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pdf

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邱靖嘉摘要：解缙为其叔祖解观撰作伯中公传记述生平，其中提到解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受召参与辽、金、宋三史的纂修工作，因上书言当尊宋正统，“大忤群公”而归，并全文转录了他的这篇正统辩。此文饶宗颐编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失收，学界鲜有人知，其实它对于研究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问题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通过考察伯中公传的记载，并结合传世解氏族谱与其他相关资料，可全面了解解观其人及其正统观思想。解观正统辩及其上书事件为了解元末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且有助于观察元寸三史正统问题所持立场之分野，乃到明初朝廷官方的正统论调产生潜在影响。关键词：解观；伯中公传；正统辩；元修三史；正统之争围绕元朝纂修辽、金、宋三史的正统义例之争在元代史学思想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议题，已有许多相关论述和研究。其中涉及的代表性元代人物 有修端、杨维桢、王祎等，他们都有关于三史正统论辩的文字保存下来而常为研究者引述讨论。但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位元人解观也撰有一篇正统辩流传至今，对于探讨元末修三史时的正统争议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却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 意，？较为遗憾。说起解观其人，学界尚缺乏了解，他出自江西吉水解氏，乃是明初 赫 赫有名 的文臣解缙之叔祖，解缙曾为其撰作伯中公传，解观的正统辩就 收录于这篇传记之中。此外，吉水解氏尚有族谱传世，？里面也记有解观的重要信息。今笔者不揣 谫陋，试以解缙所撰伯中公传为中心，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成果（批准号：）代表性论著有：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宋史研究集第辑，台北宋史座谈会编，年，第 页；，“：，；邱树森脱脱和辽金宋三史，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 编，年，第页；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中国史研究年第期，第 页；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古松崇志脩端辯遼宋金正統爸元代仁扫 汀石遼史金史宋史三史 編纂過程，东方学报（京都）第册，年月，第 页；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 页；李哲元修三史与正统之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第 页。据笔者所见，仅刘浦江先生在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一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 年第期，第 页）中 曾提到解观的正统论观点，但未展开论述。年 月日，江西吉水县举办“纪念解缙诞辰周年暨全国首届解缙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参会，其间承蒙吉水二中解寿祥老师、吉水 政协解小燕女士两位解氏宗亲惠示其家传解氏族谱原本，以供学术研究，在此谨致谢忱！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结合解氏族谱及其他相关资料，概述解观生平，并着重分析他的正统观思想及其史学史研究意义。一、解观其人关于解观之生平，最详细的记载就是解缙撰写的伯中公传，这篇传记收录于解缙文集之中。今存解缙文集版本较多，据学者研究，可分为三个版本系统。首先，最早出现的是黄谏辑解学士先生集三十卷，明天顺元年（）刻本，但此本所收诗文较少，其中并无伯中公传。其次，嘉靖年间罗洪先与解缙从孙解桐重辑解学士文集十卷，四十一年（）刊印，伯中公传始见于该本卷八。？后万历中晏文辉及清康熙五十七年（）解缙十世孙解悦两度重刻，均是在嘉靖本的基础上增补诗文，仍属十卷本系统，伯中公传亦皆载于两书卷八，？内容大体与靖嘉本同，有若干文字出人。再次，清乾隆年间解缙十一世孙解韬又重编解文毅公集十六卷，三十二年（）由敦仁堂梓行，伯中公传见于该本卷一 一，其文字叙述与十卷本系统存有 较大差异，后修四库全书即依据此本。又今存解氏族谱修成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其中亦收录有伯中公传，所采用的也是乾隆本。今本文征引伯中公传以嘉靖本为底本，并核校其他诸本，对于一般的文字讹误随文校改，若有重要的内容歧异则予以具体说明。除伯中公传外，解氏族谱卷上载吉水鉴湖解氏族谱世系每人都附有一篇小传，其中解观的小传也是出自解缙之手，主要依据伯中公传约 略而来，但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信息，亦应参考。伯中公传称解观为解缙父解开之“叔父”，则 解观当为解缙之叔祖。解缙在其他文章中曾提到其祖父解子元（字真我，号竹梧）？有“弟观我、求我”，？此二人显然与真我系同辈连名，其中“观我”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角解观，首先需要解释的是他的 名字问题。关于解观之名字，其实解缙在伯中公传起首已有明确交代：“观我，名子尚，人试名观，临川吴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这里提到解观曾有过四个名、字，需要逐一加以说明。许育龙解学士文集版本沿革考，中国典籍与文化 年第期，第页。明解缙解学士先生集，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明天顺元年 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年。明解缙解学士文集卷八伯中公传，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年，第 册，第页。以下引此伯中公传不复注页码，以省篇幅。明解缙解学士全集卷八伯中公传，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万历间晏良柒刊本，叶；明解缙解学士文毅公全集卷八伯中公传，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七年重刻本，叶。明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一伯中公传，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乾 隆三十二年敦仁堂刻本，叶。解学士文集卷八鉴湖阡表，第 页。解学士文集卷六送弟朝夫及第南归吉水序，第 页。据解氏族谱，自解缙高祖解梦斗以下二子应辰、应申分为西房、东房两支，应辰生五子：子 元（字真我）、子苍（字存我）、子文（字先我）、子期（字立我）、子雨（字时 我）；应申生三子：观（字观我）、蒙（字求我）、泰（字成我）。两房同辈排行连通，此八人中解真我最 长，观我行三，求我行五。若 严格来说，解观应是解缙的从叔祖。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从解缙祖父名子元、字真我的取名情况来看，解观当本名子尚，字观我，称解观我者乃以字行。由此可知，其弟求我，亦是表字，其本名当为“子某”，惜就目前所见，文献记载中并未明确提到其原来的 名讳。此外，观我、求我还有一同胞弟“讳子玉，字成我”，其取名、字的形式亦与前者相仿。所谓“人试名观”是说解观我后来在参加科试时更名为解观。据伯中公传，解观我自幼“警敏嗜学”，博闻广识，聪慧过人，“天文、地理、兵刑、历律靡不精究，尤深于易”，在乡里时便已声名鹊起，“从学者益众”。“天历己 已，与弟蒙倶试江西，主事林兴祖欲举为首，彭士奇私于夏日孜。兴祖怒甚，捧两卷却立楹下，徐弟为四、五，乃兄弟不失伦焉，士论庆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与吴文正公论辨星历、宋书，流诵古今，不遗一字，语尝通夕。文正公遂以宋书属之。”天历二年己 已（），解观我与其“弟蒙”一同参加当年江西行省组织的乡试，两位主事 官员林兴祖、彭士奇对解元人选产生争议，最终解氏二兄弟屈居第四、五名。此处“弟蒙”是指解求我，今查嘉靖江西通志所载元天历二年乡试吉安府籍举人，以夏日孜居首，其下为解观、解蒙，可知 解观我、求我二人在此次乡试中分别 更名作解观与解蒙，正与“人试名观”之语相合。次年（至顺元年，），解观、解蒙又一同赴大都参加礼部会试，然未得中。返程时，解观途经临川驻留，与前辈大儒吴文正公澄切磋学问，“论辨星历、宋书”，相交甚欢。这里提到的“宋书”当指宋史，伯中公传称解观“考宋史如指掌”，故吴澄“遂以宋书属之”，即希望他能够编纂一部宋史，后解观果真“著宋书一千卷”，著录于伯中公传之中。也就是在此次会面中，“临川吴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吴澄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解观伯中字说以记之：“乡贡进士解观，天历己 已暨其弟蒙联贡礼部。至顺壬申春，造予山间，留数日，曰：观于名之下增一言而为字，或不吾可。请于内外之尊者，更字伯中，佥谓之允。何如？”当时解观字观我，乃是“名之下增一言而为字”，或有未谛，想更字伯中，遂以此事问之。吴澄遂以易经中的观卦切人，大谈了一番儒家所倡导的“允执厥中”之说，从而论证“观”之名与“伯中”之字语义相联，互为表里，堪称佳配，？于是解观便正式更字伯中。其实，除解观外，吴澄还曾为解观之弟解子玉（后更名为泰）“更字之曰季通”，可见吴澄与解氏兄弟之间多有交往。通过以上考证，我 们可以对解观的多个名、字作出明确的解释其“初名子尚，字观我，人试名观，吴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自天历二年以后，解观之名便通行于世。又据伯中公传记载，至顺三年壬申（），解观“再举于乡，再不第”。遂退居乡里，解氏族谱谓解蒙“字求我，一字仲正，号山泉”，亦未载其本名。解学士文集卷八渊静先生小传，第页。明林庭棉、周广纂修（嘉靖）江西通志卷二七“吉 安府？科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刻本，史部第册，齐鲁书社，年，第页。元吴澄临丨吴文正公集卷七解观伯中字说，国家图书馆 藏明成化二十年方中陈辉刻本，叶。解学士文集卷八渊静先生小传，第页。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 案“乡举解先生观”条王梓 材案语引春雨堂集，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中华书局，年，第册，第 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授徒讲学，创立东山书 院。至正七年丁亥（），“再举于乡”，第三次进人场屋。“明年，试春官，临川吴当见其文知之，恐其复人也，强诋黜之，物论沸然。太史公时在当坐上，怒曰：先生何至是耶！当有惭色。”？吴当乃吴澄之孙，时任国子监丞，他在至正八年的会试中 因恐解观“复人”而强行将其黜落，舆论哗然。这里提到的“太史公”乃指宋濂，他对吴当的行为亦感愤怒，当面提出质问，以致吴当面露惭色。至于吴当缘何“恐其复人”，下节将会具体解释。按照伯中公传的说法，解观经此事件“遂绝意仕进”，？不再参加科举，未曾出仕，然而在地方志中却保存着不同的说法。嘉靖蕲州 志记载“解观，江西吉水人，以易经中进士，第任蕲州录事，执法不挠”，？明确说解观中进士，并出任蕲州录事，弘治黄州府志也提到“解观，江西吉水人，任本州（蕲州）录事，清 廉善政”。此解观乃吉水人，通易经，这与本文所论解缙叔祖解观之籍贯及“尤深于易”的专长相符，且据解氏族谱卷下解氏选举记记载，解观于天历二年、至顺三年、至正七年三次乡试也都是以易参试，可知方志所记的解观就是解缙叔祖，非为他人。上述两部方志对于解观任蕲州录事 言之凿凿，而且在弘治嘉兴府志中还收录有 解观为嘉兴县令陈伯颜所撰的德政记，末署“将仕郎、蕲州路录事解观记，至正十四年三月望日”，可见解观中进士、出任蕲州录事当属事实，且时间应在至正十四年以前。而在至正八年至十四年之间，唯有 十 年乡试、十一年会试这一次开科，因此解观可能在此次科举中第四度人试，并最终进士及第，除蕲州录事。但解氏族人似乎对此不甚了然，解缙撰伯中公传竟不知此事，解氏族谱亦未 载，其中隐情恐已不可考。不过，目前仅见解观曾任蕲州录事一职，并无迁转，故 推测解观可能任满后即隐退，仕官时间不长。伯中公传对解观晚年的记事，不同版本叙述有很大差别，颇堪玩味。兹将诸本异文表列于下，以便比勘讨论。解学士文集卷八伯中公传云：“公尝于居近虎丘山讲学，后又建东山书 院于金钗岭，扁曰丽泽斋，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第页）伯中公传原作“至正丁卯，再举于乡”，诸本皆同。按至正无丁卯年，查（嘉靖）江西通志卷二七“吉安府？科目”至正七年丁亥乡试榜有解观之名（第页），知伯中公传“至正丁卯”当为“至正丁亥”之误。此处“太史公时在当坐上当有惭色”句仅见于解缙文集十卷本系统，且于“先生何”下舛人了一大段解观正统辩的内容，说详下文。康熙本于此句后又多出一句：“公因至胄监，倾动来观，曰：不识解观何状，乃尔奇特耶！”元史卷一八七吴当传，中华书局，年，第似页。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云：“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中华书局，年，第 页。此句原作“遂绝矣仕进”，今据康熙本校改。乾 隆本作“遂不复出矣”。明甘泽纂修（嘉靖）蕲州 志卷六名宦，天一阁藏明代 方志选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年，第 册，叶。明卢希哲纂修（弘治）黄州府志卷五人物？名宦，天一阁藏明代 方志选刊影印明弘治刻本，第册，叶。明柳琰纂修（弘治）嘉兴府志卷一“诗文”嘉兴县尹 承务郎陈公德政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弘治刻本，史部第 册，第页。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表解缙文集所载伯中公传记事诸本异文表十卷本十六卷本嘉靖、万历本康熙本乾 隆本至正辛丑，陈友谅以书招之，遂往，劝以息兵保境，友谅不从。谢病，解机务，为太常礼 仪院判，养病著书。江州破，死焉。至正辛丑，陈友谅屡书聘之，乃往，劝以息兵保境，友谅不从。遂谢病著书。江州破，死焉。至正辛丑，陈友谅屡书聘之，不往，以书劝其息兵保 境，友谅不从。遂谢病 著书。江州破，死焉。元末群雄并起，至正二十 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都于江州（今江西九江）。伯中公传诸本均提到至正二十一年辛丑陈友谅曾征聘解观为其效力，但对于解观的选择和行事诸本所记不同。较早的两种明刻本均称解观应召面见陈友谅，劝其息兵保境，未被采纳，解观遂称病不预机务，出任太常礼仪院判，养病著书。清康熙刻本所记内容大致与明本相同，但有两处改动：一是将陈友谅“以书招之”改作“屡书聘之”，显示出陈友谅对解观这位名士求贤若渴；二是删去了解观曾在陈友谅朝廷为太常礼仪院判这一情节，径谓“遂谢病著书”。到乾隆刻本时，此段文字的样貌又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称解观没有应召去见陈友谅，而是“以书劝其息兵保境”，这与明刻本的说法截然相反。不过，诸本记解观之死皆谓“江州破，死焉”，没有歧异。按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攻克江州，？解观想必是因为这场战乱而亡，说明他当时身在陈友谅都城之内，这就与乾隆本的说辞产生矛盾，既然解观未投奔陈友谅，那又怎 么会出现在江州呢？其实，通过表诸本比勘可以清楚地知道此段叙事文本的衍变过程。靖嘉、万历两个明刻本应当保存了伯中公传的原始面貌，解缙的记载原本是说解观接受了陈友谅的征聘，他在当面劝友谅息兵保境未成后并没有 辞官归家，只是“解机务”而已，改任太常礼仪院判这一清闲职务，居于江州，故城破时“死焉”，合乎情理。靖嘉、万历本的主要编辑者罗洪先和晏文辉皆非 解氏族人，对这段史事并无忌讳，遂照 录原文。然而至清代重编解缙文集时，主持其事的乃解缙的直系后裔十世孙解悦及其侄解韬。？康熙末解悦在重新编辑解缙文稿时尝“订其化诬”，？大概他觉得解缙叔祖解观曾出仕伪官，不大光彩，于是为尊者讳，删落了原文中的“谢病，解机务，为太常礼仪院判”一句。至乾隆中解韬重刻时，又“订其讹谬”，显然是在康熙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篡改史实，称解观不受陈友谅征聘，将原来的“遂往，劝以息兵保境”改作“不往，以书劝其息兵保境”。这一改动表面上看似 乎天衣无缝，但若细究起来，实与下文“江州破，死焉”句 有所龃龉，并非没有破绽。今幸而尚存有 解缙文集的早期版本，方得以知晓有关解观晚年的真实记录。据伯中公传仅知解观卒于至正二十一年（），而未 载其生年，对此现存解氏族明史卷一太祖纪一，第页。明史卷一太祖纪一，第页。据解氏族谱记载，解韬自幼 失怙 恃，实赖伯父解悦“抚育造就，蔚为国器，犹子比儿，未足 喻也”，可见两人关系之深。解学士文毅公全集书后解悦跋，叶。解文毅公集书后解韬跋，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谱可补其阙。族谱记载解观“生元大德丁酉”，即大德元年（），“享年六十有五”。伯中公传谓解观死后“归葬里之上斛山”，他一生著作颇丰：“著宋书一千卷、天文星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阵图注武经刑书通考一卷。作万分历，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 四书大义 周易义疑通释 古赋拦江网 策场备要，今行于世。”二、解观正统辩伯中公传记述解观生平，其中有一事 最为重要，需要单独加以申说。其云：“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诏来起修三史。”是年为至正三年（），三月元顺帝“诏修辽、金、宋三史”，危素 时任经筵检讨，奉命往河南、江浙、江西“购求遗书”，大概同时也负有举荐修史人才之责，盖因解观精熟于宋史，又“其所尝私录宋、辽、金事甚富”，？故危素荐其预修三史。其实，除危素以外，解观还得到了当时主事史官的赏识和推荐。杨士奇于解观所撰策场备要一书的跋文中称“至正中，修辽、金、宋三史，欧阳楚文公、揭文安公交荐之”。这里提到的两人即欧阳玄与揭俣斯，至正三年诏修三史，二人出任总裁官，这两位高级史臣交相举荐解观，足见对其之器重。在这种情况下，解观遂 应召赴京，参与三史修纂。成廷珪尝作“送解伯中赴史馆召”诗，并叙其撰作缘由：“至正癸未，朝廷以史事遣使，起河东张先生于广陵。明年史局 开，又于广陵征庐陵解先生。广陵连 有二盛事，睹兹荣美，赋诗为别。”“至正癸未”即至正三年，“河东张先生”是指山西晋宁人张翥，“会朝廷修辽、金、宋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次年解观又被召人史馆，因二人皆征召于广陵，故时人以之为荣。由此可知，解观应召赴京当在至正四年于广陵授徒时。？伯中公传记云：“伯中至京，上书，其略曰：辽与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本朝而已。而所以定二国之统者，盖有四说焉：一曰明国朝之大体，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证时 贤之确论，四曰审事变之微权。”解观抵京人史馆后，上了一封奏书，表达他对三史纂修正统义例的看法。当时修三史，都总裁脱脱确定的体例是辽、金、宋“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各自成书。解观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辽朝 与元朝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且辽朝史事在五代史中已有所记载，故可置而不论，应着重论证宋元相承之正统，于是他在奏书中从“明国朝之大体”“稽先哲之成法”“证时 贤之确论”“审事变之微权”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全文亦载录于伯中公传：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页。明史卷二八五危素传，第页。伯中公传称危素为翰林院典籍，或不确。明危素危学士全集卷三史 馆购书自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 乾 隆二十三年芳树园刻本，集部第 册，齐鲁书社，年，第 页。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一八解观策场备要跋，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九年 黄 如桂刻本，叶。东里文集续编卷一八解观策场备要跋，叶。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页。明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二，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叶。元史卷一八六张翥传，第 页。伯中公传云：“公授徒广陵。广陵天下繁华极处也，然歌舞未尝敢近。”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钞本，史部第册，第 页。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恭惟太祖皇帝龙兴朔土，征伐四克，启运立极，前无所因，盖此班固所 谓得天统者也。当是时，金源余蘖尚假息河南。至太宗皇帝，然后平中原之地，践为荆榛，所得户口无虑百万。当是时，宋犹夹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后平 宋，以上接百王之统。东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户口乃一千三百万，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论之，天朝 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 宋在后，而事体重。今议者乃欲以先后为尊卑，而不知本轻重以正其大体，且得以辨其先后不通之说。夫今之职制先至者居右，议者之论盖本于此。臣愚观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犹人家长幼，先生者为兄，先死者得为兄乎？推之于国，先兴者为尊，先亡者得为尊 乎？此先后之论所以不通也。若论轻重，则理易 明矣。今之断例二事，俱发以重者论，是重可以该轻，轻不得以掩重也。在礼，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开创启运之功，庙貌为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庙貌为祖。盖以启运平 宋，二者俱重故也。议者乃欲援金以为正统，如此则承金统者，实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称宗，即有平金之事为轻，明矣。若天朝正统，截自此始，则推之于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统者，不白矣；引之于后，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统者，不著矣，此轻重之理所以易 明也。臣愚所 谓明国朝之大体者，此也。有宋则及于汉而过唐。其君则有若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贤明之主。其大臣则有若李 忠定公、张忠献公、赵忠简公，皆杰出之佐。论道学，则有周、程、张、邵、朱、吕之继统。论文章，则有欧、苏、王、曾之名世。论逸隐，则有陈抟、魏舒、林逋之清高。论忠义，则有若李若水、杨邦乂、李芾、赵韩王、李文靖公、寇莱公、王沂公，有若范文正公、富郑公、韩魏公、司马温公，有若文天祥之死节，类皆炳 炳烺烺，足以追迹三代，汉唐比之隘矣。至于辽则 与宋相邻百五十年，金则首末百二十年。辽惟圣宗、道宗二主历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历四十余年，皆与宋讲和，号为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兴礼乐、崇文治方之，恐犹有迳庭也。然则宋之为宋，比之汉唐有光；辽金之为辽金，比之元魏而尤慊。譬之凫雀短长其天素定，恐非人力所得而继续增损也。臣愚所谓尝稽先哲之成法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靖康统绝，则金当续矣。”臣愚应之曰周幽王尝陷西戎之难，平王东迁，宗 周黍离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义，则 周之统未尝由幽王而遂绝也。晋怀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渡，神州陆沉矣。朱 子作纲目亦复帝晋，则晋之统未尝随怀愍而遂亡也。圣贤经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书：“楚之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夫。”诸侯）（不书名，春秋法也，时书名者恶其谖诈凭陵，诱执中夏之君而狀之也。金人之在靖康，专以讲和诳惑 为术，卖国之臣从而信其欺，屏撤守备，括金￥巨亿以填溪壑，卒诱执二帝，驱迫三千口于绝域。其怀谖级毒，奚趔楚处之所为哉。仁人志士，至今为抚卷愤惋。夫狙诈狐媚以取天下，石勒犹且羞之，矧大道为公之世乎。仰 惟天朝以淳庞忠厚，天心修史垂训，所宜取法春秋，永昭鉴戒，若中华正统强不义者，遂可躐居，恐倾夺成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世郝文忠公谓纲目既正蜀汉之统，而旧史尚仍陈寿之作，乃著续后汉书以反之正。姚文公谓昭烈既以帝（书，而后 主尚袭旧号，乃著国统离合论以裨其阙。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言宋承中华之运，世祖皇帝 绍运抚图，淮安王弼成至统。宋正献公修经世大典，其叙平 宋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以上接百王之统。”又述补邵一首曰：“元魏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辽之伯日抱珥也，此非有爱于宋而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私之也。”独东原谢端著书，以主金辽，亦欲自为私说而已，初未尝谓可加于宋也。且既以高宗 为徽宗嫡传，非汉晋疏属之比，则昭烈、元帝犹得上承正统，于高宗复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为四代史。夫五代贤君仅有周世宗，而欧阳文忠公史笔与司马子长争雄，乃欲易之以进刘君，而使契丹不几下乔入幽之甚乎。臣愚所 谓证时贤之确论者，此也。）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复仇，尝屈节称臣于金，岂复得居正统。”臣愚又应之曰唐高祖称臣于 突厥矣，然颉 利卒为太宗所擒，唐之统固自若也，而何有于 突厥。晋高祖称臣于契丹矣，德光入汴，卒不能与汉争，则晋统自有继之者，而何论乎。契丹大抵仓卒举事，不能仗义自立，而屈己称臣于人，岂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继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则立雪其耻，不幸如出帝则自底灭亡。然而中夏有主，则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变其统，此五代史记所以系汉系周，而初无与于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误于奸臣而又为梓宫、太后屈尔。方是时粘罕既死，兀朮屡到，刘锜大捷于顺昌，而岳飞乘势独克，有虎视燕云之势，陕西、山东、两河忠义之士蛸毛而起，自非秦桧矫诏杀飞，举垂成之业而弃之，则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继世，定为叔侄之国，则金世宗已让高宗 为兄，与澶渊之盟无几矣。延乎理宗，遂夹攻蔡城，虽复天兵之力，然而珍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仇耻矣。盖金之兴既在宋后，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统始终，自当属于皇元，彼何与于此哉。臣愚所谓审事变之微权者，此也。以上全引解观正统辩之文，但需要说明的是，解缙文集所载伯中公传诸本存有严重的文字钟误。上引第三段落，括号中“书而后主尚袭旧号臣愚所谓证时 贤之确论者此也”与“或者又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杀之于申夫诸侯”两大段，在嘉靖本中原误置于下文讲至正八年科举解观为吴当所诋黜 时言“太史公时在当坐上，怒曰先生何”句之后；又“不书名春秋法也人欲肆而 天理灭矣”一段，嘉靖本误接续于“姚文公谓昭烈既以帝”句下。万历、康熙刻本的文字情况与嘉靖本相同，知 解缙文集十卷本系统的记载皆是如此。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海收录伯中公传时已注 意到其中的文字错乱，并试图加以改正。他将“书而后主尚袭旧号其叙平宋”移置于“姚文公谓昭烈既以帝”后，又将“不书名，春秋法也”云云移置于“杀之于申夫诸侯”后，但自“曰世祖皇帝遂能一六合”及“或者又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以下两整段则 未 能妥当地插人到解观正统辩的正文之中。乾隆中，解韬重编解缙文集，大力订正旧本之讹谬，对这篇正统辩的文字做了全面的梳理。他删去“书，而后主尚袭旧号，乃著国统离合论以裨其阙”一句，将“元清河公作淮安王神道碑而使契丹不几下乔人幽之甚乎”一段移置于“先世郝文忠公谓”之前，而“臣愚所谓证时贤之确论者，此也”句则置于“先世郝文忠公谓人欲肆而 天理灭矣”段后；又将“或者又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杀之于申夫诸侯”一段移至上引第四段落“彼何与于此哉”句后。经过这番调整，乾隆本的文字似乎显得比较连贯，但若细究起来，其实文义并不通畅，未能真正复原其文字语序。据我所见，上述在嘉靖本中原误置于后的两段都是引述前人论著之言以说明正统问题，故应皆 属解观所谓“证时 贤之确论”的内容；而清黄宗羲明文海卷三九四文苑一解缙伯中公传，中华书局 影印本，年，第册，第 页。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或者又曰金人尝甘心于徽钦”云 云当为这部分论述的起首，其后“杀之于申夫诸侯”及“姚文公谓昭烈既以帝”两句下可参考明文海本，分别接续“不书名春秋法也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和“书而后主尚袭旧号臣愚所谓证时 贤之确论者此也”两段。以上引文就是据此重新整理而来的，如此当可大致恢复解观正统辩的原貌。除了这种大段的内容错乱之外，伯中公传诸本还有不少零散的文字讹误，笔者亦做了仔细校正，如嘉靖、万历本误首句之“太祖”为“世祖”，“经世大典”诸本皆脱“经”字等，兹不赘述。解观的这篇正统辩洋洋近两千言，其核心论调是“正宋统以概举辽金”，具体而言，则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明国朝之大体”，分析蒙古灭金、平宋之史事，以说明“天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故元朝当承宋统。其二“稽先哲之成法”，胪列宋朝诸多明君、贤臣以及文学、忠义之士，认为宋朝之文治超迈汉唐，而以辽、金逊于北魏。其三“证时贤之确论”，主要驳斥有人提出金灭北宋、掳二帝故当承宋统之说。他引春秋和朱熹通鉴纲目以论证西周至东周、西晋至东晋正统不绝，两宋之际的情况亦与之相仿，金朝“怀谖纵毒”，以“狙诈狐媚”而取天下，手段不正，不当承宋统，今元朝修史宜取法春秋，斥金之不义。又举述元人郝经著续后汉书、姚燧作国统离合论以正蜀汉之统，元明善撰淮安王神道碑、宋装修经世大典皆以元世祖平宋而接续正统，况且宋高宗为徽宗嫡传，益可证宋统之正，金不得人，从而论证元承宋统之确凿。其四“审事变之微权”，主要解答宋高宗不能抗金复仇反而称臣于金故不得居正统的质疑。他先引唐高祖称臣于突厥、晋高祖称臣于契丹的故事，以说明此皆为权宜之计，华夏之正统未变；又举述史事论说高宗本有克复中原之势，但为奸臣所误导，以致功败垂成，然至孝宗改订宋金和议，扭转南宋的臣属地位，定为相对平等的叔侄之国，后至理宗时灭金雪耻，则“宋统始终，自当属于皇元”。经过这一番论证，解观充分阐述了元朝当承宋统的理由，故辽、金、宋三史纂修自当以宋史为主，附载辽、金。解缙在伯中公传中表示“诚以此说而勘会之，则群疑冰释，大道天明。正宋统以概举辽金，公议表著，人心压服，永有 辞于万世矣”。然而事 实上，解观上书之后并未达到“人心压服”的效果，反而招致史馆同僚的非议和排挤。伯中公传谓“时任事多右金统，又夷夏之辨当时所讳。书上，大忤群公，公亦径归”，可见当时任事的史臣们大多主张辽金正统，且对汉人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多有 忌讳，故解观的言论自然“大忤群公”，于是解观悻悻而归，主动离开了史馆。解缙撰重修家谱题辞称“后伯中奉诏修三史，论以宋为正统，小人龃龉，拂衣竟归”，亦指此事。杨士奇也说解观人史馆“征至，论议不合，竟去”。尽管解观参与修三史的时间不长，但他的一些史论见解仍被采纳，伯中公传提到“其后书成，天文、历律多窃取公余论”，此外他所进献的大量辽、金、宋史资料，“朝廷得其书，悉采用之”，可见他的征召人馆对于三史编修仍有直接帮助。元姚燧牧庵集卷三国统离 合 表序，查洪 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第 页。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四部丛刊本，叶；卷四一经世大典？政典总序？征伐？平宋，叶。解学士文集卷五解氏族谱题辞，第页。东里文集续编卷一八解观策场备要跋，叶。同上。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关于解观这篇正统辩的史学史意义及其为何“大忤群公”的问题，且留待下节详论，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此事对解观后来科举落榜的影响。上文提到，至正八年解观第三次参加礼部会试，时任国子监丞的吴当“恐其复人也，强诋黜之”。所谓“复人”，暗含解观曾一度人朝 为官之意，其实指的就是此前至正四年他被召人史馆。据记载，吴当“会诏修辽、金、宋三史，当预编纂。书成，除翰林修撰”，可知吴当全程参与了三史纂修工作。解观人馆进上正统辩，他必定知晓。按吴当系吴澄之孙，曾侍奉左右，而上文已指出吴澄与解观乃忘年交，则吴当从情理上来说不应诋黜解观。“恐其复人”一语暗示出吴当之所以不愿解观人仕或与其前次在史馆的经历有关，当时解观上书“大忤群公”，吴当很可能就是“群公”之一，因与解观的史观不合，故生嫌隙，惧其“复人”。伯中公传乾隆本将此句改作“恐其人而有为也”，显得吴当乃因嫉贤妒能而黜落解观，实则抹杀了明本原文所隐含的深层语义，并不妥当。由此可见，至正四年解观在史馆中的正统论辩对其人生命运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三、从解观上书事件看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说起解观的正统辩，不得不提在元代旷日持久的辽、金、宋三史正统之争。这一争论其实渊源甚早，最初肇始于金朝灭亡之年。天兴三年（）正月，蒙宋联军灭金，当年九月十五日，有数位金朝遗民在东平府一处私宅聚会，“坐客问云：金有中原百有余年，将来国史何如 尔？”有人答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淮以南，赵氏不绝。金于宋史中亦犹 刘、石、符（苻）、姚，一载记尔。”即主 张尊宋统，仿照晋书将同时期的北方政权列 为载记之例，亦以辽、金为载记，附于宋史。然而燕人修端不赞同此说，予以驳斥，并与坐客发生争辩，他认为：“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臣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 宋史。”即将五代、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仿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宋室南渡以后为南宋史。这场辩论被修端详细地记录下来，约两千字，载于王恽玉堂嘉话，后又为苏天爵收人国朝文类，题作辨辽宋金正统，？是为最早的一篇讨论辽、金、宋三史编纂正统义例的文字。修端等人有关三史纂修义例的争辩尚属学理层面的讨论，并未付诸实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设立翰林国史院，正式 任命翰林学士承旨王鹗修辽、金二史，？由于当时南宋未亡，所以并不涉及辽、金、宋三史正统如何处理的问题。直至 至元十元史卷一八七吴当传，第 页。今本宋史书后所附“修史官员”列有国子助教吴当。中华书局，年，第 页。元王恽玉堂嘉话卷八，杨晓春点校，中华书局，年，第 页；国朝文类卷四五修端辨辽宋金正统，叶。以上引文以玉堂嘉话为底 本，据国朝文类校正。又修端参与的这场三史正统论辩发生 于年，参见李治 安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编内陆亚洲历史 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第 页。元史卷四世祖纪一，第 页。解观与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三年（），元朝灭南宋，又采纳大臣建议，增修宋史，于是三史纂修之义例问题便真正浮现出来，成为摆在史官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元世祖时，辽、金、宋三史并未修成。此后，从元仁宗至文宗朝，曾多次诏令编纂三史，但最终皆不了 了之，均无下文。？据时人评论，三史之所以屡修而不成，除了“文书阙略”“故老且尽”等客观因素之外，主要还是由于三史正统义例之争的问题，虞集即谓“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当时朝野间论及此事，争议的分歧其实主要就是当初修端等人聚会时提出的两种对立观点。其中，一派意见仍主张独尊宋统，以辽、金为载记，附于宋史。如袁桷于英宗朝修三史时进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其中一条谓“宋代疆理，北不尽燕城，南不尽交趾，西不尽灵夏，东不尽高丽。宜仿晋书载记，各纪其事”，并列出若干“当访寻四境关涉诸书”，其中有辽金誓书国书本末 使辽录。？由此可知，袁桷建议将宋朝 周边邻国均列人宋史载记，辽、金也包括在内，显然是取独尊宋统说。另一派意见则支持修端倡导的南北史例，如后来的顺帝朝史臣王理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此外，虞集在文宗朝修史时还提出过一种看似回避争议的想法：“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但实质上，虞集此说与修端的南北史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辽、金不称北史，各自为名而已。元顺帝即位后，又有史臣建议编修三史。约在至元末或至正初，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崾崾利用一次向顺帝进读资治通鉴的机会，“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至正元年（）授经郎危素亦奏请编修，二年三月又有“中书奏修三史”，获顺帝恩准。但晚至三年三月，才正式“诏修辽、金、宋三史”，以 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俣斯为总裁官。在此期间，史臣们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三史纂修的正统义例问题，一如既往，两派意见针锋相对，或以宋为正统，附载辽、金，或持修端之南北史说。？在时人看来，后者实质上乃是主承金统，故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 刘叔熙远游序：“世祖皇帝时，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国可灭，其史不可灭，。上甚善之，命史官修辽、宋、金史，时未遑也。”四部丛刊本，叶。参见邱靖嘉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年，第页。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叶。元袁桷撰、杨亮校注袁 桷集校注卷四一修辽金宋 史 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中华书局，年，第册，第 页。以上引文标点 与袁桷集校注有所不同。元陈徑通鉴续编卷首至正二十二年张绅通 鉴续编叙，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 本丛书影印元刻本，第 册，第 页。道园学古录卷三二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叶。元史卷一四三崾崾传，第页。明程敏政编皇明文衡卷四八吴讷书宋丘公岳家传后云：“顺帝至正元年，因授经郎危素请，始诏修之。”（四部丛刊本，叶）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国字”条，中华书局，年，第 页。同书卷三载杨维桢正统辨云：“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宁殿，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奏命史臣纂 修宋、辽、金三史，制曰可。”（第页）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页。？参见明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卷六一元纪一至正三年四月条，四库未收书辑刊第辑影印明吴中珩刻本，北京出版社，年，第册，第 页。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四十四辑）危素分析这场争议称“今主宋者曰宋正统也，主金者曰金正统也”，这其实就涉及三史正统之争背后的一个敏感问题，即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宋还是来自辽金，换言之是 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对此，危素似不赞成以上二说，而又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者也”，这比较接近于后来王祎的“绝统说”。总之，在至正初议修史时，围绕三史正统的纷争不绝于耳，持论未决，此事 最后由中书右丞相脱脱一锤定音。权衡庚申外史记曰：“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 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最终决定采用先前虞集曾提出过的方案，辽、金、宋“三家各为书”，至正三年发布的修三史诏随即 明确了“分史置局，纂修成书”的基本工作体例。在脱脱“独断”之下，有关三史正统的争议虽暂时得以平息，但这并不代表各方均赞同脱脱的做法，相反仍有许多人对此忿 忿不平，庚申外史记此事后言“然君子终以为非也”。上述解观正统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具体来说，解观的这篇文字及其上书事件对于讨论元修三史的正统之争有以下两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为了解修三史过程中史馆内部的正统争议情况提供了一个详实 鲜活的案例。都总裁脱脱确定辽、金、宋“三国各与正统”的修史体例之后，世人对此多有非议，研究者关注最多的就是杨维桢正统辨。至正四年三月，辽史率先修成，杨维桢认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