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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中国产业发展对周期理论的证伪与创新赵儒煜杨杨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 19782008 年间的快速、稳定、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 2008 年以来在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下行趋势的中期性波动，对传统产业周期理论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证伪。实践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后到 2008 年间超长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与 2008 年后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下行的中期性波动的内在机理上，都与消费结构升级意义上的需求增量紧密相关。基于上述分析和对传统周期理论及价格机制的反思，重新构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逻辑：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需求方的功能预期（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方科技创新之间的矛盾。其中，需求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内生变量，科技创新的内生性只是附着于需求的内生性才存在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应关系，投资的乘数效果、消费的加速原理等，都是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实现并拉动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新需求功能预期不断得到科技创新的回应，是实现超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关键词：中国产业发展；周期理论；预期机制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24）02010009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经济理论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范例。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周期特征上出现了两个不同于一般理论逻辑的现象：其一是 19782008 年的 30 年间的快速、稳定、超长期的经济增长；其二是 2008 年以来在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的中期性波动。这些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证伪。迄今为止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周期的形态特征、形成机理、应对政策等领域。首先，关于经济周期的形态特征，往往来自早期对周期特征的观察。1825 年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后，人们开始关注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现象。朱格拉（Juglar）将周期分为繁荣、危机、清算三个阶段，并测定一个经济周期约为 910 年a；基钦（Kitchin）考察 18901922 年间的英美两国，发现了平均长度约为 40 个月的经济周期b；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则发现了平均长约 5060 年的长期波动c。这些周期形态特征，在二战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危机干预政策的影响，使得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特征，周期边界也有所模糊，但康德拉季耶夫的产业革命长周期特征仍然显著。作者简介：赵儒煜，男，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院长，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杨杨，女，宁波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aJuglar,C.(1862).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leur retour periodique en France,en Angleterre et aux Etats Unis.Paris:Guillaumin.bKitchin,J.(1923).Cycles and trends in economic factor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5(1),10-16.cKondratieff,N.D.(1926).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Archiv f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56(3),537-609.2024 年第 2 期101其次，随着人们对经济周期的认识深化，关于其成因或机理的认识也迭进发展。早期是从货币视角来解释，如霍特里在 19131933 年的研究中认为经济周期是一种纯货币现象（哈伯勒）a。哈耶克的货币投资过度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源于货币信用的扩张和收缩，但周期本身并不是纯货币现象，而是经济循环期间所出现的生产结构不平衡b c。Schumpeter 从创新角度提出，技术变革和企业家创新等外部因素是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根源，并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称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建立了三者相互交织的熊彼特周期模型，指出只有影响巨大、实现时间长的创新才能导致长周期出现d e。在此基础上，凯恩斯（Keynes）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周期变化的主因f。此后，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探讨技术进步、劳动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逐步将需求、供给结合起来讨论周期形成机制，并将创新活动内生化。希克斯（Hicks）g、萨缪尔森（Samuelson）h等提出，外部冲击借助乘数效应（投资）和加速原理（收入和消费）带来总需求有规律的周期波动。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出现后，凯恩斯学派周期理论受到挑战。卢卡斯（Lucas）认为，没有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引起实际产量的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波动与周期的出现i，但将货币扰动作为经济波动的纯粹根源显然很难解释产量的大部分变化。于是，Kydland 和 Prescott 等人强调技术冲击为主要影响因素而货币因素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j。这一理论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从价格弹性非稳定性来分析经济周期，认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均对经济周期有显著影响，重新肯定了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的显著影响，并构建了近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简称 DSGE 模型）。最后，从经济周期的应对政策而言，已有理论主要依据凯恩斯理论而主张以财政、金融政策干预，但干预的方向是降低危机的冲击力度，而非使之转向复苏。换言之，目前的周期理论只解决了危机缓冲政策，没有阻止危机的政策设计，也没有复苏政策。综上所述，已有经济周期理论的最核心内容是关于经济波动的机制分析，再进一步说，是波动形成的根本原因分析。其中，货币冲击说显然停留于表面，且具有强烈的政策解释特征。相比之下，将经济周期归因于外生的或内生的技术冲击（技术创新），辅之以投资乘数效应和消费加速原理的过程分析，更具有理论解释力。但是，从理论逻辑来看，已有的周期理论也在面临挑战。首先，来自现实的非规律性案例提出了证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大约 10%的年均增速实现了持续 30 年增长的过程，这种“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是如何实现跨周期的？进而，在 2008 年以来的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普遍出现了经济下行的态势，这是与新产业革命时期科技创新迭出理应带来经济繁荣的一般认识相悖的。那么，新产业革命时期科技创新为什么会导致衰退？其次，仅就理论逻辑而言，传统周期理论的一个显在的逻辑断点是不能解释经济周期的拐点由何而来。如果科技创新借助投资增长的乘数效应和收入、消费扩大的加速原理带来繁荣，那么这个面向繁荣的加速过程是如何转为萧条的？如果说创新的破坏性导致萧条，a参见哈伯勒：繁荣与萧条，朱应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bHayek,F.A.(1931).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London.cHayek,F.A.(1933).Austrian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Prices and Production.London.dSchumpeter,J.A.(1934).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and the business cycl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eSchumpeter,J.A.(1939).Business cycles:A theoretical,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McGraw-Hill Book Company Press.fKeynes,J.M.(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31(196),791-795.gHicks,J.R.(1950).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hSamuelson,P.A.(1959).Alvin Hansen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1.iLucas,R.E.(1972).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4(2),103-124.jKydland,F.E.&Prescott,E.C.(1982).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Econometrica,50(6),1345-1370.102那么同样在转向萧条的投资乘数效果和消费加速原理之下，经济又是如何转入繁荣的？本文将就上述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所贡献。二、中国经济周期实践的证伪及其理论逻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特征上，出现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其一，在 19782008 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 30 年左右的、超长周期的稳定高速增长；其二，在 2008 年新产业革命逐步推进的背景下，经济出现下行态势，经济周期转向中期性波动。（参见下图 1）图 1 19782018 年中国 GDP 结构变化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一）中国经济超长周期的内在逻辑1978 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在 30 年间，年均增速高达 10%，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增长奇迹”。这是中国经济周期具有的重要特征，也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无法解释的超长期、超高速的非周期性经济增长现象。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波动是经济增长率在 5%15%之间的波动，这些波动没有形成周期性的衰退，也没有阻碍经济增长率的反弹高企。具体而言，以 1991 年为界，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实现了从高增长、大波动向高增长、小波动的转变。其中，19781991 年，正是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条件发生相对剧烈频繁变化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经济也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情势转换：从波动的波峰来看，1985 年的中国 GDP 指数为 115.2，呈现出改革开放 40 年来强度最大的经济扩张；从波动的波谷来看，中国在 1990 年的 GDP 指数（103.9）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最大程度的增长收缩，但由于在该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为正，因此仍为增长型波动。由此可见，在改革前期，中国经济正在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从而出现一定波动，但并不影响中国经济总体的高速增长趋势。而从 1992 年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逐步加强，中国经济在 19922008 年期间实现了年均增长率为 10.63%的快速增长，且波幅的减小较为明显，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确保了此间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关于中国长周期奇迹的解释问题，理论争论集中于资本、劳动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TFP）谁为2024 年第 2 期103根本动力的问题上。其中，以克鲁格曼a为代表，包括 Youngb、Kim 和 Lauc等批判者强调中国经济是完全依赖资本与劳动的“投入型”增长，没有生产率的提升，并断言这种增长最终会走向经济崩溃；反之，Chow 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提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这种促进程度是逐年上升的d。易纲e、林毅夫f等指出，测算方法上的误差导致一些研究忽视了中国在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变化等方面与西方的差别，中国长期增长存在显著的效率提升。程名望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高投入与高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g。由此可见，已有理论探讨只是争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生产率提升的结果，并未触及中国超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何在问题，甚至没有探讨生产率的提升是否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固然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但不足以解释其支撑长期、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只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单位劳动和生产资料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但是，对于经济周期活动而言，生产效率的提升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一个侧面，没有触及经济增长的本质，不能解释这种更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为什么会长期持续，以及这种更高效率的供给当然也会使需求得到更快满足但为什么没有形成生产过剩危机等问题。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中可以明悉，中国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间30年的超长增长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以消费结构升级为特征的长期持续的、巨额的增长。首先，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增量，增量只能以需求的增加为基础，而需求的增加则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民生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积压了庞大的社会消费预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开始逐步了解国外生活消费品的发展状况，在高储蓄的消费习惯和人口与收入双双较快增长的多重推进下，消费结构保持长期升级的倾向，家庭消费主打产品快速地从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的“老三件”向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的“新三件”再向空调、汽车、手机的“后三件”转移。这种庞大的、持续的、长期的消费结构升级过程，给经济运行带来新的消费预期和稳定的社会需求（见图1），刺激供给不断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扩大产量，从而形成了超长周期的、稳定的经济繁荣。其次，技术引进和外资导入的开放模式使得消费的扩张也具有长期叠进特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业技术进步过程，既有引进技术的路径，也有自主研发的方式。其中，民生类消费品制造业的产业技术主要依赖技术引进和外资导入实现。而由于外方刻意保持其对中国产业技术优势的主观意愿，使得引进的往往是同类产品的低端技术，普遍低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三代以上。这种“惜售”的技术出口方式恰好与国内膨胀的消费升级态势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低端技术支持了初级的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带来示范效果，形成更大的消费升级需求，人们借助开放的窗口看到更先进的产品，形成了升级的消费预期，于是这一轮低端技术迅速被淘汰，更高水平（但仍然低于世界先进技术甚至平均技术）的产业技术被引进，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求，并面临着新的消费升级需求对新的技术引进或自主技术开发的要求。现实中，电视机从黑白到彩电、从射线模拟方式到液晶显示方式的消费升级过程则是其典型代表。最后，投资拉动实际上是科技创新叠加的表象。在上述消费结构升级拉动频繁的迭代性技术引进、外资导入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的特征。应该看到，由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推进，中国的投资增量也是伴随着产业技术的升级的。在长期的技术引进中，投资的重点逐步从服装、纺织、aKrugman,P.(1994).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73(6),62-78.bYoung,A.(1992).A Tale of Two Cities:Factor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Macroeonomics Annual,7(1),13-54;Young,A.(1994).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A Contrarian View.European Econimic Review,38(3-4),964-973.cKim,J-il&Lau,L.J.(1994).The sources of Asian Pacific economic growth.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9,448-454.dChow,G.(2002).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3),507-530e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3 年第 8 期。f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 年第 8 期。g程名望、贾晓佳、仇焕广：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104制鞋、电梯、汽车等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基础上导入的改良技术，向以电视、空调、计算机等微电子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方向转移。虽然，很多技术在产业层面上看是重复的引进，但应该看到，这些重复的引进，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技术改良和进步，而这恰恰是产业革命叠加的过程。换言之，这一时期的重复投资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加，同时也是创新发生的过程。综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后实现超长周期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在于规模巨大、迭代快速、长期持续的需求增长，在于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这一过程，与技术引进和外资导入的发展方式相互促进，并客观造成了重复引进、投资拉动的表象。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提升预期不断增强，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强劲；另一方面，技术引进和外资导入，客观上使企业以重复引进的方式来获取新技术来提供新产品，使得回应这种消费结构升级的技术创新出现短间隔、小幅度、多层次的特征。其结果是导致中国实现了以重复引进、投资拉动为特征而本质上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根本动力的长期经济繁荣。（二）新产业革命背景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内在逻辑2008 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下行的中期性波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见图1）。不独中国，美欧日韩等也出现类似现象。从经济周期理论而言，科技创新是经济繁荣的动力，那么新产业革命这样的科技创新不断出现的时代何以出现经济下行态势？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历次产业革命时期都是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经济繁荣阶段，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前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均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a，这次新产业革命何以大不相同？可见，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无法对该现象进行解释，因此需要构建新的理论逻辑对其进行分析。从新产业革命与历次产业革命的差异性来看，以往的工业革命具有在当时产业体系基础上不断扩充的“加法”效应，而 2008 年的新产业革命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而进行的产业体系重建，其中不仅有“加法”，也有“减法”。新产业革命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缓解社会生产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依赖，提高对人类生存必需的保障以及经济整体运转效率，同时也会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产业，这是其“加法”效应。但与此同时，更为突出的是在新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对基于重化工业体系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在传统生产要素参与度、传统产业体系、增长牵引区域等方面存在“减法”效应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新产业革命降低了石油、煤炭、钢铁等传统资源以及劳动力的参与度，而传统能源、材料等部门的退出和压缩则进一步强化了相关产业部门劳动的排出效果，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压力；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链产生严重影响，相关产业不断缩小甚至被完全替代，传统产业体系“瘦身”也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产生压力。另外，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推进，需求结构升级、产业技术替代，必然导致传统工业区的衰退和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在 2008 年出现增长拐点，经济呈现中期性波动并且增速下降，直接原因在于新产业革命的“减法”效应带来了远远大于其“加法”效应的负向作用，从而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水平。从内在机理来看，迄今为止的新产业革命主要技术创新成就在于以新能源车为主导的“再工业化”领域、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智能生产和智能社会领域。而这些科技创新所满足的消费需求，往往不是新增功能意义上的消费结构升级，而只是传统功能在新技术下的替代，如新能源车是对传统燃油车消费的替代、产业机器人是对传统产业机械的替代，对经济增量的意义不大。而新型数字设备等具有需求增量意义的科技创新部分，则由于美西方国家刻意对中国进行“小院高墙”式的围堵而延迟了相关新功能需求预期的实现，也客观上阻碍了美西方各国的经济增长。因此，由于主要创新产品多为消费替代而非需求增量的消费结构升级结果，才使得新产业革命的“减法”效应得以占据主导。随着中国芯片技术的成功突围，不难预见以芯片技术为基础的新型智能设备将随之大量出现以满足人们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预期。智能的随身装备、家政智能机器人、智能医疗设备等的问世，将直接满足社会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量。a赵儒煜：“后工业化”理论与经济增长：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 年第 4 期。2024 年第 2 期105三、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证伪与深化（一）传统理论的局限性中国的经济实践过程乃至世界各国的一些典型案例，使得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及其理论基础的价格机制都出现了无法自圆其说、无法科学解释现实之处。首先，从传统理论底层逻辑的局限性来看，仅从价格机制的视角是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周期的。在经济高涨或繁荣阶段，都会出现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而按照价格机制，价格上升则需求下降，那么，经济的繁荣是如何借助这种生产资料价格上升而实现生产扩大甚至导致生产过剩的？同时，经济衰退时，商品价格往往大幅下降，何以这种价格下降没有带来消费和生产的扩大，反而加速了衰退？对此，西方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中已经开始了对其扬弃的探索。新古典增长理论虽然放弃对价格机制局限性的追索，但已弃用了价格机制，而提出技术创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其次，在解释经济周期的生成过程上，已有的经济周期理论在周期长短、循环拐点的形成机理上尚未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逻辑。凯恩斯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衰退的主因，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归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个心理规律。这虽然可以部分说明其由盛及衰的过程，却无法解释其由衰如何转盛。后期的萨缪尔森等人，借助投资的乘数效应、消费的加速原理说明经济繁荣或衰退两个阶段内愈演愈烈的过程机理，但无法解释既然这个繁荣是投资的乘数效应、消费的加速原理加持的，那么，其转向衰退的拐点是如何形成的？同样，如果衰退也是在供求两个领域乘数演进的，那么，其又是如何回归繁荣的？正是由于传统周期理论存在这样的局限性，使得其周期对策主要是沿用凯恩斯的公共投资方式去缓解危机冲击，然后束手无策地等待时间的恩赐。最后，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决定要素的探索，尚未形成终极解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经济增长过程长期观察，认为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但不能揭示科技创新的动力是什么，且没有形成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周期拐点形成之间的机制揭示。行为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有不同的理解，阿克洛夫和席勒认为人们的经济决策受动物精神的决定性影响，经济运行的真正原理在于信心、对公平的追求、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故事等五个方面。a其中，信心最为重要且具乘数效果，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但信心从何而来，若干轮支出的决策基础何在，其如何启动繁荣又如何导致繁荣转向衰退，已有理论均未解释。综观上述已有理论在揭示经济周期形成机理上的局限性，其症结在于三个基本领域：其一，经济周期理论与价格机制这一底层逻辑之间脱节。换言之，经济学最基本的市场逻辑不能解释经济周期问题。第二，虽然形成了具有较好现象解释力的科技创新动力说，但尚未揭示经济周期乃至经济增长最底层决定因素。第三，经济周期中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机制尚未揭示。（二）经济周期理论的深化基于上述分析，要深入揭示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就必须从市场机制的基本逻辑开始，重新构建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为此，笔者提出如下理论逻辑的构建方式。1.市场机制的重新解释如前所述，价格的视角不能较好地解释经济周期问题。而事实上，价格机制不仅失败于经济周期解释，而且也非关于市场运行的最佳解释。这是因为，价格机制分为一般商品和吉芬商品两个片段的、不同前提下的机制总结，说明其本身就是尚未形成统一理论模式的半成品；同时，价格机制不能解释经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价格与需求俱增或价格下降而供给增加的客观现象，不能证明其可以实现市场均衡的结论。为此，笔者以不完全市场为前提，以预期机制重新解释市场机制。在此，心理预期指经济人在不完全市场和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对其次期市场行为需求获得满足或供给得到实现可实现收益的预先判aAkerlof,G.A.&Shiller,R.J.(2009).Animal Spirits: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06断。其中，需求方的心理预期包括对次期消费效用（包括物理上的功用和心理上的偏好）满足度和效益获益性两个方面的预期；供给方的心理预期则主要是对次期供给的获利性的预期。以心理预期来解释的市场机制有如下基本认识：第一，需求第一性原理。需求是市场运行的决定性要素，而需求预期是根本动力，是起始的、主动的、时间上前导而机理上为主因的；供给预期则是辅助的力量，是从动的，是在时间上滞后而机理上为次因的。具体而言，在特定商品供给出现之前，已有需求预期出现（纵轴左侧），生产者在获取社会需求预期信息后形成可能获利的供给预期，提供一种商品供需求者选择，而后逐步形成社会需求预期上升、供给预期上升的态势，而当需求预期对该商品失去兴趣转向收缩下降后，供给预期也随之下降（参见图 2）图 2 心理预期决定市场行为的双羽模型资料来源：赵儒煜：智人时代，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年，第 44 页。第二，预期的资源配置机制。需求预期拉动供给预期形成市场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的过程。随着需求预期的出现和总量提高，供给方的获利预期也会随之出现并提高，供给随之扩大，社会资源向该方向流入；反之，社会需求预期下降，供给预期随之下降，资源流入随之减少甚至流出。第三，市场必然失衡原理。首先，这源于不完全市场前提下的信息不对称、经济人不完全理性、信息传递时滞、消费及生产活动所依存空间的异质性、甚至消费者话语权的不充分；其次，不同商品的供给方式导致资源配置的差异；再次，需求预期不能充分显化，而供给可以借助部分满足需求预期的方式得以实现，使得供给与需求预期之间的差距被掩盖；最后，需求总量不可能因供给的扩大而产生等量的增加并实现市场出清。2.经济周期形成的机制分析经济周期基本上包括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这一过程，可以视为经济活动出现新的增量、新增量带动经济活动的扩大和膨胀、经济活动开始收缩并转入负增长的递进转变过程。而带来这个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则不仅是经济活动新增量（从萧条转向复苏）的成因，而且也是经济活动从膨胀转向衰退的成因。在此，如前所述，传统理论的价格机制、科技创新都失去了全面解释力。笔者认为，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需求方的功能预期（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方科技创新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周期的长短、繁荣与萧条的幅度等，都是供求双方上述这一对矛盾演进的结果。第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求作为市场活动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最有活力的内生变量。人们的需求从生活需要中来，这种来自具体生活需要的需求则是以人们对商品功能的预期为主导和前提的，而且是不断提升的。而为满足这种不断提升的生活需要，生产的科技必须随之进步。传统理论也认识到了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并逐步将其从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但没有意识到科技进步并非经济周期的终极影响要素，以功能预期为主的需求预期才是最根本的力量；而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的内生性只是附着于需求的内生性才存在的。第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而需求预期一直存在，特别是对特定的、新的功能的需求预期一直存在。而由于市场必然失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时间段的市场都是失衡态供给不能准确把握需求预期而在产品数量、质量、功能、价格、偏好等方面不能充分满足市场需要而必然出现偏差。这种偏差构成了市场失衡的基本形态，当科技创新带来新的供给较好地并以不断扩大的趋势去满足需求预期时，供求之间的偏差将缩小，经济活动就呈现出逐步起步并走向高涨的态势，形成复苏和繁荣阶段；当社会需求相对饱和而新的需求功能预期没有得到及时的科技创新回应时，供求之间的偏差将扩大，经济活2024 年第 2 期107动就呈现出逐步紧缩的倾向；当这种偏差表现为显著的生产过剩时，经济周期就会走向萧条阶段。第三，在实际的经济周期中，复苏和繁荣的形成在于经济活动的增量，而经济活动的增量源于以新功能为依托的新商品消费的社会化，即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伴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具有长期上升的态势，消费习惯也具有刚性化倾向。这种消费习惯的刚性化，是基于人们生活需求中对商品功能预期的逐步提高和科技进步回应下商品功能的逐步完善来实现的。随之而来的，刚性化的消费习惯形成相对稳定的消费结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盘。为此，要想经济活动出现新的增量、复苏乃至高涨，就必须以科技创新来回应人们的新需求功能预期。这种现象已为传统周期理论认识，并形成了科技创新是决定要素的理论总结，但学界尚未认识到需求的功能预期才是最根本的力量。第四，需求的功能预期是影响经济周期运行的最根本力量。需求预期包括价格预期、偏好预期和功能预期。其中，价格预期在一般物质产品（不包括具有金融性质的房地产、债券、货币等）中往往是对已形成消费习惯、具有社会生产规模经济效应的商品的低价预期。这里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为上一轮已实现消费社会化，且进入社会需求满足拐点后的减价清仓商品，这些商品的低价消费不构成经济活动的增量部分，相反是上一轮经济活动的减量部分，因此不具有带动新周期的意义；其二，为新一轮新功能商品在初步实现社会需求的功能预期并得到足够规模的社会需求响应后逐步实现低价化的过程，这是经济周期走向繁荣的过程，但是从属于新商品功能预期的。偏好预期则是在已有商品中的选择，也不构成增量。因此，只有对新商品功能的预期才能刺激科技创新随之出现，带来消费结构升级，形成经济活动的增量，进而构成经济周期从衰退走向复苏、高涨的动力。第五，作为影响经济周期的核心力量的需求功能预期，主要是对物质产品的新功能的预期。换言之，相对于服务产品而言，对物质产品的新功能预期更具有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效果。这是因为，物质产品功能的逐步提高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特征，而物质产品的供给过程具有创新推动性强、价格弹性和需求弹性高的特征，具有规模生产的优势，具有产业链长、对经济活动拉动大、乘数效果显著的特点。相比之下，服务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结构是不稳定的，一些消费习惯在特定时期则会消失，如旅游需求在萧条阶段则减，月嫂需求在孩子满月后则无；一些人工服务项目不能由于需求规模的扩大而实现价格降低，相反会导致其价格的上升并由此限制其规模扩大，多数文化需求则因个性化太强而无法量产。更为重要的是，服务领域的需求也是以物质产品为依托的，因此，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往往最终反映为对物质产品新功能的需求预期并由此推动科技创新，带来经济活动的增量形成繁荣。第六，储蓄率与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应关系，投资的乘数效果、消费的加速原理等，都是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实现并拉动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一般而言，新商品问世并逐步实现社会消费的扩大，是新的商品功能预期得到科技创新回应的表现。那么，在萧条或衰退的环境下，新增消费从何而来？显而易见，从储蓄中来。储蓄意味着在既有的消费结构下可以增加的潜在消费能力后来出现的信用卡消费也具有类似效果，这些潜在的消费能力往往是新商品功能预期实现的最有力支持者，并形成了储蓄率与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应认识。随着新增消费的社会化，经济增长倾向显化，市场信心增加，投资的乘数效果、消费的加速原理都在经济增长中以积极的倾向扩张。只是这些机制都是过程性的，而非决定性的。第七，需求的新功能预期不断得到科技创新的回应，是实现超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如前所述，推动消费结构升级的新的需求功能预期一直都是存在的。但由于科技创新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可能随时、及时地回应这些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因此，在一个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得到科技创新回应之后，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处于下一次科技创新的准备期。如果这个时期过长，不能在本轮新商品实现社会饱和前推出新一代升级商品，则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将转向衰退，市场信心受挫，投资减少、消费谨慎，乘数效果和加速原理也会在收缩过程中体现。反之，如在本轮繁荣期内及时推出新商品以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则可延续经济增长过程。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长期繁荣，就是在规模巨大的内需市场得到技术引进的重复投资下迭进的技术创新不断回应而不断满足消费结构升级要求的过程中实现的。108四、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 19782008 年间的快速、稳定、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 2008 年以来在新产业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下行趋势的中期性波动，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形成了方法论意义上的证伪，使得西方经济周期理论面临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后到 2008 年间 30 年的超长增长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以消费结构升级为特征的长期持续的、巨额的增长，并通过与技术引进和外资导入的相互促进客观造成了重复引进、投资拉动的表象。而 2008 年后新产业革命背景下经济下行的中期性波动直接原因在于新产业革命的“减法”效应带来了远远大于其“加法”效应的负向作用，而在内在机理上则是由于主要创新产品多为传统消费的替代而非需求增量的消费结构升级结果，才使得新产业革命的“减法”效应得以占据主导。基于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及其理论基础的价格机制的反思，本文从市场预期机制出发，重新构建了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逻辑。笔者认为，经济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需求方的功能预期（消费结构升级）与供给方科技创新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周期的长短、繁荣与萧条的幅度等，都是上述供求双方这对矛盾演进的结果。具体包括如下基本认识：第一，需求作为市场活动中最根本的动力，是最有活力的内生变量。科技创新的内生性只是附着于需求的内生性才存在的。第二，所有时间段的市场都是失衡态，科技创新能否带来新的供给较好地并以不断扩大的趋势去满足需求预期，决定了经济活动能否形成复苏和繁荣。第三，复苏和繁荣的形成源于经济活动的增量，而经济活动的增量源于以新功能为依托的新商品消费的社会化，即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第四，需求的功能预期是影响经济周期运行的最根本力量。第五，需求功能预期，主要是对物质产品的新功能的预期。第六，储蓄率与投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应关系，投资的乘数效果、消费的加速原理等，都是新的需求功能预期实现并拉动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第七，新的需求功能预期不断得到科技创新的回应，是实现超长周期经济增长的关键。The Refu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ycle Theory in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ZHAO Ru-yu1,2&YANG Yang3(1.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 Institute,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ingbo,315211;2.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130015;3.School of Economics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