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厄德里克《甜菜女王》中印第安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pdf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19论厄德里克甜菜女王中印第安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李双双 刘克东摘要：身份问题是族裔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人物在母系家庭中的角色（而非血统）是印第安族群身份建构的重要标识。本文以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甜菜女王为例，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深入研究，将印第安族群的家庭观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语境下进行解读，探讨了美国印第安女性为应对时代变迁而采取的生存策略：三代印第安女性在其建构的开放式、入赘式和网状家庭结构中发挥了凝聚作用，彰显了印第安女性身份的动态特征。身份建构中的印第安元素代代相传，对白人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厄德里克以家庭为媒介为印第安人和白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理想家园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希望。关键词：路易斯厄德里克；甜菜女王；家庭；女性人物；身份；族裔文学中图分类号I3/7 DOI：10.12002/j.bisu.5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24）01-0119-11引言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是美国第二次印第安文艺复兴浪潮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是“北达科塔四部曲”爱药（Love Medicine，1984）、甜菜女王（The Beet Queen，1986）、痕迹（Tracks，1988）和宾果宫（The Bingo Palace，1994）。这 4 部小说相互关联，叠叙了印第安族群尤其是印第安女性以构建家庭关系为脉络的生存体验。其中，甜菜女王因其“完全没有像其他印第安小说或诗歌一样描写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美国社会苦苦追寻印第安身份的故事”（Owens，1987：55）而被诟病，厄德里克因此被指责缺乏社会责任感。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厄德里克在创作中“关注印第安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妥协与交融，侧重表现多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ZD281）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北美印第安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1BWW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外国文学研究120元文化语境下当代印第安人的身份重构”（邹惠玲，2009：26），塑造了三代印第安女性人物佛勒（Fleur）、赛莱斯婷（Celestine）和多特（Dot），她们在构建开放式、入赘式和网状家庭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凝聚作用，彰显了印第安女性身份的动态性特征。身份建构中的印第安元素代代相传，对白人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体现了厄德里克对印第安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也充分展示了她作为一名北美印第安后裔和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厄德里克以家庭为媒介，为印第安人与白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建理想家园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希望。一、佛勒：体现部落关爱精神的印第安传统女性在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历史演变中，1887 年发布的道斯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该法案宣布解散印第安保留地，废除原保留地内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部落土地所有制的废除使印第安人失去了世代沿袭下来的土地，导致了印第安社会的解体。土地不仅是印第安人的物质依托，更是他们的“精神财富”，因为只有在祖先遗留的土地上，他们才能认识到“自我与土地的关系”，才能找寻到“一种地方感、一种归属感”（Coltelli，1990：91）。土地政策塑造了以佛勒为代表的老一辈印第安女性的生活，她们被切断了与部落文化的联系，成为拉尔夫艾里森小说中“看不见的人”，以纯粹的部落群体生存模式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佛勒是原生态的印第安人，拥有完整的印第安性，她固守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以大地母亲的身份滋养着迷失的部落亲属，同时尝试摒弃种族偏见救助白人受难者。作为皮莱杰家族的一员，佛勒“通晓治愈的秘方”（Erdrich，1988：2）。她发扬印第安文化传统中的关爱精神，将中风的侄子罗素（Russell）接到位于保留地的家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料，使罗素的身心得到了治愈。罗素与塞莱斯婷詹姆斯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受家庭、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一心想要融入主流社会。他在少年时成为了一名橄榄球明星，得到了白人世界的普遍认可，是“唯一的生活积极向上、并能获得成功的印第安人”（Erdrich，1986：44）。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后，罗素饱受身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北达科塔州最耀眼的英雄”（111），罗素“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伤疤和鞭痕”（112），精神也变得恍惚不定，在得知塞莱斯婷文中提及的 The Beet Queen（Erdrich，1986）中的引文，下文仅标注页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21怀了卡尔（Karl）的孩子后突发中风，被族亲佛勒接到印第安保留地调养身体。佛勒承担起照料罗素衣食起居的重任，试图帮助罗素重建印第安文化根基，使他从精神上得到救赎。印第安文化提倡个体的存在以家庭、部落为基础。佛勒长期孑然一身，这样的生存模式使她丧失了归属感，而与罗素组建家庭一起生活后，她拥有了真实的存在感，迷失的身份得以重塑。对卡尔来说，佛勒更像是一位母亲，为他治疗因从火车摔落而导致的腿伤，使他拥有了一个稳定的住所，同时从精神上对他施以关怀，缓解了他童年时期被母亲抛弃而留下的心灵创伤。佛勒仿佛大地母亲般地守护着白人男孩卡尔，这体现了印第安民族的包容性。在印第安文化中，母亲“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母，而且是一个人所有的关系（包括男性和女性、人和动物、个人与族群）”（Wong，1991：177）。当卡尔被母亲、妹妹和情人抛弃并遭遇腿伤时，佛勒没有因为种族差异对其置之不顾，而是“揉捏、推拿、轻拍我已成碎片的骨头将其送回原位，不时地触摸自己的脚踝来摆正我的骨位”（49）。在卡尔失眠难以入睡时，佛勒为其搭建蒸汗棚屋。在卡尔晚上发烧时，佛勒用最干爽的毯子将他裹上，把他放在芦苇秆上，并在他身上盖上更多芦苇；之后，佛勒躺了上去，一开始卡尔觉得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佛勒的体温传递过来（51）。印第安人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者”，他们“赋予其（大自然）女性的身份，并将人类的产生看作大地母亲的生产”（秦苏珏，2014：58）。佛勒为卡尔治愈腿伤和失眠，并为他驱寒，实践了大地母亲的修复功能。佛勒不仅治愈了卡尔的身体，而且在精神上给予其慰藉，承担起了“医师”和“守护者”的双重角色。在印第安文化中，很多动物充当着部落的保护神。齐佩瓦族的保护神是熊，它被认为可以“沟通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联结肉体和灵魂”（Barry，2000：25）。厄德里克在甜菜女王中将“熊”的特质渲染到对佛勒这一印第安女性人物的描写中。当卡尔梦见臭鼬、浣熊和鹰徘徊于所居住的棚屋周围时，佛勒挺身而出，“一只熊屹立在火堆与芦苇之间”（51）。在佛勒的关爱下，卡尔对母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母亲们为了孩子会付出一切，他自己的母亲很可能有难言之隐，并认为“她不是真的想要抛弃我”（53）。他对母亲的离去逐渐感到释怀，精神创伤得到抚慰。作为“部落精神传统的代表者”（Barry，2000：28），佛勒通过切实行动将部落文明和关爱精神传播至白人群体。佛勒在与印第安侄子罗素、白人男孩卡尔构建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回归了自我，表征了印第安传统女性身份的关爱特质。“身份并不是寻找自我，而是寻找人际关系中的自我。”（Bevis，1993：19）在甜菜女王中，厄德里克运用多外国文学研究122声部、多视角的叙事手法，使玛丽、卡尔、塞莱斯婷和多特等人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而没有安排佛勒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描绘出了佛勒所处时代背景下印第安人丧失话语权、居无定所的凄凉画面。佛勒生活在自己构建的印第安空间中，在拒绝白人文化的同时展现了印第安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关爱与包容。通过对比印第安女性与白人女性的家庭道德观念，厄德里克试图向读者彰显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印第安家庭道德观念。“尽管失去土地、孩子，成为流浪者，她（佛勒）仍能行使母亲的职能”（Tanrisal，1997：77-78），使白人男孩卡尔得以康复，而卡尔的生母在骨肉亲情和个人幸福之间却选择了后者。厄德里克为卡尔塑造了两位母亲，生母的冷漠抛弃与“养母”的关爱接纳并置，体现了她对白人文化中个人主义的否定。二、塞莱斯婷：发挥协调功能的混血印第安人1924 年，美国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资格法（Indian Citizenship Act），宣布凡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印第安人均为美国公民。事实上，该法案没有为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印第安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福音。但这个阶段的印第安人已经不再机械地拒绝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而是逐渐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谋出路。他们尝试跨越地理界限和心理空间，走出保留地，以提高生活质量，寻求身份认同。直到 1934 年，美国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要求，通过了印第安人重新组织法（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不再侵占保留地的土地，停止强迫印第安人放弃传统文化和宗教，允许印第安人建立自己的政府，自此印第安人的境况才有所改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第安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约 2.5 万美国印第安人在军队服役”（Fixixo，1980：3），自愿为美国而战，他们视参战为彰显武士（warrior）精神的绝佳机会和守卫家园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此为契机，印第安人和白人不断加强交流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后者对前者的刻板印象，但在教育、工作和生活等方面印第安人的处境仍然窘迫和被动。“20 世纪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许多混血儿由于主流社会的歧视和误解而产生了自卑情绪，因而拒绝承认自己的印第安身份”（Fixixo，1980：1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推行“重新安置计划”（Relocation Program），引导印第安人从保留地移居到城市生活。尽管该计划“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对印第安人起到文化同化作用”（Burt，1986：99），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美国印第安人的身份凸显出了不确定性，他们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陷入了非红即白的二元对立：传统还是现代、民族主义抑或是世界主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23通婚和工作成为印第安女性扎根城市的主要方式。印第安传统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难以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印第安社会不是父权制度，而是推崇“妇女政治”（Allen，1992：3），即女性占据重要地位，并拥有决策权。齐佩瓦族的女性在婚姻和工作等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一方面，印第安女性沿袭母系入赘式家庭结构，婚后与娘家人共居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她们自食其力，承担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工作，而丈夫的角色实际上无足轻重。塞莱斯婷传承了印第安母系家庭观，构建出新式入赘家庭结构，与好友玛丽一起生活并养育女儿多特。新式入赘家庭结构是塞莱斯婷应对种族和文化冲突、发挥协调功能的产物，这与她和卡尔、玛丽兄妹错综复杂的关系密不可分。印第安部落文化推崇“男性和女性平等、互补的社会劳动分工”（陈靓，2011：130），这种性别平等和劳动互补的固有属性使印第安人的性别出现了杂糅现象，导致了“中性人”的诞生。“中性人”常被界定为生理性别正常、社会性别倒置的男性或女性。塞莱斯婷是印白混血儿，自小受印第安文化熏陶，“她的姐姐对塞莱斯婷有重要影响”（31）。一方面，塞莱斯婷继承了母亲的外在特征高大威武、“像男人一样帅气”（67），辍学后即到电话公司工作以维持生计，充分体现了印第安女性由内而外的中性气质。另一方面，塞莱斯婷居住在白人小镇，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在恋爱观上，塞莱斯婷憧憬白人文化渲染的浪漫爱情故事，当她发现偶然遇见的卡尔符合自己对爱情的一切渴望后，便与其坠入爱河。然而当浪漫过后回归现实时，塞莱斯婷意识到自己和卡尔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而是阶级从属关系，于是“拒绝成为虚假的两性浪漫观念的牺牲品”（陈靓，2011：132），毅然决定与其分开，从文化压迫中解放出来，恢复自我，并将圣经西方文化载体送还卡尔，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印第安文化信仰。女儿多特的突然降临虽未使塞莱斯婷动摇自立自强的信念，但为了免遭流言蜚语，塞莱斯婷选择和卡尔组建形式婚姻，自己一个人承担抚育孩子的重任。这体现了生存于白人主流社会的印第安女性的文化妥协与对抗。在处理好友玛丽过度干预女儿多特抚养教育的问题上，塞莱斯婷表现出了圆滑的处世态度。塞莱斯婷选择与好友玛丽共同组建家庭、一起养育女儿多特有其历史根源。塞莱斯婷和玛丽相似的外貌与性格使两人在年少时便成为朋友，而后一起打理肉铺的工作使两人的友情更加稳固，直到塞莱斯婷和卡尔发生关系导致怀孕，玛丽在塞莱斯婷生命中的角色升格至其女儿的姑姑。多特的诞生成为两人共建家庭的催化剂。塞莱斯婷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母爱“我未曾有过母亲，未曾当过女儿，对于多特我在努力成为母亲”（215）；这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研究124她在面对多特时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母亲。塞莱斯婷希望女儿名从她的教父华莱士，为女儿取名华莱赛特（Wallacette）（179），而玛丽以姑姑身份自居，给孩子取了乳名多特。塞莱斯婷听从了玛丽的建议，让女儿叫“多特”这个名字，但坚持自己亲自照顾多特的日常生活，“喂食、穿衣和给孩子顺气打嗝也成了她（塞莱斯婷）的专属工作只有她（塞莱斯婷）能给多特换尿布、洗澡、剪指甲，抱她上下轿车”。玛丽只能在一旁等待，尽管内心认为多特和自己有“精神关联”（mental connection）（180），但她却插不上手。在遇到矛盾时，塞莱斯婷选择不直面与玛丽发生冲突。塞莱斯婷“不鼓励”女儿多特武力行事，而玛丽“怂恿”多特采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两人的首次矛盾发生在在沙姆韦老师的“淘气孩子禁闭箱”事件中。玛丽误信多特的片面之词，将老师装进盒子里加以报复。塞莱斯婷并没有指责玛丽，而是教育女儿“谎言和事实的差异”（191）。塞莱斯婷选择在夜晚与玛丽进行对话，目的是为了防止玛丽影响女儿睡觉，而分散玛丽的注意力则是希望多特在处理自身问题时免受干预。塞莱斯婷尽力地协调好自己与玛丽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因为友情，更多地是在白人文化笼罩下的无奈之举。生存困境使塞莱斯婷在面对印白文化冲突时采取了曲线式反抗，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她将“毁灭性的文化冲突”转化成“差异性的接受”（Ashcroft et al.，2002：35）。尽管塞莱斯婷将缺少责任感的卡尔驱逐出门，她仍与其举行了形式婚礼；尽管厌烦玛丽对女儿多特的过度干预，塞莱斯婷仍选择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努力解决矛盾。塞莱斯婷穿梭于印白文化之间，为协调文化冲突所作出的努力暗示着在主流社会态度稍显明朗化的背景下，印第安人已经准备好面对现实，探讨生存与发展问题。三、多特：发挥能动作用的“蜘蛛女”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红种人权力运动”（American Red Power Movement）勃兴了印第安人的族裔意识，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19601970 年，美国印第安人人口中约有 67 006 人（占比为 9.2%）将自己的身份从非印第安人改变为印第安人；19701980 年，美国印第安人人口中约有357 655 人（占比为 25.2%）将身份从非印第安人转变为印第安人。”（Sandefur&Sakamoto，1988：72）不同部落的印第安群体联合发声，努力争取土著自治和维护族裔认同。1969 年，斯科特莫马迪（N.Scott Momaday，1934）的小说日诞之地（House Made of Dawn，1968）获得普利策文学奖，揭开了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25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序幕。随后，詹姆士韦尔奇、杰拉德维兹诺、莱斯利希尔科、谢尔曼阿莱克西和路易斯厄德里克等印第安裔作家创作了一系列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成为美国族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创造一个既忠实代表本土裔观念又说服非本土裔读者的文本身份”，厄德里克将身份叙事构建于一个“中间地带”（Reid，2000：67）家庭。家庭是“一个（情感）单元，或者是一张联结关系网”（Kerr&Bowen，1988：ix），厄德里克将印第安人、白人和二者的混血置于一个单元中，使他们发生情感碰撞、建立家庭关系，在互动中愈加明确其族裔身份。作为第三代印第安人的代表人物，多特暴戾的性格源自其内在的心理冲突。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多特似乎融合了家族成员所有的劣根性“玛丽的固执唐突、西塔的虚荣、塞莱斯婷偶尔的残忍、卡尔的不负责任”（233）。多特的身份摇摆不定，只有在家庭框架下，作为联系的纽带，她才能形成稳定的身份。“月光下，多特的头发上有一根细丝，一只白色的小蜘蛛正在织网，一根根透明的蛛丝逐渐变成一座复杂的房子。”（176）“蛛网的结构体现了众生平等、万物相连的观念”（李靓，2011：47），“蜘蛛女”是“思想的编织者和话语权威的来源”（Castillo，1996：13），“蜘蛛正在织网”象征着多特在用亲情感召家庭成员回家，“复杂的房子”指代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家庭的纽带是“齐佩瓦族价值观的核心”（Coltelli，1990：46）。多特作为构建网状家庭结构的“交互式纽带”（Storhoff，1998：341），发挥了积极的能动作用，在家庭中实现了个体成长和人生价值。多特的出生首先促使华莱士加入网状家庭结构中。华莱士的“接生婆”角色和“甜菜引进者”身份重叠，与多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华莱士尽管地位显赫，但因其性取向异于普通人而在阿格斯镇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离群索居、虚伪度日。华莱士是多特的教父，与其父卡尔是情人关系，在多特的成长过程中代替卡尔承担了父亲的角色。此外，华莱士亲近多特，与印第安文化的性取向自由不无关系男同性恋“不会被拒绝承认，事实上很可能会被给予尊敬”（Allen，1992：2）。多特自身无惧无畏的性格也吸引着华莱士陪伴其左右。如华莱士所说，“多特比任何共同点都更能将塞莱斯婷、玛丽和我联系在一起”（301）。为了使处于叛逆期的多特朝更好的方向发展，华莱士策划了“甜菜女王”加冕活动。多特的冠冕仪式促使卡尔踏上归家之旅。卡尔是双性恋者，在与塞莱斯婷结婚前，分别与陌生人吉尔（Gile）和华莱士发生性关系，在两性世界中无法找到安身之所，陷入无止境的空虚中。他原本打算这一生“都将自由自在地游外国文学研究126荡”（316），但无意间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诉求与女儿多特相聚，“我开始把我的甜蜜回忆与多特联系起来。我开始将这片刻的甜蜜回忆与其他人，甚至那些我以为会永远忘记的人，比如我的妹妹（玛丽）联系起来”（318）。兄妹间的历史矛盾由于多特而出现和解的征兆。多特对罗素的关怀展示出印第安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在母亲塞莱斯婷的循循善诱下，多特将父亲卡尔送给自己的另类玩具电动轮椅转送给舅舅罗素。自此本土文化意识开始苏醒。当罗素坐着轮椅出现在游行队伍里时，只有多特注意到舅舅想要喝水，她大声叫喊直到一名士兵拿来水壶。事实上，加冕王冠似乎只是一种形式，多特俨然在以行动宣告自己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为一位女王”（331）。当多特旁听到华莱士的“策划”后，她感到羞愧和愤怒，企图像奶奶和父亲一样逃离来摆脱现实困境。她脱下象征着白人文化审美的加冕服装，登上用来在空中喷洒“华莱士女王”宣传标语的飞机。但脱离地面的多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与土地的分离和亲人的失联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印第安文化传统根基不可动摇。重回地面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塞莱斯婷、卡尔、玛丽、华莱士与多特环形网状的稳固家庭关系决定了他们“站在原地不动，仰着头，侧耳倾听，等待飞机的返航”（328）。甜菜女王小说以蒙蒙细雨结尾，预示了阿格斯镇的旱灾难题得以圆满解决，象征着印第安人在主流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家庭构建的过程中，白人玛丽、卡尔以及华莱士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这三代印第安女性的影响和“同化”（assimilation）。“同化”被视为“一个单向的运动过程，即外来民族摒弃自己的文化而融入主流文化之中；最近的研究则认为，同化应该是双向的，即外来民族与主流社会在同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互助关系”（乔国强，2008：273）。三代印第安女性在治愈他者的同时也建构了自我。不论是白人卡尔、玛丽、华莱士，还是印第安人罗素或是混血塞莱斯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边缘人物，他们的身体或精神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伤害。卡尔和玛丽童年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卡尔和华莱士的性取向、罗素的战争创伤、塞莱斯婷的杂糅文化身份使他们无法认识真实的自己，从而丧失了归属感。在白人小镇这个地理空间中，“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冲突和共存关系，双方都有各自的身份焦虑”（欧阳立博、张叶鸿，2023：132），身份迷失是心灵创伤的外化，回归家庭则是心灵愈合的出路。甜菜女王以父亲卡尔、教父华莱士、姑妈玛丽及舅舅罗素在“蜘蛛女”多特感召下的归家之旅完结，标志着印第安文化价值观正在逐渐步入白人群体的视线，并得到认同和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同化”的作用。在纯种印第安人数量上锐减和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27血印第安人人口激增的形势下，印第安人尤其是印第安女性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元文化主义势不可挡，同时美国印第安人的族裔身份变得日益鲜明。由此可见，厄德里克是当之无愧的印第安文化代言人。结语厄德里克以阿格斯小镇为背景，展示了 40 多年来齐佩瓦族与白人民族杂糅和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杂糅源于生物学，指“通过不同基因型的个体之间的交配而取得某些双亲基因重新组合的个体的方法”（刘克东，2019：6）。在印第安文学中，杂糅的主体通常是印白混血。融合（syncreticity）指“不同的文化兼容生成一种新形态的过程”（Ashcroft et al.，2002：14）。尽管三代印第安女性的血统趋于杂糅，但是她们的印第安属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她们的文化态度趋于融合，在家庭、部落、社区空间与白人群体的互动中，其身份愈加明确。通过描绘三代印第安女性应对时代变迁的生存选择，厄德里克向读者展现了家庭外化形式“三部曲”破碎、拼凑、重塑，表达了其对印第安民族摆脱边缘化困境的思考。家庭是厄德里克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除“北达科塔四部曲”外，在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2008）、圆屋（The Round House，2013）和拉罗斯（Larose，2016）中均有体现。从厄德里克所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印第安人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印第安女性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其文化身份处于“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的过程中，经历了持续不断的转化和变形（Hall，1990：225），未来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同时，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美国印第安人和美国白人也不应该是独立的两个族群，而是要成为一个大家庭，积极地跨文化交流，和而不同地生存与发展，才是大道之所在。参考文献：1 ALLEN P G.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M.Boston：Beacon Press，1992.2 ASHCROFT B，GRIFFITHS G&TIFFIN H.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M.London：Routledge，2002.3 BARRY N B.Fleur Pillagers bear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J.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2000（2）：24-37.外国文学研究1284 BEVIS W.Native American novels：Homing inC/FLECK F R.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Washington：Three Continents，1993：15-45.5 BURT L W.Roots of the native American urban experience：Relocation policy in the 1950sJ.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1986（2）：85-99.6 CASTILLO S.Women aging into power：Fic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power and authority in Louise Erdrichs female charactersJ.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1996（4）：13-20.7 COLTELLI L.Winged Words：American Indian Writers SpeakM.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8 ERDRICH L.The Beet QueenM.New York：Bantam Books，1986.9 ERDRICH L.TracksM.New York：Harper&Row，1988.10 FIXIXO D.Termination and Relocation：Federal Indian Policy in the 1950sD.Oklahoma：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1980.11 HALL S.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C/RUTHERFORD J.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 erence.London：Lawrence&Wishart，1990：222-237.12 KERR M E&BOWEN M.Family Evaluation：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8.13 OWENS L.Acts of recovery：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 in the 80sJ.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1987（1）：53-57.14 REID E S.The stories we tell：Louise Erdrichs identity narrativesJ.MELUS，2000（3/4）：65-86.15 SANDEFUR G D&SAKAMOTO A.American Indian household structure and incomeJ.Demography，1988（1）：71-80.16 STORHOFF G.Family systems in Louise Erdrichs The Beet QueenJ.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1998（4）：341-352.17 TANRISAL M.Mother and child relationships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J.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1997（3）：67-79.18 WONG D H.Adoptive mothers and thrown-away children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C/DALY D B&REDDY T M.Narrating Mothers：Theorizing Maternal Subjectivities.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1：174-192.19 陈靓.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性别杂糅策略解读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30-134.20 李靓.印第安性的非印第安书写评甜菜女皇中的印第安思想内涵J.外国文学评论，2011（4）：40-53.21 刘克东.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多维度研究C/生安锋，翟月，孙文千.抵制、存活与文化身份的商讨：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3-9.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297 期）12922 欧阳立博，张叶鸿.“想象的共同体”视域下北美早期印第安书写的叙事建构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5）：123-133.23 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4 秦苏珏.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当代美国土著小说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14.25 邹惠玲.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的归家范式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2）：22-28.收稿日期：2019-04-01作者信息：李双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100872，研究方向：英语族裔文学。电子邮箱： 刘克东，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50006，研究方向：英语族裔文学。电子邮箱：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Native American Female Characters in Louise Erdrichs The Beet QueenLi Shuangshuang 1/Liu Kedong 2(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2.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150006,China)Abstract: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s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ethnic literature.Characters roles in the matriarchal family system rather than their lineage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marker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for Native Americans.Taking Louise Erdrichs novel The Beet Queen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textu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Native Americans view of family in the dual contexts of indigenous history and culture while exploring Native American womens survival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times.The novel describes how three generations of Native American women contribute to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open family structure,the matrilocal family structure,and the reticular family structure,highlighting the dynamic feature of Native American womens identity.These indigenous elements are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exerting a positive infl uence on White culture.With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Erdrich outlin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hopes for both Native American and White individuals to build an ideal homeland through the medium of family.Keywords:Louise Erdrich;The Beet Queen;family;femle characters;identity;ethnic literature（责任编辑：刘继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