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pdf

121艺术探索ARTSEXPLORATION2024 年 1 月第 38 卷第 1 期Jan.2024Vol.38No.1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 生存之道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张志全张志全（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摘要 抗战时期，民间戏曲班社云集于西南大后方。民间戏班既要进行商演以谋取生存，亦要为抗日救亡而进行公（义）演。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厉家班在内迁过程中，虽屡历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创编新剧鼓舞民众，并有意识地将宣传与募捐融入舞台表演，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在烽火中逆势发展，得力于厉家班“严”字当头的治班制度、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班主的社会活动能力。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个体戏班的价值，而成为观照战时中国民间戏剧团体命运的典型符号。关键词 抗战时期；京剧；厉家班；家国之间；生存之道 文章编号 1003-3653（2024）01-0121-08DOI:10.13574/ki.artsexp.2024.01.016 收稿日期 2023-05-02 作者简介 张志全（1976），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戏曲史。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大后方戏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2018YBKZ1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川剧理论批评史研究”（19BB026）；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9年度重点课题（2019-GX-013）；重庆师范大学 2021 年人才引进项目“抗战大后方戏曲史研究”。引用格式 张志全.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 J.艺术探索，2024，38（1）.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团体，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戏曲班社。商演是民间戏班谋取生存的唯一手段。由于日本侵略者的侵扰，商演时断时续，甚至无限期停演，致使戏班生活难以为继。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之下，公（义）演转化为戏班的职责和义务，然而，对于商演机会已为数不多的戏班，频繁地公（义）演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可以说，在一定层面上，商演和公（义）演对应着戏班之命运与民族之存亡。如何协调和平衡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民间戏班如何在困境中觉醒，由自发的抗战转向自觉的抗战；如何在困境中生存，在冲州撞府中维系戏班之生命这既是考察抗战时期艺人群体心态史的重要视角，也是探讨民族危亡所包孕的现代意识如何植入“旧剧”群体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研究抗战戏曲史绕不开的话题。厉彦芝创办的厉家班，在七七事变后一路西行，多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仍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类抗战义演活动，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厉家班辗转于西南各地，不仅得以保全自身，还形成了有口皆碑的影响力。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厉家班的生命轨迹，是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写照，也体现出民间戏班在乱世中艺术探索 2024 年 第 38 卷 第 1 期 总第 184 期122苦心经营的生存智慧。为此，本文以厉家班为例，尝试探寻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一、内迁：困境中的流亡厉家班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成立于南京的一个京戏科班，因其早年主要由童伶组成，故又称为“厉家童伶班”。厉家班由琴师厉彦芝创办，以厉家五兄妹和“十大弟子”134为班底。创建之初，厉彦芝带领一帮童伶，一路冲州撞府，巡回商演；也一路招兵买马，延师授艺，科班规模及实力逐渐壮大。1936 年初，厉家班回到上海更新舞台，掀起一股厉氏旋风，厉家童伶获得沪上观众的普遍认可，媒体争相报道，厉家班因此而声名鹊起，并受邀到宁波、杭州、镇江、南京、芜湖等地演出。在芜湖演出时，七七事变爆发，厉家班转战南昌，并由此开启了“西行”的旅程。经过数年的历练，厉家班班底日渐雄厚。厉氏兄妹羽翼渐丰，“厉氏三杰”（厉慧良、厉慧敏、厉慧斌）、“厉家五虎”（厉慧斌、厉慧良、厉慧敏、厉慧兰、厉慧森）与“慧氏三杰”（陈慧林、邢慧山、陈慧君）等名号已在观众中叫响。据陈文栴的回忆，厉家班在南昌演出时，“轰动全省，连日爆满”，九江、乐平、景德镇、鄱阳、万安、泰和、赣州、抚州、萍乡、上饶、万安、宜春、南丰、宜黄、广昌等地民众举家前来南昌看戏。165随着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江浙告急，厉家班只好溯江而上，于 1937 年 11 月底抵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然成为抗战宣传的主阵地，汇集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中共创办了新华日报。厉家班在武汉半年时间里，先后在光明大戏院和明记大舞台演出，其间曾赴长沙黄金大戏院短暂演出。就厉家班的发展而言，在武汉的半年演出是不容忽视的。“在人员组成、师资队伍的扩大和巩固以及演出剧目积累等各个方面都在逐步地健全和走上轨道”238，厉家班已有学员 60 人，剧目积累达到 150 余出。厉家班在武汉演出期间，虽然远离上海，且离沪日久，然沪上戏剧报刊仍不时报道他们的行踪，并不乏赞誉之词。如：“近来为了几个更新舞台厉家班童伶，闹得天昏地暗。甚有拿他比做马连良、杨盛春、金少山第二。但我始终反对，不过我反对并不是为他们玩艺儿不好。是反对捧的捧得（原文如此）不应太过分，最容易养成他们的傲气。我希望慧敏能存李慧琴之志，成雪艳琴之艺，超越一切，做个鸡群之鹤。”316日军肆虐，国民党政府军一再溃败，武汉危在旦夕。戏班班主厉彦芝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何去何从的难题。再回江浙显然已不可能，西进巴蜀又恨无人引荐。进退两难之际，重庆章华大戏院代理人邓兰轩前来武汉邀班演出，厉彦芝欣然应邀入川。从此，厉家班辗转于川、黔、滇等地。这些地方作为抗战大后方，虽不时有敌机轰炸之虞，终不至安身无所的境地。厉彦芝此时所面临的，一是如何平衡商业演出与抗战义演的关系；二是如何在商业演出时有中断的情况下，保障全班人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后者，一旦因为敌情或其他不可抗的因素而取消商演，生活来源便被切断。1939 年 5 月，日军对重庆等大后方轮番轰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惨案，各娱乐场所停业。厉家班也只能暂时疏散，成员结草为庐，栖身于南岸老君洞一带。如此艰难维系两月，戏班生活难以为继。恰逢贵阳蒋伯英来渝邀班，厉彦芝旋即决定转战贵阳。贵阳演出合同期满后，蒋伯英又邀请戏班远赴昆明，先后在昆明大戏院和西南大戏院驻演，持续长达两年零四个月。对厉家班而言，在昆明演出期间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斌良国剧社的成立，“标志着厉家班从此由一个单纯科班性质的童伶班，扩大成为包括科班教育和演出团体双重性质京剧班社的变化”259。据平剧杂谈载：“抗战军兴，滇省一度而为后方重镇，人口骤增，各地票友来滇者，比比皆是，于是票房增多，如五瓢厉家班三童伶称：“厉家班童伶，最近在上海红过半片天，大小报的剧评均一律深致赞许。”东南日报1936 年 11 月 17 日第 11 版。123公演频繁。平剧在滇，乃成新兴之象。”1942 年初，昆明市京剧业余研习组织云社成立，陈豫源为总干事，厉彦芝担任主委，足见厉家班在昆明社会各界中的影响。随着日军入侵缅甸，昆明告急，厉彦芝又不得不举班回迁贵阳，驻演两年三个月。相对而言，在昆明和贵阳的四年多时间里，是厉家班内迁以来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日军飞机的轰炸仍有发生，但演出中断不久即能恢复，不至于有断炊之忧。难能可贵的是，厉彦芝除忙于义演与商演外，不忘延师授艺，夯实科班家底，并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直到 1944 年 11 月，桂林、柳州等地沦陷，危及贵阳，厉彦芝再次带领全班人马回迁到陪都重庆。（表 1）表 1厉家班大后方各地驻演时段表表 1厉家班大后方各地驻演时段表演出时段演出时段剧场剧场地点地点备注备注1938 年 8 月 5 日1939 年 5 月初章华大戏院重庆1939 年 8 月 1 日1940 年 1 月 19 日黔阳大戏院贵阳1940 年 2 月 22 日1940 年 7 月 18 日昆明大戏院昆明1940 年 8 月 8 日1942 年 7 月 5 日西南大戏院昆明启用“斌良国剧社”之名1942 年 7 月 28 日1944 年 1 月 24 日新声大戏院（原黔阳大舞台）贵阳1944 年 1 月 25 日1944 年 10 月 25 日贵阳大戏院贵阳1945 年 1 月 5 日1951 年戏改前一川大戏院重庆作为一个民间班社，厉家班的内迁及其在大后方的辗转演出颇具代表性。生存是他们时刻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厉家班需要不断寻求演出机会这是维持戏班百十号人日常开销的唯一来源。就这个层面而言，厉家班一如传统的民间戏班，以冲州撞府来谋求生活保障。然而，厉家班与传统戏班又有本质的区别。传统戏班缺乏固定的演出场所，民间也缺乏相应的机制，戏班只有通过巡演，方可维持戏班的生存。对于厉家班而言，如果不是日军入侵，他们原不必背井离乡，远涉西南，甚至居无定所。因而，厉家班的内迁旅程，多了一份抗争与悲壮，也是抗战时期艺人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毫不夸张地说，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了个体戏班的自身价值，而成为战时中国民间班社乃至民众团体生存抗争的典型符号。二、家国情怀：厉家班的公（义）演活动与剧目创演抗战全面爆发的 1937 年，厉家“五虎”中大哥厉慧斌 16 岁，最小的厉慧兰和厉慧森也已年近 10 岁。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成为他们对“国破家亡”的切身体会。这一经历涵育了他们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与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1937 年 11 月底，厉家班甫一到汉，顾不得舟车劳顿，即着手准备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活动，并将门票收入悉数上交汉口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这是厉家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次义演。这次义演是厉家班践行汉口市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提出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本位救国”精神的一次尝试，厉家班以戏剧投身民族救亡的序幕由此拉开。武汉是厉家班内迁的第一站，此后，由武汉而重庆，由重庆而贵阳，由贵阳而昆明，然后再辗转黔、渝，厉家班的每一次举班迁徙，都历经艰险。然而，每迁居一地，厉家班皆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尽管厉家班的“迁移”，很大程度上是在抗战时原文见于 1947 年报刊龙门的平剧杂谈一文，转引自京剧厉家班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年，第 62 页。在昆明结识剧作家张子明、余派名票敖伯言，与镇江青帮大爷向青亭、昆明一霸龙纯曾、票友王振祖等结为拜把兄弟；在贵阳结识徐悲鸿、坤伶大王金素琴等。参见京剧厉家班史 京剧厉家班小史，以及民国云南日报、国民公报、中央日报（贵阳）等书报。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张志全艺术探索 2024 年 第 38 卷 第 1 期 总第 184 期124局之下为求取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就演出效果及影响而言，厉家班的内迁旅程，也是他们在战火纷飞之中，以戏剧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抗战救亡洪流的壮举，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从武汉辗转于西南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各类公演和义演活动，为全民抗战尽心竭力。纵观厉家班所参加的公（义）演活动，大体包括节日（纪念日）公演、劳军公演、慈善义演及其他相关公（义）演活动。以上各类型公（义）演活动，除部分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外，大多为民间团体的自发行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大会上决定举行的戏剧节公演活动，随着战局告急，转而迁到重庆举办。厉家班入迁重庆后，在参加各类公演、商演之余，即积极着手为参加第一届戏剧节做准备。首届戏剧节专设三日为歌（旧）剧演出时段，厉家班先后演出春香闹学 张义得宝 群英会等剧目。戏剧节之外，在重庆、昆明和贵阳等地，厉家班还参与了纪念九一八国耻七周年活动、纪念一二八暨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妇女节、儿童节等公演活动，以实际行动参与抗日宣传。随着前线战事吃紧，尤其是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物资短缺以及士气受挫，亟需慰劳抗战将士，以提振士气，补给军需，并号召全民支援抗战。“全国慰劳抗战交士委员会总会”应时成立，武汉以及大后方组织了一系列的劳军活动。劳军募捐的形式多样，包括竞赛、公演、义卖等。厉家班相继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市商业慰劳团第五中队、国民政府驻滇七单位劳军联欢、西南运输处与公余雅集社、云南邮务工会等官方及民间团体组织的劳军公演，以实际行动为前方战士提供后勤保障。为加强空军实力，抗战时期各地发起了多种献机公演活动。厉家班先后参加了为滇黔绥靖公署特别党部政治训练处征募“军政号”“党工号”飞机、昆明市汽车运输业商业同业公会献机、“生活献机竞赛”和贵州省军区奉令筹献“黔建军号”飞机等公演活动。在辗转于昆明与贵阳之时，厉家班的声名已非同寻常。厉家班以自身号召力，为各类劳军公演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随着战线的深入以及灾难的频发，政府已无力应对，转而寄希望于各界人士举行慈善义演，发动捐款。民间社团也自发组织多种形式的慈善捐款活动，慈善义演因而在大后方最为频繁。其中，救济难童是抗战时期一项至为重要的慈善工作。例如，据报刊所载演出广告，四川保育院分会于 1938 年 10 月、1939 年 3月，在国泰大戏院组织救济难童名伶、名票义演活动，厉家班先后演出王宝钏 三娘教子 黑风帕 拾黄金 吊金龟 狮子楼 扫松下书等剧目。频发的灾害对战时的民众而言犹如雪上加霜。为筹集救济款，各地同乡会和民间团体也积极举行义演活动。厉家班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先后参加河北旅滇同乡会为征募寒衣暨救济河北难胞之平剧公演、福建旅筑同乡会为筹赈悯灾义演、为鄂灾紧急救济募捐义演、中国回教协会为救济湘桂难胞义演等。在此期间，厉家班还参与了重庆扶轮社救济伤兵及失学青年游艺募捐大会、浙江同乡募集小学基金、贵阳市各校筹集优秀教师奖金、军政部贵阳陆军医院筹募烈士公墓基金、贵阳市政府筹募中正中学建筑礼堂基金、贵阳儿童福利委员会募集基金、云南各界妇女团体筹设残废士兵工厂和抗属工业合作社募捐游艺会、新轨道半月刊杂志社募集基金、云南省盲哑学校筹募经费、贵阳市财政整理委员会筹备消防设备费、贵阳市第二区教育委员会筹办扶风路中心学校等各类型义演活动。在义演活动之中，厉家班常与赵剧团、国粹剧社、杰华国剧社、剑佩平剧社等京剧班社，以及金素琴、孟燮卿、龙纯增、杨畹农等京剧名角、名票联袂义演，并在诸多演出活动承担班底和场面任务。在物价上涨、物资严重短缺的大后方，作为面临朝不保夕困境的民间班社，厉家班仍积极游走于各类公（义）演场所，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即 1938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3 日。125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张志全戏剧公（义）演是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及各地政府、团体的组织引导下，社会各界声援抗战、宣传抗战的具体表现。厉家班童伶在抗战硝烟中逐渐成长，家国意识也在一次次公（义）演活动中逐渐增强。他们从懵懂的少年，蜕变为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爱国青年。在重庆参加第一届戏剧节时，时年 15 岁的厉慧良即对戏剧节的意义有明确的认知：“集合戏剧界同志向前迈进，协力收复失地”4103。如果说抗战之初，厉家班参与公（义）演活动尚有被动的倾向，随着抗战宣传的深入以及厉家班成员家国观念的增强，公（义）演活动进而演化为主动的爱国行为。这一主动性最直观地体现为他们对演出剧目的选择与创编上。从武汉开始，在参加抗战公（义）演中，厉家班为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积极排演可以鼓舞士气、增强爱国意识的剧目。在武汉剧业剧人劳军公演团轮值义演时，即排演抗金兵。此后又在明记大舞台演出战蒲关 仁贵征东 梁红玉 拾金献国等戏，并由潘奎祥指导排演九江口（后改为第一忠臣）、小达子指导排演岳母刺字（后改为精忠报国）等。其间，在长沙短短的一个月，厉彦芝组织孟宏垣、赵瑞春、潘奎祥等排演新戏风波亭。内迁山城之后，厉家班在 1938 年 8 月 5 日演出的打炮戏就是全本杨家将。同时，为顺应抗战局势，厉彦芝专门请戴国恒负责排演明末遗恨，呼唤民众同仇敌忾，抵抗外侮。除了排演传统剧目，厉彦芝还非常重视新编剧目，尤其是新编切合抗战局势的历史题材剧。如在昆明西南大戏院演出期间，由张子明编写成宁北妃 戚继光歼倭记 杨娥三部戏，另由敖伯言与厉慧良合编班超、戴国恒编写头二本吴越春秋，其中，戚继光歼倭记 班超吴越春秋被称为厉家班在昆明的“抗战三部曲”。此外，这一时段新编与移植的爱国题材剧目还有西施 岳飞 洞庭英雄 木兰从军 穆桂英 生死恨 牛皋扯旨 荀灌娘 九江口 盘肠大战 请宋灵 岳母刺字 八大锤 断臂说书 挑滑车等。其时，大后方戏剧理论界正在进行“旧瓶装新酒”、建立戏剧民族形式的论争。如何将抗战现实搬上旧剧舞台，如何使旧剧反映现实生活成为论争的主要议题。尽管作为班主的厉彦芝未能参与，也不可能参与这一系列的论辩，他却以戏剧实践阐明了旧剧艺人对于旧剧如何反映抗战现实的态度及策略。客观而言，厉彦芝及民间班社对于剧目的选择，或可视为权宜之举，但也不失为这一特定时期的明智之举。既然传统程式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障碍一时之间难以跨越，那就暂时搁置不论，通过改编和新编历史上抵御外敌的剧目，以古鉴今，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开了以传统程式表现抗战现实不免扦格难通的现象。为了应合公（义）演的需要，在新编剧目或传统剧目的排演时，厉家班结合剧情，适时加入即兴表演，充分调动观众的情绪，以提升宣传抗战救亡、广泛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早在南昌演出之时，厉彦芝临时排了一出十演花子拾金，由“厉家五虎”“慧氏三杰”等主演，在花子拾金之后，颇为应景地增加了一句台词：“我把这锭金子，捐献给抗日的战士去喽！”166，体现出厉家班对时局的关注，同时并不妨碍剧目的完整呈现。在长沙排演风波亭时，编剧或演员有意识地插入带有宣传性的口号，厉慧良主演的岳飞在演出中，高呼“还我河山”167，点燃了观众的爱国激情。在明末遗恨的演出中，演员则充分发挥传统戏曲的间离效应，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如在太监王承恩向大臣们要求捐款之时，跳出剧情，向台下观众高喊：“我们没钱，这样吧，来看戏的观众，都有一腔爱国之心，请他们捐助好不好？”180于是，演出暂时中断，演员们下台向观众募捐。昆明大戏院落成之际，蒋伯英邀请昆明市党政军学商各界人士近千人参加，请厉家班在剪彩典礼上演出。在破台仪式展演上，陈慧君饰演的加官，将传统加官条子上的“吉祥如意”等字样，改写为“驱逐日寇”“抗战到底”等宣传标语192。在戴国恒编写的吴越春秋中，厉慧良扮演的勾践在视察大操后，加入大段鼓舞战士的训词5，情绪激昂，生动感人，使戏剧的观演空间瞬时转化为抵御外侮的集结地。诚如戏剧评论家张惠良针对厉家班即将上演由龚啸岚编排的岳飞时所言：艺术探索 2024 年 第 38 卷 第 1 期 总第 184 期126“在沉闷的戏剧空气里，在趋向商业化的现阶段戏剧里，斌良国剧社（厉家班）和第一剧场都积极地聘请专家，排演历史抗敌剧本，不能不算是一种空谷足音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6三、冲州撞府：厉家班的经营策略与生存抗争自 1936 年在上海更新舞台，厉家童伶班开启自己的表演生涯；至 1956 年 5 月，厉家班（斌良国剧社）和一川大戏院合并成立重庆京剧团，厉家班（斌良国剧社）作为一个传统戏班维持将近 20 年。与戏曲史上的民间班社相比，厉家班的存续时间并不算长，也无法与延续百年的易俗社相提并论。然而，厉家班诞生于抗日救亡的前夜，主要班底从童年即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从沪上出发，溯江而上，一路西行，多次遭遇日军炮火，屡历险境。作为民间班社，厉家班的内迁与传统社会民间戏班的冲州撞府颇为相似。不过，相较于传统戏班流动演出唯求生存的目的，抗战中的厉家班，是在日军的铁蹄下被迫流亡，这与传统戏班的冲州撞府又有了明显的区别：多了一份悲壮，也多了一份使命担当与家国情怀。厉家班在如此的困境中逆势发展，到 1938 年，组班不到三年时间，厉家班已成为拥有 100 多号人的大班社，并且培养了“慧”“福”两班学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京剧团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这不啻一个传奇。传奇的缔造者，就是厉家班班主厉彦芝。厉彦芝虽为琴师，却具有传统艺人少有的眼界和胆识。在经营戏班上，既善于汲取旧式戏班严苛的训练方法，又不固守成见，能顺应时局之需，对剧目和演出作出相应的调整。抗战中，厉家班积极承担频繁的公（义）演活动，还得为维系戏班生存而挣取必要的资费。除了接受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统一协调外，还需要平衡来自国民党军政以及各地方势力的关系，可以说，厉家班是在夹缝中谋取生存机会，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寻求安身之地。作为一个民间戏班，班底实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厉家班经历抗战烽火而不断成长，得力于厉彦芝“严”字当头的治班方法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厉彦芝一方面沿用传统戏班对学徒的严苛规定，约法三章，严惩不贷；同时，又采用科学的管理办法。教学和演出事务由厉彦芝亲自负责，其妻韩凤英负责管理戏班师生日常生活。学员根据不同的行当分组，教学与演出由相应的教师负责，并设立小组长协助教师管理日常事务。3144厉彦芝对学员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安娥曾经在武汉采访过厉家班，据时年14岁的厉慧敏描述，他们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上午吊嗓子、练功；午饭后休息一两小时，若不唱日戏则排练新戏，夜戏散场后主要角色还得单独加排新戏，时常要练到凌晨一两点。7甚至，这样的作息安排，在躲避空袭的日子也不间断。如 1939 年 4 月，日军飞机对重庆频繁空袭，戏班被迫转到南岸袁家花园躲避，即便如此，厉彦芝还是找到训练场地，安排上午练功，下午说戏，做到避难和教学两不误；1941 年，在昆明遭受敌机侵扰时，厉家班科生白天下乡上课，下午再返回剧院演出。厉彦芝不仅重视对科生进行戏曲基本功的训练和排演工作，还充分利用余暇时间，安排专人为科生传授文化知识。正是如此严谨规范的刻苦训练，以及科学的教学模式，成就了厉家班雄厚的班底。为了提升科生技艺，厉彦芝摒弃传统的门户观念，每迁往一地，即多方拜请名师，为科生传道授艺。其中最著名者有关盛明和王蕙芳。关盛明为富连成高才生，名重一时，在厉家班任教后为厉慧良、厉慧兰说戏颇多。王蕙芳为梅兰芳表兄，二人同台演出，被王瑶卿誉为“兰蕙齐芳”，他在 1937 年到 1939 年入厉家班任教，将京白、唱功等传授厉慧敏。以上两位名师在班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大家气度使厉氏兄妹获益良多。在厉家班的功劳簿上，两位座师赵瑞春与戴国恒功不可没，他们几乎见证了厉家班由成立到合并为重庆京剧团的整个过程。在 20 余年时间里，厉家班相继有孟宏垣、王洪奎、张福通、产保福、关盛明、王蕙芳、赵瑞春、戴国恒、郭三增、潘奎祥、崔韵玉、张富胜、吴永桐、吴芷香、侯云亭、侯云峰、张庆喜等任教。此外，每到一地，厉彦芝皆注重访师拜友，聘请他们临时为科生说戏、教戏。内迁到西南的诸127多艺人及票友，都曾担任厉家班科生的“一戏之师”，计有赵君玉、杨富荣、李松亭（净角）、杜富隆（富连成高才生）、黄桂秋、徐碧云、筱玉楼、陈嘉麟、陈盛泰、小达子（李桂春）、白家麟、蓝月春、苗鑫茹、张韵楼、云燕铭、朱百岁、孟燮卿、张桂芬、杨畹农、敖伯言、周志彬、罗孝可、许云、侯寒雁等。转益多师，谦逊求教，使厉家班能够博采众家之长，成为内迁京剧班社中的翘楚。厉家班的成功源于其雄厚的班底。这不能不归功于厉彦芝从开班之始即注重科班的梯队建设。早在1936 年脱离更新舞台前，厉彦芝即开始招收艺人子女为徒，并初具规模，形成具有 30 人左右的小科班格局。此后，辗转于内地，队伍不断壮大，最多时达到上百人。厉家班的内迁，也是他们一路招兵买马的历程。历彦芝对于科班建设颇有雄心，拟定培养“慧”“福”“天”“来”四科学员。到 1940 年，除“厉家五虎”外，“慧”字科学员已能挑大梁，这为斌良国剧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厉家班由昆明转到贵阳之后，又开始招收“福”字科学员，逐渐形成包括大“慧”字和小“慧”字、大“福”字和小“福”字“以大带小阶梯形的构成方式”3147。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厉彦芝未能完成四字科学员的培养目标，但是仅“慧”“福”两科科生已达156 名，可谓民间戏班史上的一个奇迹。偌大一个民间戏班要在乱世中存续，除了班底本身的实力外，还应具有应对各方势力、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这正是班主厉彦芝所擅长的。年少离家的厉彦芝，精于人情世故，好结交朋友，兼有商人的精明和“游民”的江湖义气。厉家班每一次遭遇危机皆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厉彦芝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他既可以和张大千、徐悲鸿等绘画大师论交，也可以与医院院长、澡堂老板结缘，还能够与昆明的“土皇帝”龙纯曾、青帮大爷向青亭、票友王振祖等拜把子三教九流，皆可成为其座上宾。这与厉彦芝自身的气度是分不开的。在武汉，因商业竞争，班底薄弱的赵剧团难以为继，欲与厉家班兵戈相向之时，厉彦芝亲自上门拜访，并予以资助，终化干戈为玉帛。厉家班回重庆后，曾有几名科生私自逃往昆明加入殷汇洲的班社，厉不仅未予责罚，还非常大度地允许这几名科生留在昆明发展。这样的气度令他深受敬重。作为一个被迫流转于各地的民间戏班，厉家班的生存困境远比想象中更大。每到一地，厉家班都必须在陌生的环境中求取生存，势必面对观众的怀疑、同行的竞争、地方势力的威压等，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受到认可，是厉家班一路西行首先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为此，厉家班非常注重自身的形象塑造，自初入山城始，每迁居一地，即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舆论造势，先声夺人。1938 年 7 月 12 日，厉家班首批成员抵达重庆，翌日即被时事新报报导，并于 7 月 15 日招待新闻界，由时年不满 14 岁的厉慧敏报告来渝经过。国民公报也于 7 月 16 日报道了厉家班来渝的消息。1948 年，汉口 戏报 曾以 重庆平剧权威人物：厉彦芝 为题报道过厉氏，对其成功秘诀总结了十条8，涉及班主厉彦芝个人的胸襟与气度、严格的管理制度、严谨的台风，及其在尊重戏曲传统基础上，勇于探索的革新观念，大体概括了厉家班得以逢凶化吉、逆势发展的根由。戏报对厉彦芝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对厉家班的印象，这足以显示，在 20 世纪 40 年代，厉家班已然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而为业界所推崇。结语就班社生命周期而言，厉家班似乎只有微不足道的 20 年时间，在近现代戏曲史上，显然无法与持续上百年的易俗社相提并论，也不能与稍早的富连成媲美。然而，相比于这两个班社，厉家班的经营模式更加接近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戏班。易俗社由同盟会成员创办，一开始即被寄予移风易俗、启迪民智的厚望，可参见以下文献：厉家班近况，海涛1946 年第 29 期；厉家班，影与戏1937 年第 1 卷第 21 期；张丙昆厉家班内幕，新闻天地1948 年第 32 期。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张志全艺术探索 2024 年 第 38 卷 第 1 期 总第 184 期128带有现代学校的性质，具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富连成虽为私人创办，但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个人资助和捐赠，班社的日常经费并非完全通过营利来赚取。而厉家班由创立之始，到辗转内地，颠沛流离，直到 1950 年重庆戏改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完全依靠演出收入自给自足。而且，战乱迫使厉家班不得不频繁奔徙于各地。这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可以说是传统民间戏班冲州撞府演出生态的历史再现。由于文献难征，传统戏班的演出生态已经很难作清晰的钩沉。故而厉家班的存在或可视为传统戏班冲州撞府现象的现代遗存。厉家班如何在困境中求取生存，如何培养科生，如何经营戏班，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传统戏班的生存轨迹。就另一层面而言，厉家班在京剧氛围并不浓郁的大后方生存下来，而且每到一地，皆能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这不能不说是民间戏班经营的一个成功案例。结合当前各地剧团的现状，以及振兴戏曲的战略，厉家班的经营模式及其教学方法，或可为促进当代剧团的良性发展、培养戏曲人才、做好梯队建设予以一定的借鉴。参考文献：1 厉慧森.京剧厉家班小史 M.上海：中西书局，2015.2 刘沪生，张力，任耀翔.京剧厉家班史 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 春风馆主.闲话厉家三慧 J.戏剧旬刊，1936（12）.4 中华民国第一届戏剧节 J.戏剧新闻，1939（8，9）.5 厉慧森.抗战中的“厉家班”J.红岩春秋，1995（3）.6 张惠良.旧剧作风的转变 N.新民报晚刊，1945-04-08（2）.7 安娥.厉家班访问记 J.少年先锋，1938（11）.8 重庆平剧权威人物：厉彦芝 J.戏报（汉口），1948（3）.（责任编辑：徐珊珊）（责任校对：关绮薇）BetweenFamilyandCountry:theSurvivaloftheInternalMigrantFolkTroupesDuring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i Family TroupeZhangZhiquan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folk troupes gathered in Southwestern China.Folk troupes not only performed commercial performances to survive but also performed public performances to inspire the public to fight against Japan.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an important compromise that folk troupes had to face.During the process of relocating to the inland,the Li Family Troupe faced many dangers but still participated with great enthusiasm in various performances staged to fund the war effort,created new plays to inspire the public,and consciously integrated publicity and fundraising into their stage performances,reflecting their deep feelings for home and country.The Li Family Troupe has developed against the trend in the midst of fierce competition,thanks to its strict class management system,scientif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and its leaders brilliant social activism.Its life trajectory has transcended the value of an individual troupe and has become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the fate of Chinese folk troupes during the war period.Keywords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period,Peking Opera,Li Family Troupe,Between family and country,Way of surv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