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反思与发展：交易价值理论的阐述.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4）03-0044-08交易费用政治学的反思与发展：交易价值理论的阐述王丛虎1侯宝柱2（1.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2.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摘要：交易费用理论试图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成本”来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这一思路本身就具有局限性。对于更加复杂的公共领域而言，试图仅仅应用成本最小化的单一经济价值目标来解释说明，不仅片面、狭隘，甚至根本无法逻辑自洽，更谈不上能够指引公共领域的实践。公共领域的政治和行政问题需要回归到价值理性层面，应该适用公共价值的解释体系。交易价值理论认为公共领域交易行为应该是公共价值调和、公共价值排序、公共价值认同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与交易行为相适配的最优公共价值。公共治理其实是一个公共价值交易与达成的过程。关键词：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政治学；交易价值理论；公共价值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自产生以来，其以交易费用的概念界定、分析框架和经济测量等来解释、分析和预测一切经济现象，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进而形成了强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帝国”，也在经济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交易费用理论学派及其拥护者不满足于用该理论仅仅解释经济现象或解决经济问题，而是要解释和分析更加广泛的领域，甚至企图解释和分析与经济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政治领域现象及行为。交易费用理论跨界解释政治和公共管理现象是否具有说服力？这值得探究。学术界对于理论的追求和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学术的使命就是要构建理论，并用来解释现实，预测未来。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理论应该有自己的结构，即由基本概念的界定、所描述的因果关系等组成1。理论正是基于对客观世界知识的认识和把握，通过概念化、类型化、抽象化等方式填补知识的空白、解释事务和对未来进行指导。当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且不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理论。几乎所有理论都会随着时间、空间、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否则就失去其解释力和指导意义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本文关注了被许多人奉为“宝典”且可广泛应用的交易费用理论。这个所谓新制度经济学“集大成”的理论，似乎不仅被认为可以解释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问题，还被认为可以解释政治学领域的所有现象，进而形成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然而，交易费用理论果真具有如此强大的解释力吗？为此，本文在梳理经济学界自身对交易费用理论的争论与批评，即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的不可测量性以及分析框架的不合理性等基础上，质疑交易费用理论应用到政治学领域的适当性、可操作性和收稿日期：2024-01-20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统一平台运行下公共资源交易腐败治理机制：模型检验与实现路径”（72274199）作者简介：王丛虎（1968），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侯宝柱（1984），男，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4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科学性等问题，进而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并确立可替代的交易价值理论，并介绍其内涵，分析其适用性。一、对交易费用解释政治领域现象的批判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交易费用经济学开始被应用来研究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莫(Moe)和温加斯特(Weingast)较早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治问题。1990年诺斯发表的 交易费用政治学3被认为是交易费用政治学诞生的标志。事实上，诺斯（North）的“交易费用政治学”是在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设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是有成本的，行动者解释他们的环境是基于主观模型、合同不完全实施”的假设，又将“标准理性模型整合进交易费用理论”3，并进行了交叉应用。同时，“交易费用政治学”认为政治权利交换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包括搜寻、谈判、政治契约书写及实施等成本都是政治交易费用范畴4。不可否认，在政治交易中，相当数量的政治合同都是隐性合同。这种隐性合同有时是一种口头承诺，有时甚至是一种默契。政治合同的这种特性使得合同的制定和实施都会面临巨大的交易费用问题。这里的费用主要包括制定合同时的高昂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以及合同实施的风险规避成本。这些由合同引发的交易费用问题都会影响到政治交易以及政治制度的设计。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政治问题的框架。然而，现有的交易费用政治分析均以效率为标准，集中分析政治制度如何将交易费用最小化。当然，在经济领域应用这样的效率标准分析问题争议不大，而在政治领域分析中仅仅关注效率标准则显然具有片面性，甚至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在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制度最初的设计动机都是非效率的，如要追求正义与平等的公共价值5。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交易费用政治学中到底是应该遵循交易费用最小化的逻辑还是交易费用最大化的逻辑46。客观地说，新制度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提出政治交易费用概念，就是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最大化分析框架以及交易费用最小化分析框架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将政治制度也纳入比较制度分析之中7。但即使交易费用是确定的（实际上具有非确定性）、可测量的（实际上不可测量），政治领域真的只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吗？交易费用理论试图用单一的经济目标（费用）来衡量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现象，这一思路本身具有局限性。对于更加复杂的政治领域而言，仅仅企图通过追求费用最小化的单一价值目标来解释说明，不仅是片面的，也是狭隘的，而且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更谈不上给予公共领域有力的理论指引。实际上，作为公共领域8的政治管理问题，与私领域的经济现象有天壤之别。基于这两个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学科的假设、采取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等都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其中，最为根本的是价值理念不同。私领域可以以私人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并允许在该领域合法追求最大化的私人利益；公共领域则以公共价值为基础，只能在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开展各项活动。所以，这就决定了不可以简单地用交易费用或经济成本核算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公共领域的政治管理问题。经济学家们更是从内容上分析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自我矛盾与冲突之处：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交易费用范畴不但不利于直接把握制度的本质，反而会因为错误地理解康芒斯的“交易”概念而错误地理解制度的本质，并错误地将“政治相互作用”视为“政治市场”，将政治目标自身带来的效用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利益，还认为所有利益冲突都可以通过交易加以调和9。不难看出，即使是在经济学者的眼中，“政治市场”“政治交易费用”和“政治科斯定理”也难以称得上是科学的概念和命题。客观地说，效率可能不是政治唯一的和最高的标准（还有公平等标准）。因此，政治市场上制度设计者有时会有意地增加政治交易费用。正如西蒙所言，“行政人”与“经济人”截然相反，他追求解决问题的“满意度”而不是效用的“最大化”10，更不是单纯地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更不用说实现所谓的零交易费用。在政治领域，政治行动者则更是如此，为了达成政治目标，交易费用不会作为政治家最重要的考虑要素。正如林德布洛姆在其 渐进调适的科学 一-45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文的阐述，与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完美状态相反，决策者不可能把所有的决策因素都兼顾到11。此外，公民、民选官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价值偏好可能并不一致，只能对特定的政策确定有限且极小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其实，实践更能让我们看清楚交易费用理论对政治领域的解释是多么的无力。近年来，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美方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基于恶意抹黑和政治操弄的目的，完全违背市场交易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大打单边贸易战，恶意实施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无端增加交易成本的加征关税。在美国国内，当下的政府除强制要求联邦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外，更是发布政令要求所有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雇员接种疫苗，不仅增加了供应商的交易成本，还扬言随时取消采购合同。与此不同，中国则倡导合作、开放、共赢，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在美国处处“退群脱钩断链”的同时，中国则为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积极通过中欧班列、广交会等方式广开经贸之路。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在国际国内的行为，完全是基于自身的霸权思想与所谓“民主”的价值理念，置交易费用而不顾，甚至是为了政治价值而完全忽略交易费用；而中国则是基于自身的外交理念，不简单以交易成本为目的，展示了大国的担当和责任。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政治领域，经济成本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考量标准。公共服务生产安排的变化不仅仅考虑交易费用，还更多地受到政治和行政机构的意愿、政治效能的实现以及公民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12。诚如交易费用政治学学者所言，“交易费用”这一术语有点像“政治经济学”，它被广泛引用，但不同的人用它指称不同的意思，使得它最后并不是十分有用13。二、交易价值理论：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的概念和理论毋庸置疑，不同学科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同时，还需要考虑引入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探究本学科议题是否合理，以及能否适应等问题。一般而言，市场问题属于经济学范畴，政治问题属于政治学或公共管理学范畴。尽管这些学科在当下具有共同的背景，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的概念就可以统领一切，经济学话语体系与理论就可以解释其他领域的现象和能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这是因为，各学科关注的视角和方法不尽相同，其解释的现象和解决的问题也存在明显差异。为此我们认为，以公共领域为研究对象，以解决公共问题为目的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是难以用经济学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的，而应由自身领域的话语与理论逻辑来阐释。当然，本文并不是要彻底否认交易费用理论的价值，而是认为交易费用理论既不可能完全解释政治领域的现象，也不可能对政治领域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相反，甚至会指引政治领域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不是以公共利益为宗旨。为此，我们在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政治学或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提出政治领域应该适用交易价值理论。（一）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价值理性不可否认，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验证和构建理论的过程。研究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经验性的和有严格控制条件的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探究，其目的是甄别事实和现象以及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1。那么，政治或公共行政领域一些事实或现象是否可以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说明呢？客观地说，我们并不否认从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角度考虑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如果不加改造和创新地将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生搬硬套到政治领域，则会出现勉为其难之困境。简单地用交易费用的高低企图分析和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问题与公共管理问题，尤其是市场决定作用下的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则更是难以自圆其说14。交易费用理论或称交易费用经济学所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交易费用最小化，直至交易费用为零，甚至这成为学者所认可的治理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现有学科分类中，公共行政学可以归类于政治学，也可以归类于管理学中公共管理学。但不管如何归类，关注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是其不变的核心关注领域。-4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评判标准15。但应该看到，政治领域完全不同于经济领域，交易费用最小化或为零绝不是政治领域的终极目的，甚至都不是其目的。这是因为，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的问题还应该回到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基础上，即“通过对外界事务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和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 条件 或作为 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6。这也是韦伯的“理性人”假设基础，即人的行为发生必须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和体现一定的意义，因为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价值理性注重理想与信念，可以为工具的适用与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引（行为导引）。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为我们认识事务提供了原则和方法。西蒙基于管理就是决策的理性行政模型，在深入阐述“事实”与“价值”差别的基础上，认为任何组织的价值观念都会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且取代个人的价值理念17。西蒙以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严格区分为出发点，在批评古典经济学理论“客观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更为可贵的是，西蒙在传统行政理论研究者古利克和厄威克等提出的“行政原则”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构建有效的行政组织，即组织的创建是为了提高人的理性，建构人的行为，以便契合抽象的理性17。不可否认，组织理性是个人理性的升华，而且组织的价值观念可能会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以取代个人的价值观念，组织决策过程替代了个人自身的判断17。西蒙正是基于这样的论断，对传统的“经济人”（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假设）假设进行扬弃，并提出了“行政人”的概念，认为“行政人”以“组织目标是组织决策为前提”，且要利用各种资源（或者工具理性）去实现组织目标。当然，实现组织理性的代价是个人自主权的限制17。随着组织的价值观取代个人的价值观，即组织成员与组织领导者的价值观念一致，这时人们对组织的贡献是最有益的。基于此，西蒙认为服从权威者的命令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理性的17。西蒙的这一论断不仅有力地回击了交易费用政治学的简单粗暴，更是提出了政治领域价值理性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而斯蒂芬奥斯本的“公共服务逻辑”(public service logic)，即“公共服务逻辑的核心是价值和价值创造，公共服务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多方主体合作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的结论，则进一步验证了政治过程中的公共价值交换的事实18。（二）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的交易价值理论阐述基于对交易费用理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反思，以及在政治领域应用中的批判，我们认为，交易费用理论对于政治与公共行政领域的解释力远远不够。它不仅不能解释政治与公共行政问题，相反还误导了政治与公共行政的实质性问题。公共领域问题应该回归韦伯和西蒙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政治19与公共行政20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问题，即政治行动者、公共管理部门基于其所秉承的价值使命所做出的行为，其行为既是各方利益的协同，更是各方价值观念相互妥协与认同的过程。在政治领域，价值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公共价值的实现是公共部门的目标所在。正如有学者所言，公共价值管理被视为新公共治理之后新的公共行政范式，公共价值的实现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目标21。公共价值作为理论，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它调和了历久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22，认为政府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创造“公共”价值，政府行为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公众评价23。所以，政治领域的治理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达成的过程。而所有的交易均包含冲突、互利和秩序24，任何一项涉及公共问题的决策绝不是简单考虑交易成本的降低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相关者所秉承的价值理性通过工具理性达成公共价值的过程。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以追求私人利益或自身价值为主的私法调整模式根本就无法实现“公开、公平、参与、问责、前后一致、合理、合法、需要说明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客观理性”与精神心理学弗洛伊德的“非理性”吸收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笔者认为，这种“有限理性”的“行政人”的假设最主要还是取决于行政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性。-4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无偏私”等价值25。政治决策和公共行政实质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交流、价值博弈、价值妥协、价值认同的过程，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达成各方认同的公共价值，即利益相关者交换价值达成公共价值并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在政治领域和公共行政实践领域实际上应该适用的是交易价值理论。针对交易价值理论的主要内涵，我们初步做出如下陈述：第一，交易费用政治学提出政治领域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视角可以适用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但交易费用的降低不是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的唯一或最为重要的目的。政治行为和公共管理活动最为重要的目标是传播公共价值、落实公共政策、实现公共治理绩效。第二，政治过程或公共管理行为可以被视为公共价值交易的过程。正如西蒙所言：“行政管理就是决策过程。”不管是行政组织内部的行政决策过程，还是广泛征求社会意见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其实都是在获取各方利益妥协下对决策事项公共价值认知的过程，或者说也是一个公共价值交流、妥协和达成更多共识的过程。换句话说，在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政治行动和行政决策实际上就是传播公共价值、讨论公共价值、认同公共价值、达成公共价值的价值交换过程。第三，从政治与公共管理配置公共资源角度出发，政治组织与行政机关以契约方式从市场上购买产品或向市场出售公共资源均应以实现公共价值为目的。公共价值导向始终是配置公共资源的原则，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变革始终由公共价值主导。公共部门传播公共价值也是一个价值认同和价值排序的过程14。第四，公共部门所进行的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最能体现交易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工程建设招投标合同、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矿产权及国有土地出让在内的公共资源交易，绝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追求交易零费用的单一向度问题，更多的是通过交易确保公共政策目标和公共价值得以实现的问题。我国公共价值交易不仅体现在公共资源交易组织的设立及其平台整合实践中，更是体现在每一单公共资源交易活动中26。公共资源交易的本质是公共价值交易，可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层面，参与公共资源交易的各方都有各自的价值目标。作为公共资源交易中的主导者，公共部门应该主导交易的价值，并秉承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的公共价值理念，而非简单地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目的。第二层面，任何一项公共资源交易的达成其实都是双方价值观的博弈和认同的过程。公共资源交易行为的完成实际是公共部门公共价值观的传播和私人部门学习并接受公共价值观的结果。第三层面，公共资源交易不同于私部门（或私人）间的资源交易，它在追求降低交易费用的同时，更应通过设定交易条件来执行公共政策和实现公共价值。三、交易价值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的比较与分析尽管本文试图批判和反思交易费用理论和交易费用政治学存在的问题，但笔者绝无全盘否定交易费用理论的企图。客观地说，交易费用概念的渐进流行催生了新的交易费用研究范式，即以交易费用为核心概念，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来考察组织或制度的选择与形成机理。这一分析方法也被认为是与传统的生产成本分析方法相异的经济分析体系27。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交易费用理论的产生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象征。因为该理论宣称，它通过交易费用分析框架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前提，基本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理论缺陷，也成功回击了非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攻击和现实经济问题的挑战9。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交易费用理论这个原本的经济学理论能否扩展到用来解释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交易费用理论被应用到国家理论的时候，交易费用的概念仍然没能脱离理论界对其概念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批评。甚至当有经济学者在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全方位论证之后，认为“交易费用理论无论在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都是一个无用的理论概念”9时，我们更是质疑其是否还能够拓展到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并能够解释、说明和指引该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保留交易费用理论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但要对其进行完善与深化，即在政-4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应该用交易价值理论来替代交易费用理论。如前所述，与交易费用理论不同，交易价值理论是基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或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逻辑、基本理论和新发展的总结归纳而来的，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本领域的问题和现象。交易费用理论所衍生的交易费用政治学与交易价值理论之间的比较，具体可详见表1。20世纪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和低增长问题在西方国家出现，同时伴随着政府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和政策失效等问题。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引入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逻辑起点的交易费用理论，目的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效应的基础上提升政府绩效。于是，以绩效管理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尤其是美国提出了“创造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计划。正是在市场机制效应和政府改革的双重作用下，以经济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基于工具理性的效率和成本成为主导价值。在超越古典经济学成本概念的基础上，学界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使得制度成本和契约制定与实施全过程成本研究成为经典议题。然而，交易费用理论既未摆脱经济理性人假设之桎梏，还过度强调费用最小化，又重点关注市场领域或私人领域，忽视了公共领域的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等问题。这也迫切要求创造新的理论来弥补上述缺陷。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在批判新公共管理“效率至上、成本最小”的基础上，充分汲取强调“公平”的新公共行政学和新公共服务成果，提出了公共价值范式和治理范式。基于治理实践的公共价值范式既弥补了交易费用政治学“费用最小化”标准的不足，又关注交易的公平性和政策价值（民主和问责等），还将交易范畴由私法领域的合同治理拓展到公法领域的网络治理和合作治理。我们提出的交易价值理论正是在批判交易费用理论和汲取公共价值范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为此，交易价值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是二者都以“交易”为分析单位，强调通过制度分析和制度选择来实现组织目标；二是在交易实现方式上，二者都注重信息搜集、谈判、博弈、妥协和认同等方式的研究与应用；三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二者均会考虑交易成本；四是在测量方面，二者都通过选取代理变量进行测度，但是难以实现精确性测量的目的。异同点不同点相同点性质定位适用范围价值取向人性假设核心观点现实背景理论背景分析单位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价值测量交易费用理论经济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适用于分析组织制度成本、合同制定与实施全过程成本分析28，更多涉及私法范畴和私人领域工具理性（效率）主导理性人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活动安排）成本，其产生的前提是人们的利益分歧29，组织以最小交易费用标准进行制度选择30政府失灵，关注市场的有效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绩效，即以最小成本实现组织目标）均以“交易”为分析单位“实现交易价值是降低交易成本要达到的目的，公共价值是判断选取何种组织方式来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依据”14均以信息搜集、谈判、博弈、妥协和认同等为主要方式实现交易目的均可以进行模糊性测量或评估，二者很难实现精准测量交易价值理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或称公共行政学（公共价值理论和治理理论等）更关注公共治理、公共资源配置，主要涉及公法范畴或公共领域价值理性（公共价值）主导行政人、公共人、政治人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公众需求，实现公共价值；政治合同、政府交易行为等为达成这一公共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工具理性来实现价值理性14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失灵，关注公共价值创造新公共行政（公平）、新公共服务（正义），治理（效率、公平、问责、民主）31表1政治和公共管理领域交易费用理论与交易价值理论比较-4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政治 行政例如，有学者应用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来测量交易费用28，有学者应用价值排序来测量交易价值14。由上文可知，交易费用理论与交易价值理论有相似之处，但在逻辑起点、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方面具有显著不同，其二者差异可概括为：首先，交易价值理论在批判吸收成本和效率等价值的基础上，更注重公平和公正等公共价值；其次，交易价值理论在批判吸收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更强调与公共领域匹配的行政人、公共人、政治人假设；最后，交易价值理论更关注网络治理和合作治理等公共事务，而对私人或市场事务关注较少。结语不可否认，本文大胆提出交易价值理论本身是一个冒险。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理论的提出都有个检验和接受的过程，也因为理论本身也有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理论总是苍白的，实践之树常青。交易价值理论同样也要回到实践中去不断地接受各种质疑、批评和检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交易价值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几乎存在着同样的缺陷，即概念的模糊性、不可精确测量等问题。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交易价值理论的创新之处：成功地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创新地嫁接了政治与公共管理学术领域的话语和思维，解释了该领域的现象和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各种市场交易行为会越来越主导着人们的观念和思维，进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交易价值理论在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开拓了看待问题新视角的同时，也指引人们更加注重公共价值，指导公共部门的行为走向公共价值。参考文献：1 范柏乃，蓝志勇.公共管理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2.2 张梦中，马克 霍哲.理论的建立与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49-52.3 NORTH D C.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1990，2（4）：355-367.4 VIRA B.The political coase theorem：identifyingdifferences between neoclassical and critical institutionalism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7，31（3）：761-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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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sphere should be a process of reconciling,ranking,and identifying public values,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the optimal public value compatible withthe transaction behavior.Public governance is,in fact,a proces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achievement of publicvalue.Key wordstransaction cost;transaction-cost politics;transaction-value theory;public value-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