改变了既有的家庭面貌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关系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依托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新经济业态、新就业群体不断涌现，传统的家庭服务业持续扩大，新的家庭服务业进一步拓展，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更为普遍。流动带来家庭成员的分离，他们由过去聚集于某地的“点状”关系转向散布在多地的“网状”关系。这既表现为家庭成员空间安排的离散化，也表现为家人交流互动模式的虚拟化。家庭成员更为独立，自由空间更大，更-9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但关系密切和凝聚力较强的网络式家庭“离而不分、分而不解”，且更具弹性，可分可合。离散化使得家庭规模缩小、代数减少、居住安排简化。2020年，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仅为2.62人；在全部家庭中，一代户家庭超过 50%，一人户家庭占25.4%，均为上升最快的家庭类型，而夫妻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标准核心家庭的占比持续降低，家庭空巢的时间大大提前、占比快速上升，家庭生命周期从正态分布转向后倾分布。第二，居住安排从复杂走向简单。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承载着人类社会繁衍生息以及为社会再生产育人之重任。在小农经济时代，技术发展水平较低，农业生产和手工劳作技能主要依靠父辈的经验传递，子代从父辈的言传身教中习得并精进技艺，长辈的劳动经验对子代的劳动经验具有决定性作用。此时，子女的养育成本低，但子女对家庭的贡献大，故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多，居住安排较复杂，核心家庭、直系（主干）家庭和联合（扩大、扩展）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态，也是常见的居住安排。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需要劳动力，只有家庭成员足够多，才能提供相对充足的生产力资源，故同居共爨或比邻而居的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成为生产生活中一种有效且切合实际的安排小农时代的宗法制度不仅是形而上的制度安排，也是经济结构的合理选择。同姓以及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便于在必要时结成更大的扩大式家庭，以应对生产技术落后带来的风险8。在工业社会，社会生产组织模式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发展为工厂+企业的规模式生产。在人口流动与交通便利时代，社会生产活动不再依赖于家庭，机械化与自动化大生产部分地转移了原本依附于土地的家庭经济功能，人口随职业自由流动，家庭成员脱离土地、离开原生家庭，从而解构着既有的家庭居住安排。同时，机器化大生产增强了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教育成为家庭发展必不可少的要件，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推迟、养育成本提升、对家庭的贡献降低，由此驱动夫妻减少生育，家庭的居住安排也更为简单。一代户等简化式的居住安排更适合互联网时代，故得到优先发展，成为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式。第三，家庭样态从主流走向多元。人类家庭样态的多元化由来已久，任何历史时期的家庭形式都不是整齐划一的，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家庭样态都有其适应社会环境的内在合理性。人与家庭均非孤立的社会实体，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是不断有序化的过程，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主要家庭形态，前面所言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曾经是主流的家庭形态。在互联网时代，家庭样态将不会如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9预测的那样，向美国中产阶级式的夫妻核心家庭趋同，而更可能是像贝克（UlrichBeck）所言的“后家庭时代的家庭”，即家庭从传统封闭的形式向流动开放的形式转变，呈现出更多样化的外在形式、关系模式和互动方式。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累积起来的些微或深刻的家庭变化，到互联网时代被无限放大，家庭的神圣性和稳定性深受冲击，家庭样态的流动性增强，出现诸多中间、次级形态。比如，从趋势上看，传统意义上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联合家庭持续减少，单身、同居、单亲、丁克、重组、分居、同性伴侣、临时关系与终生友谊等非传统生活模式更为普遍，这些复杂的组合形式就是“后家庭时代的家庭”。换言之，家庭样态不是走向趋同，而是走向趋异。互联网的个体化特性，也使得家庭从小农时代的“经济共同体”“生育合作社”等“功能性家庭”、工业时代的“需求共同体”，渐变为可以选择的“亲密关系共同体”。家庭结构正在获得新的历史形式，并在适应复杂系统的过程中创造着新的复杂性。参见新华社：“中国式”家庭：血脉中流淌孝道与亲情，http：/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三、家庭功能的外向、弱化与疏异结构与功能内在勾连。家庭结构的变化，必然引发家庭功能的嬗变。小农和小手工业社会的技术限制，决定了社会生产、人类谋生和社会保障的基本单位只能是家庭，故家庭既是独立的经济单位，也是人口再生产、子女抚育、长者赡养、休闲娱乐和彼此扶持的主要甚至唯一组织。当前，传统家庭功能呈现出社会化、弱化与强化、疏离与异化等多重特征。第一，经济功能的外向与拓展。家庭曾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保障单元。家庭占有生产资料，组织劳动生产，进行物质资料分配、产品交换和生活消费，但工业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了家庭的生产性功能；“工业革命时期是家庭开始不再提供劳动组织基本形式的时期，这对于家庭逐步丧失其经济职能具有决定意义”10。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生产功能全面衰落，家庭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而有产家庭也只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经营管理的专业职能则多由他人承担。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步发展，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产业的重要支柱，消费品类繁多、消费内容丰富，生活用品的技术含量提升，由此增强了家庭消费意愿、促进了家庭的消费水平。2022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8.8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2.0%；网络技术对家庭消费功能的拓展，家庭消费品获得和履行场域的外化等，进一步蚕食着自给自足式的家庭消费模式。第二，生殖功能的弱化与迁移。人类自进入个体婚制以来，家庭一直是唯一的生育单位。工业革命后，工资、社会保障等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使得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断崖式减少，家庭作为生育单元的重要性减弱，家庭之外的繁衍形式崭露头角。避孕技术的普及，增强了人们对自身生殖功能的控制能力，从源头上割断了“婚家性生养”这一传统链条，使得人类生育经历了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自然规律主导下的高生育率期，到与工业生产方式相契合的“少生优生”的低生育率期，以及与信息时代消费主义相一致的“底线生育”的超低生育率期阶段。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普及，逐渐拉齐了地域和人群鸿沟，推动了个体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一些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和家庭观受到影响；他们更加注重追求个人发展与物质享受，忽视婚育之于个体、家庭的意义和价值，故婚育意愿降低，践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底线生育”思维。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等高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革命，打破了自然生殖的常规，帮助无法正常生育的家庭实现生育，由此将家庭的最核心功能部分地迁移到家庭之外。仅从技术来讲，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完全可被技术取代，但技术的目的总是服务于人、服务于人类社会，故生殖技术必然会受到人的调控。第三，抚育与教化功能的外化与异化。子女的抚育与教化是家庭的主要责任。所不同的是，在小农时代，知识与技能的涵育多依赖于父辈对子代面对面、手把手的经验传授，内容多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技艺、为人处世的规矩伦理等。工业革命发展了公共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抚育和教育的内容拓展、技术更新，传统的家庭养育让位于以程序式、规范化、普泛性、系统性为主的科学知识、劳动技能等方面的正规教育，家庭的养育和教育功能向专业机构转移。及至信息时代，在互联网络等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养、育、教化功能在场域上进一步外化，育儿行为和知识、知识的传递方式、接受知识的方式、知识的共享模式等均被重新定义；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知识的创造、掌握与传播成为社会地位高低的新标准。不过，在家庭的养育和教育职能不断外化之时，过度育儿、教育“内卷”等行为进一步强化，凸现家庭养育功能的异化。第四，赡养功能的弱化与强化。家庭结构变迁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功能，日常生活照护人手出现赤字。但是，互联网技术推动了智慧养老模式的发展，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已然弱化的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形成替补。未来30年既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急速发展之时，也是智能技术参见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加速成长之期，智慧养老技术将在家庭赡养方面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可填补因家人缺场导致的心理和情感缺憾、弥补子女亲力亲为供养的不足，并通过信息采集与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所需所盼的有效对接，据此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使家庭养老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由此弱化父母在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方面对子女的过度依赖。智慧养老技术还可提高长辈的社会参与度，扩大社会交际圈，为其表达诉求提供便利。不过，智慧养老技术只是对家人养老的补充而非完全的取代；家人之间的悉心照护、亲情表达与心理慰藉非技术所能完全替代，对长辈和晚辈都是如此。利维（Marion J.Levy Jr.）认为，变化中的技术因素是所有事物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任何社会的充分现代化、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的一切巨大成就均取决于工具的使用11。结构功能主义者斯梅塞（Neil Joseph Smelser）主张，技术、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伴随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功能的兴衰与技术的进步之间确实显著相关，现代化形成了一种以情感吸引和狭隘爱情为基础的家庭；除家庭成员各自与外部的联系外，家庭不再作为重要的社会领域12。作为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互联网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来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家庭仍是个体生活的最重要场域。四、家庭关系的疏离、分权与平等网络技术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可以从总体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三方面展开讨论。对总体关系的论述也适合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第一，总体关系的异域共情与在场疏离。互联网对家庭关系伦理的重构可从共享与分隔两方面考察。场景的共享打破了既有的社会角色模式，也形成了新的分割13。一方面，互联网的“联”带来异域共情，增强家庭成员的亲合性，成为亲密关系的“粘合剂”。互联网缩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和年龄距离，为流布于多地的家人提供了更便捷的沟通渠道。在人口大流动时代，家人分隔数地、点状家庭变为网状家庭，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即时和共域的选择。文字、语音与视频分享可满足人们寻求家人及时性支持的诉求，虚拟网络创造出“在场”效果，带来群体共享场景的融合14。视频技术模糊、跨越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界限，将通话双方拉进一个共同的虚拟场景中，如同在家庭这个私密场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参与者即时看到“在场”之人的样貌，观察到各自的喜怒哀乐，分享彼此的心绪情感，由此赋予异域亲人一种个性化、亲密且具有表现力的互动特征。音频与视频还淡化了互联网技术对数字素养的需求，便利了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使用。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脱”形成在场疏离，减少亲人面对面的交流，且可能因信息沟通障碍而引发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关系的质量、削弱家庭的凝聚力。“科技的确已在使人疏离人、疏离自然、疏离自我。科技会造成实质与情感上的距离，把人剥离自己的生活”15。大众传播媒介正引起一场静悄悄的“家庭革命”，成为家庭关系的“隐形杀手”16。网络依赖占用家人的共享时光，“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之类的调侃，镜射的正是家人虽然物理上共处一室但社会与心理空间却不共享的普遍现实。这种割裂弱化了家人之间的亲密感，以及在“家里”与在“其他地方”之间的区别。此外，清明祭祖、中秋团圆、春节团聚等定期和常态化的现场仪式开始被网络仪式替换。这些仪式曾为家人提供了共同体验的时机、共商家事和增进情感的契机、涵育和增强个体成员家庭意识与认同的良机，从而助力赓续家庭传统、维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而虚拟世界对在场仪式的取代，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履行的功能可能大不相同了。第二，代际关系中的父辈削权与子代增权。互联网的组织与行为特征（尤其是后者）重塑着代际权力、夫妻权力关系。“未来的科技生命将会是一系列无尽的升级，而迭代的速率正在加速无尽的升级都会把你变成一个菜鸟也就是说，你会变成笨手笨脚的新用户”17。通过互联网传递的数字知识自其产生伊始，就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参与到知识的生产、更新与流播过程之中，成为社会转型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的政治策略，规约着数字时代知识体系的发生、形成及发展路向。子代生于互联网时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长辈被裹挟于互联网浪潮中，多是互联网的“移民”甚至“难民”，由此解构既-102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有的代际关系、引领新型的代际关系，代际权力重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流变18。代际隔阂与冲突是与年龄俱来的固有特征。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时代，网络使用成为一项基本生存技能，被裹挟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面临数字理念沟、介入沟与信息沟，成为新技术的被动接受者、陪伴者和落伍者。同时，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为子代挑战亲代权威提供了可能19，直接对父辈的经验知识进行“袪魅”，弱化了传统的别上下、区尊卑的教化模式。顺向教化的“知识前喻”或“前喻文化”20丧失优势，父辈若想跟进时代步伐，就不得不以“乖小孩”形象接受子代的技术反哺，由此解构父权认同，构成削夺父辈权力的要因。相反，子代占据信息高地，成为数字权威的掌控者，引领网络社会的发展走向，并通过对新知识尤其是数字知识的创新、生产与熟用，以及其他多种手段进行自我赋能与“增权”。父辈必须依赖子代的数字反哺，方能更好地适应网络生活，而“技术后喻”已然成为当下文化传递的新模式，颠覆了几千年的前喻文化。此情此景下，养的目的、孝的意义、尊的逻辑和敬的基础都在变化与动摇。再加上其他制度和结构要素的共同作用，代际权力关系一消一长。第三，横向关系中的夫妻分权与平等。在小农时代，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家庭为初元单位的社会结构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以集体宗法文化为制度前提的政治体制，支撑并合法化父权和夫权，使之具有稳定性。工业革命的铺陈，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社会分工模式，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经济上日渐独立，女性由此突破了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追求职场发展、实现社会价值。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强度、拓宽了劳动领域，众多行业和职业都呈现出“去生理性别化”特征，为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提供了便利和机会，也改变着公共领域的性别权力结构，重塑着私人领域的夫妻关系。然而，当前女性面临的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复杂，技术进步不等于性别关系的更加平等。家用电器技术的普及，部分地将女性从单调重复的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但这既未帮助她们实现家务自由，亦未将男性带入家庭、自觉分担家事，女性只能利用工资来实现家务劳动的向外转移21。实际上，城市家庭密集和精细化的育儿模式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家庭的渗透而强化，但男性作为网络技术的主要创造者与领跑人，在互联网育儿时代并未平等参与到育儿责任中，信息检索、在线教育与家校沟通、网购育儿服务等依旧多由母亲承担。性别与技术的互构，使得母亲依旧是育儿数字化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延续着传统的育儿性别分工机制22。此外，互联网劳动的隐秘性、繁琐性和碎片性，以及边界的模糊性等，既低估了母亲繁重的育儿工作价值，也使得父亲在互联网育儿劳动中的缺失顺理成章。互联网时代的夫妻关系还面临其他方面的挑战。移动电子设备已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拟空间的互动也成为现实交往的替代。网络沉迷意味着夫妻的沟通时间缩短，既可能是一方冷落对方，也可能是彼此忽视，由此导致婚姻关系的压抑与焦虑，影响婚姻质量。同时，虚拟世界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幻想空间，好奇心理、游戏心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补偿心理等，带来“数字化出轨”甚至婚姻不忠。而互联网这一人类发明的最强大的扩音器，给人微言轻无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向全球发声的话筒，使得亲密关系通过虚拟空间在更大范围内被观看、被放大、被消费，由此可能造成并加剧夫妻之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数字技术对婚姻关系“的确非常具有破坏性”。当然，虚拟交往行为本质上是现实关系的投射，若现实世界中的夫妻关系亲密，则虚拟空间会给夫妻提供另一个平台来延续夫妻之情；若现实世界中的夫妻关系冷漠，则技术也难使夫妻关系在虚拟空间中得到改善。技术终究只是工具，亲身参与和感官接触仍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形式，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依然主要取决于夫妻沟通的质量和婚姻质量本身。五、余论：互联网时代的家庭走向行文至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当互联 参见 Cerf Vint，The Internet is for everyone，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news/speeches/2011/the-internet-is-for-everyone/，访问日期：2022年12月12日。-103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网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后，家庭是否会随之消失？笔者认为，因社会尚未形成家庭消亡的物质基础与心理条件（尤其是后者），故互联网时代的家庭虽会继续转变，且对标于传统家庭而言的外在模样会继续改变、部分功能会不断衰落、伦理关系会持续流变，但目前家庭之“常”大于家庭之“变”，且在可见的未来，家庭这个初级社会组织不会消亡。（一）互联网时代的家庭何去何从在万物互联时代，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猛烈地冲击当下、涌向未来，并以各种能想象和难以想象的（新）技术形态向各组织单元、各社会场域渗透。互联网作为新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载体，将使人类家庭步入一个不同于文明社会后任何一个时期的全新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在新技术面前会进一步“异化”。不过，互联网技术是否对家庭构成一种根本性的颠覆力量，或从更大范围讲，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转变，是否也会带来社会各领域的变化等，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城镇化依旧快速发展，经济形态与业态持续迭代，知识形态与体系不断创新，这些客观现实必然会对家庭带来进一步的洗礼。但是，家庭是最稳定的社会组织单元，具有很强的惰性与韧性，故网络技术对家庭的本质性影响必然是缓慢、复杂、渐进的，具有延时性与滞后性。社会记忆学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新与旧之间的交替或变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是慢慢消亡的，而新的是慢慢孕育长大的，其成长过程必然需要旧的庇护。历史上，农业革命之于文明社会的起源、工业革命之于近代社会的出现，也都是缓慢的，虽然今日之“慢”与昔时之“慢”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家庭并非与人类俱来，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意味着，家庭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群体，都并非必然或必需的，而是可以选择的。互联网本质上是技术，技术的社会功能在于人的选择与应用，故其作用具有相对性和与其他因素的联动性。每一项技术变革，对于提高或降低生活质量都有同等功效，这取决于怎样应用变革中的技术23。互联网技术对家庭的影响既不独立、亦非唯一，而是建立在前三次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如现代教育、福利制度、公共服务等）的基础之上，并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家庭转变也不仅仅是对互联网等新技术、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的回应与顺从，它本身是构成整体社会变迁这一宏大图景的基础和元素，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相辅相成。互联网技术对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但人类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应用技术成果时，也会考虑技术应用对家庭整合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家庭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家庭成员在面对风险时，总会退回家庭这个“避风港”；家庭总是个体获得最深层次的心理慰藉、风险规避、危机应对的坚强后盾；同样，面对家庭危机，家庭成员也会主动、自觉地采取维护家庭的行为。因此，互联网是推动家庭持续转变的重大力量，但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它对家庭结构、功能、伦理关系三大要素的影响亦不一致，互联网时代的家庭有“变”有“常”。虽然本文从“变”切入，但不应忽视家庭的本质之“常”。由前文分析可知，家庭的结构性特征变化甚大，以更好地适应外在环境之变，但在短期内，不婚的单人家庭不会成为一种主流的家庭样态，它主要是一种过渡性的居住形式（或因未婚、或因空间流动所致的家人分居）。同理，虽然部分家庭功能完全外化或发生异化，但家庭的生育、养育、赡养、陪伴等功能并未发生颠覆性改变；家庭伦理关系虽由尊老爱幼“两头重”向爱幼“单向偏重”流变、由父系集权向代际和代内平权演化，但基于血缘的“生”“养”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是任何其他亲密关系所无可替代的，“亲亲”“尊尊”以及家人之间的互惠关系依旧坚韧。（二）互联网时代我们为何还需要家庭家庭的“变”中之“常”植根于代际互惠、夫妻互补的工具理性，以及血缘与家伦的情感连接。海德格尔的家，只是诗意栖居的家园，其中没有真正的家人及其伦理，但唯有家人与家伦，支撑着家庭在变迁中存续与发展。与任何一类社会组织相比，家庭因血缘关系和长久的亲情而具有更强的凝聚力与抗逆力，从而使得家庭拥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所缺乏的韧性，在面对种种张力时能从被动到自知、从自发到自觉的-10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法律 社会调适与应对。血缘是天生且无可撕裂的既存事实24。世界上最无法选择之事，就是代际和手足关系血缘的不可选择性、亲情的不可舍弃性，构成人伦之基，呵护家庭的存续。“家之本在身”（孟子 离娄上），身与家的本源一体性决定了家庭的韧性。中国自古就有“身家性命”之说，而“身”是“家身”，是“亲亲”关系的“身”；自己之身源于父母，父母之身源自祖先，子孙之身源于自己，家族、父母是人之所从出之处，故当下之“身”连着过去和未来25。人在家孕诞、生而有家，由是有所凭依、有所安顿，家“是其所是”。“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大戴礼记礼三本），“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牲）。家是人由之“离开”并要“回去”的地方；人能“离开”出生地而成为独立的自我，本身就赋予了己所出生之地“家”的意义26。子女建立自己之家并不意味着与原生家庭关系的断裂，而是对原生家庭的发扬光大；家的原初意象总在记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