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建设如何重塑村庄空间——基于河南省东坪村民宿的实证调研.pdf

北京农学院学报2 0 2 4，3 9（1）：6 9-7 6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http:/doi:10.13473/ki.issn.1002-3186.2024.0114民宿建设如何重塑村庄空间一基于河南省东坪村民宿的实证调研刘旭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纪检监察研究所，郑州4 5 14 6 4)摘要：【目的】为了了解民宿开发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什么影响。【方法】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典型民宿的案例分析，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点作为民宿的空间生产问题。【结果】研究发现，民宿开发的本质是资本主导下的新消费空间营造。资本和权力共同主导着民宿的开发进程，将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转变为了可供游客使用的消费空间，并引发了巨大的空间变化：（一方面改变了乡村聚落的物理空间，即村庄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空间，引起村民生计的转型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培育了村民们竞争性的社会关系，给农村社会造成了阶层分化、利益冲突等多重问题。民宿开发还产生了一定的空间效应和社会反应，即伴随着主体边缘化、空间剥夺、空间排斥、发展不平衡等空间非正义问题。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是一把双刃剑。【结论】为此，必须平衡好资本增值与村民利益的关系，匡正空间价值异化等负面效应，积极探索基于空间正义原则的民宿开发模式。关键词：民宿；空间生产；空间演化；空间重构；空间效应中图分类号：F320文章编号：10 0 2-3 18 6（2 0 2 4)0 1-0 0 6 9-0 8 文献标志码：AHow does rural homestay Constructionreshape village spaceBased on empirical research of Dongping Village ruralhomestays in Henan ProvinceLIU Xuyang(Institute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Zhengzhou 451464,China)Abstract:ObjectiveJTo build modern rural homestays relying o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has become one of the typical ways to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Method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this paper attempts todiscuss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s homest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analyzing atypical rural homestay in Henan Province.ResultsJIt is found that the essence of rural homestay development is the creation ofnew consumption space led by capital.Capital and power jointly domina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s,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 space into a consumption space for tourists,and triggering significant spatial changes:Onthe one hand,it changes the physical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namely the spatial layout,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village;on the other hand,it changes the social space of the village,cau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rs livelihood and the change ofdaily life,cultivating the competitive social relations of villagers,and causing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interest conflict in the rural society.The rural homestay development has also produced certain spatial effects and social reac-tions,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the issues of spatial injustice such as subject marginalization,space deprivation,space exclusion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This shows that the rural space production driven by capital is a double-edged sword.Conclusion Therefore,we must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ppreciation and villagers interests,correct the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spatial value alienation,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residential accommodation based收稿日期：2 0 2 3-11-0 8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研究”（2 0 2 2 CDJ031）第一作者：刘旭阳（19 8 8 一），河南新郑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新业态等研究，E-mail：l i u x u y a n g-o n e 16 3.c o m70北京农学院学报第3 9 卷on the principle of spatial justice.Keywords:rural homestay;space production;spatial evolution;spatial reconstruction;spatial effect当前，越来越多的民宿已经在中国乡村建立起来，通过民宿开发带动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宿作为中国乡村产业的一种新形态，在其开发过程中受到政策、资本、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既涉及政府、企业、集体、农民、游客等社会行为体，也涉及土地、资金、乡村聚落、生态景观等非人类行为体。此外，民宿建设必然会改变乡村聚落的原始形态，对农民的生计和生活以及农村社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自2 0 世纪8 0 年代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农村地区已开始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转型 2 ，乡村空间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曾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现在却开始依赖旅游、消费和生态环境 3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农村的认识逐渐从一个农产品生产的地方发展为一个以乡村为象征的文化消费空间 4。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关注空间和空间变化背后的社会逻辑，关注政治和资本力量如何影响农村空间的构建，以及农村的空间生产 5 。空间一直被视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代表着物质空间和复杂社会关系不断生产、再生产的结果6。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从动态和差异化的角度分析社会空间现象，不仅可以考察空间变化导致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还可以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在空间塑造中的作用 7。因此从空间生产的角度解读当前的农村民宿建设及其背后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当前，国内外已有学者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宿现象进行了解读和阐释，但总体上研究成果偏少，仍处在起步阶段。就此将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农村民宿建设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民宿的开发是如何将传统的乡村聚落空间转化为现代的消费空间？二是民宿开发后乡村聚落空间的结构、形态、功能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三是民宿开发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人们对此有何反应？1材料和方法1.1石研究区域以河南省东坪村的民宿开发为研究对象。东坪村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太平镇东部，中原最高峰特角尖（海拔2 2 12.5 m）脚下、八百里伏牛山主脉一一老界岭腹地。近年来，东坪村所在的伏牛山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面临着人口外流和农村空心化的双重困境。东坪村也是该地区一个典型的山区村，山势陡峭，沟纵横。该村辖区总面积2 2.7 km，有6 个村民小组，2 3 5 户、9 5 2 人，其中耕地面积2 0.4 hm，人均耕地面积2 16.6 8 m。2 0 2 0 年之前，东坪村是河南的省级贫困村之一。山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交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主要靠种植一种名为山茱萸的中草药为生，每公顷平均年收人约3 0 万元。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离开了这里，外出打工过活。2018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东坪村被选为河南民宿开发试点村，政府、企业、村民三方联手建设民宿，被称为“界岭山庄”。该民宿位于村西部边缘，总面积达10 0 0 m，主要是通过对村民空置或闲置的房屋进行翻新、改造而发展起来的。民宿内部提供餐饮、娱乐、会议室、住宿等各种便利设施，可以满足游客的饮食、住宿、娱乐的需求。“界岭山庄”民宿自2 0 18 年建成以来，已连续4 年盈利，平均每年接待游客3 万人次，年平均营业收入4 5 0万元，成为全国首批发展乡村民宿并成功运营至今的村。这种将企业、村集体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民宿发展的主要模式。因此，东坪村是中国农村地区进行民宿开发的典型代表，具有研究价值。1.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获得研究资料和信息。访谈对象涉及四个主体：一是地方官员，村、乡、县三级干部均有参与；二是民宿经营者，包括云上公司“界岭山庄”项目工作人员以及自营村民；三是东坪村民；四是游客。此外，还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对民宿开发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进行解读。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有三个来源。首先，收集了“界岭山庄”民宿的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类型、房屋数量、项目建设规划、参与农户数量等。这些数据均来自太平镇政府。其次，收集空间数据。获得了“界岭山庄”民宿建设前后项目区的航拍图像，以确定民宿区内农民宅基地的空间变化和其他土地使用变化情况。此外，实地测绘获2024年第1期刘旭阳：民宿建设如何重塑村庄空间得了民宿和村民房屋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数据。最后，获得了实地调查数据。为了充分了解“界岭山庄”民宿建设前后村民生产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对“界岭山庄”民宿涉及的11户家庭进行了入户访谈。2研究结果2.1空空间生产：民宿的建造过程2.1.1主体参与与身份转换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实施后，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利用其自然生态优势，建设农村民宿、发展乡村旅游，以拉动农村经济增长。为响应中央号召，南阳市政府决定建设一批农村民宿试验点，以实现农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为解决农村民宿发展中的资金问题，与云上公司合作，由云上公司主导农村民宿开发进程。云上公司是河南领先的专注于民宿开发的企业，深耕乡村民宿产业多年，以推行民宿十文创十观光旅游十农业的商业模式著称，其在河南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打造的“云上院子”上榜全国甲级旅游民宿，在民宿开发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2 0 18 年，经过初步调研并与南阳市相关政府部门协商，该公司最终选择了东坪村作为投资区域。投资地点的选择遵循了三个原则：第一，民宿建设地点必须位于深度贫困地区。第二，建设地点周边必须要有吸引人的自然景观，并拥有典型的乡村文化符号。第三，不得将居住在开发用地上的农民排除在民宿建设之外。云上公司西峡县政府太平镇政府财政资金政策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图例：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赋权一合作一一提供一生产图1参与“界岭山庄”民宿建设的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及其关系Fig.1 Human actors and nonhuman acto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Jieling homestay constru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基于河南省东坪村民宿的实证调研选定地点后，必须动员农民。经过多方会议协商，制定了兼顾企业、村集体和参与农户利益的“界岭山庄”民宿项目建设方案。由三方共同出资成立了一家平台公司，该公司全权负责民宿的建设和运营。公司注册资金10 0 0 万元，其中云上公司出资60%。此外，东坪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2 0%，相关农户以自住房屋入股，占出资比例2 0%。入股后，他们作为农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既是村民，又是股东。事实上，他们获得了额外的经济收入来源。平台公司成立后，政府部门从组织者变成了管理者和支持者，将民宿的开发建设完全委托给平台公司，由其监督建设过程。此外，他们还通过资金和政策支持民宿建设。投资该项目后，云上公司成为民宿建设的主导者，在民宿的设计、装修、运营等方面都拥有绝对的领导地位。2.1.2村民搬迁与空间再造根据政策要求，“界岭山庄”民宿的建设必须以现有的农村居住空间为基础，不能再开发额外的土地。因此，该民宿的建设主要是对现有农房的改造或翻新。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项目区的原住村民可以选择继续住在改造后的民宿中，也可以搬到其他地区另建新房。不过，为了满足运营需要，云上公司希望原住村民搬出项目区。经过多方协商，2 户村民选择继续在项目区居住，另有9 户通过购买其他村民的宅基地，在村里其他地区新建了住房，结果这些9 户村民搬到了不同的地点，打破了原来11户聚集而居的格局。在完成原住村民的搬迁安置后，云上公司依托中央政府南阳市政府71东坪村委会村民平台公司货币资金乡村聚落自然景观民宿土地宅基地与房屋文化景观选取的户数虽然较少，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据实证调查（特别是咨询了云上公司相关负责人)，了解到目前民宿开发中针对原住民通行政策是“尽可能全部撤离，尽量不参与运营”。涉及的11户村民，2 户村民选择继续在项目区居住，另有9 户通过购买其他村民的宅基地，在村里其他地区新建了住房，基本符合现行普遍做法，所以有典型性和适用性。72北京农学院学报第3 9 卷平台公司，开始开发乡村空间的经济价值。为了挖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元素，云上公司通过土地整理、房屋建设、景观开发、广告宣传等一系列手段，将项目区的传统乡村聚落打造成可识别的空间符号和可消费的旅游产品。在自然景观方面，将民宿建筑工地与主干道之间的大片耕地改造成梯田，以展示当地的农耕文化。同时，在主干道和宾馆之间修建了一条硬化的道路。民宿区域内部，通过大量的绿植和木栅栏，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区。在建筑风格上，云上公司一改东坪村传统民居建筑风格（以砖瓦房为主)，大胆引人川渝地区特有的木结构建筑。不同的是，该公司在房屋立面上使用了较硬的木材和一层明亮的油漆，营造出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打造消费项目方面，“界岭山庄”民宿将当地传统的美食、中药文化、民间表演等融入其中，并与餐饮、会议举办、娱乐等现代消费项目相结合。为了提高当地旅游地位，提升民宿的竞争力，太平镇政府还在上级的资金支持下，在全村范围内开展了刷墙、绿化等活动。通过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参与，东坪村的一个传统居民点，转型成为集餐饮、住宿、会议主办、娱乐等为一体的现代乡村民宿。乡村聚落空间不仅成为游客消费的场所，也成为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外来消费者、乡村景观、传统建筑、地方文化、土地等（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进行互动的空间。2.2空间重构：民宿建设带来的变化2.2.1村庄物理空间的变化(1)村庄土地利用和建筑形态的变化。9 户农民的搬迁并没有引起项目区以外土地使用模式的变化,因为他们的新房建在现有宅基地上。但由于土地整理和各种建设活动，项目区土地使用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界岭山庄”民宿以原住村民房屋的改造、重建为基础，因此宅基地和房屋的基本布局并没有改变。一方面，民宿的兴建增加了对服务空间的需求，如服务大厅、餐厅、娱乐区、停车场等，各种空间都被绿地隔开，土地利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整理，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变得更加顺畅，形成了农田景观。“界岭山庄”民宿的主要建筑群是在原有的宅基地和农房的基础上建造的。东坪村传统房屋是两层的砖瓦结构建筑。由于当地地形起伏很大，这些民居通常被设计为部分高架，房屋的主体结构由许多大梁支撑。高架区域用于堆放农具和饲养家禽，而农民一般住在一楼。顶楼被称为阁楼，位于底层之上，主要用来堆放杂物，或者可闲置。作为当地建筑文化的延续和继承，“界岭山庄”民宿保留了这种传统结构。然而，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对建筑的楼层结构和外部形态进行了改进。首先，楼层数增加到三层，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游客。其次，为了继续使用这些结构，房屋被加固，外立面被涂成统一的亮棕色。相比之下，搬迁农民建造的新房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筑结构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此外，土地使用模式与楼层数的增加相结合。事实上，浴室、厨房和其他空间被整合到一个独立的建筑中，这种建筑结构是东坪村民新建房屋的典型代表。(2)村庄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变化。民宿的建设极大改变了乡村聚落的内部结构。民宿建筑内部最大的变化是农民自身居住空间的压缩和商业服务空间的扩大。与传统民居相对自由的空间利用相比，民宿中的农民卧室被限制在底层的狭小空间内，原有的会客厅被改造成了娱乐室和接待大厅。此外，农民可以用来储物的空间也大大减少。而且，在厨房旁边还建了餐厅。民宿的二、三层全部布置为游客住宿空间，淡季时经常闲置。除了空间布置的变化，各个空间的陈设也变得更干净、现代。“界岭山庄”民宿的建设，也产生了其他旅游消费空间，即搬迁农民新建的房屋。由于搬迁农民在民宿附近定居，他们自然受到旅游消费的刺激，开始利用自己的房子为游客提供一定的住宿和餐饮服务。这种自发的商业活动已经类似于“农家乐”。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些农民把自已的生活空间搬到了二楼，将一楼改造成宾馆，包括餐厅和娱乐室。与留在民宿的农民相比，搬迁农民并没有觉得自已的生活空间被商业活动过度压缩。餐饮、待客、娱乐活动都安排在一楼大厅。与传统住宅的厕所是位于屋外的旱厕相比，“界岭山庄”民宿和自建房屋都有现代化的室内厕所。民宿的建设拓展了乡村聚落的商业功能，将乡村聚落转化为游客消费空间。而这种消费空间保留了农民的所有权和资格权，聚落原有的居住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并没有消失。2.2.2村庄社会空间的变化(1)村民生计的变化。空间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再造，更是一种社会空间的重构，会产生特定目标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民宿开发便对东坪村民的生产方式、收人结构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表1显示了参与“界岭山庄”民宿建设的11个农民2024年第1期刘旭阳：民宿建设如何重塑村庄空间家庭收人结构变化情况。在民宿建设之前，这些家庭的收人主要来自山茱萸种植和各种外出务工。“界岭山庄”民宿的建设和成功运营，扩大了他们的收人来源，提高了他们的家庭收人。一是通过人股方式参与民宿建设和经营的农户，每年能够获得约2.73万元的股权分红。二是搬迁农民通过在旅游Tab.1 Changes in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farmers in the Jieling homestays总收入户号Total incomeHousehold number之前现在之前现在之前现在之前现在之前现在之前现在BeforeNowBeforeT14.50T24.80X18.20X28.40X38.28X410.66D18.18D213.48D310.04M19.65M28.40注：数据单位为万元Note:The unit of data is 10 o00 yuan“界岭山庄民宿周围的一些搬迁农民和其他村民也获得了可观的经营收人，因此大部分放弃了农业生产活动，转而在旅游旺季从事经营活动，在淡季打工。特别是在每年七八月份的旅游旺季，这些家庭的外出务工人员都纷纷返乡，帮助各自的家庭从事经营和服务活动。与此同时，有的农民也流转自己的承包地，获得部分地租收人。在中国农民广泛以兼业为生的背景下，民宿的建设显然增加了农民的生计来源，当然也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然而，这一赚钱机会并没有在搬迁农民和仍住在民宿的农民之间平均分配。事实上，在民宿建设之前，搬迁农户已经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搬出去盖新房。相比之下，留在民宿的两户农民却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民最初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参与民宿建设的行为和选择，并进一步影响了他们自民宿建成以来的后续生产、生活和生计。(2)村民日常生活的变化。民宿的建设给东坪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对于没有搬迁的两户人家来说，民宿的建设对基于河南省东坪村民宿的实证调研旺季从事经营活动，每年可获得约3 万元的额外营业收人。然而，留在民宿的两户农民却没有营业收人，因为他们房屋的大部分空间都被用于“界岭山庄”民宿的经营，而且云上公司作为民宿运营的主体，一直不愿意聘用这些农民作为服务人员。因此，这两个家庭仍然主要从事农业种植。表1“界岭山庄”民宿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务工收入Agricultural incomeSalary incomeNowBefore8.732.507.532.0010.043.0011.882.0011.813.0014.3313.5615.6113.2113.3311.7673营业收入租金收Operating incomeRental incomeNowBefore4.002.002.002.805.206.405.2810.568.001.0012.483.001.502.00股权收益Share incomeNowBefore2.002.804.165.125.288.458.009.987.045.639.607.686.406.40他们的生活空间造成了极大的压缩。他们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压抑感和局限感。搬迁农民的情况更为乐观。他们通过规划，将自已的生活空间和服务空间划分为两层，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到楼下游客的影响。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为游客提供餐饮和其他服务与他们做生意。在旅游旺季，这些村民从农民转变为经营者和服务提供者。他们竭尽全力满足游客的需求，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民宿的建设改变了乡村聚落的建筑结构和内部结构，引起了农民日常生活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但它并没有给搬迁农民和未搬迁农民的生活方式带来质的改变。(3)村庄社会关系的变化。民宿开发带来的竞争关系使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日益趋于利益化、复杂化。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在河南西南部农村，大多数传统的村居都是以家庭为基础进行扩展的，这意味着同一居住区的村民往往有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参与“界岭山庄”民宿项目的11个农户，是谭家、翔家、戴家、马家（表NowBefore一3.003.983.653.152.832.903.202.922.58Now2.732.730.152.730.052.730.152.730.102.73.0.152.732.730.152.730.052.730.052.73741用首字母编号)等四大家族的一部分。在民宿开发导致部分农民搬迁后，这11户农民在空间上被划分为三组，打破了原有的邻里关系。与此同时，搬迁的农户不得不与安置区内的当地人建立新的邻里关系，这对他们的日常交往活动造成了影响。在经营民宿之前，村民们普遍没有利益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随意，甚至毫无顾忌。然而，自从东坪村开始大力开发民宿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民宿的建设，过去基于血缘、亲属关系、民间信仰或乡规民约的乡村社会，由于外来游客的不断涌人而断裂。特别是随着村里消费和服务行为的出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责任关系被解体，取而代之的是融人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以消费和合作为基础的利益关系。在旅游旺季，村民们往往会使出各种招数招揽客人。这种竞争的存在，削弱了经营民宿的村民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农村聚落中，农民经常在半开放的客厅和开放的院子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这种作为乡村社会关系基础的开放空间，自民宿建成之后就消失了。民宿的建设让这些空间变成了餐饮和娱乐场所，传统的农民社会交往方式被打破。随着传统的农村聚落转变为消费空间，大量游客的涌入让乡村社会体验到一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过去农村传统的熟人交往方式，被一种陌生人间歇性交流模式所打破。不可否认的是，在旅游经济背景下，东坪村村民之间的传统社会关系，正因陌生游客的到来已经逐渐破裂。自民宿开始运营以来，邻里关系越来越基于物质的考虑，相对纯粹的传统邻里关系逐渐不复存在。2.3空间效应：民宿开发的深层影响2.3.1主体的边缘化在这场由政府一企业强势操盘的民宿开发行动中，东坪村村民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具有较少的话语权，从空间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开发中的边缘人。在民宿建设之前，村庄发展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村民自已手中，政府作为农村的管理者，更多的是负责引导，乡村空间的开发也以农民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为中心，主要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随着民宿的建设，虽然东坪村民参与到民宿的开发、管理，收入得到了提升，但却日益被边缘化。从空间生产的角度来看，许多不同的行动者都参与了“界岭山庄”民宿的开发，并因此介人了乡村空间，而权力一直是这些行动者在空间中运作的核心资源和重要媒介。迄今为止，作为乡村振兴的一北京农学院学报部分，民宿建设都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推动的。为快速推动乡村经济振兴、创造政绩，地方政府运用政策手段消除了阻碍乡村旅游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并通过行政手段介人农村建设进程。这些行动的最终结果是为资本进人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凸显了资源整合和盈利的强烈冲动。民宿一旦开始运营，经营权一般都转移到企业手中，政府则退居幕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权力话语被进一步放大，村民则处于被动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在东坪村，一个围绕乡村振兴的政商联盟形成了：这个联盟拥有权力和资本，并控制着乡村聚落的空间生产。这种联盟不仅改变了东坪传统乡村聚落空间的结构和功能，而且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其中最核心的关系就是政商联盟对村民的支配，即生产者和空间的所有者一一原住村民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生产者一方决定最终的空间生产，村民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政商联盟的空间生产意图并尽量争取其认同，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分成。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则逐渐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这个联盟还控制了民宿的规划、土地开发、经营和收益分配。农民虽然享有了一定的股权，但与整个民宿项目所产生的利润相比，他们所能获得的收人是有限的。因此，由于缺乏话语权，农民成为了民宿开发的被动参与者，呈现出隐形隔离和被边缘化的状态。2.3.2空间剥夺和空间排斥空间剥夺是一种基于空间位置关系的地理失衡现象。表现为资源要素持续向指定区域集中，从而对边缘区域产生负面影响。8 民宿的建设引发了农村地区的空间剥夺现象。首先，在民宿开发中，东坪村民从空间的主人沦落为开发中的边缘人，在经济性和制度性隔离的影响下，其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机会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这是以政府一企业等商业投资者的利益回报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旅游开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次，政府和企业建设民宿时，将全部资源和要素都投入到选定地区。然而，“界岭山庄”民宿附近的其他村落，依然存在基础设施不足、环境较差等问题。与此同时，商店、快递点、餐饮服务等便民服务设施也集中到了民宿周边。此外，太平镇政府还专门对“界岭山庄”民宿周围的道路和房屋进行了翻新、改造。而对于远离民宿的村民来说，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最后，更糟糕的是，仍然住在民宿的农民，实际上被剥夺了生活空间，也改变第3 9 卷2024年第1期刘旭阳：民宿建设如何重塑村庄空间了生活方式，他们使用宅地空间的权利和土地开发权没有了。因此，由政府一企业联手所构成的生产者在民宿开发中拥有强势话语权，并对原来为村民所占有的空间生产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剥夺，村民纵然不满于民宿开发中的种种问题，却也是无计可施，这引起了当地村民的排斥。另外，民宿的高昂价格让当地村民望而却步，一些突出当地特色的美食和民俗活动已经通过套餐的形式成为了游客的专属，这让一些村民很“反感”。特别是与城市环境下农民工的身份问题不同，这种由外来消费经济造成的身份排斥，在农村地区更为强烈，有村民反应“被剥夺了”。可以说,城乡居民身份的鸿沟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被拉大了。9 2.3.3发展不平衡列斐伏尔曾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方以获取收益为目的，通过空间分配与再重组构建不平衡的秩序，利用空间生产维护权威群体的主导地位。10 1虽然乡村振兴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地理面貌，但城乡仍然保持着不平衡的结构。11当前中国最大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农村发展不足的问题。然而，民宿的建设虽然增加了农民的收人，刺激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也在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农村地区新的发展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体现在乡村空间的利用和开发上。在土地开发程度、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民宿区和非民宿区的人居环境也存在差异，导致两区域土地开发权不平衡。二是主体地位的不平衡，体现在乡村建设的话语权上。政商联盟主导了民宿的全过程，而作为主体的农民地位日益式微。第三个不平衡是农民的进一步分化。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民宿建设期间的搬迁农户和非搬迁农户中，也发生在村里的其他农户中。民宿的建设不仅拉开了东坪村与周边农村空间的横向地理差距，还形成了基于生计和社会地位的农村社会分层，使得该村开始出现新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3 结 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村开始建设民宿，以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作者运用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河南省东坪村“界岭山庄”民宿案例的分析，一基于河南省东坪村民宿的实证调研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点作为民宿的空间生产问题。研究发现，权力和资本共同主导着东坪村民宿的开发进程，将传统乡村聚落空间转变为了可供游客使用的消费空间。民宿开发引起了巨大的空间变化：一方面改变了乡村聚落的物理空间，即村庄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空间，即引起村民生计的转型和日常生活的变化，特别是民宿开发所带来的旅游消费，不仅培育了村民们竞争性的社会关系，也给农村社会造成了阶层分化、利益冲突等多重问题。民宿开发还产生了一定的空间效应和社会反应，即伴随着主体边缘化、空间剥夺、空间排斥、发展不平衡等空间非正义问题,这表明在资本大举下乡的背景下，曾经以显性剥夺为特征的城乡关系，现已表现出一种隐性的支配。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中国更多的乡村地区可能面临空间异化、阶层分化以及社会矛盾累积等危险。为此，应该认真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积极探索基于空间正义原则的民宿发展模式，从而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空间。民宿现象作为一种乡村空间的重构，本质上是资本主导下的新消费空间营造。当前，一些近郊或远郊乡村正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契机下被开发为以自然景观和乡土文化为交换价值、以满足城市消费者需求为目标的体验性消费空间，即村庄某些空间按照资本的意图从乡村整体空间中抽象出来重构，已不再是村民的生活生产空间，成为了资本获取经济收益的空间载体。资本下乡通过对村庄空间的改造或再造（比如打造民宿、农家乐），将传统的乡土资源（自然和人文)转变为商品资本，以实现自身增值的目标，从而使村庄空间具有了资本属性。在此过程中，权力与资本凭借对重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控制空间生产过程。通过东坪村“界岭山庄”民宿案例可以看到，资本、权力等政治经济要素正在成为重塑乡村空间的“关键词”。这无不印证了列斐伏尔对空间具有社会性的判断,即空间生产过程弥漫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弥漫着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弥漫着因无限扩张的资本逻辑和贪欲而产生的消费主义。进而，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是资本驱动下乡村空间重构的利弊得失，特别是要关注资本能否真正促进以村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资本下乡是自觉的兼顾和维护了村民主体的利益，还是只服务于资本自身？通过东坪村“界岭山庄”民宿案例发现：一方7576北京农学院学报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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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面，乡村振兴不能回避（也不能)没有资本。资本主导下的民宿开发盘活了东坪村沉睡的资源要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东坪村民创造了新的致富机会（加人云上公司或自建民宿），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门口赚钱，还改善了村庄环境和基础设施，促进了脱贫攻坚。另一方面，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界岭山庄”开发是由云上公司与南阳市政府共同主导的。在此过程中，政府与资本结合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建设、改造或占有乡村空间，营造了差异性的乡村空间占有格局，不均衡的空间配置，体现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和以企业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模式，两者占据了民宿开发的主导地位。而资本则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新空间形态，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使之边缘化。比如，云上公司虽然带动了东坪民宿的开发，但村民所得相对于该公司的利润却十分有限，这形成了对村民的隐性剥削，使之日益处于被动且弱势地位。另外，建立在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上的村民关系网络也逐步分化解体，成了一个个追逐物质利益、相互的“经济人”。总之，资本介人乡村振兴是一把双刃剑。从中国广大农村发展的实际来看，简单地排斥资本下乡显然是不现实的，难以促进乡村振兴，对此必须辩证、理性、客观的认识资本的作用。但是资本的介人容易形成以利益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导致乡村空间的过度市场化，形成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鉴于此，我们必须“趋利避害”、统筹兼顾，突出资本引进与民生福补相统一、空间功能优化与空间权利保障相结合，构造出不同群体各得其所的空间。今后应该在以下两方面着力：一方面，政府应担当起乡村空间正义“维护者”角色。既要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为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乡村空间生产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红利，更要规制资本对空间生产的不利影响，匡正空间价值异化等负面效应，让空间生产真正为村民的需求服务，为乡村振兴服务，而不是仅仅为了资本增值服务。特别是要防止某些地方政府成为资本的代理人，政商合谋侵害村民利益。另一方面，要突出村民的主体地位，鼓励村民共同参与空间营造。在农村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资源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主体，对空间的主导权和表达机会可能被压制和忽视，其权益可能被隐形剥夺。因此，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要兼顾弱势村民群体平等享有空间权利的诉求，鼓励和支持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创造新的体制机制，增强村民对空间生产的参与度、提高村民的议价能力，促进其以主人翁姿态全面融入乡村振兴，以抑制资本增值导向下的空间生产逻辑。参考文献：1 J TANG W,ZHU J.Informality and rural industr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