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pdf

年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F e b 第 卷第期(总第 期)J o u r n a l o fB a o j iU n i v e r s i t yo fA r t sa n dS c i e n c e s(S o c i a lS c i e n c eE d i t i o n)V o l (S u m N o )【历史学】D O I:/j c n k i j b u s s 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赵丛苍,吕亚宁(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西北大学 医学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摘要 中医学是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的重要学科,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中医学的概念使用出现了几许困惑.本文基于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医学科认知,从中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中对“中医”内容的利用情况进行分析,并联系其“中医”与“民族医学”的关系,综合考虑了“中医学”学科内外对“中医”的认识和应用.由此展开关于对“中医”“民族医学”及“汉医”之辨析,提出可将“汉医”作微观问题的研究对象,以企化解中医学研究中概念不清及研究难以拓展的疑虑.而基于这一新概念的应用,“中医学”能够真正实现广域视野的探索,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且发挥出惠及多面的学科价值,促进中医学的长远发展以及多学科的交叉共进.关键词 中医;中医学;汉医;民族医学 中图分类号K ;R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目前,学界关于中医学的关注正在逐渐加深.一方面,在继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传承了几千年、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学文化也逐渐受到大众及学者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各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内容的不断拓展,越来越精细化的、贴近日常社会生活的研究内容使人耳目一新,比如在考古学中,越来越多医药文物的被识别,使得更多了解古代人类日常生活及医药文化观念的诉求成为可能.然而,尽管学科交叉的发展促使中医学初步获得了不同领域和视角下的研究收获,但在深入研究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中医”内涵的不明晰.在以往学界关于“中医”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医”不仅是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称呼,也是一个被无数学者所沿用的名称,更是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类别专名使用许久,“中医学”内部的专业研究也实现了系统的自我循环.但倘若将其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中,似乎就只能借其“医”之名,解释表面上的“医”之事.对是否为“中医”的判断,也只是停留在“经验下的”或者“文献中的”认识.其他学科关于“中医学”的研究似乎陷入无法知其所以然、也无法跳出其字面含义的尴尬局面.其次,在“中医”概念无法被灵活运用的情况下,或涉及一些文化以及族属等相关的问题时,也会陷入研究对象的立场难以站定的困难中.在以往的经验中,“中医”似乎就代表着“我们”的医药,但这个概念放到更大的范围中很显然是模糊不清的.比如“我们”,是否能够被理解为“汉人”还是“中国”或者是“使用某些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人”,这一问题是难以回答的.而这一问题却偏偏是一门学科想要深入研究与精益所逃不开的话题.还有,正是在这种研究对象的立场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各类学科关于中医药话题的研究就注定无法深入,也难以获得意义深刻的结果.问题往往在矛盾中产生,相互比较的两种现象或个体往往才能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道地药材源流的本草考古研究(项目编号:Y F C ).作者简介 赵丛苍(),男,陕西凤翔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吕亚宁(),女,甘肃酒泉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古学.引出更多问题,启发更多的回答问题的思路.然两个对象的比较则需要建立在二者概念相一致,即在可比较的基础上才能展开.比如,“民族医学”是与“中医学”话题息息相关的另一类医学,理论上来看,二者的比较将对研究中华传统医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未解释清楚“中医学”内涵的情况下,径直将“中医学”与“民族医学”直接比较则是不合适的,因为“民族医学”或许可以当做民族的、地域的概念,但是“中医学”却已经难以划分民族和地域了.这样概念不对称情况下开展的研究工作将会是困难的,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的.故而,关于学科交叉背景下“中医”的辨析以及“中医学”研究内容的思考是亟待开展且意义深远的工作.本文将从:找出“中医”概念难以适用于其他学科的原因;分析已有的“中医学”及“民族医学”的研究特征;辨析“中医”的概念以及回答完整的“中医学”研究应该是什么样这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二、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中医”在学科交叉背景的当下,不同学科内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医药的讨论,却都只能是浅层的涉及,甚至面临因概念的模糊不清而无法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换个角度看,以往中医学本身的研究仍在徐徐展开,而似乎并没有概念及内涵上的疑问.这也意味着不同学科视角下的“中医”可能有所差异.(一)中医学内的“中医”研究从中医学的概念来看,中医学是“专门研究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养生与康复的知识体系”(P).故中医学的主要任务是理解和解释已有的中医知识及理论成果,故而很少会涉及对中医的成因、起源等内容的探究.近现代中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其开端是在学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与“西医”的碰撞而展开的.因此俞慎初先生才称医学史“是科技史的一个重要分支”(P).然而,中医自身的内容已历经千年的继承与丰富,且早已形成了自身的经验法则及理论体系,故中医学科自一开始就已经继承了丰富的中医学成果,并以使用现代方式理解和解释中医学原理,以及培养适应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系统掌握中医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人才为主要工作.而当下的中医学科发展也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基本任务和目标.基于解释及应用中医知识的目标,现代中医学科的研究方式也已形成了适用于理解和阐释的风格,且在西方医学知识及学科背景的影响下,中医学的部分研究方式也引入了西方医学的实验等科技手段,为验证中华传统医学内容的科学及有效性做出了积极探索.中国历史上各家名医的著作及药方,都成为后世学习与研究中医知识的绝佳材料.考古发现也为佐证中医历史之悠久增添了不容置疑的实物资料.年内蒙古多伦头道洼遗址就发现了一枚新石器时代的砭石,证明中医学内容里极其重要的一门 “针灸学”内容,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 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已有关于医疗卫生及疾病的记载.周礼 中亦见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医科区分(P ).内经 作为中医学科最重要的医学典籍,是中医学研究绝对无法脱离的文献著作.东汉张仲景所作的 伤寒杂病论 记载了六经辨证的基本方法以及其他杂病的辨证施治方法,是后世临床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再如历史上华佗、淳于意、皇甫谧等名医的事迹和著作皆可纳入研究.因为中医之医药与养生修仙相关的特性,西晋葛洪的 抱朴子和 肘后备急方 等炼丹制药之说也不可不读.唐人苏敬的 新修本草 为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孙思邈的 千金要方 是大型综合性医书,这些药学及医书整合也为后世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而中医学的继承在自我革新的道路上,也派生出不同的学派门流.先秦时即有先后重视用针、用药和切脉的 黄帝针经 神农本草 和 素女脉诀三个派别.汉代,针灸和切脉合而为一家称为医经学派,重用药物和方剂者则发展为经方学派,这两类也成为后世中医学的两大主流.随着中医学派内部的不断派生和演化,中医学的内容不断丰富,实际上也推动了中医学内早期的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些内容都成为现代中医学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中医学内容已经足够丰富的前提下,中医学科内似乎也就没必要深究这一概念在其他领域内的适用性如何,以及与民族医学对应下的匹配性如何了.这也就意味着其概念的模糊性是一个长期潜在的问题.目前来看,仍有很大一部分关于中医学的研究也都集中在对中医药药方、治疗理念的还原和验证,而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真正对于“中医学”的学科探讨,使其研究内容能够被更大程度地为其他学科吸收利用,则仍待工作.(二)考古学中的“中医”研究考古学以研究考古遗存及遗物的文化属性为赵丛苍,吕亚宁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基本目标,其学科内部的研究主要存在“识别”“归类”“引用”三个步骤的工作.对于“中医”已有内容的应用也主要体现在第一方面.“识别”主要指对考古遗存以及遗物的辨认.若要给考古工作一个起点,那一定是田野发掘工作,这一步骤虽然不直接涉入考古学正式研究的内容中,但考古资料的整理与考古报告的生成却是后续考古学研究展开所依赖的重要内容.发现与发掘考古遗迹的过程同时也已经是初步辨识考古文物功能与属性的第一步,且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正如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与创建者始终对于考古地层以及考古文物的组合现象的强调(P 、P ),正是从时间和空间整体把握文物的定位.因为正是在原始的情境之中才能更好地推测考古文物原始的功能,而文物出土及清理后的部分失真以及判断者后续不可避免的主观认知都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为后续学者了解和判断医药文物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的考古发现有:马王堆辛追夫人墓中发现的辛夷、桂、花椒、茅香、佩兰等药材,以及弥足珍贵的未腐之尸等遗存,为现代对历史上病理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直观物证;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现的“医工”盆,金、银制医针,以及灌药器等一套医药工具的发现,展示了西汉时期可能存在的一套医疗制度以及医用工具(P );西安何家村窖藏发现的香料、药盒,以及药物剂量的铭文,则为古代的医药制作及药剂规格信息提供了参考.如此,通过文物组合的判断,辅以古代文献的参考,一副古代人群的医药应用面貌似乎已经徐徐展开.但考古学的工作不止于基本的文化面貌的呈现.“考古类型学”是中国传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版块,其优点在于,在摆脱一些历史内容需“考据”的、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存疑的情况下,利用考古学自身的一手资料的绝对客观真实性的优点,将考古遗存和遗物分而归属,透过考古遗存来描述不同文化族群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考古学研究积累下了大量关于“归类”研究的成果.然而,一些基本的医药文物“识别”工作成果无法直接作为某一种“族群”的代表被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因为表面医药现象的描述还无法使其结论能够被“引用”,成为一类“族群”文化属性判断的依据,这尤其体现在中医药与民族医药的区分上.以考古发现的医针材料为例.目前在北方及南方都有形制较为特殊的针具的发现,通过对比,除了西北地区发现的针具有线残留证明其为缝纫用针外,其他地区发现的针柄或圆或方,一般无针孔而甚至成组出现的针具则很有可能为古代的医用针具.年 月,张厚墉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发现了一枚青铜针,针身长厘米,刃宽 厘米,一端尖锐有锋,针身为四棱形,尾端有弧刃,很可能为早期的医针.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发现三枚银针.出土时表面均氧化锈黑,形状保存完好.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同是直径厘米的圆锥体状,针尖锐利,三枚银针顶端均铸有一小圆孔,通长分别为(M )、(M:)、(M:)厘米.蓝日勇认为罗泊湾所发现的银针与时代较晚的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的金银医针类似,推测其应为壮族先民医用针具的证据.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M 中发现两件铁针,扁方柄、圆条尖锋、无针眼.叶浓新结合岭南地方疾患特点等因素推断其应为医用针.然而针具形状的差异却不能成为直接判断不同地区文化属性差异的依据,比如,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发现“微针”,但“微针”却不能成为南方少数民族医针的代表,因为在汉代成书的 灵枢 中早已经介绍了包含“微针”的九针体系,这一著作一向被视为“中医”理论的集大成,但二地皆有“微针”的现象却也意味着“微针”也不能成为“中医”的代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于“中医”内容的丰富,以及概念的模糊,中医无法直接与不同地区的民族医药进行比对,自然也就无法得出判断文化属性的医药依据.尽管在考古学上文化属性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部分可供参考的研究结论,医药文物的判断暂时难以为文化属性的区分提供关键的帮助.然而,为不同文化族群考古学医药现象的研究拟定一个可供对比的研究对象,促使考古学研究基于医药文物的辨识而进一步取得发展仍是有必要的.(三)历史学中的“中医”研究历史学研究往往从一个更大的视野出发,以过去发生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但也正是因为历史学研究本身的内容范围较广泛的特点,医药也能够成为历史学研究讨论的内容.历史学直接参与到其他学科内容的表现为学科史的整理.参与到“中医学”中体现为“中医史”的梳理.一般情况下,中医学史按时间以原始时期的医学,先秦的医学,秦汉及以后历史时期的医学,近代及现代的医学为主要分类方式,考察不同阶段的医药著作、制度、教育医药学家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在进行中医史的整理时,也会加入新的观察视角和内容.比如孔建民关注到医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h t t p:/ww wb j w l x y c n/z a z h i s h e/s h e h u i/i n d e x h t m分科的发展;范行准关注到中医史上的医案,以及历史背景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并进而对中医学内的“医经学”“药典学”“本草学”“传染病学”等专门医科的发展做了梳理;俞慎初先生还已经关注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现象并做了梳理.历史学的研究能够最大程度上,以宏观的视角,复原一类研究对象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其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其基本工作主要有“归纳”“整理”和“分析”三个部分.比如李建民对中医内“艾灸”“脉法”“移病”“禁方”“埋胞”以及医疗中的风水应用等具体问题的整理与探讨.对于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成果以及现象的“归纳”是历史学本身的记录作用,也正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记录”的习惯,才能够为后来的学者保留丰富的文献资料,为窥探与还原辉煌的历史风貌提供参考依据,这无疑是意义重大的.接着,历史研究者将以对历史资料的“整理”而使得历史信息专门化,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类别区分历史学的内部研究,更好地以当今的视角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信息.然而,目前中医学的研究成果也甚至不足以在历史学的“整理”过程中发挥很好的作用了.历史学的专门史研究中不乏对少数民族史的关注,而这一研究能够发展的前提是一个明确的少数民族研究对象的确立.比如“西夏史”“满族史”“彝族史”等专门针对某一特定民族历史的研究.在这些专门史研究建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从而对某一类文化获得更清晰的认识,进一步“分析”而获得一类文化自身原始面貌的追述.而“中医”却与“蒙医”“彝医”“藏医”等概念不同,很难将其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医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研究.甚至而言,从内容来看,“中医”的丰富性甚至堪为其他少数民族医药之统筹.当然,这样空断而成的结论似乎难以说服,但若要将中医药与民族医药相联系,并使二者能够开展比较研究的工作,对“中医”进行合理解释,提出一个能够产生研究结果及意义的研究对象是必要的.总的来看,中医学因为研究传统中医经典医方、文献的习惯,所以中医学内部形成了解释和验证古代传统医学理论内容的研究风格,自成体系而有序发展.然而,若要将中医学的知识引入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中,都存在只能描述表面现象而无法更进一步开展文化属性的判断以及多对象的比较研究工作.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是在于为“中医”提出一个能作为研究对象以在多学科内开展持续研究的概念.三、“中医学”里的“民族医学”研究将目光放到“中医学”学科内的研究内容时可以发现,在讲述中华传统医学内容的时候,总会涉及部分民族医学的内容.幸而关注并重视到这一点的学者对部分民族医学的内容的整理,后来的学者才得以了解到中华传统医学内容之丰富.杨昌文尤其对西南民族医药进行了调查,田兴秀、关详祖对苗族医药作以梳理,李耕冬、贺延超对彝族医药的发展进行整理,戴铭对壮族医药知识经验的累积和理论认识的形成以及与中医药的交流有所关注,陆科闵对侗族医药的本土病名和治法做了整理,田华咏、潘永华等对土家族医药的基本医理及用药之法进行了阐述,卢得子等对朝鲜医学的整体观,四象理论及辨象法及不同病症的辨别进行了整理.此外,学者也逐渐对其他民族医学的内容有所关注,并有所研究和总结.如那生桑对蒙药学概况进行阐述,丁玲辉等对藏医基础理论进行了总结,茶旭对傣族医药的历史渊源及理论基础进行了介绍,陈卫川等阐述了回族医药的理论核心及饮食文化特点等.然若加以思考,则会发现,如果在以往“中医”概念的使用前提下,所能做的只有对民族医药材料的调查与整理,对于“民族医学”的研究也难以深入.(一)“民族医学”与“中医学”的相通性从字面上来看,“中医学”的研究似乎与“民族医学”属于两个门类,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确可以发现,尤其在涉及中医源流以及影响类的问题时,难免会与民族医学的内容联系起来.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医学”,将会迈入更深的研究视野之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加入,也会为“中医学”研究引入更具讨论性的话题.比如考古学所注重的历史源流与发展的问题,历史学所探讨的关于历史意义的讨论.实际观察现有“中医药”以及“民族医药”的研究内容后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难免会使未经辨析的“中医药”与“民族医药”混为一谈.一些现存的民族医药的医疗手段与方法体现出与中医的相似性.针灸是中医所使用的主要疗法,且内外病皆可治.而用针和用灸的疗法在民族医疗手段中也并不鲜见.比如壮族就使用陶片来刺血医病,民间也一直使用“陶针”进行医刺,且在新石器时代可能就已经发明并使用这样的医治手段了.此外,壮医也会将火与针相结合,通过使赵丛苍,吕亚宁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用温针的方法来去除寒湿.壮医火针疗法是将针尖烧红后迅速刺入人体一定穴位或部位以治疗疾病的方法.通过温热的针刺来调节和畅通人体气血,具有祛瘀、温阳散寒、除湿止痛、泻火解毒、散结消肿等作用.再如中药的汤药疗法是中医内另一大重要流派,主要通过搭配不同的植物、动物、矿物等药物为药方,以一方为一药,制成汤剂、散剂、丸剂等剂型在一定时间内服用而实现去除疾病、调理身体的效果.以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 所归纳的经方为例,中药最主要的经方仍是植物类药物.而在植物类药物资源相当丰富的地区,也使用药草来治疗疾病.比如彝族医生几乎家家户户都了解一些基本的使用草药的方法,也懂得一些当地常见的疾病的治疗方式.故就此来看,不论用针还是用灸,或者是用药物的治疗方式都不是“中医”所独有的,而民族医药本身也有悠久的传承历史,且有不同于中医的使用方式.既然如此,若论及“中医”之源,与之内容相似的“民族医药”也应当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在一些医药理念中也体现出了相似之处.比如朝鲜医药中使用六经辨法对人体体质的判定.朝医学认为人体的先天因素决定了人体体质的不同.朝鲜四象医学把人分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象人,“过偏于阳者名曰太阳人,过偏于阴者名曰太阴人,少偏于阳者名曰少阳人,少偏于阴者名曰少阴人”.这四类人在生理机能和心理性格特征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朝医在治疗之时也根据四象而分出不同药物.中医则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为六经辨证的准则,可见二者在理论上存在着相似点.中药往往不拘于材质、种类,有着万物皆可为药的开放式特点,而傣药中也有相同的观念.公元世纪,傣医学的理论成型阶段,“龚麻腊别”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傣族医学理论的主要编写者和传播者,被奉为傣族医祖.“龚麻腊别”认为“世间万物无一不是药”,这一理念始终根植于傣族人民的心中.彝族医药中亦有对于“医时”的重视.彝族有与中医“子午流注”相似的治疗思想,认为人体不同部位对针刺的反应因日期不同而变化,有时甚至可能发生致命的危险,因此针刺时需注意避开“禁日”.这类“禁日”一般有两种推算方法:一种是按彝族流传习用的“十二兽法”,另一种是按每月三十日的阴阳历计算,常常两法并用.(P )尽管从各自的整体的理论构建来看确实存在差异,但这其中的部分基础认识的相通之处,则为辨析“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理论内容的关系增加了更多可讨论的地方.从文化影响的层面来看,“中医”的概念无法作为“影响者”或“被影响者”而直接使用.“中医 产生的影响”这个话题在国际视野中是一个合理且很具有讨论度的话题.在国际视野下,“影响”的发出者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而这个概念一定是清晰的.但倘若将这个话题放入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的历史内,放入到整个中国的版图中来,似乎显得别扭与不合理,这正是因为“中医”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文化层面的概念.“中医”的概念更像是多种文化影响后产生的“结果”,当将文化综合体视为一个整体的讨论对象时,“中医”概念便是合适的,而若要讨论文化综合体内部各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中医”的概念显然就不适用了.因此,“汉医”的概念似乎更适合代替“中医”参与到各个民族医药的比较研究中.正是由于“民族医学”与“中医学”的相通性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故“民族医学”也是“中医学”研究开展必须涉及的话题.然以“中医”为研究主体的情况下,“民族医学”研究也受到了“中医学”解读模式的影响.(二)“民族医学”的研究困境目前学术界关于“民族医学”的研究基本按照“中医学”的研究模式加以分类和整理,基本分为医学理论、医疗方法两类,在医疗方法中又有专业性较强的药学研究.医学理论研究中,民族医学及“中医学”中均有气血、脉法、辨证及治症等相关的理论内容;医疗方法里,二者均设计用针、石等工具治疗的方式;且“中医”及“民族医药”中的药物使用占据了重要地位,了解二者药物使用的异同确为很好的研究视角.故从研究门类上来看,“民族医药”的研究可将已有的“中医药”的研究方式视为参照,以获取更多“中医药”与“民族医药”相似之处的信息,这对于后续其他相关研究的展开来说不失为重要的准备工作.然而,“民族医药”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借鉴“中医药”的解读和描述方法.若不在研究中将“民族医药”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就可能受限于“中医”及“中医药影响”的思维模式,而无法真正客观地表达一个民族自身医药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背景和意义.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药物命名”“药物功效”以及“与宗教性是否分离”三个方面.民族医药内容自身的发展具有多样性,相同药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h t t p:/ww wb j w l x y c n/z a z h i s h e/s h e h u i/i n d e x h t m物可能存在许多不同的命名,需区分对待,而不能简单统一.不同民族群体往往分居于不同的地形区,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而发展出不同的文化风格.这种情况在地形复杂险峻的西南地区尤为普遍,以至于即使相距甚近的两个民族,也会有语言差异.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不同民族可能形成了不同的医药经验.再加上民族文化区文字的使用程度较低,医药内容的继承往往更趋向于言传身教的经验模式.对于生疏于当地文化的研究者来说,对其医药内容的认识还需增添一项了解其原始含义的工作.而了解不同民族对于药物的命名方式,也不失为加深对其医药文化建立与传播模式的认识的途径之一.比如傣药的命名往往参考了药物的功效、质地、生活特性、味道、价值、形态、气味、产地等因素.侗族药物同样偏向于使药名更加具体,生动易懂,能够使对药物的形象更加具体生动,由此更适宜生成以言语方式传承的医药信息.对其原始药名的保留能够同时保留该民族对药物的观察视角,是了解该民族居住环境及医药需求的参考材料.民族医药内容中对具体药物使用的认识可能与中医有所差异.中医药学经典 神农本草经 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经.“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P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本中经”(P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左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P ).神农本草经 中即以“养命”“养性”“治病”三个层次来划分,其主旨即以不同人对药物的需求作主体的分类标准,而在不同标准中又细分了药物的材质.如此可见,中医观念里以患者需求和患病深浅为首要参考,而后考虑具体药物的药性、功能及质地等因素.中药疗法主要以不同药物相互配合而构成的复合药方为主,在考察患者自身体质以及患病需求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而增减药方内的部分药物.然而中药的认识在经验的基础上也会基于中医理论的推演,或以“五行”“阴阳”等理念推演不同药物可能具有的药性,并在这些推演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同一中药的药性认识,更新药方,促进中医药的创新与发展.民族医药文化里,基于对当地气候环境可能导致的疾病的认识,当地人群往往对某些地域性的疾病具有经验认识,往往以某些固定的药物作为医治该疾病的方法,并将这种经验传于后代.即中药需经“辨症”才可用药,与“中医”绑定,而部分民族医学“见症”即可凭经验而用药,是为二者的不同.即尽管在民族医药中这种经验传承的医药内容的可衍申性与创造性的程度较低,但正是这种与当地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的医药认识,才正是原始、客观,且具有地域代表性的.这一点在关注不同民族地方自身的文化特色时是值得考虑的.民族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成分往往会造成对其“医药”内容识别的困惑.中医历经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基本不变的医药内容、医疗方式,官方设立专门的医药管理和教育部门,民间有专门的行医场所,甚至有专门的商人搭建起药物交流的桥梁.如此种种,都意味着中医、中药已经在大众中形成了广泛的认识,且对其具有固定的需求,中医药很早便已经脱离原始的“巫”的行列.也正因其体系完善,中医药的相关研究也才能在历朝历代不断开展.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医药却仍不乏原始的“巫医”状态,如果强行用中医药的解读模式,如何在“巫医”现象中辨识出真正的“医”的内容首先就成了一个问题.但若要真正认识一项民族医药的成型、发展过程,就不能简单以中医的“医”的认识带入“民族医药”中,而应承认其医药发展的“巫医”状态,以整体的文化背景讨论医药文化的形成.彝族史诗凉山 勒俄特衣 中记载彝族先祖“居木武午”派遣医生为天帝“恩体谷兹”治病,并用麝香来敷毒蛇所咬伤的,用尔吾来敷蜂子蜇伤的.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对症下药”的做法,而并非一开始就以“巫”为中心,相反,“巫”正是基于已有医药成果而出现的.至公元初期及以后,彝族的巫文化逐渐盛行,并以巫取代医药,流行“禁忌”内容,巫的信仰笼罩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毕摩和苏尼是彝族行巫的主要人员,彝族人通过多样的占卜方式来预卜疾病,占验吉凶生死.巫文化的认识使得“疾病”与“鬼神”相联系,故而“驱鬼神”的方法也就成为疾病治疗的方法之一.然而即使如此,彝族先民仍然没有抛弃使用医药进行治疗,实际上形成了巫医并行的医疗面貌.(P 、P )总的来看,目前民族医药的许多解释和解读方式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传统中医药研究模式的影响.但民族医药有自身的发展与文化背景,其医药文化的认识也应当在自身文化形成的背景中予以考虑.这就希望在民族医药的研究过程中,能构成一个分立的医药概念,基于不同区域民族医药内容的认识,进而延伸至与其他民族医药、与中医药关系的研究.而中医药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民族医药的相赵丛苍,吕亚宁学科视域下的中医学新探关话题息息相关,构建二者的联系,则意味着中医药也必须有一个能与民族医药相对而比较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这个概念应当能表达出“中医药”所缺少的信息,且适合与“民族医药”分立而讨论.四、“中医”“民族医学”及“汉医”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若要使“中医学”的研究内容能够满足学科交叉背景下的研究需求,“中医”的概念显然有所不足.故结合“中医”概念的不足之处,以及联合“民族医学”研究的困境,进而可提出一个能中和此问题并暂代“中医”的概念.比较之下,“汉医”或可为此.(一)“中医”概念的辨析传统“中医学”的研究以中医学的基础内容为研究中心,涉及广泛的中医学理论、人物、方验等方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内容”研究,关注对中医内容的认识、了解以及应用.尽管亦有关于“医学伦理”等问题的拓展关注,但这一方面的考虑实际上已经渐渐远离医学研究的核心了.整体来看,目前“中医学”所研究的“中医”是一个综合性的且旨意丰富的概念.由于内涵的丰富,“中医”概念在研究过程中有着与问题很强的“联系”能力.中医内容的插入可出现在其他领域的相关话题研究中.比如历史中的灾疫现象,考古发现中的植物遗存,民族调查里的医疗行为,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医药交流等话题.无论怎样的研究主体,似乎只要涉及医药的内容,就均可轻松引入“中医”的概念.这体现了这一概念的泛用性,相反,也意味着这一概念难以被精确化,更为精细的医药问题则难以被描述和解决.传统的“中医”概念具有更强的“文化”上的意义,更趋向于一类“文化符号”的表达.这在“中医”的应用中得以充分体现,主要体现在“中外交流”及“宏观视角下的中医文化现象”两类话题中.“中医”概念常被应用在对外的交流中,尤其应用在“中外交流”的话题研究中.比如在丝绸之路研究里,学者关于中外香药交流的调查研究.在这类话题中,“中医”概念的发出者则为一方政权或政体,而这一概念必然是清晰的,“中医”概念在此类场合的使用尤为恰当.除了“中外交流”的话题之外,以宏观视角看待中国医药文化现象的阐述里,“中医”也是一个不错的总结性的概念.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医几千年来的成果积淀,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广泛已经得到了体现.这种影响带来的一种结果就是,许多民族医药内容已经和中医药内容十分接近了.当不讨论中医内部可加以区分的“汉医”“蒙医”“藏医”内容,仅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中华传统医药文化背景形成的医药文化现象时,“中医”确实是一个合适的形容.但“中医学”的研究不应仅仅固守着静态的“内容”,描述整体的医药文化现象.“中医”的对外交流研究无疑是一次拓展“中医学”研究的举动,然而对“中医学”话题的进一步扩展,则需要将“中医学”研究的视野拉回中国的土地上,并解决“中医”概念无法精确应用的问题.(二)“民族医学”的解释“民族医学”即指对少数民族医学的研究.这一概念基于“民族”的概念而出现,“民族”概念对认识中华传统医药体系的背景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因为中华历史文化背景的地域现象,才造就了中华历史文化自身的复杂多样.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民族的定义侧重不同.清末救亡图存背景下,梁启超等人首次从日文中引入“民族”一词,并用“中华民族”来为国民之称.但此时“民族”与“种族”概念尚未区分开来,在具体的对于少数民族的辨别过程中,“汉人”也是“汉民”.二战后,关于“种族主义”的国际敏感度提升,斯大林在关注对俄问题中强调出新型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在此背景下,语言、地域、经济、文化等多维度都可以成为民族界定的参考因素.但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民族概念也应当因地制宜,按需而置.中国传统国情背景下的民族以地域和文化为主要区分标准.中国地理环境的一大特征即为地形、地势和气候条件的复杂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在自身的研究领域中证明了中国历史文化分布的复杂性及地域性特征.苏秉琦先生以六大考古文化区系区分了史前不同地域的文化面貌,严文明先生等考古学家则从考古学文化的表现指出其可能代 表 的 不 同 历 史 文 化 属 性,认 为 大 汶 口 文化 龙山文化可能属东夷文化,仰韶文化 中原文化可能属华夏文化,屈家岭文化 石家河文化可能属苗蛮文化 .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认为太昊、少昊及蚩尤在山东地区,炎帝、黄帝两部在河北地区,女娲与伏羲,颛顼及祝融八姓在江汉地区 (P ).由此可见,中国不同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文化面貌的差异,这继而会使得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服饰等有所不同.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h t t p:/ww wb j w l x y c n/z a z h i s h e/s h e h u i/i n d e x h t m经由历史积淀过程下的这些差异所构成的综合群体,则为中国国情下的不同民族群体.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才成其为民族.”(P )神话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神话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及世界观,一些民族自身的医药文化的理论部分往往也与其神话内容相联系.比如苗族医药中“雪衍十二族”的观念.基于地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了内容不同的神话故事,从世界观上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医药”的概念基于民族的概念而产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民族医药的会议、问题探讨都会习惯性地冠以“少数民族医药”的称呼,进而简化为“民族医药”.年于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民族医药科技研讨会”.即对外表示了在中国传统医药研究的内容中对于“民族医药”这一概念的确认.从实际情况考察,基于以往对民族医药的研究习惯,继承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分门别类的民族个体进行区分研究是必然之举;从理论的背景考察,中国传统民族医药的研究必然要审视中国民族分布的文化地域性特征,故对“民族医学”的研究,必然要遵循民族地域差异的原则,分视而深究.(三)“汉医”的阐述综合以上对“中医”以及“民族医药”概念的辨析和理解,“汉医”或许可以弥补“中医”概念在“中医学”以及其他学科对中医研究的内涵缺陷,并作为与“民族医学”并行研究的研究对象而与“民族医学”共存.“汉医”可代表“中医”而使用,具有“中医”的狭义概念.“中医”概念被应用时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应用表现.“中医”的狭义内涵,即指作为“中国人”“汉人”或“中原人”等代称,在不同的研究情境下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可作不同解释而不固定.“中医”的广义内涵,即指作为一种内容丰富的文化符号.在中医的内容里,往往可见与“民族医药”成分相似的地方,以至于“民族医药”与“中医”难以分立解释.狭义的“中医”虽然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指代不同的对象,但对于整体的研究来说,这种情况其实容易造成对“中医”概念的认识不清,而对研究内容造成误解;广义的“中医”由于宏观指代性太强,难以成为文化现象以外的专业或微观现象研究问题的研究对象.故以“汉医”作为一个明确的指代对象,指代性明确,继承了“中医”概念的基本内涵,同时分离于文化内涵,使得“汉医”能够在其他如政治、经济、交流等问题中作具体问题的具体指代对象.另一方面,“汉医”的概念也与“民族医学”并行使用,二者可比较而研究.“民族医药”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分立的特点.在上文中对“民族医药”研究困境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民族医药”其民族自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自然地形成与周围民族相区别的文化风格.即使在历史早期,不同部落间也会自然而然萌生出部落文化,部落间则因生业、商业、政权等而形成一定的连接模式.“中医”的概念一出现就已经代表了一个文化的整体,很难局限地表达为一类与民族、部落相对应的概念.周代时,天子居于王城,王城之外有郊,郊外有州,州外有野,周天子分封而诸侯四立,周王室没落而群雄并起,“中原地区”往往成为诸侯逐鹿的对象.不必说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广泛影响,即使在周天子占据中原之时,也难以说中原地区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风格.这正是由于中原文化风格的形成权在周天子,周天子意在统笼四地诸侯而不乱,中原地区的文化自一开始就以政治目的为始,故必不会局限于本地文化而营建.早在先秦以前至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围地区的影响就已经极为密切,这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充分印证,是故苏秉琦先生构建出六大文化区系,并率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发展三部曲,就是看到了各地区之间的区别的同时地区间兼备联系的特点 (P ).故“中医”概念的形成也是依据政治立场而出现的一个宏观的、大范围的文化概念.“汉医”恰好能摆脱这一条件的束缚,成为代表一方、与不同地区“民族医学”相联系的自然地理概念.且因为“汉医”概念作为一拟造对象而产生,以一个小范围的研究对象的概念出发,其含义也不会局限于地理概念,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可作不同指代.综上,可将“汉医”的概念定义为:与“民族医学内容”相对应的,以汉人群体为主体发展形成的医药内容,包括汉医药理论、汉医药临床用法、汉医药传承等内涵.“汉医”的概念不仅能够代表原有的“中医”概念参与原有的“中医学”研究中,且能够作为一个范围较小的研究对象的定义,参与到“中医学”及其他学科相关话题的讨论中去,能够为“中医学”研究的深入及学科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