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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叶海林 吴 俊 张展毓【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关 键 词】泛安全化 印太战略 俄乌冲突 政治经济形势【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南亚地区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中印关系;吴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印度洋问题与中印关系;张展毓,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DOI 编码】10.16717/ki.53-1227/f.2024.01.001.近年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周边区域地缘格局深入调整,大国竞争激化,大国博弈引发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变动,周边多国政局相继进入动荡区间;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中美博弈长期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因素共同作用,区域内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差异巨大,疫情后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域内国家对外政策差异化和区域事务碎片化加剧,泛安全化倾向加强;伴随着国际格局演变的价值观冲突和意识形态矛盾波及亚太地区,不同国家、文明之间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对立加剧。1在地区格局进入震荡调整过程的同时,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明显上升,成为维护地区稳定和恢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地区角色的变化,也为中国以亚太地区为支撑,对冲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极限施压创造了有利态势。一、南亚东南亚地缘态势演化的总体研判在全球和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南亚东南亚地缘态势演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在政治领域,多国政治局势复杂化,党争加剧,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近年来,本区域内多国国内政治矛盾加深,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加剧,政局相继陷入动荡。南亚方向,印人党执政多年,国内执政基本盘面稳固,但与此同时,印人党的傲慢心理不断加剧,对待国内其他党派及利益集团的态度日渐强硬,动辄以司法打压政敌,并频频在国内以武力镇压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导致国内政治骚乱此起彼伏,成为影响印度政局稳定的巨大隐忧。巴基斯坦政治内斗激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执政党与反对党、军方与文官政府、旁遮普省与其他省区、主体民族与少数族群等相互间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政权垮台后,取而代之的谢派穆盟和人民党联合政府重归司法干预政治的内斗传统,强行抓捕前任总理伊姆兰汗,造成巴基斯坦严重的社会动荡。在东南亚方向,缅甸国内政治由于军方接管国家权力导致国内政治斗争加剧,军方与反军方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自军方接管国家权力至今已有两年之久,缅甸国内紧张局势一直处于持续状态,军方与反对派形成对峙之势并不断消耗着对方的力量。第二,在经济领域,受全球经济整体形势拖累,疫情后经济复苏放缓,多国陷入发展困境。中美经济关系恶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供给链、价值链的稳定,导致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下行压力。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间地缘经济博弈态势加剧,加速了地区产业供给链的重构进程。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美国继续奉行对华脱钩断链政策,导致价值链修复进程严重受阻。由于全球经济整体形势依旧低迷,本地区经济复苏前景因此晦暗不明。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风险。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2022 年全球 GDP 增长率分别为 2.6%、-3.1%、6%、2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3.1%,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 2.9%。整体来看,世界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且出现缓和衰退趋势。全球经济的低迷前景阻碍了区域经济复苏进程。疫情后,印度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制造业萎缩现象严重,预示着印度远未进入美西方经济学界所宣称的以“印度制造”取代“中国制造”的时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相继陷入财政危机,昭示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面临的严重困难。东南亚国家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韧性,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美国重构价值链政策的冲击,东盟多国出口明显下滑。美国重构价值链的政策及其实施,仍然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负面因素。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凭借全球价值链的终端地位,对华继续实施经济“脱钩断裂”政策,严重削弱了疫情后各国合力发展的信心。以美国割裂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行径为诱因,全球经济安全化现象凸显。基于价值链与供给链安全考虑,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政策,试图推动部分重要产业供给链的本土化和多元化。泛安全化倾向使得大量原本隶属于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被赋予了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含义。以印度为例,在中印边界冲突背景下,印度方面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多项涉及中国公司的投资提案进行评估。此类举措本质上是以外资审查作为政策工具,限制中国周边地区有关国家正常进行的经济活动。第三,在外交政策领域,对外政策安全化现象加重,区域格局集团化增强,选边站队现象突出。区域各国对外政策中的安全色彩不断加深。传统安全方面,2023 年美国和印度的国防开支预算均有较高增长。相较于 2022 年,美国初步预算增长 14%,印度初步预算增长 13%。非传统安全方面,经济、文化和网络等领域的对抗性增强。如美印等限制中国通信运营商和网络设备制造商的正常经济活动,对中国互联网提供商进行了大规模制裁,滥用国家安全借口打压中国企业,将国家安全议题引入信息技术合作领域,并试图拉拢、胁迫亚太地区其他成员加入对华信息技术脱钩行列,造成亚太地区安全议题的进一步泛化,扩展了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维度。区域格局集团化方面,2023 年 5 月“四方安全对话”(Quad)广岛峰会推出多项重磅成果,四国不仅发表共同声明,还出台 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愿景声明印太地区的持久伙伴 印太清洁能源供应链四方原则声明 全球粮食韧性安全广岛行动声明 Open RAN 安全性报告 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四方原则 及 四方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安全软件联合原则 等多份文件,将“小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圈子”思想扩展到各个领域。除了美国的盟友国家,印度也在遏华问题上持续用力,积极支持反华“小圈子”,加速融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议程。同时,印度借助美国“拉印制华”之需,积极塑造“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领导者”形象,扩大与华竞争面,破坏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例如,印度炒作中斯合作是“债务陷阱”;为防止中斯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不惜重金争夺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截至 2022 年 6月,印度已向斯里兰卡提供 50 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炒作环境、劳工、文物保护等议题。这种集团化和安全问题泛化增强了印太地区的对抗性,迫使区域内中小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民粹主义倾向明显,对外疑虑心理加剧,排外情绪上升。中国周边地区原本是文化多元性和价值观包容性的样板区域。本地区宗教众多、政治制度多样、文化传统迥异,但区域合作发展良好,国与国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较少因价值观差异而陷入对立,多个区域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模范样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本区域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排外思想严重甚至种族主义色彩泛滥的问题。总体上,中国周边国家民粹主义态势加强,一些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工具化的倾向。一方面,美国民粹主义态势隐含着一定的“排斥中国”因素,表现为对“美国优先”的过度护持以及基于认知理解差异而对日益强盛的中国的恐慌式防范,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构成美国唯一战略竞争对手的认知已经基本趋于一致。另一方面,印度对华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看来,目前中国成为其实现大国梦的障碍。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及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关系的深化,“军事威胁论”“水威胁论”“珍珠链”等多种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印度颇有市场。二、南亚东南亚地区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本文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分析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新特点与新发展。同时,从东盟的整体态势并以缅甸为例,分析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呈现4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赵志朋:美国民粹主义新态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前沿 2021 年第 4 期,第 55-64 页。的特点。(一)南亚主要行为体的政治经济形势1.印度自印人党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借助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印太地区大国博弈态势加剧的契机,持续且稳定地对内实行“强人政治”整合资源,对外推行“大国外交”提升国际地位。政治上,通过重塑国家精神、完善政党组织架构、提高行政效率,稳定和强化了印人党的执政基础。经济上,在后疫情时代和中美博弈背景下,莫迪政府一方面整合国内资源,大力推动印度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有选择地发展与他国的经济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和舆论宣传以增强政府社会动员能力,凝聚社会共识。外交上,莫迪政府对华趋于强硬,以“机会主义”作为外交工具发展与他国关系,塑造大国形象。第一,强化国内政治控制,打造一党独大局面。莫迪 2.0 时代,印人党强化国内政治控制的举措进一步加强。首先,历经两次大选之后,印度政治生态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一党独大”局面,“联盟政治”特性逐渐淡化。2022 年,北方邦选举中印人党获胜并连续执政,为 2024 年全国大选奠定了良好基础。印人党迅速且稳定的发展和“政治免疫特性”与其选民基础和组织架构密切相关。其次,莫迪政府通过拥抱印度教,强化印度教主体地位,重塑国家精神状态,增强意识形态感召力。如 20192020 年,以强推不利于印度穆斯林群体的 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来增强印度教人民集体认同。最后,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核心的组织架构为印人党提供了组织力量。莫迪政府借助印度工人联合会、妇女志愿团、全印学生总会、印度农民联合会等“联盟家族”成员对各职业、各领域进行社会渗透,进而扩大印人党社会动员能力和覆盖范围,有效地将印度人民对印度教的身份认同转化为对印人党的政治认同。第二,推动印度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疫情之后,印度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2020 年以来,印度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国家。2022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一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除了整体经济发展向好之外,以“古吉拉特邦”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莫迪经济学”继续重视经济改革和经济治理间平衡。一方面,在中小微企业、工业化、服务业和营商环境方面持续努力;另一方面,坚持打造“印度制造”标签,努力提升劳动密集5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型产业就业机会和国际竞争力。表 1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GDP 增长率世界20143.120153.120162.820173.420183.320192.62020-3.12021620223.1美国2.292.711.672.242.952.29-2.775.942.06中国7.437.046.856.956.755.952.248.452.99日本0.291.560.751.680.64-0.4-4.282.141.03德国2.211.492.232.680.981.06-3.72.631.03印度7.417.998.266.86.453.87-5.839.05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 年印度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联合国 世界人口展望 2022 报告显示,印度人口数量未来还将继续增加,2050 年或达 16.7 亿,2064 年达到峰值。从结构来看,印度人口结构整体年轻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以 2022 年人口总量为基准,印度 0-14 岁人口占总人口 25%左右,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68%左右,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7%。2023 年印度全年龄段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28.25 岁,比中国 38.98 岁年轻 10 岁有余。因此,不论是基于自身年轻化人口的可持续性,还是与其他人口大国比较,印度都具有明显的人口年轻化特征。大基数人口和年轻化结构直接影响着印度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供给。早在2010 年,印度官方就宣称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已达 3 亿之多。根据美国商业网站Quartz 一篇印度经济学家的文章报道,按照“新中产阶级”概念,印度中产阶级人口已达近 6 亿之多,这意味着印度(潜在)市场的庞大。而且,就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成本而言,印度优势也较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的劳动力市场规模超过 4.71 亿。同时,根据 CEIC Data 网站统计,印度的劳动人口参与率在 2022 年 12 月达 41.3%。印度劳动人口参与率数据按年更新,19902022年期间平均值为 54.2%。此外,印度提供了亚洲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根6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Madhura Karnik,“600 Million People are Now Part of Indias Middle ClassIncluding Your Local Carpenter,”ht-tps:/ 年 11 月 22 日。据 India Briefing 统计,印度的平均月工资为 46861 卢比(566 美元),工资中位数仅为 29400 印度卢比(约 377.82 美元),全国最低工资约为每天 178 卢比(2.16 美元),每月 5340 卢比(约 65 美元)。电商公司 P 的数据显示,2021 年印度的平均最低工资为 95 美元,远低于越南(160 美元)、泰国(220 美元)和马来西亚(258 美元)等东南亚市场。在资本要素方面,受 2019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印度境内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整体减少,但从 2021 年开始逐渐恢复并保持一定稳定趋势。第三,推行“印度教多数主义”,进行“国族再造”。莫迪第二任期,“印度教特性”占据该时期印度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该意识形态为莫迪政府扭转“联盟政治”、弱化地方政府掣肘,以及提升中央决策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工具。同时,也为整合社会资源而进行“国族再造”以提升国家凝聚力提供了“心理产品”。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国民志愿服务团”等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和思想渗透,并对敏感问题和地区加强舆论控制。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自 2019 年8 月以来,克什米尔至少有 35 名记者因报道而面临警方审讯、突袭、威胁、人身攻击、行动自由限制等。此外,莫迪在国内活动中公开支持印度教。在 2023年 5 月印度新国会大厦落成仪式中,莫迪接受印度教祭祀的权杖,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在社会层面,通过宪法、舆论等方式强化印度教人民身份认同,其结果就是凝聚与割裂的双重矛盾明显。首先,在身份认同结果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印度教徒认为自己与穆斯林非常不同(66%),三分之二的耆那教徒和大约一半的锡克教徒表示,他们与印度教徒有很多共同点。其次,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也表现在语言层面。在“如何认同”的判断上,印度教徒比其他印度人更有可能将民族身份与印地语联系起来。虽然印度有几十种主要语言,但大多数印度教徒(59%)认为,会说印地语对成为真正的印度人非常重要。再次,印度人的宗教宽容概念并不一定涉及宗教团体的混7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Dezan Shira,“A Guide to Minimum Wage in India in 2023,”https:/www.india- 年 11 月 22 日。“India:Kashmiri Journalist Held Under Abusive Laws,”https:/www.hrw.org/news/2022/02/08/india-kashmiri-journalist-held-under-abusive-laws,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2 日。Neha Sahgal,“Religion in India:Tolerance and Segregation,”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1/06/29/religion-in-india-tolerance-and-segregation/,访问时间:2023 年 11 月 22 日。Ibid.合。在婚姻层面,印度境内至少三分之二的印度教徒和更大比例的穆斯林教徒反对跨越宗教界线的婚姻。在生活层面,大多数印度教徒对身边非印度教人保持一定的宽容,但希望分开生活。这种主体认同感的增强和非主体群体存在感的减弱,使得印度教内部凝聚力空前,但印度教与其他非印度教团体之间割裂感不断增强,群体间明确界限也使得印度“拼凑性”结构特点更为明显。第四,强势心态与机会主义并存,努力塑造大国形象。莫迪政府开启第二任期以来,强硬态度倾向已成为其对华外交政策的新常态。“加勒万河谷冲突”致使中印关系跌入更深的谷底,至今仍呈现出持续低迷的态势。目前,印度与华不仅难以达成合作,而且屡屡破坏既有的契约;在边界上采取“试探性”的行为,不断挑战中方底线欲获取最大利益。在中印经贸关系上,自 2020 年以来莫迪政府推出强硬、系统且精准的反华政策,覆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工程等多领域。2022 年 1 月开始,莫迪政府以“防止投机性收购”之名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审查。近日,印度政府又要求几家在印中国企业,如小米、OPPO、真我(Realme)和 vivo 等手机制造商,必须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在人文交流方面,审查孔子学院,弱化两国人文交流的意愿,提高对华赴印签证审批难度。机会主义是印度对外关系的另一大特征。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机会主义”特征既体现在应对其想象的由中国带来的地缘压力上,也体现在其处理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关系上。一方面,利用美日等西方国家需要印度配合制衡中国的期待,成功获取外部资本注入并推动军事合作,服务于印度国内发展。首先,莫迪上任以来,印美已经签署代表达成军事盟国的三个基础性防务合作文件,印美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突飞猛进,已形成事实上的“准联盟”;其次,在深化军事合作基础上,莫迪政府还积极拉动日本在印度投资。同时,推动印日基建合作,并与“亚非增长走廊”对接联动南亚、东南亚与非洲大陆以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环;再次,利用中美经济脱钩和后疫情时代美国重塑世界产业链之机,承接在华撤出产业链与投资,助力印度制造。最后,印度不仅利用边界冲突激起的国内民族主义激情禁用中国 APP 并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意图建立排除中国的印度市场,还通过划地、政策优惠和莫迪个人关系吸引更多外国企业赴该国投资。另一方面,利用中国对核心利益的关切,谋取经济收益和政治博弈资本。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印度的配合将实现“一带一路”在南亚稳步推进的目标。莫迪政府利用中国对印度的期待,8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以换取中国在“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和“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的妥协。莫迪政府还把“一带一路”作为联系性议题,以获取与中国博弈的资本,让中国承认印度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包容印版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计划,意图使中国在印度关切的问题上做出妥协。2023 年 7 月,印菲发布 印菲外长联合声明,印度首次要求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遵循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和2016年仲裁结果。随后,印度和菲律宾还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伙伴关系演习(MPX)。从印度积极介入东南亚及南海事务,可以清晰地看出莫迪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投机心理。第五,印人党政治理想能否实现仍面临多重考验。当前,印度的国际地位提升,参与大国博弈能力增强。在“印度梦”的驱使下,莫迪政府对内通过社会整合、经济转型和治理能力的努力,逐步完成国家能力建设三大目标,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印度对外更加熟练地抓住大国博弈契机,将自身意愿和国家间关系结合,从而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周边环境,提高国际事务的参与度。首先,在自身发展方面,印人党国内政策进一步加强,但国内宗教矛盾、民族主义情绪、疫情冲击后的经济恢复等都对印人党执政带来困难。制度优势不能探究一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特定领域政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才是最影响一国发展的根源。一方面,印度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仅仅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无法有效地对其社会实现全覆盖管理。因此,印度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完善的治理体制和能力,但这也正是印度现阶段不足之处。另一方面,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印度自建国以来国内暴力冲突持续不断。2023 年 5 月 4 日,曼尼普尔邦爆发大规模骚乱,表列部落事件成诱因,实质为印度教(梅泰族)和基督教(山地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河谷平原社会与山地社会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CDP)统计,20142022年,印度国内爆发的冲突已致 6313 人死亡。暴力冲突大致可分为有政府参与(如印度政府和印共、中央政府和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与特里普拉邦地方反政府势力之间冲突)和无政府参与(如印度教和穆斯林、反政府组织与平民间暴力冲突)。这些冲突背后是印度自建国以来结构性问题的持续显现,而印度国内反对势力在中央政府强化政治控制阶段,不排除会出现高压反弹行为,因此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其次,印度尚处于经济发展快车道,但迅速崛起难以实现。其原因主要体9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数据来源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https:/ucdp.uu.se/country/750.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问题。一国经济发展需要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过渡发展。但印度从农业向服务业发展是以苏联解体为背景,在本国开放市场之下,借助美国军事信息技术转向民用、商用之机,形成以“外包”产业为主的发展动力。如 IT 行业更多依靠海外市场的需求拉动,且长期以来工业化发展缓慢。工业发展缓慢,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吃力,导致印度现阶段不能创造出满足巨大人口基数的就业岗位。图 1 年各经济部门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布情况(2014-2022)数据来源:Statista https:/ 2011 年购买力平价(1.9 美元)计算,印度贫困率在 10%20%之间。按照 2017 年购买力平价(3.65 美元)计算,印度拥有近 50%的贫困人口。由此,不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以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印度的工业化进程就无法真正地在全国内得到实施。但如果要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印人党政府就必须向束缚印度最广大民众数千年的种姓制度开刀,而这恰恰是推行“印度教特性”的印人党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贫困问题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在印度,其政治和文化甚至文明色彩则要浓厚得多。01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图 2 印度贫困率(按照 2011 年和 2017 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https:/ 2022 年世界投资报告 统计,20202021 年,累计 230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位居世界第二;新加坡位居第六,累计 1740 亿美元;印度累计 1090 亿美元,仅位居第八,显示出印度距离成为全球资本流向的热门甚至首选之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2.巴基斯坦2022 年以来,巴基斯坦的经济困境日益严重,经济困局与政党间激烈争斗引发的政治动荡相互交织,导致巴基斯坦国内发展陷入严重困境。在此背景下,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进一步恶化了国内不稳定局面,使社会和民生问题愈发突出。巴基斯坦经济形势已与政局走向形成紧密的联动关系,其衍生的社会与安全问题的复合影响已成为该国面临的一大挑战。第一,政党斗争引发国内动荡绵延持续。近年来,巴基斯坦执政联盟与正义运动党激烈对抗,政局陷入混乱。持续性的政治动荡是穆盟(谢里夫派)与人民党(布托家族)形成的执政联盟与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之间斗争的外在表现,是巴基斯坦长期畸形政治结构的必然产物。1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2022 年 4 月前总理伊姆兰汗通过不信任动议被罢黜后,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不仅再次公开指责美国介入是其下野的重要推手,而且鼓动支持者频繁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抗议物价上涨和汇率贬值,要求现任政府立即辞职、解散国会并提前进行大选。由于伊姆兰汗发起了多次全国性大规模游行示威,多地爆发警方与游行示威者的冲突对抗。2022 年 5 月 22 日,伊姆兰汗组织的“长征游行”向伊斯兰堡进发。2022 年 10 月,伊姆兰汗发动第二次“长征游行”,期间自身遭受枪击,参议员费萨尔贾韦德汗等 9 人受伤,1 人死亡。2023 年 3 月,由于伊姆兰汗被告贪腐一案面临逮捕,又引发了一系列抗议与骚乱。5 月 9 日,伊姆兰汗突然遭到逮捕,电视画面传遍全国,随即正义运动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开始袭击全国各地的多个军事设施,抗议者与军队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巴基斯坦陆军总部和拉合尔军长官官邸遭到暴徒袭击。在伊斯兰堡,进出首都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被封锁。在白沙瓦,抗议者纵火焚烧巴基斯坦广播电台大楼以示抗议。5 月 12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认定逮捕伊姆兰汗是非法行为,下令立即释放。至此,围绕伊姆兰汗被捕而爆发的骚动和冲突才逐渐平息。伊姆兰汗被捕前后,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正义运动党副主席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和两名正义运动党高级领导人阿萨德奥马尔和法瓦德乔杜里也遭到羁押,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首席部长哈立德库尔希德则被软禁在伊斯兰堡。虽然伊姆兰汗被捕事件最终得到解决,但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的正义运动党和传统豪强以及军方之间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巴基斯坦随时都有再次爆发大规模街头政治运动的风险。国内动荡的政治环境严重地消耗巴基斯坦的内部统筹能力。巴基斯坦执政联盟与正义运动党不仅难以展开实质性对话,反而竞相发表煽动性言论、相互攻击谩骂,使得中央和地方各省的政治僵局难以解决。当应付种种危机、稳固执政地位成为了政府的首要目标,国内经济、民生、恐怖主义等问题自然也就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 2023 年 1 月 30 日,白沙瓦清真寺的特大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巴基斯坦政客们没有将日益增多的恐怖袭击视为国家紧急情况,而是为下一次选举摆出对垒姿态。军方领导人正忙于应对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挑战,而后者则通过批评军方领导以获得支持。随着巴基斯坦选举的日益临近,政治内斗只会更加激烈。第二,经济形势堪忧,危机困局难解。首先,负债飙升与汇率持续下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突出。巴基斯坦经济和债务结构存在显著问题,国内税收基21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础狭窄,汇率波动对债务风险的影响较大,且外部债务依存度较高,财政及对外支付能力长期较弱。巴基斯坦本就是亚洲外债最多的国家之一,而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巴基斯坦面临俄乌冲突引发的严重进口通胀并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灾,致使债务总量进一步攀升。巴基斯坦国家银行(SBP)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3 财年末,巴基斯坦政府债务总额为 61.7 万亿卢比,同比增长 22.1%,包括 39 万亿卢比的国内债务和 22.73 万亿卢比的外债。在 2024 财年,巴基斯坦将面临总额 246 亿美元的外债,除去已偿还的 54 亿美元,剩余债务为 192 亿美元(包含预计展期 124 亿美元)。虽然巴基斯坦现有的外汇储备约为 70 亿美元,但由于财政空间有限和卢比持续走弱,该国面临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在此情况下,20222023 年期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连续三次调整巴基斯坦主权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CCC+”再到“CCC-”,展望从稳定调整到负面。这进一步加剧了巴基斯坦市场恐慌,引发证券市场暴跌、外资注入困难、人才外流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其次,供应链中断,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巴基斯坦经济结构单一,以中低端制造业和资源型产业为主,且易受国际市场冲击。受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逆全球化等多重压力之下国际供应链断裂的影响,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减产甚至关停,致使宏观经济失衡并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全巴基斯坦纺织厂协会(APTMA)在 2022 年 10 月宣布,因电力补贴取消,全国已有 1600 家服装厂关闭,导致 500 万人失业。APTMA 表示,全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低于 50%,纺织品出口从2023 年开始进一步下降,前9 个月为119 亿美元,下降18%。截至2023 年4月,全国 30 家手机组装厂几乎全部关停,其中包括外资品牌经营的三家。其他因需求低迷和经济状况不佳而关闭部分工厂的著名公司包括巴基斯坦最大拖拉机31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4/1)“Pakistans Total Debt Surges Past Rs61 Trillion,Shows SBP Data,”Daily Pakistan,September 6,2023.“Pakistan Faces$6.8bn External Debt Repayment in FY24,SBP Governor Says,”Pakistan Today,December13,2023.巴基 斯 坦 主 权 信 用 评 级 遭 下 调 违 约 风 险 上 升,https:/ 年 11 月 22 日。“1,600 Mills Already Shut:APTMA Announces Nationwide Closure of Textile Factories,”Pakistan Today,October5,2022.BR Web Desk,“Pakistans Textile Exports Significantly Decline in January:APTMA,”https:/ Textile ExportsPlunge 12%Year-on-Year in September:APTMA,”https:/ 年 12 月 5 日。Saurabh Sharma,“Serious Blow:Chinese Experts Leave Pakistan as 30 Mobile Phone Assembly Units Shut Due toCash Crunch,”Business Today,April 2,2023.制造商、最大纺织公司等本土企业。由于无法获得信用证,完全依赖从其他国家进口零部件的巴基斯坦铃木、丰田和本田等汽车组装商也不得不关闭了生产线。同时,信用证延误导致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医药原料、药品和医疗保健设备的船舶和集装箱长期滞留在海港。多家制药公司因“无法承受生产成本”而关闭,全国各地出现药品和设备短缺,迫使医院推迟手术和治疗。此外,因外汇储备短缺和巴基斯坦卢比贬值还造成了原油进口困难,巴基斯坦最大的炼油厂于 2023 年 2 月暂时关闭。2023 年 6 月,壳牌公司宣布将退出巴基斯坦市场,出售其持有的壳牌巴基斯坦公司 77.42%的全部股份。工业增长萎缩严重地拖累了巴基斯坦的经济恢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继 2021 财年增长 5.8%和 2022 财年增长 6.1%之后,巴基斯坦经济预计在2023 财年同比收缩0.6%,其中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预计增长率将分别为 1.0%、-2.94%和-0.5%。再次,通胀率高企,居民生活成本急剧增长。受美联储加息、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冲突的影响,巴基斯坦国内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货膨胀率飙升至50 年来的新高。相比2021-2022 财年11.29%的平均通胀率,巴基斯坦 2022-2023 财年的平均通胀率达到了 29.16%。其中,2023 年 5 月,巴基斯坦通货膨胀率高达 37.97%,这是自 1965 年 7 月份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巴基斯坦超过斯里兰卡成为亚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其中食品通胀率从 2022财年的 13.4%跃升至 2023 财年的 37.3%,而农村地区从 13.0%升至 40.8%,增长了两倍。由于食品、电力、饮料和交通成本大幅上升,2023 年 5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飙升至 38%,创历史最高年度涨幅。在收入下降与物价上涨的共同影响下,巴基斯坦居民贫困问题愈发严重。与 2022 财年相比,2023 财年贫困人口增长 5.2%,大约 1250 万巴基斯坦人陷入中低收入国家(每天 3.6 美元,2017 年购买力平价)贫困线以下。41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Ariba Shahid,“Shell to Exit Pakistan Unit with Sale of Shares,”Reuters,June 15,2023.2023 财年实际GDP 增长基于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计算,巴政府对 2023 财年 GDP 增长的估计为 0.3%,“Pa-kistanDevelopmentUpdate:RestoringFiscalSustainability,”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cfd9113f24c548efdc86dba482a5e2cf-0310062023/original/Pakistan-Development-Update-October-2023.pdf,p.4.Ibid,p.6.Ibid,p.5.“Pakistan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Growth,”https:/ 年 12 月 5 日。Press Release,“Fiscal Reforms Are Critical for Economic Stability,Sustainable Growth in Pakistan,”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3/10/02/fiscal-reforms-are-critical-for-economic-stability-sus-tainable-growth-in-pakistan,访问时间:2023 年 12 月 5 日。第三,巴基斯坦外交政策摇摆不定,呈现出矛盾性特征。鉴于经济危机、安全问题和激烈的政党竞争,巴基斯坦新政府主要关注国内事务,难以大幅调整对外关系。但是,为缓解经济压力,新政府寻求与美国、西方及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这使得夏巴兹政府外交政策既呈现出延续性,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与反复。其一,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夏巴兹政府改变伊姆兰汗的“平衡政策”倾向转而推进双边关系的深化。在振兴经济和引入外资的需求下,夏巴兹对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发展表现积极。在他的领导下,不仅伊姆兰汗任期中进展缓慢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速度得到提升,而且过去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面临的有些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解决。其二,夏巴兹政府软化了对印立场,印巴关系从对抗走向缓解。伊姆兰汗政府时期,印度废除宪法第 370 条和第 35A 条导致印巴关系恶化。同时,印度政府切断了与巴基斯坦外交关系,加之伊姆兰汗对莫迪扩张政策的批评,双边关系呈现僵持与对抗的态势。夏巴兹政府上任后,着力改善印巴关系并致信莫迪,为了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和平与合作水平,需要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和平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争端”。莫迪总理则向夏巴兹上任表示祝贺,并期待南亚走向和平与繁荣。其三,夏巴兹政府寻求与美欧接近。巴基斯坦谢派穆盟和人民党一改正义运动党疏远美欧的政策,转而寻求与美欧接近。伊姆兰汗在俄乌战争爆发时“违背美国意愿”而高调访问俄罗斯,并在被弹劾期间指责美国干涉巴内政等言论严重损害了巴美关系。在被列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黑名单后,巴欧经贸关系的改善也面临挑战。相比而言,夏巴兹政府新任外长比拉瓦尔多次访美,以恢复巴美关系。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阿富汗安全、印度和克什米尔问题等方面达成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基础。2022 年,第 12 届欧盟-巴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