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民生思想探析-基于处理富农问题的视角.docx

邓小平民生思想探析基于处理富农问题的视角 陈君锋（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四川成都611756）摘要邓小平历来关注民生，有着丰富的民生思想。他在处理富农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民生关怀：着力关注农业、农村与农民；激发富农生产积极性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分步骤、渐进式的方式实现包括富农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这些民生思想的萌芽与实践为改革开放后其系统民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关键词邓小平；民生思想；富农问题(中图分类号A849A1001 - 8999(2014) 05 - 0056 - 05收稿日期201404 - 25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950 - 1957）”(13CDJ005)阶段成果作者简介陈君锋（1986 -），男，浙江缙云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民生，简而言之就是指人民的生计、生活。关注民生亦即始终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利益为工作首位的前提下关注人民的生活、生计。邓小平历来关注民生，积累了丰富的民生思想。纵观其处理富农问题的全过程，无不体现着对民生的高度关注，无不展现着为改善民生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这些民生思想的萌芽与实践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系统民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当今我们解决民生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一、邓小平对富农的认识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对富农的认识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同时，亦有其独到之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客观实际情况的特殊性所致，二是由于邓小平对富农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处地位的判断不同所致。（一）富农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员及社会生产力之一在一定时期内，中共党内一致认为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存在封建式及资本主义式剥削，因此属于打击的对象。尽管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推进，中共对富农有了进一步认识，给予了富农一定的经济地位，但并未承认富农的政治地位，富农依然被排斥在人民群众的政治范畴之外。邓小平根据中国革命整体形势走向的判断以及主政区域内实际情况的总结，认为我们不应该完全将富农排除在人民群众之外，而应将富农看成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成员以及中国社会的重要生产力之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时，不仅要团结各阶层对敌，减轻人民对敌的负担，还要保护好基本群众的利益。这里的基本群众就包含着富农阶层。为什么基本群众中包含富农阶层呢？因为“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坚决反动的叛徒”1以及汉奸卖国贼毫无疑问是我们镇压的主要对象。但我们应尽可能对其中之“胁从分子、次要分子”采取争取联合之方针，给他们以回头、反省之机会。富农是胁从分子，是在受到地主鼓动，官僚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迫害时才参与到反革命队伍当中的。他们本身并不是我们天然的敌人，而是人民群众的重要成员，是重要的社会生产力之一，只要我们引导得好，给予回头的机会，将其纳入到基本群众当中，就能有效运用其对社会生产的经验、所拥有的生产工具及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从而为中国革命提供更为夯实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物质基础。邓小平认为，在强调富农为中国社会成员及社会生产力之一的同时，要提防其受地主、资产阶级鼓动而参加到反革命阵营当中的危险。因此，“充分发动群众以发挥其伟大的抗日力量，以打下统一战线之坚实基础，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是完全必需的；但在发动群众中，必须把它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这仍是今后应该注意的”2。（二）富农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中共党内对于富农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由革命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提防富农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从中立富农到排斥富农3。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共党内对富农的认识逐渐统一，亦即实施从中立富农到联合富农的政策。但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提上日程，“消灭富农”政策在党内逐步重现。邓小平在这一背景下，对富农的认识或多或少受到中共党内共识的约束，但其“富农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之判断基本未曾动摇。邓小平认为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即一方面是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因此，在这一基本点的指引下，他认为我们群众运动方针应该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富农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基本原则是“削弱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4。富农存在落后的封建式剥削行为，影响了大部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我们就对富农实施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因为，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生产方式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为日后革命、建设提供坚实之经济条件所需要的，一旦完全消灭富农的所有生产方式，那么势必引起富农倒向敌对阵营，破坏统一战线的稳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在政策法令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但同时于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5，应纠正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很大比例的不正常现象，以及各地已经发生了的某些过分现象。此外，削弱封建剥削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要相应的推进，这样才能牢牢地将富农阶层团结到人民群众当中，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建设的重要力量。例如允许地主、富农阶层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治为载体的民主政权，其目的虽是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但绝不是通过这一形式来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这是不现实也是不正确的。历史经验表明，封建阶层非常重视其政治地位，一旦其政治地位受到打击，便会出现猛烈的反抗。富农作为封建阶级的重要阶层，他们有着地主阶级一样的政权诉求，但由于其同时又受到地主的压迫，与地主阶级之关系并非牢不可破。由此，邓小平认为将富农牢牢地统一于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为中国革命、建设服务成为可能，并且应当长期执行。一、邓小平处理富农问题时的民生关怀（一）激发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民生思想的重要内核，那么如何在革命环境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主张对人民群众要保障其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这其中也包括了富农在内。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激发富农的生产积极性，让他们为农村社会生产服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更为强大的物质力量。1给予富农一定的生命安全保障富农在未阻碍中国革命之前，都应享有跟普通民众同等之人权，尤其是生命保障权。生命安全是富农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基本前提，如果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生产积极性则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富农的生命安全一旦受到危害，势必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不利于土改的顺利进行，甚至影响到革命形势的顺利推进。因此，邓小平在处理富农问题时已然做出给予富农一定的生命安全保障的决定，并不断强调在对待富农上，不能彭乱杀人，杀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一旦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这是因为在富农中，特别是在富农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6，而这些人都是我们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及革命力量。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基于邓小平革命环境下土改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早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邓小平就提出过并不是“谁是富农就要被打倒”7，无条件地反富农如“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不利于革命的发展。1931年，他又以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宣布“立即停止乱杀人”、“富农，罚钱后放掉，罚不到钱的取保释放”8，主张从经济上打击富农，而并非胡乱杀人。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土改由于“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思想”9的影响，实行过早消灭富农资本，对富农实施打人甚至杀人政策，而把一批中立甚至可能联合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敌人方面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形成对立。其结果必然造成“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10的境地，而且在错划阶级、分配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如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和恐惧，最后导致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由此，他认为杀人过多不但不能有效镇压反革命活动，反而会增强敌人的团结和抵抗，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11。因此，只有当富农生命安全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不用为自己的生命提心吊胆，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及手工业生产当中。富农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才能为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做出贡献。2赋予富农以一定的经济地位富农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完全将精力投入到农业、手工业生产当中，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会被没收、上缴，担心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被土地改革运动所剥夺。他们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因此，他强调团结富农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12。在制定政策方针解决具体问题时，应该使富农“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13，以便其能够生活下去，争取他们回家的工作，应当广泛地进行。同时，他还特别强调对地主富农要实行不同的政策：“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14；对富农的态度则应是“暂时不斗富农底财”15，坚定“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16，实行有别于对地主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否则即使我们对富农态度再好，即使给予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选他们当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当然，对他们也要有所保留与警惕，对富农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部分应设法予以退还以外，富农之其他财产，则不应予以退还。此外，对土改新区与老区也做了区别，“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须保证地富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17，以便维持富农基本的生产生活。而且不可强迫富农拿出粮食行救济贫民之事，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18。以避免激化富农与贫雇农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这样不利于激发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利于中国革命胜利的取得。邓小平赋予富农一定经济地位的认识与政策实施，大大缓和了农村社会矛盾，调动了富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3维护富农基本的政治文化权利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各项权利，才能给人民群众以归属感，在对待富农上也是如此。邓小平认为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或联合其倾向革命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反动的部分”19。万不可一刀切，打倒一片，这样不仅帮助了敌人团结，还把自己孤立起来了。那么争取与联合的对象是谁，中立的对象是谁，孤立与打击的对象又是谁？邓小平对此进行过思考。过去的经验已然证明，富农是“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20，虽然我党实行的减租减息得到了他们的接受，但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必然会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由此可见，富农只有在自身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且我们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21。富农甚至地主只要不反抗民主政治，积极参加革命，他就能获得参加民主政权之权利。邓小平不断强调政治上我们“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22，其中也包括富农在内。并且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就作出政策执行，而应该根据大多数农民群众（包括中农）的意见，“甚至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23，充分体现我们的政治民主。此外，邓小平认为给予富农一定的文化权利也是十分必要的。他举例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但很多领导“不会写，写不了”或“没工夫写”，但富农中却不乏开明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赋予这部分富农一定的文化权利，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化创作当中，但前提是领导同志要做好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例如一些地方由富农知识分子参与写作的报告中提到佃富农自愿调剂一部分土地给贫农。邓小平认为“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24。因为这样的事件未必真实，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要先研究一番，或写个东西既说好的方面，也要指出其中的不足，使群众全面了解事实，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引导与领导。（二）实现包括富农在内的共同富裕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在革命时期已然萌芽，并付诸探索。他积极探索的主要原则是：允许一部分先富者富农的存在，并通过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方式实现包括富农在内的共同富裕。1943年，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25。减租减息便是结合现实情况，实事求是的。所谓减租减息是指富农对租地的贫雇农实行减免一定的地租额度，对欠其高利贷的贫雇农减免一定的还贷利息额度之政策；而交租交息则是租地之贫雇农向租地富农交纳一定的地租，向借贷之富农交纳一定的借贷利息。这样做既可防止农村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有利于缓和农村社会矛盾，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为凡是减租减息的地方，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而交租交息不仅稳定了富农的情绪，还为联合他们加入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言，减租减息政策不仅稳定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更加强了各阶层的团结，还号召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力量，“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26，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时，减租减息政策，也给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此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富农问题，邓小平也提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他在七军工作报告回忆主政右江根据地处理瑶族土地问题时说：“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27，亦即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分配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但土地分配时也要分给富农一份，田地不够则以山地替代。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虽然我们的政策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减息，不搞土地改革，但“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族人还要迫切”28。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那就是大汉族主义，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但如果同意他们的要求则会得不到苗族上层富农的支持，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将难以展开。邓小平建议“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减息、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29】。这样既照顾了少数民族贫雇农的要求，不违背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原则，也使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减少了阻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政策必须有一个特定条件，即“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30。可见，邓小平认为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权利与机会，共同富裕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发展，追求富裕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应该是中国人民都有的权利，其中也应该包括富农、少数民族在内，尤其是开明富农。（三）分步解决富农问题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1948年2月8日，邓小平在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认为在新区应树立两个观念，一是根据地确立及土改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我们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31。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处理富农问题上是主张有区别、分步骤、渐进式地进行，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将富农同样对待，将他们一并划为阶级敌人进行镇压。这样不仅有违中央的指示，更会因过去“左”的思想的影响，侵犯中农的利益，不利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战略的实施。邓小平的这一认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17日，毛泽东转发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他同时再次强调了邓小平的观点：“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这一阶段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但并非将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排除在外。我们所为的只是“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32。在贫农团的组织形式上，毛泽东认为“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33，这样既有利于团结全体农民，并可严防富农大量的混入。邓小平分步骤、渐进式地处理地主富农问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认识得到了党内的认可，并得到推广。如何分步骤、渐进式处理富农问题呢？邓小平认为基本原则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具体而言，“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34。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对富农也有了新的认识，决定由惩治不法地主向适当满足贫雇农的经济要求转变，即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以奠定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而直到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才认为农村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恢复，生产力得到了全面解放和发展。此时，邓小平坚定不移地贯彻党限制到逐步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邓小平在处理富农问题中所体现的民生思想与改革开放后的民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在革命环境下已然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点的民生内容，而当时富农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因为只有激发富农的生产积极性才能更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促使农业生产的恢复，才能稳定农村社会；只有实现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才能体现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与伟大复兴；但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曲折性，导致富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解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他的这些民生思想为改革开放后提出完整的、富有理论体系的民生思想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参考文献12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J.斗争，1943，(15)3陈君锋，唐玲，统一战线视域下的富农问题研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6).45121316202122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N战斗，1943 - 03 - 25691011171819233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1，111, 111, 112, 121, 117, 121, 117, 105.7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340.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 -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85.141531323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8)(Z).北京：内部发行，1986. 384，384，383，383，383.24282930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53 -154，201，202，202.2526太行区的经济建设（N解放日报，1943 - 07 - 02.27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EB/OL人民网，http：/book. peoplecom. cn/GB/108221/10179121html（责任编辑：赵小波胡学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