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研究(DOC)doc资料.doc

南京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浅谈中国社会贫困问题 专 业 公共关系 年 级 2010年 学 号 27 学生姓名 王玲 指导教师 胡洁 论文完成日期 2012年 7月目 录前言 - 1一、贫困的涵义及沿革- 1 （一）贫困的涵义- 1 （二）贫困的沿革- 1 二、中国社会贫困现状综述- 3（一）中国城市贫困简述- 3 （二）中国农村贫困简述- 4 三、中国社会贫困原因分析- 4（一）中国社会贫困的宏观政策因素分析- 41、二元经济的长期制约2、人口的数量负担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3、扶贫开发项目效益递减，资金缺口大，管理水平落后（二）中国社会贫困的历史因素分析- 6 1、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2、人口的数量负担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3、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三）中国社会贫困的制度变迁因素分析- 71、就业制度2、社会保障3、土地制度四、结语 - 8五、致谢-8浅谈中国社区贫困问题【内容提要】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很早就已出现，但是，在中国大面积贫困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农村贫困人口占绝对优势比重的情况下，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农村贫困人口上，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理论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主要局限在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内，对此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不多，研究探讨的程度和范围也不够深入广阔。本选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 城市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反贫困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相关一部分城市人口的生活稳定，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成功。因此，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更为迫切。【关键词】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 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人口的数量 经济转变 就业制度 社会保障前 言在全球化浪潮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全球化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风险和利益交织的过程，在带来技术进步、财富增长、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膨胀、移民潮、社会不公等负面效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贫困问题更是一个突出而严峻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涵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涵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2世纪 90 年代初，对于贫困涵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20 世纪 90 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将首先综合论述贫困涵义的沿革，阐述中国贫困状况，进而分析中国贫困的原因。一、 贫困的涵义及其沿革（一）贫困的涵义贫困是一个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涉及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和生理等各个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作出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域，贫困也具有不同的意蕴。贫困首先被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贫困是指人们由于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生活匮乏状态。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些新的变化。综合说来贫困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1)贫困是由于资源的匮乏，从而使其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生活标准。这里讲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文化和社会资源。(2)从根本上讲，贫困是缺乏能力、机会和手段。所以,贫困是指由于缺乏物质、文化和社会的资源而处于一种社会不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以及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能力和机会而不能摆脱这种最低生活水平或生存状态。（二）贫困涵义的沿革随着人们对贫困研究不断的深入，贫困的涵义也不断的变化着，本文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研究简单做如下综述：19 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 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的涵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的贫穷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涵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 Qusanski 改进了 Rowntree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sanski利用和 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 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Qu-sanski的贫困涵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涵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和 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学基础的，它没有尊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需要。要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仅靠一定程度收入的增加是不够的（Holman，1978）。Townsend（1993）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仅要考虑个人的营养需求，而且要考虑他对教育、住房和安全的需要。贫困应该被涵义成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个人和家庭其所拥有的资源远远低于社会个人或家庭平均支配的资源，事实上他们被排除在一般社会成员应具有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之外（Lee和Murie，1997）。Sen（1992）认为，贫困问题反映的不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而是他能否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以Sen的观点，贫困本质的解释不能以经济资源占有的多寡为标准，必须要以人们取得收入、社会地位和其他生活条件的能力来研究。 贫困还可以用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来度量。绝对贫困线多为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而相对贫困线多被发达国家采用。绝对贫困线通常使用最低水平的营养（如 2 100 卡路里）和恩格尔系数来决定，不过最低营养水平的确定有不确定性（Deaton，1997）。World Bank（1992）用每天 2 150 大卡的热量作为最低营养摄入来计算贫困线。相对贫困线是关于生活标准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基于不同社会的日常生活标准。该标准随着时间的不同在不同的社会中存在着差异（Sloman，1999）。它通常以一国居民的平均收入30%50%作为划分标准。一个社会个体的收入如不能达到此标准便被认为是穷人。如上所述，贫困线标准的选择与当地的具体情况密切相关，目前很多国家已把健康、教育等因素列入贫困线制定之中（ADB，1999）。二、 中国社会贫困现状综述（一）中国城市贫困简述 城市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 在 1990 年以前，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城市贫困人口相对较少，但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贫困人口自 20 世纪 90年代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 1997 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造成的“下岗”和“失业”问题，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加速了城市贫困的恶化，使其也成为中国贫困问题的重要方面。20 世纪末，为使经济能够保持快速、高水平的增长全力推进城镇化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城市产业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却又引发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物价的不断上涨、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力、房价的频频攀升、就业形势的严峻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陷入相对贫困之中。从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来看，除了“无劳动能力、无收人来源和无法定抚养人”的“三无”人员构成的特殊人群外，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调整失业的群体、资源枯竭型城市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居民、退休较早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流入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城市居民中老、弱、病、残、孤、寡等传统贫困群体所占比例缩小，贫困人口主体主要是由于结构变迁催生的下岗、失业等新贫困层。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往往收入水平低，营养条件差，住房条件简陋，难以应对教育和医疗支出。即使一些人享受到低保金，但低保金根本无法弥补日常支出的不足。城市贫困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稳定，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将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巨大障碍。 相对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缺乏统一标准，通常采用相对贫困的概念，即城市居民中一定比例的最低收入人口。借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的估算，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有3100 多万，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比重约为 8%，这一数据至今仍被多处引用。但究竟目前中国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到底有多大？由于标准的缺乏，自上而下的专项调查也尚未开展因此对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二）中国农村贫困简述一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线标准的确定是按照扶贫部门的扶贫标准来确定。如果采用国际上每人每天消费 1 美元的贫困标准，据测算，我国在此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是 1.35 亿，其中农村人口 1.26 亿。2007 年，中国的贫困线划定在 1067 元。而 1300 元的新标准，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首次达到了日收入1 美元的国际标准。随着贫困线的提高，中国的贫困人口也会随之浮动。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7 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存量为 4320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 1479 万，低收入人口 2841万。如果把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 683 元人民币，那么我国（2006 年）农村贫困人口就为 2148 万人，如果把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 1147 元人民币，那么所涉及人口就会扩大到 8000 多万，如果把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消费 2500 元人民币，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会扩大很多倍。在农村贫困问题凸显之初，国家也已经开始把解决农村贫困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抓，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中国政府的长期奋斗目标，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攻克的战略性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原有社会经济格局被打破，长期被忽视的农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和理论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正式承担起消除贫困的历史责任，开展大规模扶贫实践,先后提出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从而形成了一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反贫困模式中国的农村反贫困实践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了2006年的2148万人。然而，通过对目前反贫困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政府在扶贫上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减贫效应却成日益递减的趋势，并且返贫现象较多，返贫率较高，贫困人口呈现出一种脆弱性的状态。三、 中国社会贫困原因分析（一） 中国社会贫困的宏观政策因素分析1、二元经济的长期制约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权威论述,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其发展并没有表现出整体发育和进化的特征，在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经济部门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态势，甚至某些部门和地区的增长是以另一些部门和地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是以现代技术为特征的发达部门，自给的农业部门是以传统落后技术为特征的不发达的经济部门，这种结构的二元性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与此同时，除了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特征外，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有自身的特殊性，即国家政策的强制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追求工业化，政府利用计划经济手段和国家政策，长期在财政转移体制上实行以农补工政策，过分向重工业、向城市、向发达地区作投资倾斜，阻滞了广大农村地区的资金来源，从而严重制约着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价格政策上，人为制造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在产品交换中使农民收益受损，利益流失；通过严格、强制的户籍制度，农村与城市间形成了难以穿越的屏障，阻断了农民进入城市、改变身份的途径，使原本封闭的农村变得更加封闭、落后;社会福利政策实施对象的单一性，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利益差异进一步明显化。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此陷入了更加无助的尴尬境地。2、社会的总体分配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制约分配可以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反映出这种关系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1978 年之前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收入高度平均化。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平均分配格局被打破之后，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分别都呈上升趋势，全国的基尼系数由 1990 年的 0.343到 2010 年的 0.496，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 的标准，接近陷入“发展中陷阱”的拉美国家。这样的结果是“优先发展工业”、“以农养工”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因素所致。城乡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的“劳”不是一个标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素”更是提高城市拥有的知识、资金、信息等要素价值，而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为廉价物品。二元的分配制度造成农民的财富转移到市民，农村的财富转移到城市，农村中出现的贫困乃是必然。贫困人口虽然基本实现了经济脱贫，但社会保障匮乏和精神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和保障水平方面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城市社会保障涉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改革开发以来，对失业和贫困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又增加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城市社会保障项目齐全，相比之下，农村社会保障缺十分缺乏。从社会保障资金水平来看，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保障水平，而农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90倍之多。不论社会保障项目的数量还是社会保障资金水平来看。中国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社会保障缺乏。贫困人口很容易再度陷入贫困。返贫率高是很自然的。3、扶贫开发项目效益递减，资金缺口大，管理水平落后国家扶贫开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以及扶贫资金使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体现在扶贫资金的使用直接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通过建设农村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农业生产后劲，为农业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基础。扶贫资金的启动，增强了乡村企业的活力，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还应看到，现阶段扶贫资金管理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扶贫开发项目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反差较大，经济效益差，也存在违纪违规现象及管理中的弊端，如挤占扶贫资金用于建房买车，弥补行政经费不足。私自外借，甚至贪污扶贫资金。有的地方争项目、轻管理、尽效益差，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国家扶贫资金虽然有其严格的管理制度，但少数资金使用单位存在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管理混乱的现象，存在违纪违规现象。（二） 中国社会贫困的历史因素分析1、 自然历史因素的积淀我国气候复杂多变，自然资源分布和地域组合天然不平衡，广大的贫困地区时时存在着遭受旱灾、虫灾和水灾的可能。据1918年国际救灾委员会估计，在我国东部大约有50%、西部大约有80%的人生活在远低于最低生存水平的贫困之中。由于旧中国土地私有制造成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加上战乱频繁发生，使得农村的亿万农民饱尝贫困之苦。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发现,我国民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之前，大约有60万人口、10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大约有100万人口的民族地区保持着较为完整的奴隶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土地改革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7亿多亩土地，每年免去了700亿斤粮食的地租，使农村的贫困现象大为减少。但恶劣的自然条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低度发展的生产力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2、人口的数量负担与低素质的恶性循环人口学研究发现，贫困历来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人口始终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在无控制的自然状态下，贫困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往往高于其他地区。经济贫困和社会文化落后，会明显刺激人口的增长。一般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与贫困呈互为因果关系。我国贫困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出这一规律，无论是在无计划生育年代还是在实施计划生育的时期。据统计，我国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一般为2% 3%以上，比全国平均数高出40% 100%。从一个方面看，人口增多使人均收入降低，同时，人口增多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压力，加速自然条件恶化，从而进一步阻碍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另一方面看，穷人早生多生，是对贫困生活的一种近于本能的反映。穷人的生活质量和保健条件低下，婴儿死亡率往往高于其他地区，多生便成为与之相抗衡的重要手段。穷人难以享受社会保障,多生子女便成了他们提高养老保险系数的唯一指望。由此发展，便形“越贫穷越生，越生越贫穷”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一些贫困地区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婚配范围十分狭窄，在同村或同乡范围内，近亲结婚、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便从生理学角度，从基因组合层面严重影响了这些贫困人口的先天素质。3、生态系统的非均衡状态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世界各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比较而言，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在我国，它已与许多地区的贫困问题形成了明显的互动关系。正如20世纪末世界银行在考察中国贫困现象后所分析的那样，“大多数中国的贫困者居住在农村环境严重退化的地区，（他们）除了在某些最无生产性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土地上汲取他们微薄的生活源泉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些贫困的人们既是旱地环境退化的作恶者，又是这种进一步销蚀农业潜力的破坏的受害者。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削弱了支撑农业生产的人自然资源基础，农民被迫到更陡峭的坡地去扩大再生产”。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条件，而宜农耕地资源贫乏，耕地承载能力脆弱是我国许多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重要特征之一。迫于生存压力，许多贫困人口长期从事与维护生态平衡背道而驰的短期行为，在山坡上毁林开荒，在草原上毁草种地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其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土地不断沙化、碱化、退化,水灾和旱灾频繁发生。即便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意义，但我国部分贫困地区“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态经济恶性循环问题依然存在。（三） 中国社会贫困的制度变迁因素分析1、就业制度1978 年之前，我国的劳动力划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部分，国家只负责对城镇劳动力包揽就业，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配，农村的自然就业表现为在生产队领导下劳动取得工分。这种状态下，表面上人人有工作，但实际上失业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就业制度的一系列变化实现了从国家的控制到推向市场的转变。虽然劳动力要素市场已经逐渐形成并在完善，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较多的无序、低效现象，导致失业，进而陷入贫困。2、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总体上偏重城市居民。农村地区，社会救济面窄，救济水平偏低，而且时有时无。相对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与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并存构成了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然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一直存在不健全、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经济转轨时期的“真空状态”状态使其功能未充分发挥，许多失业人员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陷入贫困。劳动保障平台建设已建立，但劳动保障业务没有整合，服务内容不全面，不能完全满足广大群众需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保障中重中之重的工作，目前仍有许多失业者为找工作发愁。劳动保障为的是保全民的生活，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燕子矶街道仍有一小部分居民生活在温饱之线，甚至个别家庭无钱就医。3、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安排是农民权利束的核心部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压缩。承包制度开始推广开来改变了农民的权利结构，即土地归集体所有，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归农民，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大量的农民实现向非贫困人口的转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传统土地制度创新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正在逐步削减，其自身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逐渐暴露出来，并逐渐演化为农民增收的制度约束。表现在：（1）土地产权主体依然不清，集体是一个模糊的概念；（2）农民的产权残缺，农户权利不充分、不完备；（3）土地频繁调整，承包期过短，农民失去稳定预期，对农地投资不足。结束语中国的社会贫困问题一直是备受中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实行改革开发政策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改变贫困地区经济文化落后面貌为重点的反贫困的行动。90年代初，我国政府又制定和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七年的时间(从1994-2000年),力争解决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多年来，我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的29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3%左；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305万元，比1986年增长了5倍多，并解决了一批集中连片落后地区的温饱问题，我国政府确定的到20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总体来看，在世界反贫困史中，我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虽然我国的反贫困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还应看到，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进入新世纪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这需要政府和社会从健全和完善反贫困的战略与政策体系、加快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等等诸多方面做出大量的努力和付出，只有在政府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和制度的扶持下，中国的社会贫困问题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正是消除贫困。致谢本论文在选题及写作进程中得到南京大学胡洁老师的悉心指导，老师多次询问写作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写作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在此一并感谢老师的关心。七、参考文献:1、肖文涛; 1997年，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 05期2、王培暄; 1998年，城市贫困问题的诊断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01期3、慈勤英; 2002年，“文革”、社会转型与剥夺性贫困城市贫困人口年龄分布特征的一种解释J;中国人口科学; 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