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一个长时段框架_邹红军.pdf

47 2023年第2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一个长时段框架邹红军摘要：人类历史进程中相继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文字的发明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巨大飞跃，其在瓦解宗教神权、克服知识的偶然性以及塑造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的遗忘以及关于存在本身的遮蔽，教育作为灵魂疗治的“技艺”建立在不断远离“原型”的偶然性之上。印刷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换方式，带来信息交换的几何级数增长。作为人类意识投射的先在性工具模板，其永久地确立了此在主体性激活以及时空意识塑形的“延异”关系，成为现代主体降临的发生学工具，推动了知识转型的历史进程，加速了人力资本教育以及知识型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重构了现代性时空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在主体、知识、媒介以及时空等方面为教育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重新理解“数字土著”与人类教师，传统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加速了普遍性、具身性知识的消匿，强化知识碎片化、资本化与娱乐化倾向，教育亟需重建知识信任，关注具身认知。进入“泛媒介”时代，数字伦理缺失成为重要问题，亟须通过加强数字伦理学术研究、课程进校、文化创建等方式予以回应。此外，时空变革也为教育带来了机遇，如教育“圆性时间”的价值将不断凸显，家庭作为重要教育空间的重要性将与日突出等。关键词：文字；印刷术；数字技术；教育中图分类号：G640;H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2447（2023）02-0047-12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2022年度青年项目“数字化时代的主体性危机与教育应对研究”（CAA220307）作者简介：邹红军，男，重庆奉节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桂子青年学者，中国科协科技智库青年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哲学研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两种社会形态下产生了三种对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的技术，即“原子社会”中文字的发明与印刷术的发明，“比特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发明。但是，虽然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极大兴趣与热情，但是关于文字、印刷术以及计算机对教育的现象学本质一直未得到有效揭示。因此，本文的目的即在于运用技术现象学对文字、印刷术与数字技术的历史变迁与教育变革做一简单勾勒，并呈现其现象学意义。一、文字社会及其教育意蕴文字似乎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事物之一，但是这种熟悉中可能隐藏着某种“日用而不知”的陌生。人们关于文字的原初认识是通过神话表达的，埃及传说中的造字者是智慧神托特（Thot，又译作忒伍特）。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作品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被视为文字的始创者。相传罗马时代墨丘利（Mercury）造字。在犹太人传说48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中，22个字母自然是出自上帝之手。在穆斯林文学里有安拉（Allh）先用白珍珠制成刻字板，然后造一支长五百年走不到头的巨笔的传说。1中国古代也不乏圣人造字说。庄子胠箧篇中说：“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2。周易系辞（下）中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3。说文解字第十五中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4我国古代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当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所谓神话色彩也就是具有某种先天的命定形式，仓颉、伏羲都是超越于凡人的集智慧、勇气、远见于一身的“天命之子”。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文字起源不同，古希腊关于文字起源的神话带有更多的悲观主义色彩。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苏格拉底（Socrates）对文字起源的看法是从托特神话开始的：在埃及的瑙克拉提斯一带，曾有某个古老的神正是他第一个发明了数目、计算、几何和天文，还发明了跳棋和掷骰子，尤其还有文字。再说，当时整个埃及的王是塔穆斯忒伍特去见塔穆斯，展示他发明的诸般技艺，说得让这些东西传给其他埃及人当说到文字时，忒伍特说：“大王，这个是学识哦，会促使埃及人更智慧，回忆力更好。因此，这项发明是增强回忆和智慧的药。”塔穆斯则说:“极有技艺的忒伍特啊由于忽略了回忆，文字会给学过文字的人的灵魂带来遗忘。何况，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你发明这药不是为了回忆，而是为了记忆。你让学习者得到的是关于智慧的意见，而非智慧的真实。毕竟，由于你发明文字，学习的人脱离教诲，听了许多东西，以为自己认识许多东西，其实对许多东西毫无认识，结果很难相处，因为他们成了显得有智慧的人，而非真的是智慧的人。5根据柏拉图的记载，托特发明了文字，但他是如何发明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塔穆斯或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态度是明确的。在苏格拉底看来，那些认为留下文字就留下知识以及接受文字就认为其确凿可靠的人“都太傻了”，所有城邦中那些“最有权力、最有威严的人物都耻于写讲辞，耻于留下自己的文字”6。苏格拉底对文字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文字不是帮助人们记忆，而是使人们善忘。其二，文字给学生们的“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其三，文字与图画一样，只是对事物的“死的模仿”，并不具有与作者对话的能力。进一步说，人们从文字那里并不能知道比文字更多的东西。7在古希腊哲学中，逻各斯（logos）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思想、言说与文字。在苏格拉底那里，文字是最为次等的逻各斯，其丧失了语言的“人格感化”功能，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表达。不难看出，这里已然孕育了西方语言学的语言“三分法”，比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便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文字的批判主义传统，在他看来，西方哲学拥有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其特殊形式即言语中心。基于言语中心的哲学思境，“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写作是思想的表达”8。但是，正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指出的，写作所带来的是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9，它欺骗大众，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语言、思想以及意义的“暴虐”。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同样认为，写作意味着非本质的东西，“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是与健全理性的发展背道而驰的”10。这种关于文字的病理学分析同样被法国当代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注意到，在斯蒂格勒那里，文字作为一种人类的生存“义肢”，在对人的先天性生命缺陷给予增补的同时，也会造成对人的意义囚困，因为一旦人的生存离不开文字，这种增补性的本末位序就翻转为主奴辩证法逻辑，人的生命形式外在化为文字，人从此受制于文字。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文字起源都带有二重性，表现为文字对于存在（最为直接的是语言）的破坏与建构、解蔽与遮蔽并存。不过东西方在处理文字的药理学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关于文字的起源更多带有开化万民的崇高性意义，49 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而古希腊智者却对文字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神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文字提供了某种原初意义的先行到场，但却无法为我们认识文字提供科学意义上的事实依据，也不能成为我们理解文字意义的所有可能。因此，有必要从考古学的角度对文字的起源作出一番解释。根据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来看，文字最初是由符号演变而来，称为符号文字。当然，这些符号文字并不是成熟意义上的文字，而只是一种文字性符号，其功能在于记录事件，比如宗教祭祀、狩猎获得。早期符号文字的一般载体为陶器，但是陶器主要出土于具有权贵身份的人们的墓葬中，其重要性大致相当于较后的青铜器11，是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这就意味着，早期文字是上层阶级自我标榜与说明的工具。原始的图画文字是广大群众自发地创造的，是比较粗糙和幼稚的，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是很不完善很不准确的，经过史官的采集、挑选、整理、加工之后，才形成比较系统成熟的文字体系。12而史官的前身是巫师，古代巫师往往是由具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广博知识的人担任，他们以知识、声望、权力取信于人，为重大活动或事件确立合法性依据。在占卜过程中，巫师不仅创造了古代文字，而且是最为权威的阐释者，此外他们还会从事文字的采集、挑选、整理、加工等工作，因而也就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垄断者，也是人类原始思维与精神的塑造者。总体而言，文字的起源先后经历了实物记事、结绳记事、刻划记事、图画记事、象形文字、拼音文字或方块字几个阶段。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发明。罗杰斯（Henry Rogers）13认为，文字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文字能够超越时空的局限进行交流；其二，文字能够弥补人类记忆的不足；其三，文字使现代生活更便利；其四，文字强化了社会公平。无论罗氏的观点是否足够有力，比如文字是否强化了社会公平便是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文字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石破天惊”的发明，具有“天为雨粟，夜为鬼哭，龙乃潜藏”的震撼。它意味着人对于自然生存状态的偏离，“顺天从命”由此被改写，人走上了“自我发明”的技术性书写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万物已有的生存秩序，无疑意味着“主体性的诞生”与人类文明进步。从发生学视角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字都起源于“神人”创举，这其实意味着古代先民朴素的哲学意识，即对于事物起源的原始追问。正是这样的意识萌芽，促使人们的思维逐渐摆脱“实物记事”转向符号化阶段，虽然早期符号依然具有很强的具象化特点，但它无疑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次历史性飞跃。文字作为语言的外化形式，其产生本身意味着人类理性的逐步获致，人类借由文字通灵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与解释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喜恶直觉与感性阶段，转而向内在理性寻求答案。正是由于抽象性思维的萌芽与发展，人们能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创造符号，并借助符号将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经验、技能以及知识储存、积累起来，并有意识地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促进人类文化保存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表明人类机能的完善，当人类理性意识的获取转向意识外在化阶段时，可以借助于外在化工具模板保存、传递人类群体记忆，而不再依赖于有限遗传机能，以及多变、健忘的人类记忆，人类的存在或者说人类的生命自此在自身之外，这就开启了斯蒂格勒所说的后种系生成（piphylogenesis）阶段，文化社会意义上的人便具有了自我发明的前提与可能，同时内蕴可能的生成机制，即人与物之间的“延异”人与物的相互对象化，尤其是人的对象化。同时，文字极大地改变了古代东西方宗教与政治长期性的拮抗共存关系，宗教权力式微也就意味着君主王权的日益增强。当文字将宗教拉下神坛时，君权转而利用文字构筑起坚固的权力城堡。也就是说，文字虽然起源于原始先民朴素粗糙的理性意识，但却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使用文字，其在诞生之初，便被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文字成为极少巫史人员、高级贵族及其子弟才有权学习和使用的“专利品”，“文字被蒙上一层神圣的光圈”14，可谓文不下庶民。尽管早期文字不可避免地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并为少数人取得特权搭建了通道，从而巩固了阶级统治，但是，这种“少数人的文字”对人50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类文明的意义依然重大，它保存了人类生产生活经验、打开了人类文明新的空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也为学校教育的起源、发展准备了条件。二、印刷社会及其教育革新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神圣的艺术”、世界“文明之母”。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15，印刷主要表现在学术领域。培根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被反复强调，马克思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视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革命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6麦克卢汉在其研究“印刷文明”的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中认为，印刷术的发明创造了新的文化模式，巩固并扩展了应用性知识的视觉性，“印刷将字母文化的视觉文化发挥到所定义的最高强度。”17一般而言，学界最为常见的说法是，活字印刷术乃为北宋平民毕昇所发明，这一说法主要源于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一段二百余字的笔记，该笔记对毕昇所创活字印刷术的制作、应用、效果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如活字印刷一般需要经历制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贮存、效率、下落等整个工艺流程。18但遗憾的是，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却是由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流行而渐为人知，并且西方人一度以为印刷术是西方的发明，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证明西方印刷术正是东方印刷术经丝绸之路西传的产物，并且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灵感可能直接受益于中国印刷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雕版印刷术为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精神理念，而古登堡印刷术在西方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影响则是这种理念的具体运用与光大。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将毕昇指认为古登堡“旁系的祖先”，在他看来，雕版印刷作为活字印刷的先驱应是可以肯定的。概而言之，共有四种主要力量合力推动了雕版印刷的产生，以及其后活字印刷的发明：一是文化觉醒的开始，创造了对印刷的需要；二是中国通过大马士革和西班牙供给了一种价廉的印刷材料纸张；三是织物印花和其他相类的实践培养了必需的技术；四是某种外来的推动力量，在图案和技术方面决定了这种新技术所应采取的方向。如上所述，印刷术虽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却并没有在古代东方得到很好的发展。从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发明的15世纪中叶始，到其在西欧的迅速普及，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到1500年左右，欧洲已有超过250个地方建立了印刷厂。1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18世纪初，印刷术方在俄国投入使用。据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印刷术的流行早于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一千多年。20何以如此呢？可见印刷术不仅仅意味着作为技术的印刷术本身，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条件制约。究其原因，印刷术之所以在古代中国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在于：其一，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制约。首先，虽然印刷术发明的确切时间尚未明确，但唐宋以来正处于我国封建主义鼎盛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发展缓慢的内向型社会保持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王朝更迭的周期性21，这种社会状态无法为印刷术提供类似于西方近代化的社会条件。其次，封建政治在于确定君主的至上权威及百姓的绝对顺从，在根深蒂固的“学在官府”的教化传统下，封建教化旨在为统治阶级培养官员，这就导致印刷术的用武之地实在有限，仅仅成为统治阶级用作政治宣传、科举考试的服务工具。其二，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需要将对应文字或字母一一制成字模，由于汉字数目巨大，加之油墨、纸张等花费不菲，印刷成本也就高居不下。因缺乏政府支持下的大规模经营，除了统治阶级及部分权贵可以承担印刷术的巨大经济消费外，广大民众根本无力负担。其三，当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时，正值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期，由于技术变革本身的惰性及其行业保护主义，活字印刷术遭到传统雕版印刷商的强烈反对。22这就直接导致了印刷术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普及受到严重制约，影响了印刷术的技术发挥及其社会功能。其四，美国学者麦克高希（William McGaughey）还提到一点颇有意思的说法，即中国文字的表意性不适51 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合形式化、标准化呈现方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集中体现了书写者的个人风格及其书法地位，个人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就对印刷术形成一种潜在抵制。23恰恰相反，印刷术在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正如马克思在论述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时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4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口语是人们主要的信息交换形式，文字交往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即使在文字发明的早期，由于书写形式及载体的相对粗糙受限，如被称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三源头”的印章、拓印和版画印染等原始形式的发明虽然为雕版印刷的发明产生了源头性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推进社会变革的意义一直隐而未彰。那时候，“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所生活的年份。书籍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他们被锁在桌子里”25。当时欧洲的书籍主要是羊皮纸手抄本，有学者记录，“当时一本200页的手抄本需要一名抄写员花费45个月时间才能完成，此外，它还需要25张羊皮来制作所需的羊皮纸，这比手抄本的人工费还要贵得多”26。“在1424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仅收藏有122册手抄本，一名富裕贵族将藏书视为他最有价值同时最受欢迎的财富，但他的藏书数可能还不到24卷。当时一本书的价值抵得上一个农场或者一座葡萄园。”27当时书本数量少、价值高，一般普通大众根本无法染指，宗教文书是上层阶级仅能接触到的少量书籍。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宗教成为人类文化的代言者，拥有对文化的垄断权。但是，当印刷术发明，特别是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大量投入使用，传统的口头交往传统逐渐被摧毁，这就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意识的形式化或者说外在化阶段，书籍成为人类意识投射的先在性工具模板，工具模板与主体意识形成一种“延异”关系。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精神义肢的印刷术的物性持留与人类意识具有一种相互发明的关系。当然，如果说文字作为人类义肢的意识功能在于“发明一个人”，那么此处的印刷术义肢性功能的发挥则在于“发明一个现代人”，它典型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精神。正是由于印刷术使得人类意识的先行工具模板得以大规模激活，并且这种集体化中内蕴个性化的自我生成叙事，也就是“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28的同频共振，才催生了现代性的主体，现代性的主体表征为现代性的精神，这种现代性精神的核心特质资本主义精神便得以铸就。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另一种现象学意义在于接续麦克高希的思境线索，印刷术显然具有一种时空意识塑形功能。也就是说，当印刷术被发明并得以规模性运用后，人们便会知道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也即，印刷将时间意识带入主体意识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主体诞生的另一层隐秘逻辑。按照斯蒂格勒的看法，时空经验的获得显然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之一。时间是哲学家永恒的话题，在康德（Immanuel Kant）那里，时空对主体认识具有基础的构成性作用，空间是外部直观的必然基础，时间是一切直观的必然基础，二者构成一切现象的必然基础，一切知识的先行在场，并作为完整形式整理感性杂多，形成经验现象界。人类认识的有效性仅仅适用于受时空约束与规整的经验事物，而非超越经验的“自在之物”。一切想象力的发挥都必须以空间上的“同时并存”与时间上的“前后相继”为根据；否则，连起码的联想也无法形成。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空间性是在世本身的“先行给定”，与时间一道，构成此在的生存座架（在决定意义上）。超前的时间意识涌现着此在的本真性，时间性促逼此在向着生存的筹划，其有限性是此在面向死亡存在的生存论背景，此在“依关涉而立，据上手之及物的操持链环顾而生周围世界”29，此在生存的先行给定不是先验导向的纯粹原则，而是世界的“已经在此”。印刷术的发明显然使时间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一方面，印刷术的义肢性意义体现在将人带入时间之流中，以使主体意识与时间意识合流，从而促成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明”。30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即是时间性，正是通过对时间的不断划分、调度、缩放甚至于置换，资本主义精神就52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在这种时间性中暴露出来，在人与技术的对立性意义上，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对时间的技术性施暴。印刷术在将物理时间制度化的同时也将主体的意识时间形式化，从而打造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机器零部件、螺丝钉”。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处看见印刷术所具有的苏格拉底、德里达、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药理学的双重含义。但是，苏格拉底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取向和德里达的“反语音中心论”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印刷术的产物，也即书籍作为义肢性工具模板所具有的唯物主义价值，因此，按照斯蒂格勒的看法，我们必须重视纸张、书籍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主体及其精神助产的先行现象学意义。循此思径，可以肯定的是，以资本主义精神自我塑形的现代性的个体之所以发生，除了印刷术作为一种“人的发明”的技术内隐的发生逻辑，其前提性的“遗产持留”依然值得我们再次强调。以欧洲为例，以羊皮纸手抄本为物性持留形式的工具模板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精英的文化生活模式，这是因为：一是羊皮纸造价不菲，并非人人可得；二是这种多少带有资本主义浪漫情怀兼具古代艺术的手抄形式首先要求抄写者是一个文化人，其次他需要足够地免于生存性劳作的闲暇。这两点直接导致了书籍的特权化与资本主义知识的狭隘化。前者意味着书籍本身是资本主义特权的产物，其反过来又成为标榜、形塑资本主义阶级优越性的物性象征与文化符号；后者意味着特权只有通过特权才能释放出特权，从而为资产阶级贵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生存划界。这就直接造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拮抗局面，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决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是他们在文化上的有产化与无产化，这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现代社会大众的“心灵无产阶级化”的题中之意。这种文化分野随着印刷术的兴起而打破，随着大量书籍的出版，资产阶级的文化垄断权被打破，无产阶级的自我启蒙成为可能。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文化塑造的光辉形象所激发的革命意识及其重建渴望，直接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当书籍印刷物不再是奢侈品，当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及其美好生活蓝图可以从一个人手中传递到另一个人手中，从马克思手中传递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手中时，印刷的现代性价值就在最大程度上释放出来，它直接摧毁了资本主义精神贵族的火枪和小说，将人类带往一个可能的新世界。同时，由于各类印刷物的流行，“廉价的印刷文献把人性从无知和思维的一致性中解放出来。”31哲学教会人们理性地省察，科学则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将善恶的放大镜与显微镜交到人们手中。这直接导致了宗教权力的式微，人们不必接受上帝的指示而全凭自我理性筹划自身。除此之外，印刷术带来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换呈几何级数增长，人类知识不断丰富，知识的现代性意义不断得以彰显，如人力资本、知识社会等正是其价值写照。此外，印刷术还促进了现代知识转型，现代作者观与读者观的成形，现代传媒技术的成熟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印刷术所造就的那个世界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交汇、现实与非现实融通、理性与感性交织的世界。在人类文化历史的意义上，它将过去、当下与未来连接起来了。三、数字社会及其教育变革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社会而言，或者更为微观一些，对于人类文化或教育而言，除了文字、印刷术以外，数字技术的意义是巨大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由数字技术所构筑的虚拟空间成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生存本身。数字化生存延展了人的生存场域，即区别于传统物理空间的“数字空间”。空间是现代性的典型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代人的生存就是筹划、进入空间，但传统空间研究似乎难以兼容数字空间并为其提供足够周延的解释，或许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始料未及的是，真正极富解释力的现代性脱域机制的理论元素并非钟表、地图，而是数字化媒介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翻转融合。再者，数字化也拓展了主体的生命维度，主体得以在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之上创造自己的“虚拟生命”。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得以被极大地改变甚或重构，特别是成长于“信息高速公路”的一代，他们的生命底色无疑具有浓厚的数字化特征，可以游刃有余地游走53 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于不同的生命空间，体现出明显的存在二重性。32这一生命存在的二重性所具有的现象学意义是丰富的。据有关学者研究，“虚拟现实”首先出现在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938年的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la ralit virtuelle）中，20年后该书英译本（virtual reality）出版。直到1987年，被称为“虚拟现实之父”的计算机科学家、可视化编程实验室（VPL）的创立者拉尼尔（Jaron Lanier）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套虚拟现实护目镜后，“Virtual Reality”才真正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大众接受。33有研究者认为，在哲学研究领域，对虚拟现实最为重要的三个人是明确虚拟现实概念的拉尼尔（Jaron Lanier）、探讨虚拟现实之形而上学基础的海姆（Michael Heim）和将虚拟现实哲学研究推向更为深入和基础地位的翟振明（Philip Zhai）。拉尼尔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虚拟现实的概念，21世纪初开始其哲学研究。虽然拉尼尔本人似乎并未对虚拟现实的哲学基础作出正面回应，但是他“对人作为生物学计算机观点的否决也可以看作是对模拟现实之彻底性的否决，即人的存在不可能被模拟，从而为虚拟现实划定了哲学边界”34。海姆于1993年出版的虚拟现实的形而上学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虚拟现实的哲学著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在“赛博空间的本体论”一章中，作者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验室，是检验现实感的工具，继而借助柏拉图的古代唯心主义和莱布尼茨的现代形而上学论证了“实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存在方式”以及“网络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构造、现象）”35。而翟振明36则试图通过对“虚拟实在和自然实在之间不存在本体论的差别”和“作为虚拟世界的集体创造者，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第一次开始过上一种系统的意义性的生活”两个断言的辩护来严肃而系统地讨论虚拟生活的本体论意义。徐英瑾37认为，虚拟现实可以被分为“强虚拟现实论题”“弱虚拟现实论题”和“更弱人工智能论题”。通过对“更弱论题”“弱论题”与“强论题”中的任何两个从属论题的比较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对子中，虚拟现实都会遭遇到诸多的技术乃至概念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在技术伦理方面面临十分棘手的困难。我们知道，虚拟现实所具有的离身化与超感官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身体与感官，在区别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而言，虚拟现实建构起了一个拟身化的“虚体”，由此带来了一种超现实的界面感官。这似乎竖立起“两个身体”之间的对立。当代技术哲学家伊德（Don Ihde）在其2002年出版的技术中的身体一书中对身体作了两种区分，即“身体一”和“身体二”。所谓“身体一”即“第一人称”“主动的身体”（active body），即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能动的、知觉的和情感性的在世存在的”身体；“身体二”是“第三人称”“被动的身体”（passive body），即福柯（Michel Foucault）意义上的被社会与文化所建构的身体。38作者继而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技术因为疏离了面对面的沟通因而是离身性的。然而，以芬博格（Andrew Feenberg）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认为虚拟现实恰恰是具身的，他们批评伊德的具身离身的二元对立模式。从现象学和人类学的视域出发，虚拟现实可看成是生活世界本身，虚拟现实不仅有其当代表现，更有其古代谱系，巫术就是原始人的“虚拟现实”。身体与技术之间因而是原始共生的关系。身体不但是一切技术产生之所，而且也是人类“虚拟”客观实在的天然手段。39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40认为“今天的现实本身就是超级现实主义的”，因为全部日常生活都进入一种仿真维度，人们已经生活在一种现实的“美学”幻觉之中。如果说鲍德里亚是在一种激进主义哲学路线上批判“拟像”对于现实的全面接管从而将人推入无尽的存在性幻影之中的话，那么周午鹏41则揭示了这种幻影式的“超级现实主义”的技术加强版。他认为，未来的现实可以被称为“超级超现实主义的”，随着虚拟现实技术从设备依赖到完全裸眼化的激进发展，人们可能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区分实在与虚拟。人们对虚拟现实的期待与担忧同等地在增长，但虚拟现实的本质却仍然模糊不清。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虚拟现实的现象学本质是语言，并且只是语言。虚拟现实使语言的物质化达到了极致，这种图像化的科学语言通过对真实物的语言化来建构虚拟物，通过这种语法化让人获得虚拟体验。同时，面对虚拟现实，个体54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的存在将受到身心上的双重挑战。此外，人们对科学语言的执迷无异于人为自身制造语言的囚笼。毋庸置疑，当科学语言成为解释世界的一般框架甚至是权威语法，人就在科学面前丧失了进入其他丰富性的可能，人文迷失，艺术式微可见，作为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技术社会的“超级”技术，虚拟现实正在深彻地影响甚或重构原有社会形态及其人类生存机制。因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哲学的高度保持对于虚拟现实的敏感性与批判性，警惕主体精神在无意识的景观迷失中走入黄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的形而上学的终结，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关于工业社会人的单向度的控诉以及斯蒂格勒关于人类世到来担忧，无不提醒我们需要对现代技术保持高度清醒的立场与态度。这样一种审慎的清醒态度不是为了在人们技术热情高涨的时代中保持一份故作高冷的姿态，而是呼唤一种面对技术理性甚嚣尘上的理智上的诚实，它意味着深刻地认识、批判与追问。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追问乃思之虔诚”42。对于教育学人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虽然对技术投入了十足的热情，但是却远远没有足够的认识论支撑，我们对于技术社会或者说数字化社会中人的技术性存在缺乏充分的理解，也就对于技术之于教育及其个人发展的现象学意义无所洞察。正因如此，现实教育生活中才会不断暴露出教育者对于技术及人性的无知，表现出对技术之于教育的技术性遮蔽及人性戕害的令人震惊的麻木。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同样，太经审查的生活也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是，问题在于审查什么以及如何审查。更为重要的是，审查之后，我们依然可以抱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应当承认，尽管数字化社会的生存风险让我们无所适从，但是它依然可以承诺一个足够好的世界，至少目前如此。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正是技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我们正在享受着巨大的技术红利，数字化社会正在推动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卫生、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化社会几乎实现了人类“逆天改命”的野心：量子计算、基因剪辑、人工智能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见识了数字化技术在教育领域发挥出的巨大力量。与此同时，“数字贫困”“数字鸿沟”等问题也再度浮出水面，教育在享受技术福祉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现代技术会将人类带往一个怎样的教育未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或者说，它已经成为一项时代课题。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技术已经将传统的一切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必须有所刷新。那么，如何思考数字化社会中的教育呢？或者说，我们如何认识数字技术给教育发展带来的巨大能动性？笔者尝试主要就教育的“主体”“知识”“媒介”以及“时空”等维度给出一些基本的思考。“主体”也即学生（儿童）与教师。置身当下，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数字化社会的儿童，今天的儿童被称为“数字土著”，“数字化”是他们基本的现身环境，区别于前数字化时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最为典型的特征可以称之为“数字性”，这是一种长期浸染于数字环境中所形成的数字亲近感、数字素养与数字思维等等。一方面，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理解和接受数字土著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新”特征，如赛博格性、去中心化、文化反授、勇为先锋等等。用数字化的眼光与方式去理解儿童，同时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是我们重新理解教育、理解我们的教育对象的方式，如果我们仅仅盯着眼前的“这个”儿童而忽略数字化空间中的“那个”儿童，我们的教育就有可能因自闭性的落后、少知与无知而大打折扣甚至面临失效。另一方面，得益于教育大数据、教育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教师正在享受教育技术带来的红利。但与此同时，今天的教师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教师消亡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智能机器给教师带来的巨大焦虑。因此，我们必须对数字化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对教师职业带来的挑战有所思考，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学科支撑、理论基础与技术核心的研究，我们发现，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依然很难取代教师。原因在于，从根本上而言教师比“人工智能”更“智能”，人工智能撼动不了教育的本质，而且只有教师能够负担教育伦理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教师开出“放心剂”便已足够，而是要求教师要更为积极主动地认55 邹红军：技术社会与教育变革：历史与未来识、迎接未来教育的新挑战。如教师注定会越来越依赖数字化技术，同时将出现大量的机器教师，而人类教师若要在“人机”关系及其可能的对峙中胜出就必须要找到并放大自身作为“人”的独特性优势。基于对数字化社会儿童与教师的“新”思考，笔者认为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教育关系变革：首先，传统“对应型”的师生关系将会被取代。当知识获取更多地变为知识购买服务，每个人都将拥有很多的教师，每一次知识购买行为对应着一次师生关系的构建。其次，传统“熟悉型”的生生关系将被重构。传统生生交往被特定教育场域中的数字化节点取代，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学习兴趣”融合式的临时性关系。最后，传统“职业型”的师师关系将被消解。一是由于人工智能特别是教育人工智能的指数级发展，教师之间的专业互助会显得越来越不必要。二是因为随着自由时间的增多，教师之间的联合将越来越少地出于职业考虑而是基于业余兴趣。“知识”相当于教育内容。19世纪以来，知识理性日渐式微，技术理性与日增强，随着技术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的快速崛起，直接导致了普遍性知识的崩溃与具身性知识的式微。前者表现为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那些事关根本性、前提性的知识问题越来越缺乏兴趣，“真理”已经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教条，经典传统中的慎思与究问越来越与世俗格格不入。相反，人们对于那些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甚至立竿见影的知识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知识的价值被简单地置换成了功利性的效用。知识的价值不再事关人的灵魂与心性，它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急剧变化的现实之中。后者表现为：随着各种远程机制与云在机制的发展，知识载体的不断发展与创新，以及教育知识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抽象距离的不断扩大，人们的知识获取已经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网络，而不断地远离知识的发生场景了。身体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重要性被不断削弱，很多情况下，知识学习只是被视为脖子以上的事情。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由于活动范围的受限，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急剧压缩，学习常常只是打开搜索引擎而已。伴随着普遍性知识与具身性知识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的碎片化、资本化与娱乐化。知识碎片化是指知识处于一种不断分割、离散，知识粒度越来越小、表征形式越来越多的状态，是一个知识的非系统性、非线性、非常态化不断加强的过程。其原因在于知识生产的碎片化与知识传播的碎片化。知识的资本化典型表现为知识付费，知识的变现形式越来越依赖网络，广大网民的点击、浏览与转发等。知识的娱乐化是指为满足大众娱乐性心理需要，依托数字化媒介技术，人为在知识产品中加入“娱乐”元素的行为。知识的一系列变化导致知识的有效性遭遇普遍质疑，“读书无用论”再度抬头。因此，为有效应对这一知识变革，教育必须有所回应：首先，重建一种值得信任的知识，包括重构知识的整体性、强化知识的贡献性与重建知识的严肃性。重构知识的整体性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绝不能仅仅一味走在知识更新的前沿，它应该复归民族知识传统，回到那些最经典、最一般的古典知识之中去，前者意味着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多读经典，并且是深度研读，当然教师更应该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强化知识的贡献性包括要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贡献性知识观、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致力于贡献性知识的生产、打造免费的知识平台等。重建知识的严肃性意味着，充分认识到真正的知识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及其高级形态，不容调侃、恶搞，自觉远离、拒绝一切娱乐化、丑化知识的行为。其次，复归泛在性的具身性认知。这就要求，一是要赋予身体在教育发生中的优先性，改变身心分离的二元认识论结构，扭转教育的理性认识论传统等。二是要尽可能创设实体性的教育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