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pdf

收稿日期:2 0 2 3-0 6-1 0作者简历:胡亮(1 9 8 0-),男,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扬州,2 2 5 0 0 9);李宁珊(1 9 9 9-),女,扬州大学音乐学院2 0 2 1级硕士研究生(扬州,2 2 5 0 0 9)。*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 0世纪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项目编号:2 0 B D 0 5 5)的阶段性成果。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胡 亮 李宁珊内容提要: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在中国笛乐艺术史上发端于清末民初“环太湖流域”都市中的江南丝竹与戏曲班社艺人组织,在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通过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形成、传播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厘清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与江南都市音乐文化变迁、发展之关系,从而揭示该群体在2 0世纪中国笛乐发展中的地位与重要引领作用。关键词: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都市文化中图分类号:J 6 0 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 0 9 6-4 4 0 4(2 0 2 4)0 1-0 0 9 5-0 1 2 引 言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在中国笛乐艺术史上发端于清末民初“环太湖流域”都市中的江南丝竹与戏曲班社艺人组织,在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超越行政区意义上的“江南”,其范围遍及当今的江、浙、沪、皖、赣等地区,他们以“乐社”或“笛社”为依托,以“致雅”为追求,进行自娱性的演奏传习与编创,并通过学缘、师承关系相互联系,从而形成一种具有文人雅集式的演奏家群体,构成区域性民族器乐群体流派的基本框架,故而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之所以将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考察范围限定在“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江南地区”这两个时空概念,是因为从时间上来看,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江南笛乐演奏家空前活跃、文化艺术交流最为繁荣的时期之一,也是都市音乐文化与演奏家群体频繁大量出现的时期;从地域上来看,本文所研究的“江南地区”,即学术界所称的“环太湖流域”,是如今的以上海为中心,包含苏州、扬州、杭州、嘉兴、湖州、徽州在内的地区,这一带是2 0世纪三四十年代都市文化、音乐演出等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分布最为集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地区,因此也出现了“乐萃吴中”的都市文化现象。国内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相关研究始于2 0世纪8 0年代,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方面。59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其一,基于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的个案研究。如乔建中从笛乐教育、理论研究角度对江南笛乐演奏家代表人物赵松庭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对其艺术经历、艺 术 贡 献 和 成 就 等,进 行 了 深 入描述。其二,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创作及艺术特征研究。主要有伍国栋对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演奏传统研究,认为江南笛箫演奏的乐风和曲韵主要来自昆曲与琴乐的继承与发展。郭树荟以民间音乐向专业音乐转型的笛乐创作历史事件为对象,引发对中国器乐音乐文化从民间到学院的艺人身份、教学模式、传承流派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并对2 0世纪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原因及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做了客观的分析,提出2 0世纪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是推动中国笛乐由民间转向专业的重要力量的独特见解。其三,关于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渊源与形成研究。主要有伍国栋通过对江南丝竹名称与乐种渊源的考证,从地域文化范围和乐种学角度对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渊源与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清末民初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活动轨迹与发展脉络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以上成果对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以看到仍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尤其是对江南都市笛乐家群体与江南音乐文化变迁、发展之关系,仍然属于民族器乐理论研究的“弱势区域”,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将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传播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解析其成因以及与江南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并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对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历史价值做阐述,以此丰富和拓新笛乐理论研究。一、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2 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笛乐活动在都市中相当普遍,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环太湖流域的笛乐艺术流布区域,每逢民间节庆,笛乐活动就更加活跃。这些活跃在苏南、江浙以及上海城乡的笛乐艺术,起初并非作为独立器乐乐种而存在,而是依附于所在区域的戏曲、曲艺、舞蹈而共生。抑或是与粗犷的民间俗乐糅合在一起,通过自娱性器乐乐社和半专业化的风俗型器乐乐社,进行笛艺的传承、表演与传播。这时期的笛艺表演,并不具备独立器乐艺术的舞台化、专业化特征,而大多与特殊的节庆仪式活动相关,直到以都市兴起的文人雅集活动才逐渐有所改变。随着新型文人乐社组织的大量出现,都市中的笛乐组织有了较大的变化。上海虽然并不是江南笛乐发展的唯一中心城市,但是却以极大的兼容性使这一民族器乐乐种在都市市民阶层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江南笛乐艺术也逐渐改变了原来以江浙农村城镇为主要流布地的发展态势,而形成以都市为发展中心的新格局。由此可见,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形成的渊源,需要从历史与人文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正如伍国栋所言:“区分民族器乐领域中乐种的音乐文化品质,应着重分析两个层面,一个是人文属性层面即从器乐乐种的人文属性来判断其所归属的文化品质与所凸显的文化标识。另一个是从其音乐本体的属性来分析其所具备的音乐品质,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器乐乐种的音乐形态标识。”这种看法对于分析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也同样适用。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是一个具有双重音乐文化特性的群体,它既承担了节庆民俗活动中大69 音乐文化研究2 0 2 4年第1期众音乐文化传播的重要任务,同时也为都市中文人群体提供音乐审美与雅集人文鉴赏的服务。前者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源头与素材,而后者则扩大与提升了前者传播的品质与影响。因此,对于其渊源及其形成的讨论,应重点从这两方面进行。(一)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形成的人文环境“江南”所指代的区域,一般是指环太湖流域的广大区域。有学者认为,“江南”区域实质上是以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为核心,同时向外扩散,涵盖钱塘江南、浙江北部的诸暨、绍兴、宁波地区,皖东南部、赣东北地区,以及长江北面的扬州等地。作为一方集山水灵气于一体的胜境,这里的人文艺术与自然达到了高度统一,无论是作为一个明确的自然地理概念,还是一种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的资源,“江南”与中国笛乐艺术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且不说中国笛乐作品中出现过多少以江南地区为背景、以江南音乐为素材的笛乐创作,单单就是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笛坛上大批江南籍的笛乐表演艺术家就相当可观。这种同一区域的都市笛乐演奏家如此大规模、集中的出现,并且呈现出较为趋近的气质与风格,让我们不得不瞩目于这些演奏家群体背后相同的人文环境。在这些笛乐表演艺术家共同成长的江南都市故地,其所蕴藏的江南文化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江南文化的浸润“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 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 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范围。”文化是人、地协和共生的结果,特定区域内别具一格的文化,总是由在心性气质方面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人所努力创造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江南人民以其特定的心性气质缔造了别具一格的江南文化,这种尚文、享乐、柔韧、隐遁的心性气质,为近代江南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得江南文化开放多元的特点得到进一步呈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发展的驱动下,2 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们有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多元的发展维度。这里人文与自然达到了高度融合,文心相连,文脉不断,一直是江南笛乐艺术发生、发展最为典型的区域所在。彪炳笛乐艺术史的金祖礼、周少梅、陆春龄、赵松庭等几代江南笛乐名家,引领着各时代的笛乐艺术发展方向,并共同构筑了中国笛乐艺术发展的中心 江南。实质上而言,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辉煌艺术成就和在中国笛乐艺术史上独领风骚的地位,与其所处区域的人文精神有关。江南自古以来天然的地缘优势,孕育了文化上的精细典雅,聚集了大量的笛乐人才资源,是无可争议的笛乐艺术发展最为繁荣的地区。笛乐演奏家们可以埋首乐社,走都市雅集的道路,也可以服务民间庙会与节庆仪式,在民间获得自己发展的一席之地。换言之,无论是都市中的文人雅集还是民间吹打集会,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都有着相对多的人生道路可供选择,而且都能过上相对舒适而又具有精神追求的生活,这使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在演奏风格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尚文、享乐、柔韧、隐遁的心性气质,充分演绎了独具特色的江南音乐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出不同的音乐审美,如都市文人雅集中的清净淡雅,民间吹打的率性和劲利,专业音乐舞台中的飘逸雄肆等。当我们从江南笛乐艺术近百年的文化长河中去探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对于79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江南文化一直是传承有序,并不断通过自身的发展持续引领笛乐发展的时代潮流。2.民间乐社在江南的盛行在都市中成长起来的江南笛乐演奏家,多依托于民俗节庆生活中的器乐乐社进行表演。自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在环太湖流域地区,每逢重要的婚丧喜庆、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一些家境较为殷实的富庶人家便会聘请乐社进行鼓吹、奏丝竹,热闹非凡。而乐社中又以笛类乐器演奏为主,多演奏丝竹、戏曲曲牌,所演奏曲目既能满足雇主所需,又极具民俗与喜庆色彩。在都市文人丝竹集会活动兴起之前,笛乐多用于都市郊县的各种民俗活动,成为当地民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苏州城郊一带,活跃着以笛师为主体的乐社 清音社,其参与者大多是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与民间艺人,每逢婚庆活动,清音社的笛师会受邀演奏助兴,从新娘上轿、花轿行进、喜堂交拜、送入洞房等,都离不开笛师的奏乐配合。如从花轿行进的 行街 到送入洞房时的 快六板,笛师的演奏使整个婚庆活动充满着欢畅热烈的气氛,深受宾主的喜爱。民俗活动频繁的举办,使笛师们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应事”机制,并区分成两大群体:一种是以“堂名”为称呼的职业化笛师,活跃在上海、苏杭一代的基层民间器乐会社;另一种是业余的笛师,也称之为“清客串”。“堂名”演出时穿着正式演出服装(彩衣),并不入席,但是可以获得一定的劳务报酬。“清客串”笛师则是以宾客身份参与义务性质的演出,并没有固定的乐社组织,只是临时召集而来,着长衫在席间入座即兴演奏。如果说聘请“堂名”笛师主要由于聘主的财力,而“清客串”笛师则体现出主人的艺术修养与社会影响,故被业界广称为“先生”。他们所演奏的 三六 欢乐歌 无锡景,广泛吸收了花鼓戏、采茶戏、滩簧、南调等江南地方戏曲、曲艺、舞蹈音乐素材,形成一种“明快、细腻”的乐风与曲韵,与其他地区笛乐演奏风格大相区别而独树一帜。由此可见,只要都市中这些固定的民俗礼仪活动持续存在,那么就会产生对职业化或者半职业化民间笛师的演奏需求。在环太湖流域的各地都市城镇,便自然形成了不少以演出为谋生职业的民间笛师群体,可谓是“围灯团坐,相与吹弹丝竹”。都市中的江南笛乐演奏家,以其不断精炼、贴近民俗 的演出来满 足 一 些 民 俗 演 奏“应事”,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欣赏水平、音乐修养的江南都市广大受众群体,为江南笛乐后期向雅集式文人丝竹音乐的转变奠定了群众基础。3.昆曲艺术传播的影响从昆曲艺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深受昆曲艺术传播的影响。清人李斗曾对昆曲与江南笛乐演奏特点有着较为明确的概括,认为其技总体有“二绝”:“一曰 熟,一曰 软,熟 则 诸 家 唱 法,无 一 不 合,软 则细致缜密,无处不入。”这种“抒情性演奏以及无处不入与唱腔贴切的 细致缤密 修润性技法,正是近代以来南派曲笛演奏艺术所依据的传统演奏技艺范式,这也正是当代江南丝竹音乐中曲笛各类表现 熟 软 技法和典雅、秀丽、抒情演奏风格构成的脉络传递和依赖基础。”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演奏风格,继承了这种演奏传统,在2 0世纪初期与昆曲相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并且在演奏技巧上探索了较多突出声腔伴奏与凸显情绪变化、角色扮演的各种演奏技术。如为了配合昆曲唱腔中的叠腔、带腔、撮腔等,衍生出赠、打、叠、颤等名目繁多的演奏技巧与气息运用技术。89 音乐文化研究2 0 2 4年第1期昆曲艺术自身所具备丰富的戏剧性与文化气质,给予2 0世纪初江南笛乐演奏家们独特的艺术要求,在江南丝竹原有“活泼细腻”的演奏风格中,又增添了昆曲的清静幽雅情趣,演奏中富有歌唱性,如歌的乐态,充盈的情感,活泼的气息,成为该演奏家群体最为鲜明的艺术特征。伍国栋认为,江南笛乐演奏因其“发音的连续性、持续性和音韵上更适合装饰的特点而更贴近于人声歌唱,在演奏技巧和音韵格调的塑造上,不仅有更多的当地时调俗曲、戏曲说唱、琴曲词乐音乐风格腔调进行 可塑性 修润创造的经验积累可以借鉴”,同时“在若干代表曲目的曲调上,亦有更多可以进行 可塑性 创造以凸显其乐种音乐风格的修润装饰空间”。因此,就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演奏风格而言,其秉承明清以来昆曲艺术的音乐传统可谓是由来已久,受昆曲艺术发展阶段的影响,形成了两大主要演奏艺术流派。一是以演奏昆曲为主业的笛乐演奏流派,代表人物有许伯遒、俞振飞、蔡传锐、李荣生、许鸿宾等人。他们大多在昆曲传习所、曲社、剧团任职,在笛风、指法、气息运用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演奏中讲究与昆曲声腔的丝丝入扣,凸显演奏音色的饱满、醇厚。另外一大流派则是以陆春龄、赵松庭为代表的当代江南笛乐演奏大家,他们不仅精通江南丝竹的演奏,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融入了南曲昆腔曲笛的演奏风格,形成“以叠音、打音、气颤音等技巧为特色的演奏风格,并形成了柔美、甘醇、恬静、雅致格调的一种具有昆曲声腔艺术特色的歌唱性演奏传统”。(二)都市中江南笛乐文人演奏家群体的崛起斯宾格勒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国家、政治、宗教都是从人类生存这一基本形式 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上的。”他这段话指出了人类文化发展与都市之间的重要关系,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以来,都市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与象征,这在2 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南地区都市更是如此。由于正处于民主思想活跃时期,都市中的市民阶层生活安定,在思想上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其生活方式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最终推动了都市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与观念的更新。另外,以上海、苏州、杭州、无锡、扬州等地方广泛兴起的都市文化场,所如茶楼、茶肆,又为笛乐文人演奏家群体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发展条件。茶馆中茶客如云,茗香醉人,赏乐啜茶成为当时文人较为时髦的追求。以上海为例,就先后出现了如“文明雅集茶楼”、沪东“虹镇茶楼”、沪西“彩云楼”、南市的“春风得意楼”、闸北的“月华楼”、浙江路与宁波路成立的“钧天集”丝竹集会,南京路上劝工银行的“清平集”、紫韵国乐会、云和国乐会等主要的笛乐传播场所与自娱性的笛乐乐社组织;并涌现了以朱少梅、杨志刚、周星宝、孙裕德、金祖礼、陆春龄为代表的优秀笛乐演奏家。他们遵循原有的“清客串”演艺模式,以固定周期进行合乐消遣,对原有的笛乐作品进行精简,摒弃以往“清客串”演奏中经常使用锣鼓打击乐器伴奏的做法,其演奏风格隽永、细腻,深得都市市民、文人的喜爱。他们以茶楼为传播、交流场所,聚集丝竹,同好合乐,抒发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在以乐会友、交流演奏技艺、自娱娱人的共同要求下,形成了许多有别于原来“清客串”“堂名”乐社笛师的新型笛乐演奏家群体。与大众化演奏家群体不同的是,都市中笛乐演奏家群体已经正式形成一个乐派。其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了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演奏水99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平与审美修养的笛乐演奏家。他们作为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经常为其他民族器乐乐社提供笛乐辅导与合奏指导,推动了如江南丝竹乐社等一批文人乐社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使优秀笛师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代表人物如上海国乐研究会的孙裕德,他先后发起、参与了多个丝竹乐社,为江南笛乐的发展与定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孙裕德在上海国乐研究社、霄雿国乐会中通过与古琴名家张子谦等人的合作,逐渐形成一种清新淡雅、意境深远的笛乐演奏风格,其本人演奏以精湛的技巧、朴实高雅的音色著称,尤其是在器乐合奏中所积累起来的笛乐演奏技巧与音韵格调,更为贴近人声歌唱,并主动融入了较多江南时调俗曲、戏曲说唱、琴曲词乐的艺术风格。孙裕德所代表的都市文人笛乐表演,已经与过去在民俗仪式庆典中所演奏的“民俗性”笛乐演奏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虽然作品大多都来自民间,或者都与民俗活动相关,但是经过孙裕德等都市文人笛师的润色与改编,更多体现的是都市文人笛乐演奏家中的高雅气质与文人气度,成为江南笛乐演奏风格上的一种标识性的显现。其次,以定期“以乐会友”的方式举行固定的艺术交流活动,推出了一批经典笛乐作品。自上海、苏州等地的城市“文明雅集”活动开展以来,便得到都市笛乐演奏家的积极支持,以 行街 三六 六板 欢乐歌 鹧鸪飞 为代表的笛乐作品,开始在江南都市的雅集活动中盛行。另外,在笛乐表演上,逐渐形成了“花、细、轻、小、活”的江南丝竹音乐风格特点。“花”,即华彩;“细”,即 细 腻;“轻”,指 的 是 轻 快;“小 与活”,所指的是小型与活泼。在追求总体江南音乐风格的前提之下,尽力发挥笛乐组合的魅力,使独奏声部与各个伴奏声部能够繁简有序,分合恰当。尤其是在加花、减字、变化节奏与装饰音、音色运用上,凸显了江南笛乐的总体风格,并形成了笛类乐器为主导,弦乐器(二胡、中胡)、弹拨乐器(琵琶、扬琴)与轻打击乐器(拍板、铃鼓)为主的笛乐组合方式,通过演奏形式(坐乐或者行乐)的变化而灵活进行随机组合,基本保留了“文明雅集”活动期间的笛乐组合方式,并增添了伴奏的弦乐与弹拨乐声部,使音乐更为细腻婉转。由于该时期笛乐演出与唱片录制、电台广播的需求,原有的笛乐作品显然不能满足演出之需,许多笛师从其他器乐乐种、寺庙音乐、戏曲、古曲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对原有的笛乐作品库做了较大的扩充。如笛乐独奏 浔阳夜月(琵琶古曲改编),江南民歌改编的 紫竹调 无锡景,民间乐曲改编的 鹧鸪飞 平湖秋月 等。这些新创作、改编的作品,为江南都市市民的文化生活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在城市文化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频繁的文化交流与商旅往来,这些作品也流传到环太湖流域的主要城市,如苏州、无锡、扬州、杭州、湖州等,为该时期的江南笛乐艺术发展做了良好的铺垫。二、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音乐文化传播都市中的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其传播渠道的畅通、乐种的传承及接受群体的认同。从最初的民间俗乐形式的互动传播,到后期的“文人雅集”式的扩展与留存,其影响力可谓是超越了行政意义上的“江南”区域。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江南都市中留声机唱片技术的兴起及音乐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及广泛开展的城市音乐会。在留声机唱片、电台、城市音乐会等各种传播媒介的助力下,江南笛乐001 音乐文化研究2 0 2 4年第1期演奏家群体的音乐文化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不断得到提升,开始向全国范围进行多维度、跨文化区域的音乐文化传播,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民族器乐演奏群体。(一)城市音乐会传播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都市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城市音乐会逐渐成为市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著名的笛乐演奏家音乐会消息屡屡登报,无论是重要的节庆仪式或者是定期举行的音乐会,都有笛乐演奏家们活跃的身影。以当时城市音乐会较有影响的上海霄雿国乐学会、国乐研究会为例,笔者摘录了 申报 的相关记录,发现有大量具有海报、演出宣传性质的笛乐演出报道。如在上海北京路湖社、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西藏路宁波同乡会行的系列战区灾难救济会音乐会中,霄雿国乐会笛乐演奏家孙裕德的演奏获得了市民的广泛赞誉,1 9 3 4年7月2 8日 申报十三版市新闻报道:“本市兴业信托社市轮渡管理处,为鼓舞游旅兴趣起见,特于今明两晚,商请霄雿乐团,在开往吴淞之第五号轮奏演中国古乐。该团同人,如李廷松、孙裕德等,俱为音乐专家,不同凡响。此次特允义务表演,殊属难得。预料今明两晚,游客必甚拥挤云。”1 9 3 5年 申报 又对孙裕德所在的霄雿国乐会演出信息进行了大篇幅的宣传:“霄雿国乐会在国乐界颇具声誉,艺术精良无待赘言。闻该会于十一月一日九时一刻在兰心戏院举行十周年纪念大会,节目非常精彩,座位无多,爱好国乐诸君可速往南京路二十号谋得利琴行定座。”这些系列演出,使都市笛乐演奏家得到了社会名流、国乐界人士、广大市民的认可,并进一步促使了更为专业、细化的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1 9 4 1年,原霄雿国乐学会笛乐演奏家孙裕德成立了上海国乐研究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使其成为江南区域最具影响力的民族器乐社团,许多笛乐名家如陈重等纷纷加盟,在系列音乐会的推动下,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的群体传播效应愈发明显。在孙裕德等笛乐演奏家城市音乐会传播的影响之下,上海各个区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笛乐演奏家,他们各自带领一个团队(乐社),为上海的城市音乐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笛乐演奏家金祖礼代表的乐林国乐社与中国管弦乐团,陆春龄代表的民间国乐会,朱少梅代表的紫韵国乐会,等等。除了上海外,最有影响力的笛乐演奏家群体当属苏州吴平音乐团。该团每年均举行周年纪念音乐会,除此之外也承接大量各界委托性质的音乐会。著名音乐学家与昆笛演奏家杨荫浏、笛乐演奏家孙裕德等人都在该乐团演出过,该团有笛师5人,以当时国立东吴大学及苏州平江小学为基地,举办了一系列的笛乐音乐会,推动了其他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都市中的笛乐演奏家并不以营利音乐会作为其演奏、创作的全部,而多数笛乐音乐会是公益、募捐性质的。如1 9 4 2年1 1月1 5日,孙裕德等人在兰心大戏院为孤儿、养老院进行募捐义演。他们在印制的 慈善音乐会演奏会特刊 扉页中写道:“爱特商请诸公,特开演奏大会,为本堂募捐款项”“以宣扬国光,同时更为苦难的同胞呼愿。希望能普遍低唤起国人对国乐的认识与继起研究的兴趣,并使国乐也能在世界乐坛上放一异彩!”笛乐演奏家们这种高风亮节的义演音乐会,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二)电台与唱片传播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苏州、杭州的广播事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尤其是上101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海,是当时全国的广播事业中心,在全国8 3座短波电台中,上海拥有4 4座,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文化事业大众化使市民更加积极参与文化艺术活动,也使大众更为接受都市所流行的音乐文化,都市中的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正是充分利用了无线电这一技术发展的推动而逐渐将影响力扩展至全国。根据阮弘博士的调研,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共有2 0多家公私电台定期录制、直播笛乐演奏,有的电台还签约了部分演奏家,定期演奏满足观众点播的需求。点播、转播的作品主要有:泣颜回 傍妆台(中西电台1 9 3 3年8月5日播音,孙裕德独奏、俭德会国乐团伴奏);梅花三弄 鹧鸪飞(福音电台1 9 3 4年8月3日播音,陆春龄演奏,上海邮务工会国乐股伴奏);妆台秋思(上海亚美电台1 9 3 5年9月3日播音,金 祖 礼 演 奏,梅 乐 国 乐 研 究 社 伴奏)等。不难看出,作为城市文化消费、欣赏、接受的主要形式,笛乐名家所灌录的唱片频繁在电台中播放,这对于囊中羞涩,但是又深爱笛乐艺术的市民们来说,不啻一大福音。不少文化名家大多会提及自己在广播电台中听笛乐的感受与体会:“当时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少,我住的地方距离我的老师沈先生家不远,他们家有收音机,我常常去他们家听戏和孙裕德先生演奏,听来如饮五十年老竹叶青一般。”另外,唱片传播也成为笛乐传播的另外一个重要传播途径。随着唱片式留声机在上海、苏州等都市销量的激增,人们对唱片的渴望与需求日益迫切。一些著名的唱片公司开始竭尽全力地灌录与销售唱片,对唱片的重视程度开始超过了留声机。都市市民中富裕阶层的购买力及他们的文人娱乐取向,为广大笛乐演奏家灌录唱片提供了市场支持。以上海百代公司、高亭公司、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百灵公司为代表的唱片公司,录制了笛乐演奏家孙裕德、金祖礼等人的演奏唱片,这些宝贵的音响资料为后人研习笛乐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百代唱片公司最早发行的一批笛乐唱片中,收录了 三六 老三六 花六板 等笛乐作品;大中华唱片公司发行了 欢乐歌 行街 等笛乐名曲唱片。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笛乐演奏唱片,借助留声机唱片的传播以及电台传播,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取得了较为轰动的传播效果。笔者认为,唱片传播主要得益于三个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都市唱片业从原材料、机器生产与加工,再到产品销售,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商业系统。上海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唯一拥有完整唱片产业的城市,这为都市笛乐演奏家的唱片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是市民的文化消费观。留声机和唱片给人带来文化欣赏的便利性,市民可以足不出户,即可以尽情欣赏自己喜爱的笛乐名家演奏。比起嘈杂的剧院,在家中欣赏笛乐舒适方便,可以达到“家庭之中,随时开奏,男女老幼,人人欢乐”的欣赏效果,通过唱片为纽带,营造和谐快乐的家庭气氛。最后,得益于广播行业的推动。作为无线电广播的重要素材,笛乐唱片乘着广播的翅膀,越来越多地进入国乐爱好者的文化娱乐生活。无论是典雅婉转的丝竹合奏,还是独具江南特色的笛乐独奏,各种类型的笛乐作品被收录在唱片之中,借助广播而传播给了广大市民。唱片业与电台配合进行营利,并拓展了相关产业的模式,一些衍生的练习乐谱不仅满足了市民日益增强的习奏需求,也实现了经营盈利的意图。同时,电台广播的宣传推广效应,也缔造了不少青年笛乐名家,他们成为各大乐社、国乐爱好者的关注对201 音乐文化研究2 0 2 4年第1期象,一些新创作的作品很快在各个城市中流行,提升了江南都市的音乐文化内涵。(三)出版物传播本文所指的出版物,主要是指以乐谱、内部刊物等纸质媒介,作为唱片传播的有效补充。乐谱的出现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提高,近代上海、苏州、杭州、湖州等地形成的图书出版、销售、印刷业,又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出版环境,不同纸张、装帧风格的笛乐曲谱书刊、内部资料,随着市民的音乐文化需求而不断出版发行,为江南笛乐的普及与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海为例,当时在沪出版的笛乐乐谱出版社,有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宏文图书馆、上海大东书局、国风音乐社、上海国光书店等。从出版内容来看,最初的笛乐乐谱数量有限,它还掺杂着大量的戏曲、说唱曲艺音乐。自笛乐经典名作 行街 三六 妆台秋思 等作品慢慢在都市中流行,编纂者与出版社开始有意识地以笛乐专辑乐谱出版为主,并在这些传统经典名曲收录基础之上,又纳入 小开门 一枝花 等常用器乐过门曲牌,以及增加了大量的笛乐合奏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以上海世界书局为代表的出版商,聘请了当时的笛箫名家金祖礼、周少梅、孙裕德等人为乐谱的出版进行勘正,并增加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乐器购买与保养常识,以及部分中古音阶的乐谱对照表,还记录有大量的图画,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记录笛乐演奏的正确姿势、指法口风、演奏难点,并对一些演奏(如加花方式)给予说明。与其他曲谱集相比,它不仅仅是单纯地记录曲谱,还有大量的演奏提示,为乐谱的演奏提供正确的引导与建议。除乐谱之外,一些文人笛社所刊行的内部刊物也是重要的纸质传播媒介。如孙裕德任上海国乐研究会会长之时,曾经在内部刊行了 第二次国乐演奏大会特刊。这个特刊至今保留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该特刊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记录笛乐演奏家活动的重要内部刊物,详细介绍了当时笛乐演奏名家孙裕德等人的演出信息、曲目、时间、地点、伴奏人员,以及乐曲的大小标题、赞助商家等信息,还详细记录了笛乐演奏家的从艺简历及所用乐器的简介。从特刊上能够追溯到,当时国乐大师孙裕德在笛乐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做了许多艺术探索,并对2 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的演出状况提供了权威的历史参照。该特刊对研究早期笛乐演奏家的艺术交流活动,提供了详实的史料参考,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内部刊行的特刊虽然面对的人群、传播的效益并不如市场上公开销售的乐谱,但是作为内部研习、交流的重要媒介,对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的作用与意义则是不可忽略的。三、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历史价值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音乐活动与传播,在民众生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经从早期民俗性伴奏的城镇集会转型成为一种精致化、雅集化的文人音乐文化活动,对都市民众音乐教育传承、提升音乐文化生活品质,以及推动都市戏曲、曲艺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推动都市民众国乐教育传承与民俗性节庆活动中的笛乐演奏家不同的是,都市中江南笛乐演奏家大多出自文人阶层,其演奏曲目、演奏的曲风已经脱离民俗实用性的演奏。学习笛乐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遣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进行自我审美、自娱式的文人雅集活动。以上海、苏州、杭州、扬州为代表的大中型城市,301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市民参加文人笛社,拜师学艺,陶冶性情,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时尚追求。而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还是城市中一些新兴学堂中引入的笛乐课程,笛乐学习被视为提升学生艺术素养、陶冶情操的高雅方式。2 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学校教师与青年学生,多是社会文化除旧布新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笛乐也成为都市民众国民传统音乐教育传承的重要渠道之一。如上海部分公立、私立学堂举办的“游艺会”,每次聚会之时都会邀请青年笛乐演奏家前来表演才艺,无论是独奏还是合奏,整个活动都情境融洽,节目新颖。由于是师生与市民互动的自娱自乐活动,主办者大多也是表演者,因此不仅可以提高都市民众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成为一种城市文化活 动,构 成 了 一 种 时 代 与 美 的 有 效结合。这种寓教于乐的音乐文化活动,随着笛乐演奏家群体演奏技艺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得到扩大,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国乐表演与传承平台。笛乐演奏家们以“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为号召,将音乐艺术活动大力推向市民。他们演奏丝竹名曲,或是粤曲改编的器乐小曲。尤其是后期女性笛师的出现,为江南都市中的民族器乐演奏家群体增添了一丝靓丽的色彩。演奏家在带给市民节目欣赏的同时,还不时加入辅助市民审美、提高市民艺术修养的讲座内容,使这种融讲习与表演为一体 的 活 动 具 有 了 一 定 的 教 育 功 能。申报 曾记载:“商务书馆寄宿所己未同乐会与月之二十六夕举行游艺会,到者七、八十人,先由会长宣布宗旨,此由丝竹班合奏丝竹,继公布文虎数十条,射中者均分别得彩,颇饶兴味。”文中所指的丝竹班,便有陈梁赋葆、何陈慧卿等著名的女性演奏家,她们演奏技艺精湛,尤其是典雅婉转的演奏气质被市民所青睐,为推广、传承国乐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服务都市民众音乐文化生活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在江南都市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服务功能,可以满足都市市民、文人等群体的文化娱乐生活之所需。在文人雅集化的提升过程中,都市中的笛乐演奏家们通过一种城市文化传统和文人娱乐活动的方式,出现在城市的各个类型舞台、茶馆、私人场所之中,使其最为基本的文人音乐形态得到充分的显现。这种音乐文化,与都市中的大众音乐文化是有所区别的,其大多以精英雅集的文人器乐社团为载体,以音乐会式的剧院演出、电台点播与直播服务、电影配乐、唱片与出版物销售为主要服务输出形式,从而在各个层面实现了其服务于都市文化娱乐之功能。这种音乐文化生活的表现,随着城镇文化交融与社会生活变迁,既反映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也折射出近代都市城市音乐文化生活的演进与变化。正是笛乐演奏家群体在都市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与创新,在演奏与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无论是传统名曲 三六 行街,还是改编新创作品 妆台秋思 姑苏景 等,都是由笛乐演奏家集体创作而成,在出版中并不强调个人署名,大都以个人所在的乐社组织名义推出。如上海国乐研究会,虽然主要以孙裕德的个人影响力最大,但是在唱片录制的时候仍然以集体名义出版唱片。在其他演出业务范围如电影配乐、戏曲唱腔伴奏的录制,同样也是强调创作的集体性,这显然与其他民族器乐演奏家群体有着鲜明的区别。在收取劳务报酬方面,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将演奏笛乐作为人生陶冶情操的目标,并沿袭了“清客串”的风俗习惯,获取报酬并不是演401 音乐文化研究2 0 2 4年第1期出的唯一目的,而是以使都市市民能感受到笛乐演奏所带来的魅力作为其判断演出成功的标准。正如上海国乐研究会成立的草章所说:“调丝弄竹一曲清奏,足以拓胸襟,陶性情,增愉快也。”因此,从上述资料不难看出,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对江南都市民众音乐文化之影响是极其重要的。(三)推动都市戏曲、曲艺行业发展江南笛乐演奏家除了日常的笛乐表演外,还承 担了大量的 戏曲、曲艺 伴 奏“应事”。在上海、苏州、扬州、湖州等沿线城市中的戏曲曲艺,大多聘有专职笛师。如流传昆山一代的昆剧,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昆笛”。位于环太湖流域的上海、苏州、扬州逐渐成为昆笛演奏人才的集散地,培养了大量昆笛演奏名家,他们沿着大运河以昆班会演的方式传播、交流演奏技艺,为昆笛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传承人。昆笛演奏家群体的壮大,为南方昆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昆笛也成为南方昆剧艺术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昆曲,沪剧、黄梅戏、扬剧对笛乐演奏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在一些唱腔的伴奏、剧目序曲、场景音乐的演奏中笛乐演奏的比重日益增大,也显现了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对都市戏曲发展的重要影响。另外,曲艺也是深受江南笛乐演奏影响的都市文艺品种之一,在上海、苏州很多都市曲艺表演现场,都需要聘请笛师在正式表演之前演奏一些序曲与间奏。这部分音乐,其份额较之之前的器乐演奏片段有所增加,最长能达到半个小时,在风格上努力与所表现的曲艺曲种接近。由于多为文人阶层演奏,故总体风格还是优雅清淡,一些笛乐的作品本身就是由说唱曲牌改编而成的,如 行街 三六 曾多用于曲艺伴奏,由此可见笛乐演奏家群对都市曲艺的发展和影响之一斑。结 语综上所述,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崛起,是民族器乐界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近代以来都市文化和江南区域的开放性文化语境,在上述演奏家群体中得到非常鲜明的体现和发展。江南文化精神已经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艺术生命中,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标记,其重要的历史影响早已超越了江南地理与文化的一隅。通过对其形成、演变、传播及其影响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繁兴,是集时代、地域文化、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结果。江南秀丽的自然人文环境、繁荣的都市经济与文化,为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多元的发展维度。赏乐休闲、广泛参与业余的文艺活动,成为城市市民生活中普遍的追求。再加之村镇人口大量进入城市,使原本流传在城镇郊区的民间音乐也逐渐在都市中繁荣发展起来。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以私宅、茶楼、音乐厅为主要传播场所的笛乐表演、传播、聚会活动较为活跃。与锣鼓喧天的鼓吹乐、锣鼓乐相比,笛乐为代表的丝竹乐不仅适合在室内演奏,并且较为符合文人群体的审美需求,逐渐成为中上层市民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使得江南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演奏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俗与雅交错并融的独特面貌,在唱片、电台、印刷乐谱等传播媒介的推动下,进而成为影响全国的笛乐演奏家群体。其二,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演变与传播历程,孕育了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演奏风格,其充溢的是一种诗性审美气质。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奠定501胡 亮 李宁珊/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乐演奏家群体研究了中国笛乐文化的审美基调,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中华民族器乐的现实实践,并为都市民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精神食粮。周少梅、金祖礼、陈重、陆春龄、赵松庭这些2 0世纪笛乐名家的齐集和接续出现,对2 0世纪中国笛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所创作的作品中蕴藏着种种看似对立的意象,如“柔”与“刚”、“都市”与“乡镇”、“传统”与“现代”等诸多相互对应的艺术范畴,标示出这一笛乐表演群体中所包含的丰富艺术内涵,并已经成为中国笛乐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标杆。其三,从江南文化对于都市中笛乐演奏家群体的影响和渗透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音乐、曲艺、戏曲给笛乐演奏家群体带来的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