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纾解.pdf

2024 年第 2 期37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纾解孙冲亚摘要：弱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时，也会在增殖性法则和全球化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诱发意识形态风险，原因在于：一是弱人工智能过度关注“数字化身”，致使主体所在的“意义世界”发生混乱；二是弱人工智能具有“去政治化”特征，这会加剧技术自由主义思潮弥散，削弱国家意识形态的共识整合能力；三是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弱人工智能具有监控特性，意在传播西方价值时规训“他者”。在唯物史观展开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必须从认同重塑、意义祛魅和技术反制等维度出发，积极应对弱人工智能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关键词：弱人工智能：意识形态安全；监控资本主义；数字自由主义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03710当前，以自动识别、智能算法和监控技术为代表的弱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极大提升，构序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宏伟图景。然而，在技术逻辑必然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根本逻辑下，中国也面临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困境。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比以往都要复杂。为了加快实现“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必须“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a因此，深度剖析弱人工智能可能诱发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不仅是推动中国意识形态治理化被动为主动，还是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安全建设新境界的题中之义。一、弱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逻辑理路弱人工智能作为垄断资本支配人类的新型载体，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弱人工智能是承载人类未来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可能场域，其在禀赋主体意志和能力的同时，大量融入了“属人”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一方面，弱人工智能以攫取剩余价值为叙事方式，能够帮助某些国家以“技术中立”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红色礼仪源流研究”（项目号：22&ZD240）、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革命文化涵育国家政治安全的逻辑理路与深化路径研究”（项目号：2023QN07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孙冲亚，男，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安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a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3 年 5 月 31 日。38的方式完成文化渗透。另一方面，弱人工智能作为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共谋”产物，隐喻着西方国家“权力的领土逻辑”，即西方国家为了巩固技术霸权，正在着力建构一个“中心外围”的技术等级景观。（一）弱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增殖性法则资本主义具有涉足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天然冲动，随着人类社会加速向数字形态演进，资本主义在运行机制、外部形态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当前的弱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共同产物，在“资本叙事”能力上远超其“意义叙事”能力。实现资本增殖乃是弱人工智能的首要目的和最高原则。在数据日渐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后现代社会，资本逻辑意在将数字规训为主要牟利工具，进而操控数字领域内的一切生产和消费活动。从追求剩余价值的角度看，弱人工智能背后的数字资本同传统资本并无差异，均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和劳动剥削逻辑的物化呈现和价值表达”。然而，数字资本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利用数字技术扩大商品化范围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积累动力，以克服新自由主义的停滞与僵化”a，推动社会经济结构不断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数字资本主导下的弱人工智能听命于资本逻辑。弱人工智能虽然只是实现对人的思维的模拟刻画，但也会被嵌入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价值理念、文化体系。按照资本主义的一般运行规律，当数字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建构与之适应的意识形态，以此掩饰其剥夺性积累行为。戴维 哈维曾指出，资本始终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自诞生起就把“同类相残、掠夺成性和欺骗不公等行为内化成了自己的固有属性”b。以此观之，弱人工智能自出场伊始就被粉饰为纯粹“价值中立”，在这里所有人的需求、快乐和预期似乎都将得到满足。OpenAI、微软、谷歌等科技巨头涌入人工智能领域，根本原因是受到了资本逻辑的驱迫。所谓数字资本逻辑，指涉一种生成于数字活动并持续发挥稳定作用的市场机制，以实现数字的剥夺性积累为目标。在数字革命语境中，弱人工智能被描述为具有驱动作用、“解放”意义的存在，其内在的剥削实质、异化机制则被隐匿起来。事实上，数字资本的获利方式并不神秘，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通过数据生产分权化、数据收集中心化和垄断性定价，实现人工智能商品的超高溢价；二是基于平台协议合作布局弱人工智能，设立形式多样的IP运营矩阵，通过付费、订购、租赁和广告等实现利润变现；三是依托算法推荐技术抢占虚拟空间“居民”注意力时间，通过强化用户黏性实现“流量变现”；四是对数字劳工进行非雇佣剥削，通过塑造“人工即服务”的理念实现数字生产力的大众化。c无论弱人工智能被资本以何种形式粉饰，其意识形态属性决不会轻易“消褪”。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d。随着人类生活进阶到“赛博格”阶段，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将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一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历史地看，由于受到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数字资本主义在基本形态上将发生显著变化：在增殖路径上，不再只是依靠压榨纯粹的数字劳动，反而越来越依赖于数字领域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需要指出，这里发生变化的只是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资本通过汲取活劳动而增殖自身的本性没有变，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和宗旨也丝毫未变”e。要之，弱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数字技术“群聚效应”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实现增殖、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若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宰制与操控，弱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再是自由、解放和意义，只会加深人在数字世界的物化程度。（二）弱人工智能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全球化逻辑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全球化”是技术帝国主义价值同化的潜隐逻辑，旨在占领全球技术空间。列a史孝林：数字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22 年第 3 期。b 美 戴维 哈维：新帝国主义，付克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87 页。c黄再胜：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3 期。d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44 页。e白刚：数字资本主义：“证伪”了资本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2024 年第 2 期39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a基于现代帝国主义“权力的领土逻辑”分析，资本主义为了建固自身在弱人工智能领域的霸权地位，势必促使数字技术同帝国主义发生耦合。伴随着弱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帝国主义的阴影将再次以新的面目统摄全球。尽管资本主义声称弱人工智能严格遵从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但是当技术要素被西方寡头公司牢牢掌控时，必然会沦为它们进行技术殖民的帮凶。究其实质，数字资本是一种“社会化”逻辑，还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国际关系的巨大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b。在数字文明时代，帝国主义在形态上加速演化的同时，完整地继承了在全球扩张、掠夺他者的霸权基因。然而，同传统的帝国主义体系相比，帝国主义在弱人工智能时代有着更加迫切的空间权力诉求，在扩张形式上也更具隐蔽性。进一步说，在以弱人工智能为主要载体的数智化时代，西方国家或将放弃直接占领他国领土的野蛮行径，而将掌控数字世界作为新的殖民方式。一方面，西方国家为了建构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技术霸权，牢牢掌控着数字基础设施和协议标准制定权。当前，西方国家拥有制定弱人工智能规则和标准的绝对优势，高度重视在数字领域设置议题的能力，善于通过运用“规范性权力”重塑全球数字标准和管理体系。c这种规范性权力是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的延伸，为其在全球行使“长臂管辖权”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编造“数字乌托邦”的谎言粉饰其掠夺本性。西方国家为打造一个以自身意志和利益为主导的数字世界，试图使人们确信弱人工智能超越时空限制，孕育出超出想象的崭新文明。对此，西方国家常常打着“技术向善”和“技术正义”的名义在全球开疆拓土，热衷于驱迫“他者”被其所同化。在此过程中，数字寡头公司充当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急先锋，意图在弱人工智能领域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权力主体。以美国微软、OpenAI 和谷歌等公司为例，在国内层面，它们为了从政治权力交易中获利，常常通过算法推荐、结果排序等方式操控政治选举、选民投票和统治架构；在全球层面，则仗着数字技术的迭代优势，秘密监控全球数字服务器平台信息，传播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通过集结异议者施行“颜色革命”。依据哈特和奈格里的全球化理论分析，一种“非集中”和“非领土性”的世界秩序将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确立。弱人工智能在“形式化运动”中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能够“驱动资本逻辑突破任何地方性的界限从而获得全球性的展现空间，并由此构造出资本全球化独特的时空现实”d。换言之，数字资本作为一种具有全球化逻辑的结构体制，“无止境的致富欲望”e要求创造一个可以无限增殖的“超大陆”。事实表明，弱人工智能比以往任何一种媒介都更有影响力，能够使文化主体不再受制于物理空间局限。在未来绝大部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都可以在虚拟世界流通，不同文明体的价值理念、文化传统也会被传递到所有地方。然而，尽管弱人工智能技术在目前尚未成熟，但其技术特征、发展形态却已经暴露出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并集中体现在技术霸权、技术安全和技术变革等维度。要之，弱人工智能作为资本主义和数字技术合作的产物，难以逃脱沦为西方国家霸权推行工具的宿命。二、弱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多重症候弱人工智能是人们对未来时态进行叙事的一种新生事物，却可能成为异质意识形态交融交锋的主战场。作为一种超级智能的物质技术架构，弱人工智能表现出了“二重性”特征：弱人工智能强调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共在，能够帮助人们形塑身份、连接对象和维护权利，表征着以数字化为主要形态的“人a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86 页。b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79 页。c蔡翠红、张若扬：“技术主权”和“数字主权”话语下的欧盟数字化转型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22 年第 1 期。d谢亚洲、张潇梦：价值的形式化运动与资本全球化的时空结构，社科纵横2022 年第 1 期。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9 页。40类世”的到来a，从传播层面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渲染力、穿透力、认同力和共情力。与此同时，西方数字寡头在对弱人工智能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定义后，还将其规训为帝国主义宣扬价值理念的数字场域，由此给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数字化身僭越：解构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功能弱人工智能具有无限复制主体身份的可能性，主体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具体场域建构出多元“数字化身”（avatar）。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在物理形态和社会功能上均会发生改变，从“自然人”向“数字人”进阶。身居其中的每位“居民”都会被赋予一套身份编码，表征着用户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例如，元宇宙中的数字化身可以深度模拟与复刻人类的各种触感、知觉，因此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生活场景。以韩国 Com2uS 在 2021 年发布的预告产品Com2Verse为例，该公司力图打造一个现实连接虚拟、工作与休闲结合的元宇宙生活圈。这里包括智能办公、商业、主题乐园和社区世界，旨在满足不同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多重需求。其中，在办公世界，用户可以完成上班打卡、会议汇报、文件处理等事情。诚然数字化身的出现有利于消除“社会的藩篱”，使得主体交往朝着交互性和“非中心化”的方向演进，让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占有交往关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数字化身在削弱人们真实身份认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主体的生存意义造成混乱。意义世界是由“现实的人”建构而成，现实身份感的弱化势必削弱意义世界的在场根基。依据身份建构的理论识见，人的“身份”不是真实“本我”的彰显，而是各类生产生活关系投射出来的关于自身的社会映像。身份只能由主体在“交互性”过程中建构，“身份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互动，自我的呈现其实是一个主体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交织的互动过程”b。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数字身份是以数字方式呈现出来的虚拟替身，但它作为由人创造出来的信息符号，能够直接反映主体的心理活动和价值偏好。此外，它作为主体现实身份的数字化延展，还会给人们创造更加多元的生活体验。然而，当人们对数字化身的投入时间超过一定阈值，即“主体期望或试图以数字身份达到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实现的目的、满足在现实社会中不能满足的需求”c，必然会削弱人们对自身真实身份的认同。尼葛洛庞帝指出：“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d其实，弱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强化“自我中心”的心理，导致主体混同虚拟行为和现实行为之间的价值排序。此外，弱人工智能将会打造出极具沉浸感的虚拟世界，这对于尚未形成自我认同的青少年具有诱惑力。数字化身虽然能够赋予主体一定自由，但也会强化数字居民的“原子化”状态。随着虚拟世界逐渐成为个人主义盛行的场域，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会遭到解构。究其实质，人们在虚拟世界以数字化身进行交往时，能够暂时摆脱现实伦理秩序的约束，甚至做一些同现行准则不符的事情。然而，当个人主义情绪在虚拟空间蔓延，人们会“少谈甚至不谈自我个体与共同体中的存在价值，逃避共同体中的责任”e。换言之，弱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输出的牟利工具，在创立之初就将个人主义崇奉为第一法则。不仅如此，弱人工智能还具有超域性的交流特征，能够依托技术理性促进数字主体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尊重个人与集体共生关系的基础上建构真正的数字共同体。f然而，随着西方个人主义理性不断渗透与自行适应，虚拟世界内在的“公共性”必会遭到严重消解。这一趋势将会扩大现实主体间的利益张力，加剧社会内部的撕裂程度，解构人们的民族意识、集体原则和家国情怀。ga杜骏飞：元宇宙与“数字人类世”的来临，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4 期。b陆青：数字时代的身份构建及其法律保障：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的思考，法学研究2021 年第 5 期。c张婧羽等：数字身份的异化问题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 年第 9 期。d 美 尼古拉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年，第 159 页。e姜涌：当代社会价值观的选择与建构，东岳论丛2022 年第 6 期。f史宏月：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发展，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3 期。g张蓝姗等：元宇宙：数字化生存的逻辑探究与反思，当代传播2022 年第 2 期。2024 年第 2 期41（二）数字自由主义弥散：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将全球化引向“西方化”的工具，实质上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表征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理论。a新自由主义所崇奉的全球化有着鲜明的霸权逻辑，主张建立一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自由世界”。在资本逻辑宰制的价值场域中，数字资本不仅要求实现对“死劳动”的完全支配，为了尽可能地扩大获利空间，还会对非西方国家进行全面掠夺。b要之，新自由主义希望将所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范畴，消灭一切可能阻滞资本增殖的“他者”与“诸众”。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了新的利益诉求和实践逻辑，将以数字自由主义的面目登场，期望通过极端自由化的方式将全球数字资源据为己有。数字自由主义推崇数字自由化逻辑，要求数字在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充分自由流动。然而，尽管数字自由主义给弱人工智能贴上了价值无涉的“普世”标签，但却不能掩饰其“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霸权逻辑。数字自由主义是弱人工智能役使全球的手段，“脱域性”特征为其赋予了“去政治化”功能。就国内而言，数字自由主义反对政府介入弱人工智能领域。为了确保弱人工智能私有化、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进程，它主张采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然而，当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心理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时，无疑会导致主体进一步疏离公共生活。c首先，弱人工智能自由化、碎片化和娱乐化的叙事模式，极易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叙事能力。在数字自由化逻辑的操控下，弱人工智能内在的意识形态话语秩序将会重构，呈现出一种个性化、情绪化和生活化的趋势。这将削弱国家意识形态在价值理念、情感共识方面的主导力。d其次，弱人工智能信息源头的多元性，“信息茧房”的常态化存在，都将导致虚拟“居民”出现信息窄化和视野矮化。人们在数字世界看似能够自由地获取一切信息，但它们都是由智能算法“推荐”而来。随着人们被大量同质化信息包围，无数具有内聚性、排外性、反叛性的亚文化圈层也会生成。e最后，弱人工智能在帮助人们“隐身”交往的同时，还会引起真实世界人际信任感、共同体感的丧失。f弱人工智能虽能促进主体之间的互动，赋能每个人无碍地沟通与交流，但这终究属于“陌生人”之间的虚假互动，很难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和认同。随着主体间性的逐渐式微，国家意识形态的内部整合能力将会随之消解。从国际层面看，数字自由主义遵循资本主义运行逻辑，意在完成“去政治化”的过程中清除阻挡全球化的障碍，在虚拟世界建立新的“华盛顿共识”。当前，西方国家打着“数字自由”的旗号横行，在操控弱人工智能规划与建设的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手段抢夺人们的“注意力时间”。为绑架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体系，它们出台一系列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数字产权制度，制定了诸多监管标准。不难发现，西方国家和数字跨国公司所鼓吹的数字自由，只是被用来掩饰数字技术霸权的外衣，其根本意图在于“占据其他国家的数据资源，致使发展中国家长期依附于数字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数据资源”g。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为了确立和推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极为注重把意识形态“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h。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西方国家尝试以各种形式对弱人工智能植入意识形态，使得作为“类”的人被数字资本“异化”。到那时，人们不仅会质疑现实世界倡导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还会影响人们对自身民族身份、文化血脉的认同，削弱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力和整合力。a高和荣：揭开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面纱，政治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b糜海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阶级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 年第 10 期。c孟天广等：互联网“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果：基于广义倾向值匹配的实证研究，探索2018 年第 3 期。d付安玲等：技术文化价值：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引领的三重逻辑，学习论坛2022 年第 4 期。e邓喆、吕楚笛：智媒时代精准思政破解“信息茧房”的深层逻辑与实践路径，思想理论教育2022 年第 8 期。f田旭明：数字社会的主要伦理风险及其应对，中州学刊2022 年第 2 期。g黄静秋、邓伯军：数字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0 年第 9 期。h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7 页。42（三）监控资本主义崛起：消解意识形态的抵御能力人类生活“数字化”趋势的加快，表征着资本监控世界的降临。西方左翼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监控资本主义”，实质是国家安全、垄断金融资本、数字霸权共同催生的资本主义新样态。a监控资本主义同新帝国主义密不可分，意在监控过程中规训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社会监控现象由来已久，在农业社会主要依赖人的直接感官，在监控效率和监控范围上都极为有限；工业社会的监控行为具有数智化、异质化的特征，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资本主义监控已经无限接近“超级全景监狱”b。随着弱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人们在虚拟世界“生活”的时间将越来越长。在这个过程中，现实主体的兴趣爱好、社交关系、价值倾向和消费偏好等，都将以数据形式被监控资本主义记录下来。在人工智能技术超级算力的赋能下，这些“有用的”数据足以描绘出所有用户的“数据肖像”。然而，人们虽是虚拟数据的真正“产销者”，但它们并不为主体所有，而是异化为了资本监控人的手段。c进一步说，资本能够演化出“监控”这一权力特性，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无限增殖逻辑。迈克尔 奎特曾指出，在数字殖民阶段，西方国家依靠数字生态系统“三大支柱”监控全球。d以美国谷歌公司为例，为了清除具有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它通常会通过“安卓锁箱”秘密收集对手的数据参数。当前，资本监控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了迭代发展。第一，在软件方面，数字资本通过操控弱人工智能的许可权限实现监测。创建者和使用者要在数字平台中活动，首先要将“隐私权”让渡出去，解锁相应的“生活”权限。第二，在硬件层面，数字资本通过控制弱人工智能硬件的使用权进行监控。人们需要依靠既定的硬件才能在平台中活动，但是绝大部分硬件控制权掌握在人工智能公司手中，他们用资本逻辑规定了用户在其中的一切行为。第三，在虚拟交互层面，数字资本通过操控组成弱人工智能的数据完成监视。人们在虚拟世界从事的一切工作、社交、购物和娱乐活动，其实都是通过数据形式完成的。这些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服务商的自有财产，必然受到它们的监管与制约。要之，数字资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布局弱人工智能，目的是推进虚拟空间的资本化，通过对用户心理动机、行为模式和价值偏好精准预测，“将人的一切活动空间都置于避免不利于资本增值的管控之中”e。当资本对数字技术完成全面监控之时，弱人工智能必会成为某些国家的殖民“修罗场”。与此同时，通过监控全球宣扬西方世界的理性价值，是数字资本布局弱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原因。作为发达国家建构全球话语霸权的重要载体，弱人工智能的出场深刻改变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掠夺方式，亦即从政治权力控制开始转向数据操控。监控资本主义看似“无偿”地开放人工智能技术，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发送者也是接收者，使得主体间的“对称性交流”似乎成为可能。f然而，监控资本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实现霸权的重要方式，其内在的西方价值观、消费观和生活观正在试图同化和重塑“他者”。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的确能够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领导力和吸引力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当监控资本主义渗透并全面掌控数字领域之时，弱人工智能作为某些国家监控全球的新型武器，无疑会强化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三、弱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纾解策略列宁认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g。a符豪：21 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 年第 5 期。b 美 马克 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98 页。c覃诗雅：监控的现代嬗变对资本主义监控的批判性审视，国外理论动态2020 年第 1 期。d 美 迈克尔 奎特、顾海燕：数字殖民主义：美帝国与全球南方的新帝国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2 年第 3 期。e肖峰：数字技术资本化与劳动新异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 年第 5 期。f 德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年，第 7 页。g列宁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27 页。2024 年第 2 期43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能够轻易渗透并控制人们的思想，是因为它在传播工具上更加多样化。弱人工智能作为新帝国主义实现全球掠夺的重要手段，也是现实世界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在数字世界的映射。国家意识形态是引领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在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为此，欲增强国家意识形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风险抵御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主动应对。（一）化解“数字化身”危机以强化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随着社会组织不断朝着数字群a的趋势发展，人们将会混同数字化身和现实身份的差异。在人工智能构造的虚拟世界中，主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具有符号化和虚拟化的特征，凡是通过平台进行数字处理的有关个人信息的“大数据”，都可按照某种关系被塑造成各种形象。数字化身赖以生成的数据信息，并不是在“面对面”的现实交互中形成，而是抽离了人的直接体验。事实表明，数字化的身份符号无法充分表达人的情感，也不可能完全代表主体的真实意识、心理和记忆。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于数字化身的认同，其实是一种无法反映主体个性的“虚假性认同”。此外，虚拟世界中的数字化身有着一定的“延时效应”b，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目的对其进行无限组合和重置。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确证这种虚拟认同，但虚拟世界的开放性特征、审查机制的缺失，无疑会使之出现严重失真，甚至会导致人们对自我的怀疑和贬低。“数字化身”在加剧身份认同危机的同时，会给国家意识形态整合力带来挑战。“虚实”结合的身份特征会使主体在价值观上日渐多元化，而建构性认同、情境性认同的强化，也会从整体上削弱自我认同。这一现象导致社会内部的“离散性”趋势凸显，加剧了社会整合难度。c事实表明，当身份认同危机蔓延至整个社会领域时，信任危机、公共价值危机也会接踵而至。如泰勒所指出的：“在这种利弊混杂不清的效果里，人们逐渐对于善之生活的理念失去了信心，慢慢地对政府管理机构产生了隔阂甚至强烈不满，对我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甚至家庭生活日益感到焦虑、紧张和不安。”d虚拟世界看似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但身份认同危机引致的心理混乱感、意义放逐感，终会把人变得更加孤独和排他。要化解数字化引致的认同危机，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力，需要着力提升主体在虚拟空间的“自主性”。这要求人们确证主体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是“同一”的，还要通过自主性的建构不断增进自我认同。具言之，当“数字化身”在同他者开展交往与互动时，需要自觉吸收、内化现实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意义世界、价值观和道德自觉等内容。尽管数字化身和现实身份的错位会引致认同危机，但只要能够主动对它们进行重塑与建构，主体就会“在意识和无意识当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判断标准，也即自我认同的核心成分”e。当社会认同在专属性和一致性上受到剧烈冲击时，还会自动触发认同管理的建构功能。这种功能取决于个体意识形态和集体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不同于西方哲学将“孤立的个人”视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强调不同意识形态主体的差异性、特殊性和自由性，马克思认为集体主义才是意识形态的真正归宿。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体意识形态虽然强调个性化特征，但“个人在实质上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与他人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因而属于一定阶级和社会形态的人”f。这就说明，所有单个主体都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发挥作用。弱人工智能擘画的虚拟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无疑会强化人的自主性意识，为个体意识形态“赋魅”。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脱离集体而存在，因为随着a“数字群”是数字革命的产物之一，虽然它是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但其群体结构同“大众”完全不同。具言之，数字群完全没有群体性的思想或群体性的灵魂。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既无法协调一致，也不能将一群人团结起来。参见：德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第 16 页。b文贤庆：信息理论视域下身份认同的再审视，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c张荣、刘秀清：互联网时代社会认同的分化与冲突，学术探索2019 年第 12 期。d 加 查尔斯 泰勒、陶庆：现代认同：在自我中寻找人的本性，求是学刊2005 年第 5 期。e伍麟：风险的生活叙事与自我认同，哲学动态2016 年第 9 期。f张瑜：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与正确导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4 期。44数字技术“奇点”的膨胀和赛博空间的拓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集体主义精神。这要求必须在人工智能技术中嵌入“集体主义”原则，通过实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有机结合，确保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仍然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二）勘破数字自由主义设置的“弱人工智能正义”骗局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所要建构的一种社会秩序，隐含着一种“中心外围”的阶级权力。其中，在国内层面，这种权力听命于金融机构支持的上层资产阶级，能够帮助他们在实施共同统治的过程中确立领导者的角色；在国际层面，这种权力则被强制加诸世界，“如同帝国主义的任何阶段一样，除了赤裸裸的经济暴力之外，这些国际权力关系的主要工具都是腐败、颠覆与战争”a。这就说明，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资本增殖。在“数字景观”时代，人工智能构造的虚拟世界具备虚拟性、隐蔽性和“主体不在场”等特征，因此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白手套”。在日常生活数字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为了转移群众对国内矛盾的关注，以及为了迷惑“外围国家”放松对数字空间的戒备，通常会把数字自由主义伪装成一种具有“普世性”的理性精神。新自由主义往往以“数字自由主义”的形式出场，并被用于掩饰人工智能执行去政治化策略的图谋。数字自由主义在强化资本掠夺能力的同时，会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各文明体间的紧张局势。这要求自觉勘破西方国家在弱人工智能领域设置的意识形态骗局。一方面，明确数字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干涉的最小化，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数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b。数字资本之所以崇奉自由主义法则，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创造出巨大的利润和价值。当前，随着数字资本深度介入弱人工智能，这将使得既有的“数字劳动异化”现象更加突出。人工智能的建设者成为“被动的客体”，人工智能及背后的数字资本则变为了“能动的主体”。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在弱人工智能领域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它不仅没有促进人的自身的解放，反而遮蔽和吞噬了主体的本质力量。因此，在面对这一异化问题时，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对其进行检视，在弱人工智能领域建构出契合劳动正义原则的“元”秩序。具体来说，坚持生产正义原则，让数字劳工参与弱人工智能建设的各个环节，充分保障他们的数字化身权益；坚持分配正义原则，确保弱人工智能的建设者合理占有自身的剩余价值，避免数字寡头无偿获取数字劳动；坚持体面劳动的原则，认识到数字劳动才是弱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本，将数字劳工视作实现数字化生存的主体性力量。c另一方面，勘破数字自由主义驯化全球的“正义叙事”陷阱，揭露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人工智能的“非正义性”。数字自由主义能够产生一种“认识论暴力”d，隐含着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权力逻辑和空间诉求。在“后殖民”时代，众多民族国家先后在政治上取得自决权，而经济、科技、基础设施领域的迅速发展也增强了民族国家的内聚力。对此，西方国家被迫改变以往的霸权实现方式，转而以数字自由主义和数字普遍主义的叙事方式出场。这一变化旨在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渗透和重塑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目的”e。这种反向叙事方式具有极强的迷惑性，能够通过把数字技术在帝国主义历史中承担的角色粉饰为价值中立，进而将弱人工智能描述成一个充满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世界。历史地看，帝国主义的这种鬼蜮伎俩由来已久。马克思指出，无论帝国主义如何将自身描述为“文明传播者”，或对非西方国家承担着怎样的教化使命，都无法遮掩其“极端伪善”和充满“野蛮本性”的真实面目。f要之，在弱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到来的百年变局下，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总a 法 热拉尔 迪美尼尔等：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910 页。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927 页。c卞靖懿：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正义觉解，道德与文明2022 年第 4 期。d何祎金：反向叙事与数字他者：后殖民视阈中的信息通信技术实践，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2 期。e孙冲亚：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6 期。f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61 页。2024 年第 2 期45体性视域，深刻洞察新帝国主义驯化全球的价值陷阱。（三）增强民族国家在弱人工智能领域的“反监控”能力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人工智能崇奉平台意识形态的理性价值，总是试图借助内置的虚拟平台以达到掩饰掠夺行径的目的。这一现象会使得赛博空间的权力结构被西方掌控，并将进一步强化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心理。萨义德指出：“新媒体比所有过去的西方技术都表现出更大的渗入目标文化的能力。其结果可以是巨大的混乱和今日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的激化。”a在后人类社会，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不会缩小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反倒可能加剧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对立。可以预料，人工智能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监控威胁将会日渐深重，其危害性甚至会高于“殖民主义”本身。当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面临着西方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的种种非正义性规则。这就要求中国回归技术自强这一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大力“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b中国目前已经培育出多家世界级数字企业，包括华为、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民族品牌，数字信息制造业也持续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在弱人工智能配套技术上，包括区块链、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数字孪生等，仍然处于被“卡脖子”的阶段。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蛮横制裁的事实表明，中国必须建设一批自主可控、具备一流技术的人工智能企业。基于此，中国要牢牢把握住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历史机遇，通过“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c。为了强化弱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状态，中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底座技术研发与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联动，主动规避人工智能技术异化给意识形态领域制造风险，建立一个以人工智能命运共同体为叙事形式的正义秩序。此外，在弱人工智能成为西方国家数字监控工具的境况下，还应通过探索建构相关机制进行提前布局。第一，在弱人工智能顶层战略规划层面，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以及给用户预留“世界编辑”的政治参与空间。前者为强化弱人工智能领域的意识形态治理规定了价值方向，后者则有利于激活数字居民感知虚拟世界的想象力，增强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对弱人工智能的吸引力。d第二，在弱人工智能监管机制层面，应使之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去中心化和物理主体不在场的特征，因此极易成为错误思潮、“噪音”和“杂音”的潜藏地，甚至会滋生出各种违法行为。为了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于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更广泛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软件、数据和通信协议”e，如此既能防御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渗透，也能对网络安全、内容安全进行动态监管。f第三，在弱人工智能标准制定机制层面，重视在技术领域设置议题的能力。掌握弱人工智能的规则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同化和消解，化解西方国家通过人工智能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图谋。第四，在弱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方面，打造自动识别意识形态攻击的“火眼金睛”。当前，中国亟待建立一个具备高级别管理权限的数据部门，确保底层数据不被平台随意窃取、加工、存储和销售，这是中国防范西方国家依托人工智能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举措。综上，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阈考察，工业文明时期的意识形态博弈已然发生结构性变化，且正在演变为技术帝国主导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之争。依据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分析，弱人工智能是现代社会走向虚无的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呈现。然而，当资本逻辑逐渐成为数字化社会的主逻辑时，弱人工智能a 美 爱德华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416 页。b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