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税月”_岭之南.pdf

古今中外税51巍巍宝塔山，绵绵延河水。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战斗了13年，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以下简称边区税务总局）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边区政府废除了旧税制，逐步建立起符合边区实际的税收制度。建在窑洞里的“税务总局”延安市市场沟龙泉湾，一排古朴的窑洞坐落在现代的楼房之间，这排窑洞就是边区税务总局旧址。当年，税务前辈就是在这里，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36年起，陕甘宁边区开始陆续建立税务机构。1936年9月，边区政府在定边设立了第一家税务局，征收少量盐税。当时，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抗战经费（外援）和进步人士及爱国华侨的捐赠，税收还没有占据重要地位。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逐渐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边区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严密封锁，外援断绝，捐赠停止，边区财政几乎瘫痪。这时，边区政府税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从1940 年 1 月开始，为增加财政收入，边区政府开始增设税务机构。1月5日，延安市等三县市建立税务局，此后边区各县还设立了税务征收局，县以下设立税务分卡。1940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财政厅设立税务总局，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兼任税务总局局长，边区税务总局正式诞生。从此，各级税务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41 年 1 月，边区税务总局迁出财政厅开始独立办公，搬到了现在的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所在地-延安市市场沟龙泉湾；4月，边区政府颁发 陕甘宁边区各级税务局所组织规程，将税务机构分为边区税务总局、边区税务分局、县税务局、税务所等四级。截至1941 年 8 月，边区共设置税务局35个、税务所102个，税务人员增加到400余人。刚起步的税收队伍里，大多是思想较先进的农民。为了加强税收管理和稽征力量，边区政府从陕北公学和干部学校、女子大学、鲁迅艺术分院等院校，抽调了100余名青年学生到税务战线工作。同时，边区政府不断加强税收制度建设。1937 年-1939 年，是陕甘宁边区税收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没有完整的税收制度，主要是临时性税收政策。1940年 1 月1945 年 8 月，边区税务总局完善了税收法规制度，系统陕甘宁边区的红色“税月”岭之南贾落成地建立了税务稽征章则、办法、制度。边区税务总局制定和颁布的主要税收法规有：陕甘宁边区地方税执行条例草案 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税收条例 陕甘宁边区政府税收条例 陕甘宁边区营业税收条例 陕甘宁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 陕甘宁边区商业税暂行条例 等。据不完全统计，边区颁布了 50 余部税收相关法规，营业税、货物税、盐税、农业税是边区税收的主体税种。这一时期税收工作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仅建立了独立的税务组织机构，完善了税收制度，而且逐步形成了符合边区经济特点和财政需要的税收理论体系。在陕甘宁边区税收历史展陈列厅中，一张张充满历史烙印的税票、文物，仿佛诉说着前辈税务人的红色“税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为边区税务干部挥毫题词的 十六字 税收原则：收税合理，稽查严密。账目清楚，解款迅速。一直保存至今。”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税务局办公室主任陈敏介绍。“一边战斗、一边收税”陕甘宁边区的税收历程，伴随着战斗的硝烟而展开。面对敌人的枪口和炮火，边区税务干部一边战斗，一边收税，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果敢与无畏。1943年冬季的一天，三边税务分局局长高益得到密报，不法商人要运一批奢侈品进入边区，高益派稽查员孙光继带队在商人的必经之地守候。到了后半夜，驮队从北边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孙光继忽然出现在驮队面前，命令脚夫卸货接受检查，可这支驮队并没有带奢侈品。孙光继正在纳闷，稽查队员余放军发现远处忽隐忽现有几匹牲口，稽查队员们快速追了过去。孙光继立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眼前这支驮队是打掩护的，远处的牲口驮的才是走私货物。稽查队追了半天，狡猾的驮队消失了，估计是躲了起来。正在稽查队员搜寻驮队下落时，突然响起了枪声，走在前面的孙光继随着枪响倒了下去最终，走私贩被制服，查明后才知道，这些走私贩原来是胡宗南部队的人员乔装的，他们每人都配有手枪。20多岁的孙光继在缉私护税行动中光荣牺牲，用生命捍卫了边区的红色关卡。这样的护税故事在陕甘宁边区还有很多，边区税务人员不仅是征税员，更是战斗员，特别是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犯边区的时候，定边县税务局税务人员有一半壮烈牺牲。解放战争时期，各县税务局根据战争实际，组成武工队和游击队，在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积极征收粮食、草料，用青春和热血保证着前方战争所需的物资供应。1947 年，根据边区税务总局指示，定边县税务局转移到了孙克崾硷办公，税务人员编入当地政府组织的游击队或武工队，开展游击收税活动。韩德禄是定边县税务局游击队队长，经常带人去商业比较发达的周家硷收税。收税时常与敌兵遭遇，有时候就被堵在老乡家里，游击队员采用的办法是佯装成主人家的孩子或亲戚，在老乡们的掩护下转危为安。有一次，收完税回孙克崾硷的路上，韩德禄遭遇到了骚扰村庄的敌人。他指挥游击队突围，到村口看见高大的木杆上吊着一个人，走近一看，这是经常掩护他们的合作52古今中外税社主任，韩德禄既痛苦又气愤。正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敌骑兵很快到了眼前，韩德禄让战友们快撤，自己冲上前去一把将敌人拉下马来，飞身上马向敌人冲去。枪声中，韩德禄不幸中弹牺牲，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友们的安全。冒着生命危险征集税款，边区的税务人员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寒来暑往，不分昼夜，很多人为红色税收事业奉献了宝贵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龙泉湾的“税务井”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化为实际行动，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边区税务总局旧址旁有一口“税务井”，这口井和税务有着解不开的缘分。“税务井”原来叫龙泉井，1943年，延安秋旱，饮水困难，龙泉湾只有两个水坑供村民取水。有一次，林伯渠看到龙泉井年久失修，井边的石板破损，井里淤积着许多泥浆。于是他带领边区税务干部把损坏的石板换掉，还下井清除淤泥，使古井焕然一新，井水清冽甘甜，解决了群众的饮水难题。为了保障村民生活用水，边区税务总局还明文规定，所有税务干部不得用此井水洗脸、洗衣服，乡亲因此亲切地称这口井是“税务井”。边区税收的为民理念，从“税务井”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来。边区税收历史展还原了当年边区税务总局的办公场景。当时办公条件极其简陋，只有一个土炕、一张木桌、一盏马灯、一顶草帽、一个税收票据箱，木桌子上除了算盘、铅笔，就是文件。1939 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皖南事变发生后，边区财政更加困难。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边区税收仍然坚持取消苛捐杂税，通过“休养生息”积极培植税源，保护了边区工商业、农业的发展，满足了战争需要，又减轻了人民负担。美国记者冈瑟 斯坦在其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 中，详细描述了他在延安半年时间的见闻，他这样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建设边区的成功之处：“他们建立了一个对人民不构成沉重负担的、同时又勇于承担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即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人民负责的政府。”陕甘宁边区的财税决策，比如每年收多少税、如何收、如何用等重大问题，都是民众选举出来的参议员围坐在一起各抒己见，讨论评议，最终决定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在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的演讲中指出：“（征收）公粮、公草要有限度，同时要改善征税方法，方能促进农业生产。”边区政府随即改变了征收公粮采用的方式，将负担面扩大到80%以上，组织民主评议会，完善征收条例，统一斗秤，强调调查研究，纠正“瞅目标、抓大头”偏向。1943年9月11日，边区政府发布战字771号命令，决定在绥德、延安、庆阳三县进行农业税累进征收试点。农业税累进税制的实施，极大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热情，达到了税收负担公平合理的目的。庆阳县的李俊才说：“征收救国公粮时我出16石，改成农累税后只出 8.4石，毛主席的心理，就是咱们的心理。”陕甘宁边区政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其税收实践也体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特征。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延安市宝塔区税务局古今中外税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