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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润山城文 本刊全媒体记者 李浩瑄 特约记者 周敏通常每天上午11点，王芳便会到达位于磁器口的重庆1949大剧院，准备上妆，26岁的她曾经是重庆卫视都市频道的一名演员，如今，她在每日上演的大型红色舞台剧重庆 1949 中饰演一名被关在渣滓洞中的地下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母亲。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重庆市沙坪坝区选择用“一台戏”致敬“一座城”，创排的 重庆 1949已成为这座城市新的红色文旅名片。王佩雯是红岩村景区的一名“95后”解说员，她还有另一个身份“红岩女杰”饶国模的后人。“我的奶奶叫夏丹霞，是饶国模的外孙女。”王佩雯说。1985年，邓颖超回到曾生活和战斗过的红岩村，在饶国模墓前凭吊时说：“没有饶国模，我们哪来的红岩呦。”巍巍歌乐山，铮铮红岩魂。提到重庆，人们会想起山城起伏的地势、两江环抱的壮丽秀美，山、水、城、人共同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骨骼和脉络。而提到这座城市的血脉基因和文化精神，回望重庆近百年历史，无数革命志士在追求“站”起来的革命历程中凝结出的红岩精神，一直激励着重庆人不断拼搏向上，也推动着重庆不断前进发展。在重庆8.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英雄人物辈出、不朽的红色故事广为流传，这座城市由此沉淀了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这里成立在重庆长江北岸九龙坡区地段，有一座千年古镇铜罐驿。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水上商驿，旧时与城水驿、鱼洞驿、木洞驿并称“重庆四大水驿”。铜罐驿镇陡石塔村周家大院，这座始建于清末民初，2021年6月29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重庆1949大剧院，以红岩文化为创作背景的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 重庆 1949 开演。图为演出现场。29坐东朝西，呈“L”形布局的青瓦木质结构院落，显得端庄大气。院前空地上立着一块石碑，写着“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旧址周贡植故居”。“这里是周贡植的家，中共四川省委就在这里成立。”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告诉廉政瞭望 官察室记者，2019年5月5日，在周贡植烈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被修葺一新的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向公众开放。“周贡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是中共早期在四川的组织工作者、农民运动领导者、国共合作实践者。”周勇介绍，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重庆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产生地之一。1920年3月12日，一群进步青年在重庆成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这是迄今国内发现成立时间最早，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组织。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一份俄文本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印证了这一史实。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介绍：“重庆是一个商埠，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在丝厂、毛加工作坊和造船厂做工我们组织的成员通过同大学生和工人谈话，以及向他们散发各种小册子，经常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2022年9月，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复兴文库 在北京“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上公开亮相。在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中，尤以第二编编纂的重庆史料最多，且不少是首次收录进如此重要的著作中，标志着重庆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迎来研究的新坐标。比如在第二编第一卷第三册中，编入了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且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之下。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复兴文库 第二编编委黄修荣介绍，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的发现和公布让我们看到在西部地区很早时也有共产主义运动和组织的出现，因为它产生于1920封面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30年。它还明确记载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成员自称“共产主义者”，表示“重庆的共产主义组织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这都是当时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有的地方组织称 共产主义组织，有的称 共产党。因此，我们把明确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求共产主义的组织的文献，都归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中，大体能够反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早期组织的实际状况。”周勇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 也被收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工会和青年团工作。而且这份文献很有代表性，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党组织纷纷建立起来，但在四川却大多是 以团代党。”1928年2月10日至15日，就在铜罐驿周贡植家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四川省委，全省地下党组织活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1928年3月9日下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省委组织局主任兼巴县县委书记周贡植在重庆城区兴隆巷号楼房内，准备主持中共巴县县委成立会议时，不幸被捕。周贡植就义前，他父亲曾想花重金一千银元向军阀刘湘“送人情”，保周贡植出狱。然而周贡植得知后，向传话人回绝道：“保得了我，保得了其他同志吗？请转告父亲，儿子不能与他辞行，望他老人家保重。”周贡植还托人传话勉励妻子和犹在腹中的儿子，要他们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4月3日，傅烈、周贡植等9位共产党人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河边的沙嘴刑场英勇就义。这一年，周贡植29岁。如今，英雄坟丘位于陡石塔村3社“杨家石堡”的小山坡上，坐北向南，土石结构，外围用条石砌成，庄严而肃穆。墓碑为石质仿木结构，正中刻有“周贡植烈士传略”7个大字，下有表文，铭刻着周贡植的革命事迹。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在重庆，大概最不缺的就是共产党人无畏牺牲的革命故事。作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大后方，重庆以其智慧与谋略，支援着前线，在此地，中共中央南方局伟大斗争，新华日报 以笔为战戟，红岩精神永世流传。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同年5月，因驻地被日机炸毁搬迁到红岩嘴。“红岩”从此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到“红岩”，很多人会想到由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 长篇小说。因为小说的轰动，书中的“红岩精神”广为传颂，但何为真正的红岩精神？事实上，此红岩非彼 红岩，小说描述的歌乐山忠魂是“红岩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红岩精神发源于“红色三岩”。“红岩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因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红岩而得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丁英顺告诉记者，红岩精神的内涵特质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红岩精神被纳入其中。重庆烈士陵园群雕。31“现在重庆有 红色三岩 三处红色景点瞻仰中共中央南方局革命前辈的足迹。三岩 分别指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这三处地点背后，承载着抗战光影和斗争颂歌。”丁英顺介绍，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最初设立在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但因为日军轰炸不断，需要搬至隐蔽处。恰好近郊化龙桥附近红岩嘴“大有农场”位置偏僻，农场主人饶国模是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女性，八办人员与其联系后，她慨然应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顺利在农场修建起房屋。从1939年到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驻地一直设于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生活工作，历时8年，为争取抗战胜利、实现和平民主作出了卓越贡献。周公馆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50号。周公馆起初是邓颖超同志以周恩来名义在1939年2月租赁的，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都设在这里，是党领导的国统区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守住理想信念、和衷共济、不折不挠、坚贞不屈，在当时重庆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转了被动的局面。”丁英顺说。相较于红岩村和曾家岩，虎头岩的位置则低调得多。这里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出版发行的党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 总馆旧址所在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虎头岩村。作为曾经的 新华日报 总馆，从1939年8月13日到1947年2月28日，一份份以宣传党的主张，鼓舞人民的斗志，维护、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报纸，正是从这里出发，被运往重庆市区营业部，再由报丁报童分发传递至百姓手中。“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一样，抵得上党的一个方面军。”毛泽东曾这样高度评价 新华日报。丁英顺从苏州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便进入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距今刚好十年，十年间，他感觉自己无时无刻不被革命先烈的精神所震撼。“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过300多名烈士，他们大多在1949年黎明到来之时牺牲，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丁英顺感叹道，“30岁正是一个人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这些牺牲的烈士，许多人有着良好的出身，比如王朴、韩子重、刘国鋕等人，但是他们愿意为了党的事业去斗争，哪怕付出生命。”牺牲前，被捕的这些共产党员们一边同敌人顽强斗争，一边在牢中想尽办法联系交流，用生命和忠诚写就“最后的嘱托”“狱中八条”。1949年“1127”大屠杀之夜，罗广斌带领10多名难友成功脱险。为了完成难友们的嘱托，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上报了名为 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份报告分七个部分，第七部分即为 狱中意见，后来党史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提炼，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狱中八条”，包括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惩办叛徒特务等内容。“狱中八条 的内容朴实无华，简洁明了，却内涵丰富。字里行间，充满了痛切、悲愤、反省、忧虑、期望，唯独没有颓伤和灰心。这个 血的教训 就是，任何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搞选择，更不能变形走样。否则，造成的损失将极为惨重、难以弥补。”周勇说。集中力量办大事2022 年 12 月 30 日，阳光照耀在广场上的贺龙塑像上。历时两年多保护修缮，新中国首位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主持修建的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大田湾体育场对市民免费开放。“解放初期，重庆百废待兴。1950年，贺龙来到重庆办公，开始主持修建大田湾体育场。此前在视察时，贺龙认为重庆有220万人口，需要一座像样的集会场所，于是，西南局的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位领导，同军政委员会的同志商议决定，在重庆市修建供劳动人民集会、运动、娱乐的场所，其中就包括大田湾体育场和重庆市体育馆。”重庆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二处三级调研员王润吉介绍，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入驻重庆，全面领导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和重庆市的工作。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此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坐镇重庆，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促成各民族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取得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胜利。当时的四川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营垒，金融形势一开始十分严峻。重庆市工商联原秘书长张钧陶回忆，那时，1块银元可以兑换25亿金圆券。为此，有人建议封面32金圆券作为反动政府的法定货币应当宣告作废，邓小平则说，共产党不能欺负人民，一律折合成人民币予以兑换。邓小平预料到挤兑风险，15天前就向北京发去急电，请求支援2000亿元人民币（旧币）供应。为从根本上改变严峻的经济局面，当年12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局响亮提出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的目标。邓小平还首创性地指出“要推动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他认为：“人民政府在考虑国营经济事业的时候，必须兼顾到私营经济事业，但所鼓励和扶助的只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这一系列举措，使饱受战争破坏的重庆市工商业很快复苏。1950年1月，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修建成渝铁路。1950年6月12日，西南铁路工程局组建。6月15日，邓小平出席成渝铁路正式开工典礼并致词，指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关键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为了铁路早日建成，沿线百姓全力支援。铁路线要穿过一些人家的祖坟祖宅，他们忍痛搬迁；成渝铁路全线需要125万根枕木，百姓献出珍藏多年的樟木、楠木，一些老人甚至献出了寿板寿材。“那时候还没实行公有制，动员群众不是出个通知这么简单。”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田永秀告诉记者，根据永川的一份档案记载，当时的基层干部都领了任务，要给群众做充分动员。干部深入群众的同时也得到了群众的充分支持。以永川为例，本来计划筹集捐献枕木5万根，最后收到了14万根。这在当时不是个例。“成渝铁路能修建成功，体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如今，在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解放碑，由刘伯承题写的碑名流淌着重庆解放的历史色彩，它也成为永不褪色的城市精神文化标志。中山四路两旁，枝繁叶茂的重庆市树黄葛树，陪伴着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桂园、周公馆等历史建筑，成为重庆最美的街道之一。渝中区红岩村，整合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纪念馆、红岩革命纪念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及其所属革命遗址群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继续传承和延续着红色经典。“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的重庆有着生动的传承和表达。在这个世界目光聚焦的国际化都市，各个沉淀着厚重历史的红色文化旅游场景，仍在将重庆的城市精神以不同的口吻逐一述说。400多处革命文物点，分布39个区县，当革命英雄的奋斗与呐喊声刻录进重庆这座“英雄之城”，那股红色的精神文化也在历久弥新中，令每一个到访之人驻足回望。修缮一新的重庆大田湾贺龙广场文化宫片区正式开放投用，引来众多市民争相一睹新风采。图为大田湾体育场贺龙雕塑。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