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内涵、原则与路径.pdf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24）02-0064-10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内涵、原则与路径蔡志强1袁美秀2（1.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校区，河北 秦皇岛066199；2.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100089）摘要：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毒瘤，是与人类政治生活偕行的痼疾。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腐败发生机理的深刻认知，也彰显着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鲜明指向。在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下，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所蕴含的策略和要求，准确把握腐败的形成要素、作用机理和衍生规律，确定科学的实践原则和思路；以“全周期管理”方式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精准发力，多措并举，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的广度和深度。关键词：腐败治理；土壤和条件；一体推进“三不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1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并作出了具体部署。“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深刻把握腐败生成逻辑与反腐败斗争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反腐败斗争新的着力点和更高要求，坚定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意志。落实好这一战略目标和要求，需要我们把握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科学内涵、实践原则和路径措施，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腐败是将公权力用以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也包括权力滥用中私利虽未满足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情形。权力并非与腐败划等号，权力行使也未必会导致腐败行为。权力不当使用和腐败行为的发生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条件，犹如细菌在具备营养物质、适宜的湿度温度等环境下才能生存，这些促成腐败滋生蔓延的诸多因素，被拟喻为“土壤和条件”。在党的文献中，随着反腐败斗争实践的不断深入，“土壤和条件”这一话语开始用于分析和解决腐败问题的表述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2；2000年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要求重点从权、钱、人三个方面的管理制度入手改革体制机制，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并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铲除腐败问题收稿日期：2023-12-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研究”（2023MZD017）作者简介：蔡志强（1971），男，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兼）、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北戴河校区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美秀（1997），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64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铲除腐败问题土壤和条件相关表述的不断演进及其所蕴含的政治要求的不断提高，表明我们党对腐败衍生要素的认识更加全面、精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举措更加系统、科学，针对性更强。一、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分析当前，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腐败“土壤和条件”的界定与分析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将“土壤和条件”分开论析，即分别阐述腐败产生的“土壤”要素（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腐败产生的“条件”要素（如权力配置运行监督过程中制度性缺失等）；另一种是将“土壤和条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不是分开界定。本文认为，促成腐败发生的因素较为复杂，有内在动机，也有外在诱因；有历史文化的影响，也有现实条件的诱发作用，而且不同类型因素之间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土壤和条件”用以表征促成腐败行为发生的主客观原因、主体和环境等要素，其中“土壤”主要反映导致腐败发生的基础性要素，或是空间要素，如因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所带来的权力监督空白；“条件”主要反映导致腐败发生的诱致性因素，如行贿行为，即权力主体在具备以权谋私的机会或空间的前提下，某个或多个外在条件的参与从而引发腐败行为。但深入探究腐败成因可以发现，对“土壤”与“条件”进行清晰的区分和界定存在很大难度，因此将“土壤”和“条件”一体分析更为合理，也便于理解和反腐实践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制度、经济、文化、社会交往、个体心理等方面。（一）制度方面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权力运行结构具有以下特性：其一，权力是一种以人民意愿为基础的权力4，根本意义在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其二，权力是一种拥有公共权威和强制力的力量，本能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其三，权力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力量，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利益，也是“最大的腐蚀剂”5。有权力就有腐败的可能，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很容易导致腐败6。基于权力本身的属性，如果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7371，权力极易被异化为私人占有、谋取私利的工具。因体制机制等方面不健全不配套或执行不力，导致权力在运行和监督制约等方面还存在漏洞和空间，由此使腐败因子被激活并形成腐败滋生蔓延的丰厚土壤。1.相关领域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完善。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渊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腐败格格不入、冰炭不容。但是制度完善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以及体制机制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对权力监督与约束的失位缺位，容易产生腐败行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生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体制机制存在漏洞”7395。从现实而言，一些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关键环节腐败问题久治不愈，原因在于监督制约机制虽已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存在漏洞，给权力留下暗箱操作、设租寻租空间。有的部门或单位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不科学、不合理，权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合理分工；权力运行中难以形成相互衔接、环环相扣的责任网络，权责边界不清晰，权责不对等。此外，监督力量较为分散、监督合力不强，监督系统集成、协同协调不够的问题仍有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等问题的彻底解决尚需时日。2.具体监督制度还不健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领域的运行要素出现流变，监督制度运行面临新挑战。一些新兴领域的监督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监管不到位，权力运行自由裁量空间大。有些制度规定仍停留在“不准、禁止”等原则性规定上，相关定性定量的要求和具体处罚措施还有待完善；有些规章制度弹性较大，可操作性不高，缺乏明确的程序性规定。从制度之间的关系来看，有些制度缺少相应的配套制度，制度相互衔接不畅，同时面临精准性和 参见纪康、魏昌东：关于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法理思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3年第7期。参见湖北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中国纪检监察 2024年第5期。-65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普适性压力，削弱了制度合力。这些问题容易导致制度权威不足，“潜规则”草去根存，为权力行使者创造了滋长贪欲、越轨用权的条件。3.制度运行仍存在执行效力不强的问题。随着监督制度的不断制定施行，权力滥用和溢出的机会迅速压减。但要看到，法治思维和纪法意识在全社会的培育是个艰辛的过程。制度要素充分和制度有效有力执行不是一回事。在法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制度执行受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依然较大。制度执行或监督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晰的问题仍有存在，致使制度不能落地见效；有的制度在运行中不严格不规范，或走形式、打折扣，或扭曲执行，致使制度空转、失灵；有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反而不愿遵守制度，做选择、搞变通，钻制度的空子甚至逃避制度的监管。这些现象大大降低制度执行的效力，难以发挥制度对权力运行和监督的刚性作用。（二）经济方面腐败是一种以权力的非公共使用为特征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权力非正常介入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腐败与权力之间往往因不当经济利益而产生关联，经济利益是腐败行为的重要诱因，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是腐败的主要形式。1.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干预。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政府职能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短缺时代政府通过权威配置资源以确保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有效性，转型时期出现的权力监管漏洞和制度缺失，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中一些权力主体扭曲的权力观，乐此不疲干预经济以显示“能力”的过程，直接导致腐败蔓延并污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党在推动政府向市场让渡权力并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直至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具体制度和政策滞后于新型经济发展的步伐，金融、国企、医药、能源等经济发展重要领域监管机制尚未完善，巨大的利益诱惑客观上为权力干预市场活动创造了空间。2.市场交换原则侵入政治领域。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冲动和权力配置资源的权威性，使得利益主体本能地希望通过“围猎”公权力主体以获得最大收益。而党和人民赋予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为了更好地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必须采取有效方式阻断市场交换原则对权力人民性的侵蚀。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推进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加快生产发展，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把钱花在刀刃上，采取倾斜性政策以改变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短缺状况，在制度不完善时期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尤为凸显。一些利益主体为获取有限资源或实现超值利益，用金钱来“围猎”领导干部。一段时期以来，财富标准对理想信念的覆压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部分领导干部拒腐蚀、抵诱惑能力迅速弱化，将市场等价交换原则用在政治领域，利用权力捞取好处。资本介入权力运行、权钱交易易发频发。3.腐败行为的成本较低。市场是以资本普遍而广泛的流动为依托，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其会寻求突破制度约束以获得超额利益。罗伯特 克利特加德在分析大量腐败案例的基础上，演绎出两个典型的“腐败公式”：腐败=垄断权力+任意决定权+责任心差；腐败动机=腐败所得-（道德损失+法律风险）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8。由于腐败的隐蔽性、难以被发现、潜伏期长，查处并严厉处罚所形成的威慑效果就下降，因而腐败成本降低，低廉的腐败成本和巨大的利润收益无形中增加权力主体铤而走险的内在动力，从而使权力运行偏离正确轨道。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期腐败在我国呈不断滋长蔓延之势，与惩治震慑不够、监督权威不足及教育效果低下所形成的腐败低成本有较大关系。（三）文化方面错误的思想观念是引发腐败行为的主观因素。在封建特权思想、西方享乐主义思想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下，有的党员干部背离党的理想信念，放松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权力逐渐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1.扭曲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扭曲的政绩观和权力观本质是个人利益至上，将为官从政、行使权力作为实现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主要手段或途径，这与我们党始终秉持的人民至上和权力来自党和人民这个根本属性完全相悖。对权-66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力本质的错误判断容易形成公权力主体的权力滥用冲动，并将其腐败行为进行合理化调适，从而引发心理结构的整体质变，最终导致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从众多落马官员的忏悔录中可以看出，“思想意识滑坡、三观扭曲、党性丧失，丢掉了理想信念之魂”是他们滑向腐败深渊的共同起点。2.特权思想的影响。我们党高度警惕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党章明确规定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9。但特权现象在党内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自恃手中有权、地位显赫，享有超越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约束的特殊待遇。特权思想的文化根源在于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等封建残余思想，在其影响下，极易形成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形成认为自己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思想。任其蔓延会破坏社会公平价值和法治精神，削弱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侵蚀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根基和道德底线，从而为权力滥用、贪污腐败打开缺口。3.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改革开放条件下，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我国封建残余思想中的人治观念、利己观念汇流融合，逐渐渗透并深刻影响了许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如个人主义思想在突出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同时，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忽视对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维护，以所谓平等与自由取代共产党人的权利克减和义务增持，放弃集体主义的精神追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弥漫更是背离党的性质宗旨，侵害自我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和奉献意识。其结果是领导干部将权力作为满足个人不断膨胀私欲的工具和甘愿被“围猎”的资本。（四）社会交往方面权力运行中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在社会环境中展开的。传统社会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和现实影响力。古典政治文明推崇的“天理国法人情”的应然价值确立了社会关系网络中理想的道德体系和行为逻辑，但在实践中极易让步于亲亲为大的差序伦理和人情社会所形成的利益关系，深刻影响权力行使者的选择偏好，容易形成以情代法、因私废公等社会文化土壤。同时，社会风气中的流俗庸俗问题，也会冲击党的价值引导和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1.请客送礼。人情社会中的人们乐于通过相互往来建立和维持亲善关系，如逢年过节请客吃饭、赠送礼品，甚至以吃饭和礼品的档次高低来衡量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而有些利益主体利用这一习俗风尚有组织有预谋地靠近拉拢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这种带着请托和牟利目的的礼尚往来，暗藏着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行为。传统习俗中的礼尚往来因权力因素的存在，容易模糊正常人情交往和行贿受贿的界限，成为腐败滋生的沃土。2.遇事找关系。纪法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厘清权力边界，构建权力运行规则，破除关系哲学，确保权力服务于人民群众。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遇事不是按规则办，而是想办法托人情、找关系，直接或间接向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打招呼，并以拥有所谓“关系”为荣。当通过人情或金钱建立的联系使得一些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便利和特权时，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讲人情看关系、重人情轻规则的不良习俗就会顽固地嵌入制度运行中，耗损制度效能，诱发腐败行为，破坏公平竞争环境，污染政治生态。3.对腐败行为的宽容。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社会公众对腐败的心理预期、评判标准以及容忍程度出现偏差，进而在某种程度上纵容甚至艳羡腐败行为。党的十八大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人对能为老百姓干实事、谋利益的官员搞点贪污腐败持有认可的态度。还有人将腐败视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认为“腐败促进了资本形成，鼓励了创业，简化了繁文缛节”10，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甚至将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归咎于高压反腐导致官员不敢为、不作为，致使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对腐败问题的宽容削弱了腐败行为主体的心理负担和舆论压力，从而助长了腐败风气蔓延。（五）个体心理方面从微观上看，腐败是权力行使者的自主行为，是受其主观意识支配的，错误的心理认知是一些干部走向腐败的重要条件和驱动力。1.攀比心理。受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有的党员干部不是把为党分忧、为民造-67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福作为自身价值的标准，而是把财富多少、职位高低视为自身价值的尺度，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超出正常限度。在与商人老板的交往中产生心理失衡，对自己的收入水平及生活条件日益不满；与周围同事不是比贡献大小而是比职务高低、比升迁快慢。这种攀比心理是背离信仰信念、初心使命的体现，极易导致权力外溢和谋私现象。2.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几乎是腐败分子的固有心理，是对纪法权威的漠视。领导干部的侥幸心理本质上是对政治信仰和纪律规矩的破坏。有的领导干部自以为职场经验丰富、手段高明、行为隐蔽而对腐败行为产生侥幸心理，认为其腐败行径不易暴露，甚至认为即使被审查调查也能有应对策略，规避被查处的风险。由于心存侥幸，一些领导干部无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高压态势，将腐败动机转化成为腐败行为。3.补偿心理。贪腐分子的补偿心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收入落差感的补偿。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增长和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使得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能力和付出与既有的收入极不相称，从而产生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补偿心理。二是对自身价值缺失感的补偿。权力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会认为自己是当地发展最主要的推动者或者至少是重要参与者，也应该分得“一杯羹”来体现自我价值，甚至以非法所得的高低来取舍资源配置对象。三是对家人愧疚感的补偿。有的领导干部因长期工作繁忙而影响其对家人在时间和精力上的关心照顾，由此希图通过向家人回馈物质财富来弥补对亲情的亏欠感。上述心理直接提供了权钱交易的动力。分析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是对腐败问题的根源性因素的探究，既从行使权力的主体查找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因素，也关注影响权力行使的外部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群体，从更大的视野和空间考量滋生腐败的原因。因此，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体现了从根源性上、从涵盖腐败行为主体在内的更大范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思路。二、铲除腐败问题产生土壤和条件的思想渊源与实践原则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立足马克思主义反腐败基础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运用好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特别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结合腐败问题的新情况新动向，针对腐败的根源要素及其外在表现，明确科学的实践思路和原则。（一）铲除腐败问题产生土壤和条件的思想渊源1.马克思主义“社会公仆”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反腐败的基本思想和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认为，腐败问题是私有制条件下权力异化的结果1197-98，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廉价政府”11102，对社会经济制度予以根本性改造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克服腐败之根本。但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攫取、侵占利益的机制将长期存在，我国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等现实，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私有观念对权力的长期侵蚀，权力监督体系面临的各种挑战始终不绝，决定了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存在。在治理腐败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公职人员的职责，为了防止权力异化为违背人民意志的力量，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马克思指出，要注意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为了追求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1154，必须实行强有力的党内监督。列宁认为，只有使得一切的权力的使用都处于人民监督之下，才能“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2。这些论述阐明了权力监督的极端重要性，为我们党加强权力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奠定了思想基础。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廉洁因子为现代腐败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廉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鲜明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社会将完善律法、高压惩治和有效教化联系在一起防止权力腐败。其一，把廉洁视为选拔、考课官员的首要标准。从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到唐代的科举选官制度，再到清代的考课黜陟法等，无不将官员-68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的品行德性尤其是廉洁自律放在重要位置。其二，注重发挥监察制度在权力运行中的约束与监督作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不仅覆盖了整个官僚系统，而且也涉及国家政务的方方面面，旨在整肃百僚、纠正官邪、弹劾非违、维持纲纪13，实现官场风气的净化和行政效率的提高。其三，突出严格立法、严厉惩戒与正向激励、道德教化相结合。一方面，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直秉承“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基本特征，在反腐制度设计上逐步实现了对贪污腐败罪行认定与责任追究的精细化、严厉化，确保了打击贪污腐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不仅通过提高官员俸禄、发放津贴补助、授予世袭职业等激励举措保障官吏廉洁从政，还通过“家训教化、学校教育、公文诏书、谈话著述、官箴劝诫”14等形式传播廉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廉洁风骨和监察思想以及反腐败的种种实践建构了道德内涵，形成了价值标准，提出了具体的制度规划和行为规范，彰显了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现代价值，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形成防治腐败的制度安排等提供了文化滋养和历史借鉴。3.党的反腐败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行动指南。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我们党根据中心任务和形势变化，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和思想成果，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反腐败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创新成果，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科学理论秉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的理念，既注重严厉惩治，还强化权力规范和监督，又突出思想教育和信仰信念，为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提供了路径遵循。同时，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构建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积累的有效政策策略等，对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二）铲除腐败问题产生土壤和条件的实践原则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涵盖反腐败工作的全局和整体，有些方面的“土壤和条件”并非短期内即可彻底根除，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周期，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统一、系统施治与重点整治相统一、常态化与长效化相统一的原则。1.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统一。将治标与治本统一于腐败治理，是对腐败发展阶段性特征及腐败成因复杂性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所形成的科学理念，由此形成正确决策和科学体制机制。治标，重在突出“惩治”的功能，通过严厉惩治，严格制度，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让腐败分子付出应有的代价，让更多人受到震慑和警醒；治本，重在突出“预防”的功能，通过对权力监督制约、强化教育引导，减少和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虽然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总体上是治本之策，但必须通过查处腐败案件推动弥补制度漏洞、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警示教育，使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好。因此，治标和治本是同频共振的一体关系，既要通过查办案件做实警示教育、整改促治，又要通过严格监督和有效教育提升政治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进而深化对腐败问题产生土壤和条件的认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问题。2.坚持系统施治与重点整治相统一。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是多重的、复杂的，铲除这些土壤和条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牢固树立系统思维，立足标本兼治，运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紧紧围绕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在时间维度的周期性和空间维度的整体性中认识腐败问题的本质和危害，掌握并遵循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规律与治理逻辑，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不断提升腐败治理效能15。同时，要根据腐败发展形势和特点，明确反腐败斗争的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对新型腐败行为、影响较大的腐败现象重点打击，对问题较多的领域重点治理，为系统治理腐败补足条件、积累经验。-69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3.坚持常态化与长效化相统一。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对腐败的影响也是日积月累的。这些权力的运行和社会的交往中积淀的土壤和条件极具顽固性、弥漫性、衍生性，腐蚀与反腐蚀斗争将长期存在。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源头着手，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16。一是将反腐败斗争作为党员干部日常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把严的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抓常抓长，抓早抓小，做到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二是健全反腐败工作制度机制，完善权力配置机制、强化权力制约与监督、发挥教育引导作用、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等多措并举，在高压惩治腐败的同时，构建起防范腐败的长效机制，使制度机制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当前，需要深入把握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密切关注腐败呈现出的权力变现期权化、风腐交织一体化等特点，采取有力措施，实现持久性的反腐效果，使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减少。三、铲除腐败问题产生土壤和条件的实践路径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既有体制机制要素，也有文化积淀的影响，还有执纪执法实践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交织、互为影响的关系，具有耦合性和弥漫性。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一靠坚定信仰，二靠铁的纪律，三靠敢于善于斗争。因此，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发挥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作用，运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理念和策略，确保“三不腐”同时、同向、综合发力。（一）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人在本性上是被恐惧所推动的，而不是被荣誉感所激励，避开恶的东西不是由于它的卑下，而是对惩处的惧怕17。惩治腐败的制度一旦难以刚性运行，腐败文化泛滥成为社会心理，将直接败坏公权力运行的土壤和环境，并使得徇私和规避监督成为常态选择，这是通过严厉惩治以实现“不敢腐”的逻辑前提。因此，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使腐败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斩断利益关系网，增强干部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当前应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的新情况新动向，着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1.紧盯重点问题。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七个有之”等问题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的团结，冲击党的性质和宗旨，孳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18，因此，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政治上蜕化变质、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反腐败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严格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政治生活；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深入整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2.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国之大者”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19，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确保反腐败斗争服务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纠治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问题，加强对在职人员、辞职或离退休领导干部的监督，切断腐败新通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惩治群众身边“蝇贪蚁腐”，深化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推进“打伞破网”常态化机制化，铲除“微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以反腐实效筑牢党的执政根基。持续织密追逃追赃“天网”，集中整治跨境腐败问题，不断压缩腐败分子的生存空间。3.紧盯重点对象。一方面，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等问题，建立对腐败问题终生追责的理念和机制。另一方面，全闭环、全方位、全周期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持续破解“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问题，压实“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关键少数”管住用好，既要查处领导干部贪腐等违纪违法行为，也要惩治领导干部不作为等失职行为，督促其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二）健全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相关行业性、系统性腐败的发生，大多涉及体制机制深层次问题。要前移反腐败关口，深-70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化源头治理，推进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环节监督机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权力监督的效能，使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植入有效监督的因子，让权力与利益脱钩，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1.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抓住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设租寻租机会。此外，还需要把握和规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授受关系和运行轨迹，进一步厘清权责边界，明确工作程序，完善内控机制，防范人情、利益等因素对制度执行的干扰和消解。2.提高权力监督的精准化和有效性。推动完善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升联动监督的协同性、系统性，确保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能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效制度，把社会主义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腐败治理效能。一方面，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与常态化，跟进监督、精准监督、全程监督，确保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制度刚性运行，使党的先进理论、核心价值转化为维护公平、改善民生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构建覆盖权力运行全领域全过程的风险防范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开展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有效应对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等问题。3.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突出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注重分析个案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厘清制度建设的要素缺项、权威弱项，聚焦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风险点，找准监督管理空白区、薄弱处，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完善纪检监察建议的提出、督办、反馈和回访监督机制，切实增强做好“后半篇文章”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深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在“熟人社会”人情大于法的文化环境里，人们对行贿人的容忍度比受贿人更高，相应地也会存在“重受贿、轻行贿”“重调查、轻处置”的执纪执法倾向。实践证明，行贿始终是滋生腐败行为的要件，也是腐败蔓延的重要推手，对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危害是全方位、深层次、多方面的，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受贿和行贿本质上是一体两面、共生互促的关系，受贿行贿一起查要求在严厉惩治受贿行为的同时，重点从法律和经济两方面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建立新型亲清政商关系。1.采取多种手段强化对行贿人的惩治。一是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贿、危害一方政治生态的行贿人；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从重处罚”，加大刑事追责力度。二是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遏制行贿人搞腐败“一本万利”的行为动机。三是完善大数据管理，通过建立全国行贿人信息库、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推动完善惩治行贿相关法律法规等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切实提高行贿成本和惩治力度。提升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从源头上切断受贿的因果链条，清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外部条件。2.完善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工作协调机制。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政策导向不仅需要转变传统的思维定式，还需要通过规范化法治化的路径实现稳定预期。这意味着需建构对受贿和行贿案件同步受理、同步调查、同步处置的办案机制。同时，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共同研判等工作衔接机制，增强惩治受贿行贿行为的合力。（四）进一步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20。制度化反腐包含了党内法规制度和国家法律的不断丰富完善、成熟定型，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法治能力的提升，以及监督执纪执法的权威高效运行。要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有利条件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提升制度化反腐水平。1.准确把握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一致性，突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先导性及其与-71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体性。一方面，围绕一体推进“三不腐”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将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新理念新举措新经验，以法的形式固化下来，并做好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另一方面，面对隐形变异的腐败形式，深挖新型腐败背后的经济背景、政治因素与制度缺失，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各项业务，切实解决好腐败治理的政策性、机制性问题，与时俱进修订各项具体法规制度，解决好在定性量纪、监督执法中存在的现实难题。2.狠抓反腐败法规制度执行。一是加强党内法规教育和普法宣传，健全纪在法前、纪法衔接、法法贯通机制，完善纪法刚性运行的制度环境，维护法规制度权威。二是强化法规制度执行监督工作，明晰监督评估标准，注重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相结合，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反腐败法规制度落地见效。三是以落实 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 要求为契机，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规学规守规用规，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风肃纪反腐的能力。（五）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解决思想认识和信仰信念问题是反腐败斗争的治本之策。新时代廉洁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廉洁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相结合，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先进文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自觉抵御西方腐朽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腐蚀，始终做到清正廉洁、秉公用权，以此消除腐败问题产生的思想条件。1.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作风养成和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为建设廉洁政治、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奠定思想基础。一是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悟贯彻，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运用好主题教育的成果，增强党员干部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尚廉的精神养分，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包含的廉洁品质和要求，引导教育广大领导干部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视为极大的耻辱，摒弃贪图享乐、坐享其成心理，使党内形成求真务实、廉洁从政的工作作风。三是加强经常性党纪教育。通过完善纪律制度、严格执纪监督、强化经常性纪律教育，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牢记“三个务必”、践行“三严三实”，在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2.注重家庭、家教与家风建设。腐败问题的产生往往与个人道德修养、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其中家庭、家教与家风的影响尤为关键。因此，必须将家庭、家教与家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布局中，重视家庭家教家风与党风政风社风的关系，完善家庭教育体系，强化家规家训建设，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加强家风家教建设，领导干部必须严格约束自己，从严管好亲属子女，既防止其利用权力影响力乱作为，也防止其成为被“围猎”的对象。3.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一是宣传公而忘私、甘于奉献、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廉洁理念。挖掘总结廉洁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推动中华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擦亮红色文化蕴含的廉洁底色，引导党员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潜规则等庸俗腐朽政治文化，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和条件。二是宣传勤政廉政、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发挥廉洁从政典型的引导作用以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同时加大腐败案件通报曝光力度，强化底线思维，放大震慑效应，使对腐败零容忍成为一种普遍社会价值。三是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创新各种惩恶扬善的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廉洁文化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将廉洁教育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基层治理全过程，让廉洁文化浸润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崇尚廉洁、抵制腐败成为社会习惯和风气，净化腐败借以滋生蔓延的社会文化土壤。结语“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一重要命题，源于我们党对腐败衍生及反腐败规律的深刻理解所形成的政治要求，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