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研究.docx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研究 王启迪摘 要：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为四库书，故称“全书”。史部在史料方面贯彻博采善择的原则；又因其诞生在考据学兴盛之际，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并且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褒贬；对于著者也能从论世知人的角度出发，表达出护惜古人之心，本文对四库全书中的史部部分做了浅略的研究。笔者就史部方面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详细介绍了史部，写出了自己的心得。关键词：四库全书；史部；史学价值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纂修的大型叢书，其斟酌历代图书分类的方法，择善而从，将所录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之下又分为若干类，其经部为十类，史部为十五类，子部为十四类，集部为五类，一些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有子目，四部大小有序，各类有小序，每一部皆有提要，分类严密，体例完整，代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水平，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200卷，共著录图书10254种172860卷（其中正目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馆决定纂修总目，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武英殿刊版印行，历时整整二十年。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总目自问世后，备受学者赞赏。1四库全书史部目类的确立设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由十五类目，二十七子目构成这些类目的设置，一方面继承了和完善了以往史部目录之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类目，反映出学术的发展，正史类目肇始于隋书经籍志，自从隋志改七录之“国史”为正史后，诸志谨遵，少有变化，总目史部也继承了正史类目；编年由新唐志创称，在七录和隋志之中称为注历或古史，崇文总目也称“编年类”，而明志把它附注在正史之后，总目沿用了前代编年类目；自从七录设立职官类之后，历代相沿不改，总目史部因之；七录之际，设伪史类名，隋志把它改为“霸史”，郡斋读书志称伪书，宋志称霸史，总目史部准东观汉记和晋书之例，题类名为载记类；七录之鬼神部，隋志并入杂传，以后史志或称传记，总目沿用了传记之类名；宋代以前有关时令的书籍皆入子部农家类，宋崇文总目创立岁时，斋书录解题改为时令，总目沿用了前代时令类名；七录设立土地部，隋志改为地理类，以后目录著作对此相沿不改，总目沿用地理类类名；七录时采用簿录部为类名，新唐书艺文志改名为目录类，明志不设目录，总目史部沿用目录类类名；杂史创于隋志，以后目录著作大都沿袭，宋志不设此类，总目史部因杂史类名；别史创于直斋书录解题，宋志也设此类，总目史部因之。奏章类创于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改为奏议，诏令创于直斋书录解题，原来隶于集部，总目并二为一类曰诏令奏议类，并改属史部。郡斋读书志出现史评，遂初堂书目改为史学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合而为一，成为史评史钞类，宋史艺文和明史艺文志皆立史钞类，到总目史部时才按其性质析为史评和史钞两类。新增了纪事本末类，宋袁枢通鉴出现以后，后人仿其体裁，比如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因者既众，此类著作日渐增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便于此类别立一家，设立了纪事本末类，以反映学术的发展，总目史部还设立政书类等类目来囊括前代类目内容沿用钱溥秘阁书目之政书的类名，涵盖了七录之仪典，直斋书录解题之礼注以及七录之法则，直斋书录解题之法令，其它史志之刑法，总目史部则并此二类为政书类。，总目史部类目设置的这些变化，反映了总目史部的编次原则以及特点。2 对史学的扬弃之功。我国的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始于汉代。汉成帝时，刘向受诏典校秘府图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后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别录一书的史书部分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著作。班固发展了这种史学批评形式，其汉书艺文志以“春秋”统领史书，在春秋家序中对当时所存各类史著进行了总体评论。唐修隋书经籍志分史著为正史、古史、杂史等十三类，体现了分类者对史著性质与地位的评判。该志每类有小序，专论古代史学源流、史书流传情况以及史籍功用等，可视为隋以前的史学发展简史。唐以迄明清，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代表作。总目对前代史学批评多有扬弃之功。它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史学批评方法。比如，晋人张辅曾撰有论班马之优劣一文，首次从史著文辞的烦与约，采撰的去与就，褒贬的得与失，体例的创与循，文采的华与实等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比较评析，从而确立了比较法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总目十分推崇这种批评方法。因此，总目格外欣赏宋人倪思的班马异同，认为这是一部“创例”之作，非常人所能为。它还特地拈出其方法论上的比较特点为说，一方面肯定倪氏以史、汉两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龂龂于个别字句的互较。可见，总目非常重视比较法在史学批评中的运用，而且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讲求比较的侧重点。具体而言，总目特别强调史学流派及著述宗旨的在比较中份量。实，总目经过考察，认为叶志“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进而得出结论说：“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但是总目又不止于褒苏抑钱，而是在充分吸收两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叶志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评论，指出契丹国志既“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一些地方又“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于此，总目让读者清楚地知道了该书的所得所失，同时也结束了钱、苏两派的纷争，大致恢复了契丹国志本来的面貌。3 对史学的推动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总目史部是我国古代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史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就史料的采择而言，总目关于日记、家传、野史等以往少为人重视的历史资料的价值判断，具有辩证的理性认识，直接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就史书编撰体例而言，总目主张“因”与“创”的结合，提倡“因时变通”，为打破中国传统史学后期史体僵化的局面，探索史书体裁的新出路奠定了基础。就史家的素养而言，总目重视史家的“心术”和史识在修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把“公心”和“直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比刘知几的“直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史学功用而论，总目摒弃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空谈性理对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知往鉴来，经世致用，以史畜德。同时，又积极主张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将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与宋明以来重论轻史的理学化史学的治史风格是背道而驰的，具有扭转史学风尚的意义。以上这些，对于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促进史学及其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不无裨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