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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知识基金理论的视角_李海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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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32-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知识基金理论的视角李海峰,王雨朦摘 要处境不利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括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儿童等。他们的教育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量关注。在相关研究中,“缺陷文化”常常成为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或出发点,并对其结论造成了重要影响。在这一理论假设下,处境不利儿童往往被污名化,如学业成就低下、家庭教养低、个人卫生习惯差。虽然这一研究进路看到了制约处境不利儿童发展的诸多因素,却没有认真审视其文化情境的积极因素。从处境不利儿童抗逆力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抗逆力并没有呈现一边倒的趋势,而是呈现出矛盾性,说明他们的生长语境中仍有诸多优势和有利因素,亟待研究者提炼发掘。因此,

2、知识基金理论从积极或优势的视角批判了传统的“文化缺陷”理论,通过构建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权力平衡,实现两者之间对话,让教育工作者将儿童拥有的地方知识转化为学校认可的合法知识。在知识基金的理论引导下,研究者通过承认、迁移、转换和激活/调动,将具身于处境不利儿童身上的实践知识转化为具有教育价值的学校知识的一部分,并促使教育机构的全纳性发展和促进其多元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词文化缺陷;知识基金;底层文化资本;处境不利儿童作者简介李海峰,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基础部,讲师,博士(重庆 402460);王雨朦,北京教育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011)。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

3、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77(2023)01-0032-09基基金项目:西南大学2022年教育教学改革课题“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评价研究”(西大115)。一、问题提出在对处境不利儿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儿童的研究中,一般采用消极或劣势等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处于不利环境中儿童的学习与成长,“文化缺陷”理论是其典型代表。该理论提出,家庭环境的缺陷会导致儿童技能、知识和行为的缺陷,从而导致其学校表现不佳。在此理论指导下,我国对以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中,往往看到的是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不利因素,忽视了其成长中的积极因素。近年来,在关于抗逆力研究中,揭示出另一个悖论式

4、的结论,即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有的性格十分脆弱,而有的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以“赋权增能”为研究导向的人文社科研专题:教育公平研究DOI:10.3969/j.issn.1671-2277.2023.01.003第35卷 第1期2023年2月Vol.35 No.1Feb.2023Journal of Tianjin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学报-33-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究中,如何挖掘不利处境中的积极因素,并赋予新的形式,使其能为处境不利儿童成长与发展提供可能的积极影响,将是本研究探讨的主题。随着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持续开展,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再次引起

5、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呼吁给予他们更多的肯定和关注的同时,研究者也积极寻找可能的突破。在国内,青年学者程猛以自身的成长为例子,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程猛率先提出和使用“底层文化资本”术语,主张底层子弟拥有自身特质的文化资本而获致高学业成就,并得到了林晓珊、陈乐等学者的认同。在后续研究中,“底层文化资本”概念得到了批判性发展。余秀兰承认底层子弟高学历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特有底层文化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仍然坚持外在于其家庭的文化资本类型对底层子弟高学历成就的弥补作用;朱镕君着眼城乡空间流动,强调“底层文化资本内生于家庭、外嵌于乡村、弥补于城镇,在空间流动中不断积累形成”;韩怀珠和韩志伟对底层文化

6、资本是“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宜将底层文化资本过度局限为内生于底层而带有底层特质的范畴,而应该同样关注到发挥弥补作用的内容,换句话说,底层文化资本存在于家庭内外多场域之中,兼有内生的特质文化和移入的外来文化。1“底层文化资本”的提出,表明我国对底层家庭子弟的研究开始转换视角,开始用一种优势视角来审视处境不利儿童成长。但鉴于这一概念初现,相对不太成熟,还有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厘清。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和理论发展,对于破解我国处境不利儿童发展困境,推动相关本土概念进一步生长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二、知识基金理论形成的影响思潮知识基金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

7、代初,由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冈萨雷斯(Gonzalez)、摩尔(Moll)、巴内斯(CarlosVelez-Ibanez)、格林伯格(Greenberg)等提出。2,3知识基金包含家庭的社会和劳动历史、家庭习俗、劳动分工、育儿理念及教育观。“基金”指的是知识如何通过与其他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物物交换而获取,在这种交换中,知识成为一种货币,是家庭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4教育人类学者之所以在研究中形成知识基金这一概念,从而突破传统的概念框架,除了田野调查的收获,也和新发展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该理论的形成受到以下思潮的影响。(一)过程化视角下的文化观从1940年到1980年,人类学主流观点是强调

8、文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文化具有整体性、边界性和同质性。5这一时期对文化的研究主要包含两大流派,即所谓的精神主义(文化在头脑中)和物质主义(文化是处理物质存在的反应)。阐释主义与表征危机导致了文化内涵与研究路径的转向,成为知识基金产生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由格尔兹发起的阐释主义文化观提出了“文化即文本”的口号。对格尔兹来说,研究文化就是研究意义的共享代码,是对正在进行的实践和“意义之网”的符号学解释。他将文化视为“文本的组合”,而文本表述和文化解释由此扎根。6马库斯在阐释主义文化观上提出了多点民族志,标志民族志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研究者从对结构的描述转向对线索的厘清,试图从不同的点获得一幅文

9、化发展脉络的全景图。知识基金理论基于新文化理论,认为文化的整体性逐渐被文化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取代,文化变得异质、流动和多元。文化的边界性变得混沌、模糊,具有流动性。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游离于多种文化体系中,从跨文化和混合的知识库中汲取营养。写文化引起的表征危机使人类学家逐渐放弃对族群采取静态的、同质化的研究路径,过程性研究路径受到青睐。7研究方法强调个案史,由此展示了思想、事件和机构是如何通过时间互动和变化的。过程性研究路径将重点放在对持续性生成和建构的分析上,并对重复和创新不作区分。过程性-34-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研究路径搁置了既有秩序,即使这一秩序会随之改变。过程给历时研究的连

10、续性和变化性提供了新的视角。由此,将某事件静态视为现有秩序的典型,而忽视其可能的革新,这就忽略了事件的动态性和生成性,该事件同样可以是现有结构消解新结构孕育的证据。事件可能显示了社会竞争的多重性并表达了竞争性文化主张。当过程性的研究路径切入日常生活时,日常活动形式即成为研究的参考框架。这些日常活动展现了家庭在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下积累的知识基金。家庭实践并非被视为某一同质化社群的个体性表征,而是认为具有动态性、生成性和互动性。实践形成的事件可以展现社会竞争的多重性,并表达各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文化认同。从过程性视角切入研究对象,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研究者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实践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在行动

11、研究的指导下进行干预和指导,以形成新的实践样态。这一研究路径搁置了现有的静态社会规范和模式,力图通过研究者与实践群体的互动形成新的发展。这种研究转向得益于文化本体性假设的改变。当文化从文化孤岛的边界性、整体性和封闭性走向混合、流动和异质的时候,一些看似规范、和谐的文化图像实则暗流涌动,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竞争,因此复调的、多声部的民族志研究也应运而生。当以过程性视角凝视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化场域时,如学校、家庭、同伴群体和媒体,研究者可以将实践视为一种解放(emancipation),即放弃固有传统观点和认识对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的污名化。从发现美、创造美的视角去切入他们在与恶劣的生活环境作斗争时

12、体现出来的智慧、勤劳与勇敢。这些即是知识基金。过程化视角发现了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中蕴含的美好的雏形,这些可以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合作中提炼,形成学校可以吸收和课程化的知识基金。(二)文化即学生生活经验基于新的文化观与研究路径,知识基金对学生的生活提出了新的看法,重在培养学校和社区之间相互尊重与和谐共处。知识基金着重关注文化“实践”,即人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看法。这种过程性的方法批判了“缺陷文化”理论,缩短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距离,建立起家长和教师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教师积极将学生的家庭知识吸收进课堂,并从中学会如何做研究。研究者不再简单地记录学校和社区之间的不匹配,而是积极地让

13、家庭参与对话,以解决学校和社区之间经常出现的不平等关系。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并更新自身知识储备,从而直接影响其课堂实践。虽然学校将文化视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即如何通过共同规范去塑造个人行为以及制定标准化的行为规则,但是知识基金搁置了文化的规范性及其规范化影响,将焦点转向文化中模糊、矛盾的方面,从多个角度审视了文化中模糊、矛盾的方面,尤其那些展现处境不利儿童在与学校规范文化格格不入的场景,从而使教育工作者对他们日常生活体验进行重新认识。知识基金将处境不利儿童所遭遇的矛盾、模糊和遮蔽的地带呈现在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眼前,让这些边缘化的地带成为研究的中心,并成为新的研究问题。在新的研究

14、中,处境不利儿童家庭的优势得到发掘和审视,并经由批判教育学加工,转化为教育知识或活动。批判教育学者认为,发出各种不同的且相互竞争的声音特别重要,这些不同的声音为教育和学校变革提供了新的向度。学生的生活体验作为不同的声音,应作为发展学校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由此在地化的教育需要基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知识基础,挖掘其家庭优势,开发新的教育知识体系。吉鲁指出“学生经验在学校中产生、组织和合法化的方式,对于理解学校如何生成特定行动并赋予合法化意义具有重要价值”8。因此,批判教育学特别强调对学生的经验和家庭生活实践的审视。在此视野下,教育研究并不应简单描述在学校里进行的事情,而应探讨“个人如何学习、知

15、识如何产生以及主-35-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体地位如何构建”等问题。回到处境不利儿童的学校实践中,当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体验成为学校生成合法化教育及教学行动的重要参考时,处境不利儿童的知识基金则成为学校考察的重要知识来源。唯有处境不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知识基金才可能转化为学校教学知识。(三)从家庭叙事中发掘教育知识知识基金不仅关注处境不利学生在学校的各种实践,而且关注其家庭叙事,力图从处境不利儿童家长与教师的对话中挖掘出家庭的知识基金。知识基金理论试图打破传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一问一答模式,鼓励教师和家长进行开放式对话,以获得有关家庭生活史的详细资料。当处境不利儿童

16、的家长叙述自身独特生活历程的时候,一种历史意识开始显现,当他们叙事自身的人生轨迹时,他们经历的历史性得以显现,家庭谈话由此成为一种解放性教育过程,并催生知识基金。通过平等对话,家长可以敞开心扉,找到和学校链接的纽带,教师从对话中发掘有用的经验,以提炼出知识基金,家长也积极发掘和证明其生活经历中的教育意义。家庭访谈所包含的语篇特征,成为教育反思和意识生成的载体。教师与家长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定义,家校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并充分合作,共同促进儿童的成长。借鉴处境不利学生家庭知识经验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课堂上仅仅复制家庭知识,相反,通过借鉴家庭知识,学生的经验被认为是有效的,课堂实践可以建立在学生可以操作的

17、熟悉的知识基础上,以加强在数学、社会研究、语言艺术和其他内容领域的学习。在这些思潮的引领下,知识基金成为分析美国底层社会和底层人士的重要理论假设。伊巴内斯和格林伯格基于知识基金,将研究聚焦于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墨西哥家庭,研究内容包括如何使用其社会网络来促进自身的社会和经济交流并维系相互关系,以消解社会经济劣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把知识基金描述为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的组合,其对墨西哥族裔美国人的生计具有策略性意义。例如,许多墨西哥家庭积累了广泛的生存知识,如采矿和冶金、畜牧和跨境交易。知识基金还包括其他类型的信息,譬如如何获得社会机构的援助、教育援助、法律援助、职业机会以及在最廉价场所采购所需的货

18、物和服务。这些知识基金不仅是家庭聚合中信息和知识的汇集,而且是这种聚合式家庭间的“交换货币”。这项工作后来得到扩展,并与维果斯基文化历史心理学,特别是他的“文化调适”概念结合起来,丰富了知识基金的教育意涵。摩尔(Moll)等给知识基金做了重新定义:知识基金包括历史遗产的继承和从文化层面发展起来的各类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对家庭或个人的功能性运作和福祉至关重要。当家庭在亲属关系和朋友圈中相互交流时,儿童即成为这些商品、服务和象征性资本交换的“参与式观察者”,并通过“边缘化学习”获得这些生活技能和知识,而这些商品、服务和象征性资本是每个家庭运作的一部分。9三、知识基金理论的结构框架阿格洛(Ri

19、os-Aguilar)通过审视知识基金以及社会文化资本的优势与不足后,取长补短,把两个概念体系融为一个新的知识基金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几个不同的机制:承认、迁移、转换和激活/调动。10新的知识基金框架将资本和知识基金融合起来,对于理解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获得和教育成功具有重要影响。新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因此,新知识基金框架可以进一步推进对处境不利儿童教育机会的研究。(一)承认/误解通过对知识基金的研究,学校教育者认识到处境不利儿童家庭存在知识基金,但是承认知识基金本身并不足以帮助这些处境不利学生。恰恰相反的是,教育机构或教师会有意误解他-36-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

20、家庭优势们家庭的知识基金。布迪厄认为,误认意味着社会机构的功能性缺失,即没能认识到物质/文化财富与特权之间的联系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任意性的(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和社会性的再生产。11因此,阿格洛提出,研究中不能只要求教师认可处境不利学生及其家庭的知识资金,而且要求这些学生得到自我解放,即:(1)认可自己的知识基金;(2)获取各种形式的资本;(3)将他们的知识基金转化为资本形式;(4)激活/调动他们的知识基金或社会和文化资本。通过这些途径,处境不利学生的资源被合法化,从而为教育进步提供更多空间。此外,教育和人类学研究者必须挑战主流的价值体系对学校教育的

21、主宰,否定学校中存在的将学校价值与特权或优势阶层想当然的联系。(二)传递知识基金传递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多个家庭领域为儿童提供了熟悉的“安全区”;该区域具有实验性质,即犯错误不会受到惩罚,自尊也不会受到伤害。而公立学校为了促进学习而采用的传统教学方法会威胁到这种安全区的文化框架。阿格洛认为知识基金的传递与“学校知识”的教授方式相抵触。学校现行课程体系不仅是再生产的工具,也成为学校教育教学实践革新的樊篱。作为再生产工具的课程体系把学生分为等级森严的学术层级,该学术等级对处境不利学生有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知识基金的框架要求教师重新思考什么对处境不利儿童而言是有用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处境不利学生可以

22、使用文化工具去转化他们的资源,并且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资本和知识基金转化为主体能动性和主动权。(三)转化布迪厄认为各类资本可以相互转换。12大多数教育研究都聚焦在科尔曼或布迪厄所描述的转化类型上。而阿格洛则将转化定义为处境不利儿童家庭将其知识基金转化为各类资本的过程。为了将知识基金转化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就必须了解现有的“货币汇率”。教育领域的汇率是具体语境下,由基于阶层的“任意性”的过程所决定,即学校各阶层在学校中的价值体现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社会资本的可兑换率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包括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的问题。因此,研究人员在分析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成果时需要考虑到各类资本转化的汇率问

23、题。因此,处境不利儿童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各类资本的转化价值与未来发展益处。(四)激活/调动现有社会和文化资本文献有很多关于激活的概念。布迪厄指出,在社会网络中潜在资源和现实资源存在极大的差异。学生自然而然习得的父母的社会资本并不能保证学生能顺利激活它。激活文化资本的关键因素包括“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涉及父母如何努力参与学校事务。因此,只有理解资本和知识基金在学校场域是如何激活的,才能发现其中的权力关系。知识的流动需要权力的操作,教育环境中的权力操作往往是对学生和家庭所属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的回应。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努力工作,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机会,但这一共识“

24、否定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系统地形塑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结果”13。不同水平的资本直接受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并获得相应的重视和奖励。学校往往是中产阶级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表,并对其他阶层采取忽略或遮蔽的措施,这就使来自社会底层的处境不利儿童家庭在教育系统中行动时,感受到无助和不信任,更别说激活自身的知识基金。从批判教育学视角看,这是学校教育极大的功能性缺失,也从另一方面展示出知识基金的巨大潜力。当处境不利儿童家庭的日常仪式性活动得到肯定和认可,并在学校等社会场域中得到认可和合法化时,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即得以显现,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得以建立和发展,他们对学校的信心和学习兴趣也由此建立。-37-如何挖掘处境

25、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四、知识基金理论的主要价值知识基金肯定了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所拥有的技能和资源所蕴含的教育价值,并指出这些家庭文化资源会为课堂实践提供新的源泉。知识基金转变了传统的静态研究视角,以过程性视角在生成性活动中发现积极的因素,挖掘他们潜在的底层文化资本,并在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中形成具有学校形式的知识体系。(一)从补偿视角到优势视角的转变从教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大多基于处境不利儿童“教育缺陷性”这一预设,采用外部视角,提倡教育救助,要求进行补偿教育。优势视角则提倡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自身优势,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优势取向的社会工作辅导遵从的是,当个体遭遇逆境时,强化个体的保护机制,平衡或削弱

26、危机因子的作用,帮助他们应对困境或解决问题。在具体的辅导路径上,我们以“我是”(IAM)“我能”(ICAN)“我有”(IHAVE)这三类保护性因素为干预的切入口。14优势视角给处境不利儿童研究的启示是,如何从他们的内部视角激发其主观能动性,促进其社会化学习。优势视角(StrengthsPerspective)是社会工作实践性理论的一个新取向。受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等实证学说的影响,传统的服务模式采用的是问题视角。它关注案主出了什么问题,强调通过专业知识、方法与技巧对问题进行诊断、界定和治疗。随着社会工作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实践的快速推进,这一服务手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20世纪80、90年代,受后

27、现代主义思潮如社会建构论等启发,社会工作者在反思问题视角时亦在探索其他具有突破性的服务模式,优势视角应运而生。其有如下基本假设: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与案主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案主;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15教育人类学家从优势视角重新审视了处境不利儿童家庭的社区文化资本,认为这些文化资本可以促进处境不利儿童学习。这一视角下的教育学理论挑战了传统“教育缺陷论”,提倡通过增加处境不利儿童及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塑造学校、家庭、社区的学习共同体。在学习共同体下,处境不利儿童从弱势无助的地位得到赋权和尊重,从自身社会关系网络

28、获得的知识基金可以通过一系列转化过程得到合法化,成为社会认可的社会文化资本。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基金旨在通过促进处境不利儿童的自我认同,发掘自身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学习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处境不利儿童及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支持。同时,处境不利儿童也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学习,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把个体化知识转化为合法化的、学校认可的知识。(二)从同质知识到差异知识的转变布迪厄认为学校维护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学校生成的知识体现的是中产阶级价值观,会对弱势阶层的知识进行排斥和遮蔽。因此,学校的知识生成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具有一致性的价值倾向。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希思(Heath)在对美国

29、两所中学的民族志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工人阶层出生的孩子因自己所在社区所习得的语言习惯常常在学校受到嘲笑,认为他们的语言是属于下层的、不标准的,使得这些孩子在学校受到排挤。16学校知识的生成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生成中产阶层认可的同质化知识,并排斥其他阶层生成的知识。知识基金则打破了中产阶层知识垄断学校的情况,认为处境不利阶层通过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交换所获得的技能和知识也属于社会文化资本,理应为学校所接受,形成差异化的知识,这样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全纳教育。这就意味着学校由单一知识体系走向差异多元的知识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接纳和吸收。在知识基金的视角下,处境不利儿童所生成的知识可以通

30、过学校等教育机构的再加工,-38-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形成对生活和社会新的认识和新的观察视角,也有利于学校对社会和家庭形成更完整的理解。美国人类学学者通过对一所印第安学校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该所学校的印第安学生学习热情低下、学业成就不高、对体育活动不热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学校对所有有关印第安的文化、知识和技能采取排斥态度。在该学者的呼吁下,学校开始将印第安人的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学校体育活动,大大带动了学校印第安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被接纳程度。他们的学业成就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因此,知识基金的出现,让那些不曾发声、被遮蔽的社群有机会参与到学校知识的建构中,打破了中产阶层知识的垄断地位,使知识

31、的生成从同质化走向差异化。(三)从权威话语到多元话语的转变在有关学校对阶层影响的争论中,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是促进阶层流动的重要推手,而另一种观点如布迪厄则认为学校是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学校维护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目的是促进中产阶级的子女能顺利进入自己所在的阶层。从全纳教育的视角看,教育理应担负起社会公众的职责,促进阶层间的对话和交流,促进阶层流动。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应然状态应关注到各个阶层的需求,在对话的基础上生成多元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在处理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问题上,应转换认识视角,从补偿视角转换到优势视角,去发掘和认识那些被遮蔽但是对人的发展具有意义的知识,并融入教育知识体系。知识基金理

32、论批判当前学校系统的单一的、中产阶级的话语体系,要求作为社会机构的学校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并要求教师与工人阶层的家庭展开平等的对话,将他们的观念与技能通过学校的加工引入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活动,从而生成在地化的、多元的教育话语体系。知识基金理论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状况具有实践意义。教育机构如学校将不再以权威话语去强迫处境不利儿童适应他们并不熟悉和理解的话语体系,有助于缓解他们在单一学校教育知识体系中所感受的学习与生活压力。通过融入他们的知识基金,将他们的生活技能、知识、传统甚至民族特性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这将使他们的融入度得到极大提高。这也意味着学校的话语体系从权威话语转变为多元话语,在多元话语中

33、,处境不利儿童所在的社群得到了与其他社群对话的机会,并会从中获得认同。五、结语知识基金框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突出和重视嵌入学生、家庭和社区中的资源,从而消解了贫困家庭的“教育缺陷观”;缺陷思维的范式把学生的教育失败归根于学生、学生家庭和他们的文化。17近年来,关注教育中的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底层家庭的教育问题,已然成为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在教育研究中,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家庭教育对于个人成长成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底层人士或弱势群体而言,如何提高其家庭教育技能,对他们的家庭教育进行赋权增能,将是类似研究的重要指向。无论是我国青年学者程猛

34、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还是西方提出的“知识基金”,都从积极的视角肯定了社会底层家庭中积极的、有用的、对成长有激励和促进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理应在教育研究者的行动研究中,与学校的资源和教育模式有机融合,形成家校合作的良性模式。面对多达6000万的留守儿童,学校亟须发展新的教育与教学模式,对现有的乡村教育进行新的改革,将家庭教育的底层资本融入学校教育中,最终将社会底层家庭的知识基金进行加工重组,成为衔接学校和家庭的桥梁,从而增强处境不利儿童社会化学习能力。要破解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困境”,学校、家庭和社区需要共同尊重、认同和关心处境不利儿童,增强其社会情感能力,挖掘本地化资源,使学校教育走进处境

35、不利儿童的生活,在与家庭互动中重新认识处境不利儿童的社会网络并肯定其-39-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价值,通过挖掘儿童在社会网络中学习的知识基金,将其转化为课堂中的合法知识,学校与教师不仅可以增强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习技能,也可以由此拉近与处境不利儿童的距离,给予他们力量,增加他们的学习效能感并提升其学习体验,这本质上是一种赋权增能的过程。身处社会底层,处境不利儿童及其家庭存在和国外研究类似的知识基金。我国农村处境不利家庭通过历史遗产的继承和文化的沉浸,形成了有关生活的各类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对家庭或个人的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当家庭在亲属关系和朋友圈中相互交流时,儿童即成为这些商品、服务

36、和象征性资本交换的“参与式观察者”,并通过“边缘化学习”获得这些生活技能和知识。譬如,我国西南地区处境不利家庭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有的已开发为成功的旅游度假胜地(如千户苗寨),这些历史遗产同样可以走进学校成为学校叙事的一部分。此外,处境不利家庭在生活中体现出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同样成为其子女学习的对象,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可以提炼,并在与学校的对话中形成学校特色。最后,在对知识基金的提炼过程中,需要经过承认、迁移、转换和激活/调动等步骤才能实现知识基金的学校化过程。处境不利儿童作为“参与式观察者”,在观察家庭如何通过自身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换并获得生活和生存资本(经济、文化、社会资本)时,

37、已经将知识基金身体化和具身化。儿童本身并不能通过自我反思将知识基金体系化,他们所获得的是有关生活和生存的实践知识,譬如有的处境不利家庭生活在山区,对当地的植物有特别的认识,这些实践知识对于认识当地的人文风情有重要作用。因此,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处境不利儿童应相互合作,确认和认同他们身上独有的知识基金,在与家长的对话中将这些实践知识转化为学校接受的知识形式,并通过改变教育机构的权利,激活和调动处境不利儿童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基金,这不仅是一个地方知识学校化的过程,更是对处境不利儿童的认可与认同。参考文献:1 张佳星.文化资本和社会流动:底层文化资本的研究趋势与进展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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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tionM.NewYork:Routledge,1992.9 MOLLLandGONZLEZN.LessonsfromresearchwithlanguageminoritychildrenJ.JournalofReadingBehavior,1994(25).10 13RIOS-AGUILARC,KIYAMAJ,GRAVITTM,etal.Fundsofknowledgeforthepoorandformsofcapitalfortherich:AcapitalapproachtoexaminingfundsofknowledgeJ.TheoryandResearchinEducation

41、.2011,9(2).1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 BOURDIEUP.TheFormsofCapitalM/-40-如何挖掘处境不利儿童的家庭优势RICHARDSONJ.HandbookofTheoryandResearchfortheSociologyofEducation.Westport:Greenwood,1986:241-258.14 田国秀,侯童.优势取向的学校社会工作辅导路径探析对学习困境中学生实务介入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1(1).15 侯童.基于优势的学习困境学生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初探以北京

42、市DC区HZ中学某个案为例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10(1).16 吴晓蓉,李海峰.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3).How to Tap the Family Strengths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Fund TheoryLI Haifeng,WANG YumengAbstract:Disadvantaged children are a large group in China,including left-behind children a

43、nd poor children.Their educational problems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academics in recent years.In related studies,the culture of disadvantage has often become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 or starting point for researchers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ir conclusions.Under this the

44、oretical assumption,disadvantaged children are often stigmatized as having low academic achievement,low family upbringing,and poor personal hygiene habits.While this research approach sees many factors that are detri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it fails to take a hard look at

45、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their cultural contexts.Research on the resilience of disadvantaged children reveals that their resilience does not tend to be lopsided,but rather ambivalent,suggesting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strengths and powerful factors in their growth contexts that need to be refined

46、and explored by researchers.Therefore,the knowledge fund theory critiqu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deficit theory from a positive or advantageous perspective,and allows educators to transform childrens local knowledge into legitimate knowledge recognized by schools by establishing a balance of power

47、 between schools,families,and communities,and realiz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m.Guided by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fund,the researcher transforms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embodied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 into a part of school knowledge with educational value through recognition,transfer,transformation and activation/mobilization,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pluralistic discourse systems.Key words:cultural deficits;knowledge fund;underlying cultural capital;disadvantaged children责任编辑:陈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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