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维度：解码、探寻与构建.pdf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维度：解码、探寻与构建李乐，王艺桦（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摘要：象征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显形式之一，标示具象世界背后统一共同体的精神维度，是形塑观念、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载体。通过对象征发生的过程解码，清晰呈现象征意义赋予传递交互升华的完整过程，诠释象征符号何以增强共同体认同的内在密码。象征符号充任承载共享集体记忆、限定共有身份认同、联结共在凝聚整体的核心媒介，赋予共同体成员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感知、同一性认知、连续性想象。由此搭建象征符号意义表达与交流的空间场域、创设象征符号意义循环与共享节日仪式场景、运用象征符号意义感知与共通的交互技术，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策略。关键词：象征符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体记忆；中华民族认同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24）01-0035-10DOI：10.20076/ki.64-1065/G4.2024.01.003象征符号是能够以具象形态标识抽象概念，将复杂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还能使情感固着于象征物的载体媒介。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重大时代课题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化阶段1，其实质是关于“归属”理念与“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当前，学者们大体从情感与认知的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内涵，有学者视其为一种情感和心理过程2，或对民族心态秩序的反映3，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实体的主观印象4，或对“中华民族”共有身份的认同5，或国家（集体）的认同6，或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观7。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也要做大量 润物细无声 的事情”8。质言之，虽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所生发的，具有实践性特征，但仍属于思想意识范畴，一定程度上属于“不可见的实在”（invisiblereality）。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化、可视化，就需要用某种“熟悉的”东西予以表征和实现，并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故此，以象征符号形神兼备的表达特点，将精神与观念“具体化”，让人们在感官可及的实在对象中触及和感知共同体，激活人们对共同体连续性情感和成员间群体性身份的认知，逐步在人们心中确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收稿日期：2023-11-0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专项项目“新时代巩固新疆各族群众 五个认同 研究”（19VXJ0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研究专项项目“新疆多民族社区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研究”（2023VZJ0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思想在民族工作中的实践与发展研究”（XJ2023G005）作者简介：李乐（1978），女，新疆昌吉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王艺桦（1995），女，新疆伊犁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引用格式：李乐，王艺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维度：解码、探寻与构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035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传递与交互、中华民族情感的表达与凝结，强化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共识。由此观之，从象征符号“思维象征表意”发生图式的解码出发，深刻阐发象征符号对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力量，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象征维度以神领形、以形赋意、以物传神的实现策略。一、解码：以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生机理象征符号能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化和形象化，让共同体成员在感官所能触及的实在对象中感受和理解共同体，在人们心中确立起共同的历史起源、文化传统、精神传承，以及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同时，将人们对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诚挚情感得以固着在象征符号上，从而产生特定的认同效果与定势。换言之，象征符号作为本身包含解释、意义的存在，以思维为起源，通过自我在场与自我表现的完美合一，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流走于人们心间，在象征发生的完整过程中，达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形构，实现思想意识的升华与复归。（一）象征符号出场，催发人类思维的主观创造借某种有形的事物表现或暗示某种观念、哲理或情绪，就是象征9309。象征符号作为人的主观创造，其产生的源头正是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高级反映形式，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能动、主观地自觉活动的产物思维。随着人们逐步深入地认识外部世界，人脑中的思想内容也愈加丰富，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观念，而象征符号的工具作用也在此时凸显出来，不仅能作为人认识和感知世界的媒介，也是人类思想表达与展现的中介，更是解决人类交流和意义传达困难的重要工具。人类模仿和借用现实中的自然物，利用物的相似性创造了象征，实现了思维表达的具象形式，打开了思维和意义传达的新途径，一改“不可言传”和“难以言说”的表达窘境。这种象征思维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字的构造和产生，从文字的演化过程来看，刻符刻木、结绳记事等实物记录，以及岩石雕刻、洞穴壁画的图画记事，作为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后经图画和符号逐渐发展成能够完整表意的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古埃及的圣书体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都属于具有象征性的表意文字。与此同时，象征符号的工具作用并没有因为语言的产生而消逝，反而糅合于文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习惯与文化现象。一方面，象征符号的具体关系需要通过语言加以“约定”和明确。象征符号与其所表征的对象间虽在观念或性质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或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并不是单向且唯一的，仍需要发挥语言的描述功能，明确象征符号的指代与关系，加强人对事物的理解和可感。另一方面，语言表达的丰富性需要象征手段得以体现。象征符号以其意义承载的特性，充当起人类主观意识的附着物，借助象征符号的客观实在性，显现抽象概念与意义，并使一定的思想感情得到含蓄而形象的表达。总之，象征符号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出现，以人类思维为发生源头，是理性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具象表达。象征符号帮助人类对客观世界进行完整理解与准确概括，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核心，助力社会文化发展，同时成为一套为成员所共同享有的、反映整个社会演进、民族观念、文化活动等内容的符码体系，有助于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联系。这种成员间彼此联系的集合关系又通过共同的象征符号得以不断提升，以此教化、维持和强化社会共同体内部的意义与价值。（二）象征符号在场，延伸自我存在的意义召唤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卡尔 荣格认为，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了象征性102。这充分表达了象征符号是“自我在场”与“自我表现”的统一。据此，象征符号原初的意义指代了本身并不完整的东西，需要另外的东西或另一半拼凑才能完整。象征符号036在场的本体与其背后意义的表现并不是简单表层意义上所展现出的二元分立，而是对事物的辩证理解与表达。首先，象征符号在场是其可展示性和相关性的具体体现。象征符号作为可展示的东西，具有通过此一物再现彼一物的结构，以物的关联性实现意义的传达，使人们能够就其本身而认识另一个他物。正如历史文物与纪念物藏品，虽然具有自身的实在性，能直指过去，但其作用和价值并不是建立在置于人们眼前的东西。考古学家挖掘出土的古籍、陶俑、壁画、青铜器、玉器、毛纺织品、皮革制品等文物，人们的关注点并非停留在文物本身，而是透过文物探寻人类的发展演进，揭示文物所承载的历史、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领略文物所带来的特殊意义与价值，让共同体成员睹物明史、睹物生情。就像炭河里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四羊方尊、尼雅古城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画作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实证，其共同构成了个体对中华民族整体认知的基础。其次，赋予象征符号以意义的并不是象征符号自身在场存在的内容与表现，而是需要意义的“召唤”，不断创建、赋予并填充，给这些本身并不具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正如“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1125。据此，将象征符号初步分为实物类象征符号（人物、事件、器物、行为、文字文本）和无形类象征符号（话语、时间、空间、意象、声音）。如此划分，一方面是指实际存在事物，另一方面是指并不能从事物本身看到的意义表现，其构建了一套为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象征意义体系，能够帮助共同体内部各成员间达成某种意义的共契，使共同体成员将他们的情感投入到能够凝聚人心的各个象征意义源泉上，即共同的使命、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血缘。（三）象征符号表意，实现本体超越的主客交互纵观学界对象征符号的研究，不论是国内外学者对象征的定义和叙述，还是中外词典与百科工具书对象征的解释，可以发现“象征”概念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可见的”客观实在形态，作为意义的表现形式或象征本体；二是“不可见的”解释与意义，借以载体或事物所表达的特殊意义。因此，象征是由本体和意义两个要素构成的。作为载体与意义的统一体，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没有本体存在，意义则没有表达与传递的途径和方式，也就没有意义，象征符号本体便回归到事物本身规定性范畴的一般物类。意义的赋予是人类象征思维无限超越性的具体体现，通过想象力超越事物自身客观的有限性，赋予其不同于既有规定和含义的新的意义。譬如“石榴籽”原本作为自然物象而存在，当物象被赋予超过其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和意义，而从整个思想或话语体系中取得意义时围绕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表达时，物象即蜕变为象征体，因为抽象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多的是通过概念或历史间接地唤醒各族群众对历史经验的记忆，其本身与个体生活和日常行为存在一定距离，因而缺乏直接的冲击力量。“石榴籽”这种符号和象征本身因其非抽象性与具体性更能表达思想和意义的本质。通过一种物象的可见性传达着思想的不可见性，以直观的有形方式传达着感观的无形体验，为思想传达和接收间的断裂和空白提供想象力的补充，从而实现直接的连接，并且容许接收者进行联想发掘，向不同方向扩展和深化。人类企图赋予象征符号以更多非自然给予的表现力凸显超越性，使其能随着人类意识的引导而延展到一种极度开阔的思维空间之中。象征符号不仅能使共同体成员打破对周围世界认知的感官条件限制，透过事物具象本身认识和感受其完全内在的意义，实现“意义的共享”，还可以使社会或共同体成员间通过象征的“给予和获得”进行意义传递和交换，运用双方都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达自我和解释世界，由接受者凭着思想之光的烛照去发现、感知、认识并认同之，以此在统一的多民037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族国家增强价值共识，强化个体间的联系纽带，使共同体成员获得共同的身份与归属感，并将所有成员统一起来。实现意义在主客体间的交互、合一，通达成员间心灵与情感的真实体验，由此完整地构成意义表达的完美闭环，达成象征符号内在意蕴和外在显现的有机统一（见图1）。图1：象征符号发生导视图二、探寻：以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表达象征符号通过本体在场和意义传达的基本状态，以具象实指和抽象释义实现意义的再塑、传递、释义，再现象征符号表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生成样态。共同体成员通过理解、学习与释义象征符号，感知成员间共享的象征体系、价值理念以及文化传统，进而被刻上特定的集体印记，并在意象表达的指引中，探寻和解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演进，唤醒和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建立共同体成员间的亲缘关系，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的限定构建，以此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结构。（一）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再现性演绎”象征符号作为时间的积淀和历史遗留的痕迹，后经发现、重新阐释与演绎，成为历史存在的证明材料，帮助人们还原与重新理解过去，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边缘不断纵向深入、横向扩展。“没有文化的象征形式和手段，我们寻找独特的人类记忆的努力就会徒劳无功。没有它们，所有记忆和叙事就会消失，而那些记忆和叙事有助于我们生动地构想和传递人类，甚至是某一个人的过去和历史。”12279同时，象征符号能够重新激发人们对过去的想象，填充人们历史记忆中的沟壑，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在象征符号对历史记忆的记载与传承中实现共同体成员间的整合与认同凝结，达成意义和价值的共契。随着时代变迁，作为历史存在的一代代人逝去，过去变得日趋模糊与陌生，只有象征符号以不可逆转的历史“亲历者”和“见证者”存在，成为人类认识历史的一种实物材料和方法，以及提升历史可信度的佐证材料，在探寻所处时代与过去历史的紧密联系中，再现历史记忆的深刻全貌。无论是坐落在河西走廊的洞窑石窟，或是秦始皇陵的陶俑，或者是尼雅遗址发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还是山间绝壁上的题刻文字，都是通过标记超出于物存在本身而附带意义的遗迹与可感物，拓宽时间的跨度，给予人类审视自我的机会，以此获得接近客观事实的历史材料，使之连缀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完整历史画面，讲述中华文化故事，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象征符号的历史记忆再现不仅仅在于物本身的在场，更重要的是意义的再现打破了历史记忆与“时代不共时的结构”1316，实现场景的重新勾画和记忆的再次串联。这种“共时性”的再现使象征物即使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也能在意义的表达中获得完全的现时性，使得象征物与现实中的人或事物虽然并非同时存在，但通过象征符号这个物的中介，也能传达非此时发生的事情，从而将连接断裂记忆的象征物与个体意义的感知相联系和融合。思维象征表意意义在场意义出场升华与复归传达与延伸038简言之，经由共同体成员对社会历史的亲历体验，过往的历史沿着人们的记忆，通过象征符号的物质载体与中介得以传递和保留，象征符号的意义表达系统以物的意义传达唤起特定的历史记忆，而这个过程也正是历史记忆的社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象征符号不仅成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促进成员间的交流和互动，也承担着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共享历史记忆的责任，深化对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以此激发成员间的社会情感，积聚共同体深厚的凝聚力量。（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的“限定性构建”身份认同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证，即“我是谁”的定位认识；二是个体在群体间的身份归属，即“我们是谁”的界限理解。不论是个体身份确认的实现，还是群体身份的归属，都须在与他者或集体间的互动中实现，尤其是集体身份认同，其作为类属身份和角色身份的结合，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需要个体在此过程中找寻彼此的相似性，逐步加深对共同体及成员的认识和情感联系，完整的象征意义体系是确保共同体变动性与持久性同时存在的重要资源，使得在历史接续演进、历史人物消失后，确保共同体及其社会构成和文化内涵仍能跨越数个世纪而得以存续。即使在时间与年岁的区隔中，也能将共同体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围绕着这些象征要素固化共同体身份认同的边界。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血脉相融共生，彼此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特定的传统、规范、神话、习俗、仪式、记忆，甚至共同的英雄、特定的历史事件、具有精神内涵的艺术品、诗词中的风景等，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象征符号资源库，共同体成员乃至后人都可以从中汲取养分。正是这种具有“界定性”的“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情感；对某个共同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感会使他们感觉变得强大和高尚”1424。这使得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自我主体识别是有别于外部他者的固有属性而形成的，并赋予主体以外在的象征标识作为参照标尺。外在表现体现在个体成员在象征意义体系上找寻与确认自我位置，进行身份象征的实践行为；内在表现则体现为各民族成员超越主体的固有属性，形成对文化身份的意义肯定与价值认同，而这种文化身份的核心内涵正是基于共同体成员所构建的被普遍成员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目标。因此，具有“界定性”象征意义的体系不仅成为联结与凝聚共同体成员的重要纽带，也成为识别自我、区分他者的重要标识，使得个体成员在世界中进行自我定位和本我认识、自我与共同体相关关系的感知，并在此过程中强化个体之于共同体间“共生共在”的紧密联系，进而实现群体身份认同的“限定性构建”，这种特殊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即“我”之于“我们”的共同体意识。（三）构造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结固定的“凝聚性结构”以象征符号为核心，在个体与集体间架起一座桥梁，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联结在一起。通过象征符号的解释系统和价值系统，使得每个个体得以融入整个具有规范意义的集体之中，形成具有连接和约束作用的“凝聚性结构”。其作用形式表现为共同的规范和肯认的价值，在一种象征性结构化的社会空间内，构建共同体成员间共同的规范、价值和经验的意义框架，使得个体通过象征符号获得和传递社会空间合理化的行为模式，获取关于共同体的规范性知识，以此起到约束和连接作用，进而在成员交往和互动中明确自我角色和身份定位，引导成员承担群体责任，凝聚共同体意识。一方面，共同遵守的规范将个体与群体相联系，在此过程中不断积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社会知识，以礼仪习俗、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为表现，对个体形成“向外”的约束；共同肯认的价值将个体与个体相联系，深化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以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为表现，对个体形成“向内”的要求。共同体成员从礼仪习俗、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知识库的象征意义体系学习和传承知识，形成完善的人格，赋予行为以自觉，并符合共同体既定规范和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强化039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另一方面，共同体成员以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同肯认的价值进行自我塑造，在“修己”的过程中，不断推动“成己”与“成人”，实现个体超越自我而指向群体的认同，引导共同体成员抛弃自我中心主义，实现“群己关系”的认知与定位，传承“成己而兼善天下”的价值传统，凝聚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成员作为人的存在，既是个体，又是类，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也是共同体成员的一分子，承担着群体的责任意识。自我完善最终是为了实现广义的社会价值的“和合”，以及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因为“成己”的自我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在由己及人中，实现“成己而成人”，构成自我完善的深刻内容，即在成就他者的过程中，自我品德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也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72的生动诠释。这两个方面充分表达在共同体的范围中，其以特定的规范性知识和自我与集体的情感性认知为逻辑起点，对群体成员传递共同的价值导向、利益取向以及行为期待和约束，以此支撑、联结和固定共同体的“凝聚性结构”，既对外塑造共同体独特的集体形象，与他者划分界限，明晰共同体的身份界定，又对内融合与凝聚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历史可持续性，深化个体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将个体与共同体相对应的“我们”紧密相连。三、构建：以象征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升路向“个人及集体对于自身的历史，对于清清楚楚呈现、并以物的形式展示出来的所有东西，都存在一种情感性的联系。”1611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每一位成员而言，均承载着历史、携带着记忆的象征符号，它们既以一种可见的形式存在，用具体的、可感知的方式传达着民族意识与精神，又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确保着共同体成员获得更为广泛的自我认识，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根源的感知，使之沉浸在“历史与命运共同体”的身份与价值认同中17。因此，在空间场域呈象中实现意义共生，在节日仪式展演下推进意义循环，在交互技术支撑下完成意义共通，以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象表达，凝聚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记忆。（一）在空间场域呈象中实现象征符号的意义共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18。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认同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数千年仍能存续发展至今，这也清晰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经历变迁之后，共同体仍能够存续发展，为个体提供连续的和具有集体意义的感知，因为象征符号起着某种认知作用，使得社会和社会关系得以被理解，将人们吸引到他们所相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情感目标上，并使人们获得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以及创造想象未来的能力。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传承至今，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但都为共同体的连续性和亲缘性提供感知来源，划定了共同体的清晰边界，为后来的共同体成员提供一个可以汲取养分的资源库。因此，在象征符号的意义体系框架中，利用历史遗迹、建筑群、重要纪念地等既有地点场景，以及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等构建的空间场域，充分发挥象征符号的“过去意义”与“现时意义”。在象征符号集中展现的空间场景下，搭建共同体成员与象征符号意义表达的共在空间，使之获得关于共同体的连续性认识与现时性表达。“这些物都超越了对物的记忆的范畴，因为它们使得本来隐而不显的时间和认同索引变得清晰可辨”1312，为共同体成员填充历经时间考验的连续共同体意识。第一，创造情感换位点。地点在记忆的构建中有着重要作用，在遗址遗迹、旧址、纪念地等历史性地点所感受到的印象，远比通过讲述和阅读所感受到的印象更加生动和深刻，而讲述和记录的过程总是以片段的形式展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时的亲历者会逝去，故事的讲述者会逐渐年迈，个体040对于历史的情感和回忆也会随着时间消减。因此，将历史与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之得到真实记录和持久延续。正如重走长征路，在重现与亲身经历中感悟热血铸就的长征精神。地点场景能够清楚地展现和证明共同体历史与现实的紧密相关性，将过去与现今联系起来，使得共同体成员以亲历者的视角置身于历史情境中，在感知与体验中实现情感的换位。第二，提供连续感知线。在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空间场域，以时间为线索分期陈列和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将过去的物品固定于当下的框架内，为历史事件和行为、共同体的历程和过去，提供具体物品和物象表征的实证，让历史的东西置于共同体成员眼前，即使共同体的历史及起源是如此遥远，也能穿越时空的间隔，再度成为现时存在的东西。抵御时间的冲刷而保留过去的知识，使得个体形成对共同体的连续性认识，并以其成员的名义明确自己的身份。第三，构建交流想象空间。共同体历史记忆聚合的空间和场所，在记忆空间中，不仅对共同体过去的记忆重新提取和呈现，而且共同体成员会在空间的具象表达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特殊的回忆、联想或缅怀之情，也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特殊空间的影响19。同时，在这里形成一种空间交流状态，让共同体成员聚合在一起，交流和共享彼此的记忆与感受，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拼图拼凑完整。（二）在节日仪式展演下推进象征符号的意义循环“在社会关系中，情感的表达比情感本身更为重要，而只有当表达的对象更为具体、明确和直观时，情感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完全的表达。被象征的人、物、事件和仪式行为等是相当 具象化 的，因而它们最能传载人的复杂多样的情感。”2052可以说，仪式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象征体系，是一种以文化为依托建构的象征符号交流系统，其能够实现意义和价值观念的循环与再生产的外力形式，进而传递情感，激活个体间的情感联结。然而，仪式与节日相伴相生，赋予节日以意义和价值，欢庆节日的过程正是使用象征符号、通过节日仪式传递意义的过程。节日和仪式是象征符号的集中展现和表达，也是主要的认同载体，其包含了能够厘清集体范围与界限、强化身份认同而动用的象征性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借重复性象征行为和涵盖意义的象征符号，实现共同记忆的传递与巩固，由此激发个体对共同体主观意愿的肯认，强化与刻写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亲密关系。在节日和仪式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价值的集中呈现中，通过“唤醒传达维系聚集”的完整流程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象表达的意义共享和循环，激发和稳固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情感。第一，延伸群体参与，唤醒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并不是对过去和历史的客观复现，而是借助某种形式使之得以保存，并得到超越时空的传承，然后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唤醒、重构和再阐释，以论证集体存在的合理性与现实意义。因此，集体记忆的传承、集体意识的表达都需要特定的形式来实现，发挥节日在传承、强化、寄托民族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节庆活动、国家重要纪念性节日、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等，体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连续性，进而连接集体记忆。第二，促进意义循环，激发情感能量。情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个体与他者在一定的环境背景下互动引发的，而仪式能使抽象的价值观念或情感具体化和形象化，在仪式空间内为个体所感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189因此，要利用共同的仪式，延伸群体参与，通过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仪式、国庆庆典仪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纪念九一八事变撞钟鸣警仪式等，加强个体与集体的仪式互动，使“家国一体”的思想深入人心，有效增进共同体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和认同感。第三，创设周期重演，维系连续认知。在节日和仪式的复现演变下，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0412024年第1期（总第175期）Journal of North Minzu University神价值会被反复强调和贯彻，共同体成员可以定期重温这些关于自我和共同体的认知与情感联系，以此强化中华民族传统信念和价值的完整性和延续性。2023年9月18日，通过纪念九一八事变撞钟鸣警仪式，撞响14响代表中华民族14年抗战历程的钟声，全国各地防空警报声、火车汽车轮船鸣笛声齐鸣，警示中华儿女牢记历史、勿忘国耻22。同一时间重复举行的纪念仪式，使得这一物理意义上的时刻被赋予更深层的价值内涵和特殊意义，也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在重复中保持与过去的连续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去与现在衔接，成为连绵不断的统一体。第四，强化集体认同，凝聚共同体意识。人类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展现共同的本性和意义2321。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人们都以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对世界和生活的意义进行诠释，在对历史传统的回归和缅怀中确立自我认同与集体认同。2014年以来我国陆续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中国烈士纪念日（9月30日）、中国国家宪法日（12月4日）等国家级纪念日。这些纪念日以精神仪式的形式表达对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共同体意识和认同的巩固与重塑；同时，这些纪念日也具有社会性和稳定性作用，能够整合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意义关系，并对建设国家和凝聚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三）在交互技术支撑下完成象征符号的意义共通在共同体的发展历史中，每个个体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却可以由个体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书写和讲述。在时间的间隔中，后来的共同体成员更多地在代际口耳相传的讲述中，在铭文、壁画、图书和报纸等传统物化记忆中认识自己和了解过去。媒介技术的发展颠覆了传统文字媒体的物质固化记忆方式，创造出能够提供媒介体验的记忆方式，更契合人类记忆方式与记忆原貌，使得历史记忆和现实事件经历静态化的聚集和积淀，成为被刻写的记忆。让事件、画面、声音经由媒介的捕捉，成为符号化和物质化的东西，被限定在固定的时空中，即使跨越历史的纵向与时间的横向维度，也可以让历史记忆在媒介空间中延续传承而焕发新的生命，并被发现、提取和阐释，促使共同体成员形成国家、民族和自我的全面认识，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和认同的强化。第一，在媒介叙事中活跃与固化记忆。在以人为主要方式的体化传播以及文字描述和记录方式之后，新的媒介已经改变历史思考的方式2422，在存储、恢复、凝聚记忆和回顾历史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一是借助电影为共同体成员提供跨越时空的想象。通过图像、话语和音响等符号表达系统，电影能够记录、演绎和再现国家与民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视觉冲击中将人们带回记忆模糊的年代，形成共同的媒介感知与记忆重现。实现共同体成员在电影构设的时间框架中进行历史记忆与想象，并凝聚共识。二是通过纪录片满足共同体成员记录真实、传承历史的需要。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影像，以提供真实信息为目的，客观、真实地记录，对图像、文字、声音、实物等信息进行编辑加工整合，形成完整的叙事表达，用思想和观点来感染、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对话，实现唤醒和激活集体记忆、建构社会共识的目的。三是通过电视剧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历史记忆的大众化、通俗化处理。由于电视剧具有播放频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在当下社会已然成为影响个体日常记忆的突出形式，既对个体文本记忆进行激活和补充，又提供了生活化的情境代入。在简化历史记忆复杂性的同时，使得个体即使在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各异的情况下，仍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去感知历史事件、国家和社会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较大范围的认同与共识。第二，在交互技术支持下提升共同体意识互动频度。共同体意识可以理解为在选择和互动关系中，使得行为体将与共同体相联结，并产生认同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个体参与和互动实现。随着媒介技术全面渗透和嵌入人们的生活，激发了传播渠道的扩增，互动交流的方式也更为多元，同时VR、AR、AI、5G等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也随之产生了“平行元宇宙”等虚拟的具身传播场景，破042壁与链接虚实世界融合，为身体深度参与传播创造可能25。一方面，不仅为共同体意识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逐渐形成明确的共同体核心价值与意义传递，促进共同体意识结晶。从传播策略的角度出发，要服务于传播目标、获得预期传播效果，则需要从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和价值中寻找和提炼能够表达共同体的核心意义，传递清晰、明确的核心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也促生了一种可供共同体成员实现即时互动、沉浸式具身体验的参与模式，在具有沉浸感、开放性的元宇宙，构筑“人”“物”“场”基本形态构成的虚拟数字空间，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不断逼近现实的感官体验。打造数字博物馆、展览馆，使参与者置身于特定情境中，通过打造“彼此共存”的视角，通过应用场景进行感知与交互，不断获取、传承和共享与共同体相关的元素和信息，推动共同体成员参与构建集体认同。四、结 语在精神生活领域的各类现象与问题中，究其根本皆可从物质实践中寻求解答，此为唯物史观之基本方法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692精神的内容只有在它的表现形式中才得以显现，只有通过能够表达自身的各种可见可感的象征符号才能为群体触及与内化。象征符号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化表达，是形塑国家和民族统一意志、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载体。故此，通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实体和精神内蕴的统一性表意过程，将共同体思想的喻化过程完全清晰地呈现出来，完成超越象征本身的意义传递与诠释，进而在意义的传递与交互中、情感与记忆的固着中，将表达者与接受者紧密联系，实现象征符号激发情感、肯认价值、唤起历史记忆和诱发行动的凝结共生作用，给予共同体成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可能。在象征意义体系划定的框架中明确自我与他者的身份限定，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释放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深刻意涵。参考文献1 陈瑛，郎维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再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2 沈桂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国家认同的文化纽带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3 龙金菊，高鹏怀.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4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5 秦玉莹，郝亚明.身份认同视域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2（4）.6 虎有泽，云中.国家认同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贵州民族研究，2018（11）.7 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8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N.人民日报，2022-03-06（1）.9 刘锡诚，王文宝，编.中国象征辞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0 瑞卡尔 荣格.人类及其象征M.张举文，荣文库，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11 英斯图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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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046，China）Abstract：As one of the external form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symbolic symbols indi-cate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the unified community behind the concrete world，and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shapingconcepts and consolidating value consensus.By decoding the process of symbolic occurrence，a clear presentation of thecomplete process of symbolic meaning endowing，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