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pdf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李开盛内容提要:自信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和关键词。无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演变,还是当前中国对国际环境的评估,都在不同侧面有自信呈现。中国外交自信包括几个方面:以“四个自信”为信念,以自立自强为基础,以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战略自信、历史自信为方法。通过辩证法、大历史、主体性和进化论等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并内化为思维与行事方式的四种逻辑,自信得以深植于中国外交政策之中。这些政策对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以及文明共存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坚持自信原则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与世界互动,是当前以至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外交的关键任务。关 键 词:中国外交 自信 战略自信 外交原则 外交政策 逻辑 世界意义作者简介:李开盛,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 DO OI I:10.19780/ki.ytaq.2024.3.1文章编号:2096-0484(2024)03-0001-18中国外交十分强调自信,这不只是一个外交政策话语词汇,而是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构成成分,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对国际环境的评估可知,相关的政策文献均折射出自信的精神品格,自信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一、中国外交自信的提出及相关研究作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自信”一词在中国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自十八大以来先后召开的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都对此予以强调,并且对其内涵的认识在不断提高:2014 年中央外事工作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李翊馨在资料搜集方面提供了帮助,谨表谢忱。会议的表述是,我国对外工作要“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并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2023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则将自信自立作为大国形象的首要体现和排列第一的方针原则,并强调对世界大变局“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可见,尽管措辞有所变化,自信在中国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已越来越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从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宏大目标,具体化为对外交领域的根本原则与工作要求。在此背景下,自信已从政策话语上升为指导中国外交的方针原则,已成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现代汉语中,自信是指相信自己。用心理学的概念来描述,“自信是一个具有复杂层次结构的心理构成物,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是对自身能力、价值等作出客观、正向认知与评价的一种稳定性格特征”。“在社会心理领域,自信是刻画整个民族精神面貌、描述国民心态、民族心态等社会心理现象的重要内容。”引申到外交领域,何谓外交自信?可以把外交自信界定为一个国家及其政府对本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所持道路、立场、观点和利益正确性的认同,以及在一定环境下通过内外条件实现其外交目标的信心。对中国来说,外交自信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王毅外长曾在 求是 杂志撰文阐述:“自信自立,就是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坚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路。”根据这一论述,自信与自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自信既有在主观理念层面的2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 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参见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 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参见 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739 页;辞海(第七版)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 年,第 3048 页。车丽萍:自信的概念、心理机制与功能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2 期,第 87 页;毕重增:自信人格理论的建构,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第 2 页。王毅:深入贯彻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求是 2024 年第2 期,中国外交部网站,2024 年 1 月 16 日,https:/ 2024-04-22。要求(“四个自信”),也有客观世界的认识(强调“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可见,中国外交自信着眼于自身发展目标与世界演变大势,它既体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格与特质,也必然落实在中国外交的原则与具体要求当中,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极为重大的概念。但相关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在中文成果中,部分研究提到中国外交对当时“三个自信”的坚持,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更加自信或是强调自信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外交风格,但将自信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原则、特质、风格并进而系统论述的成果很少。相关成果更多是从文化或文明这一角度研究外交自信。如有学者强调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沉自信”,体现出“国之大者”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或是对外交自信中的文化载体予以分析,如茶文化、外交服饰、冬奥中的冰雪运动等;或是强调文明自觉与自信的基础性作用。在英文语境下,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外交中的自信表现,但更多是从比较负面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强调其反现状、反西方,片面强调中国的“言词强势”,认为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不成熟”;许多学者甚至在用词上多数用“果敢的”(assertive)而不是“自信的”(self-confident)来概括中国外交的行为,从而人为地突出所谓中国外交“咄咄逼人”的一面;部分国内学者也有英文成果面世并偶尔对外交自信予以强调,但其论述亦不超出有关自信的事实表现等方3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参见胡宗山: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风格的形成、演进动因及其现实挑战,教学与研究 2012年第 8 期,第 8086 页;马振岗:展现自信、豁达、睿智和真情:习近平主席外交战略新特点,人民论坛 2014 年第6 期,第1618 页;王义桅:中国公共外交的自信与自觉,红旗文稿 2015 年第 4 期,第 34-35 页;卢沙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素、原则和思路,公共外交季刊 2016 年第 1 期春季号,第 715 页;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人民论坛 2017 年第 21 期,第 4244 页;罗建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战略与新特色,西亚非洲 2017 年第 4 期,第 2848 页;刘军:新时代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目标,国外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 期,第 2527 页;张胜军:民心相通: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特质和重要原则,当代世界 2019 年第 5 期,第 3135 页;白晓东、王雪:世界乱局中的中国定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特质探析,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9 年第 6 期,第 3438 页;徐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拉丁美洲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114 页。参见康丽颖: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文化自信研究,武夷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8 期,第 613页;张东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之大者”的文化自觉与自信,陕西行政学院学报 2022年第 2 期,第 4347 页;李馨弦:文化自信视阈下的茶文化浅析 以“茶式外交”为例,文化产业 2021 年第 11 期,第 7071 页;周加李:新中国外交服饰:从不断探索到彰显文化自信,艺术设计研究 2022 年第 5 期,第 1924 页;苏传豪、王嵛:文化自信:新中国历史演进下冰雪外交的现代阐释,冰雪运动 2023 年第 3 期,第 8187 页;王义桅:从文明自觉、文明自信看我们的外交自觉和外交自信,国际关系研究 2013 年第 1 期,第 2729 页。面内容。总体上看,作为外交风格的自信已被国内外学界讨论所触及,但尚未从外交原则的高度对中国外交自信进行学理化的系统分析。考虑到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这一宏伟的双重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外交的任何动向不但将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会对整个世界格局演变产生深刻影响,对作为外交方针与原则的自信研究不应缺席。有鉴于此,本文将从方针原则的角度对外交自信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中国外交自信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对国际关系实践的积极意义,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更多重视。二、自信是中国外交的方针原则在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自信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方式、侧重点以及被强调的程度则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023 年 12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把自信与自立放在一起,作为位列第一的外交方针原则,代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最新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自信的延续和发展。(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自信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自信始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质。这一特质通过历次重大外交行动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在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建立国际关系基本原则方面,展现出协调斡旋、纵横捭阖的高超能力,展现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大国特有的笃定沉着、坚毅自信。”没有这种自信,很难想象在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中国领导人会决定出兵朝鲜,去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这充分体现了,“作为一个弱国,新中国在强国面前4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Swaine M D.,“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China Leadership Monitor,Vol.32,No.2,2010,pp.1-19;Scobell A,Harold S W.“An assertive China?Insights from interviews,”Asian Security,Vol.9,No.2,2013,pp.111-131;Shaoyu Yuan,“Tracing Chinas diplomatic transition to wolf warrior diplomacy and its implication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18 November,2023,p.4;Yang J.,“Chinas New Diplomacy under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Vol.1,No.1,2015,pp.1-17;Liu M.A,“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cademic Journal of 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Vol.2,No.6,2019,pp.58-65;Shih C,Huang C C.,“Preaching Self-Responsibility:the Chinese style of global governanc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2,No.80,2013,pp.351-365;He Kai and Feng Huiyun,“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Taking Chinas power and interests seri-ously,”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9,2012,pp.633-644.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 年,第 78 页。竖起脊梁,不低头,不屈服,对自己充满信心,乐观向上,高举独立自主的旗帜”。冷战时期,中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同时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特别是在长波电台事件后,毛泽东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国家的安全并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也断然不可能这么做。1989 年,中国外交一度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最困难的时期,面对西方全面制裁的复杂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反应是自信、从容。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冷静观察。他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在讨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时,邓小平强调“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如何做到心中有数,方针也很明确,即“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重新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后的中国,精神面貌更加焕然一新。“尤其是 1997年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对自己的力量开始有了明确的意识和自信,并开始自觉地使用这种力量。”但这种力量的使用是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世界、和平发展等主张,“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实现崛起目标和崛起后不称霸的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自信体现得更加明显。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增加了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信”)。习近平明确提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如前所述国外一些对中国外交自信的歪曲性表述也开始出现于这一时期,这些国外观察家感觉到的最主要变化,是中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更加坚决,在推出一系列政策倡议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方面更加主动。但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外交自信的性质的认识深化。2022 年 10 月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5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黄仁国:毛泽东的外交品格析论,求索 2004 年第5 期,第5355 页。参见宫力:试论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1999 年第 4 期,第 8997 页。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54、320、359 页。张剑荆:自信自觉新外交,南风窗 2002 年第 21 期,第 14 页。段学品:论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和风格,云南社会科学 2008 年理论专辑,第 285 页。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263 页。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就是“必须坚持自信自立”。从作为外交基础的“四个自信”到作为原则的“自信自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将自信这一特质充分内化,其精神与要求当然也会体现在对外工作之中。基于此,2023 年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所谓原则,即行事所依据的准则。这意味着把“坚持自信自立”从内化于心(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进一步外化于行(作为行事的原则),今后要进一步贯穿到中国外交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从而将对中国的外交事业以及与世界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二)作为方针原则的中国外交自信把自信作为外交的方针原则,也就意味着它不只是体现在语言、风格和特征上,而是要成为具体指导外交实践的规则与指南。结合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习近平的重要论述,笔者认为作为方针原则的外交自信包括如下几方面。1.以“四个自信”为信念自信,归根到底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什么呢?如前所述,2014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对外工作要“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当“三个自信”扩展为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后,“四个自信”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信念。中国外交从根本上讲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以“四个自信”为信念,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根本信念不是指要在其他国家推广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搞意识形态输出,而是指在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下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当前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外交的灵魂所在。自信还包括物质层面,如对自身能力的信心等。但如果脱离了精神层面的信念,中国外交就是无本之木,外交自信也就会失去灵魂。2.以自立自强为基础2023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把自信自立放在一起是有其道理的,即自信与自立相辅相成。如果没有自立自强,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信。在外交领域,中国所要坚持的自立自强离不开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内外关系上,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前国际形势更趋严峻,全球治理软弱无力,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对中国进行无底线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除了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别无指望。当然,中国是一个无论体量还是实力均居世界前列的6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 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国家,只要把这个力量发挥好了,就有信心应对一切困难。二是在国家间关系上,要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尽管美国坚持冷战思维,继续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实施对华遏压,中国还是要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方针,而不是被美国带入冷战甚至热战的泥潭,闯出一条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路子。3.以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方向中国外交自信不是为了一时之输赢,而是要有宏大的目标。这种目标体现在内政外交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外交从根本上是为了内政。中国外交一切努力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但是新时代的中国梦,也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梦。另一方面,内政也必须着眼于外交。在当前世界,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建立在任何国家失败的基础之上,更不意味着去同美国竞争所谓的霸权地位,而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为依归。把民族复兴伟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中国对于当前国际现实的理性认识,也体现了中国外交自信和负责任的一面。4.以战略自信和历史自信为方法“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根本要求。”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对外工作要“坚持战略自信和保持战略定力”,并把“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组成部分。2023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则进一步强调,对世界大变局“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战略自信与历史自信所针对的背景和强调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含义一致,即要着眼大局和长远,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不被暂时的挑战所迷、所困。坚持这一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中国外交无论在多么严峻的环境都能保持自信的深层原因。(三)从国际环境评估审视当前中国外交自信对国际环境的研判是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外交是否自信的具体体现。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复杂性、严峻性较前出现重大变化,党中央明确提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02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 2024年 3 月召开的“两会”是最近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层次展示,通过对这些会议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领导层坚持战略自信与历史自信,对国际大势和面临挑战、自身角色及发展条件做出了客观理性的判断。7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任红岩: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红旗文稿 2024 年第 5 期,第 45 页。参见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 201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1.中共二十大准确概括挑战与机遇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国际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特别是从世界变局与时代定性的角度,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进行了准确概括。他在列举世纪疫情、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挑战后,明确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通过强调“三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三霸”(霸权、霸道、霸凌)和“四个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指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动荡变革期的提出,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当前世界时代变化的认识,“三变”立足时代背景从性质、空间、时间等维度对当前世界大势中的变革因素进行了提炼,“三霸”从国家间关系揭露了美国为维护霸权对中国大肆打压的行径,“四个赤字”则是从国际结构的角度反映出当前全球事务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种对国际环境的剖析不可谓不深刻,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挑战严峻程度的充分认识。但与此同时,习近平又强调: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在阐述现状时,他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勾勒未来时,他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综合来看,二十大对于挑战与机遇两方面的论述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国际环境中多元事实并存的复杂性以及中国领导人在研判时的理性与客观,特别是善于从挑战中发现机遇、从历史中发现规律的强大自信。2.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突出历史自信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新征程对外工作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在总结历史性成就时,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了我国外交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树立了自信自立、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在国际环境的研判方面,会议延续了二十大关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等战略判断,进一步指出“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然后明确宣布“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另外,会议还提出:“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总体来看,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8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3、5 版。参见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 1 版。同上。更加突出“历史自信”,从人类进步、历史前进、命运与共等层面,阐述了自信的扎实基础及其所依托的广阔历史视野。3.“两会”积极评价中国自身角色和发展条件2024 年“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 重点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容,涉及的国际环境研判不多,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关键。在第一部分“2023 年工作回顾”中的最后提到国际环境中的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热点问题频发,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但在接下来第二部分“2024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开头部分,强调“综合分析研判,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并具体提到“我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完备的供给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科技创新能力在持续提升,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在加快壮大,发展内生动力在不断积聚,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必须增强信心和底气”。尽管这里提到的环境发展是综合性的,但明确强调“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并列举了一系列有利于克服挑战的自身条件,更加切合自信是对自身角色与条件予以积极评价这一本质性界定。三、中国外交自信背后的深层逻辑一个国家的历史、经历对其外交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外交自信除了植根于客观地缘环境与自然条件,以及主观的历史、文化和近现代以来国际遭遇与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经验与教训外,还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执政理念与外交取向。这些塑造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次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深层逻辑。(一)辩证法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长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用与发展过程中,辩证法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基本认知框架。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9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参见李强:政府工作报告 2024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1016 页。参见张鸿石: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外交评论 2010 年第 3 期,第 100 页。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邓小平以务实著称,其“外交思想博大精深,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辩证法的方法”。江泽民提出:“如果头脑里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以正确的立场和科学的态度来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胡锦涛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党的十八大以后,辩证法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强调,2015 年 1 月 23 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辩证法逻辑如何塑造中国外交自信?首先我们要看其内涵。辩证法是关于世界发展和普遍联系的学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则是以联系的而非孤立的、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整体的而非片面的、对立统一的而非知性的方法来把握事物的方法”。据此,所谓辩证地思考问题,就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特别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根据辩证法的逻辑分析国际环境,很自然地就会运用两种思路:一是把国际环境当作一个整体,全面分析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而且要看到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内在逻辑。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面临的国际因素众多,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其中既有不利的挑战,也会存在有利的因素。辩证法在正视挑战的同时,也一定会指出有利的条件,而且会对这些挑战与条件本身作出更加细致的性质分析。例如,二十大报告在分析挑战时提到的“三霸”和“四个赤字”,前者是在国家层面,后者是国际结构层面。在分析机遇时,则提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显然,国家层次的挑战是最为直接、显性但也是最表层的,结构层次的挑战更深一层,但历史潮流则是更基础层次,反映了根本趋势,具有决定性作用。二是把国际环境当作一个变化过程,即辩证法逻辑强调不利条件与有利条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面临不利挑战的同时,这一思路有利于促使人们看到可以化不利为有利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01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3 页。谢益显: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及其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外交学院学报 1994 年第 2 期,第 1 页。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91 页。参见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3 年 7 月 2 日,第 1 版。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9 年第 2期,第 911 页。参见赵光武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2 页。鲍金: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及特征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年第 5 期,第 20 页。个大国而言,通过自身的政策与努力更有可能促成不利环境向有利环境变化。(二)大历史逻辑西方的大历史观有各种解释,笔者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也是一种长时段理论,与西方大历史观有着本质区别。通俗来讲,西方大历史观更像是遵循着“生理学”的思维认知方法,主要对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及其实现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则遵循着“病理学”的思维认知方法,主要对事物发展规律及其过程中的形态结构、功能变化和变化归因进行研究。这种大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有两个特征:一是承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最终起决定作用,但并不简单地把社会发展的一切现象均归因于单一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是综合考察社会各种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根据生产方式演变的上升过程,认为社会发展总的趋势是进步的,但历史进步不是直线的、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面的,是在曲折中前进的。2023 年底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中所强调的大方向、大逻辑、大趋势,就是大历史观的体现。基于这种大历史观,在坚持经济因素主导作用的同时强调多因素论,有利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但同时又有着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优越政治制度的国家对自身的优势产生全面认识。大历史逻辑中的进步论,使人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仍然保持对未来的信心。大历史逻辑反对那种直线、单一的认识论,则使得认识主体在自信的同时保持足够的清醒,而不至于陷入对于国际环境的盲目乐观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历史唯物主义。习近平曾于 2013 年 12 月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强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政治因素外,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就高度重视历史,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世界时更容易接受“长时段论”。旧唐书魏徵传 中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神宗在 资治通鉴 序中强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可见,中国人修史最终还是希望鉴古知今,发现历史的规律。这种逻辑并不必然包含乐观的成分在里面,但接受了大历史的逻辑,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打下了基础。11 中国外交自信的深层逻辑与世界意义 参见朱孟光、周良书:“大历史观”的概念由来与思想源流考辨 兼论习近平总书记“大历史观”概念的思想渊源,理论导刊 2022 年第 12 期,第 110111 页。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 2013 年 12 月 5 日,第 1 版。新唐书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880 页。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5 页。(三)主体性逻辑在哲学学科中,“主体性是主体凭借和发挥其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性活动,按照为我目的、为我倾向去把握客体这样一种特性”。换言之,所谓主体性,就是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强调个体有独特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以及能动性,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并对其产生影响。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具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如 礼记大学 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由内及外、由修身而治国的思路逻辑,对中国人思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在分析外部环境时,主体性更多地体现为主观能动性,即更多强调自身的条件与作用,强调主观条件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中国这样一个在面积、人口、资源等方面均堪称超大的国家来说,强调自身条件有利于看到更多的稳定性、可预见性和可控性。在国际关系中,各国的自身禀赋悬殊,大国与小国的抗风险能力截然不同,大国因此有更多自信面对挑战。这就是为什么 2024 年 政府工作报告 中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时,提到的都是国内层面的因素,如我国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完备的供给优势、高素质劳动者众多的人才优势,科技创新能力在持续提升等。这固然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侧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有关,但也是大国自主性逻辑的自然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影响和塑造世界而不是被世界所改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这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坚持和弘扬自主性逻辑。(四)进化论逻辑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甚至有学者强调:“进化论传入中国,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成为民主革命家的思想武器,奠定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还有学者指出:“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中国人形成了新的思维方式,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逐步形成了面向未来的精神。”时代背景是晚清时世界处于弱肉强食的时代,落后的中国倍21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4 年第 3 期沈晓珊、李林昆:主体性概念试析,哲学动态 1991 年第 8 期,第 20 页。礼记曲礼上,北京:中华书局,2022 年,第 308 页。参见魏玲:改变自己 塑造世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共同进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 年第 2 期,第 24 页。王晓明:西方进化论与近代中国社会,教学与研究 2005 年第 10 期,第 70 页。董四代:从“西学中源”到“执中鉴西”进化论与近代中国人理想社会追求的范式转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3 期,第 72 页。受西方侵略与欺凌,进化论特别是经严复翻译进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有鼓舞中国人奋发图强的作用。“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进行哲学创建的直接理论基础,但是,生物进化思想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其世界统一性原理和普遍联系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观方面确实起过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所提出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可以发现明显进化论痕迹。除了基本理念外,进化论思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也有深刻的影响,如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都是相信中国未来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目标,并通过分阶段的方式予以实现。这背后都有进化论的逻辑在起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进化论与循环论相对。“进化论把历史视为一个不断从过去走向未来、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的过程。”但“循环论相信,国际关系不管怎样发展,都只能环绕其实质性内核,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