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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研究

王启迪
摘 要：《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为四库书，故称“全书”。史部在史料方面贯彻博采善择的原则；又因其诞生在考据学兴盛之际，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进行考证，并且在考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褒贬；对于著者也能从论世知人的角度出发，表达出护惜古人之心，本文对《四库全书》中的史部部分做了浅略的研究。笔者就史部方面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详细介绍了史部，写出了自己的心得。
关键词：四库全书；史部；史学价值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时期纂修的大型叢书，其斟酌历代图书分类的方法，择善而从，将所录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各部之下又分为若干类，其经部为十类，史部为十五类，子部为十四类，集部为五类，一些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有子目，四部大小有序，各类有小序，每一部皆有提要，分类严密，体例完整，代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最高水平，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200卷，共著录图书10254种172860卷（其中正目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四库全书馆决定纂修《总目》，到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武英殿刊版印行，历时整整二十年。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总目》自问世后，备受学者赞赏。
1《四库全书》史部目类的确立设置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由十五类目，二十七子目构成"这些类目的设置，一方面继承了和完善了以往史部目录之分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类目，反映出学术的发展，正史类目肇始于《隋书经籍志》，自从《隋志》改《七录》之“国史”为正史后，诸志谨遵，少有变化，《总目》史部也继承了正史类目；编年由《新唐志》创称，在《七录》和《隋志》之中称为注历或古史，《崇文总目》也称“编年类”，而《明志》把它附注在正史之后，《总目》沿用了前代编年类目；自从《七录》设立职官类之后，历代相沿不改，《总目》史部因之；《七录》之际，设伪史类名，《隋志》把它改为“霸史”，《郡斋读书志》称伪书，《宋志》称霸史，《总目》史部《准东观汉记》和《晋书》之例，题类名为载记类；《七录》之鬼神部，《隋志》并入杂传，以后史志或称传记，《总目》沿用了传记之类名；宋代以前有关时令的书籍皆入子部农家类，宋《崇文总目》创立岁时，《斋书录解题》改为时令，《总目》沿用了前代时令类名；《七录》设立土地部，《隋志》改为地理类，以后目录著作对此相沿不改，《总目》沿用地理类类名；《七录》时采用簿录部为类名，《新唐书艺文志》改名为目录类，《明志》不设目录，《总目》史部沿用目录类类名；杂史创于《隋志》，以后目录著作大都沿袭，《宋志》不设此类，《总目》史部因杂史类名；别史创于《直斋书录解题》，《宋志》也设此类，《总目》史部因之"。奏章类创于《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改为奏议，诏令创于《直斋书录解题》，原来隶于集部，《总目》并二为一类曰诏令奏议类，并改属史部。《郡斋读书志》出现史评，《遂初堂书目》改为史学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合而为一，成为史评史钞类，《宋史艺文》和《明史艺文志》皆立史钞类，到《总目》史部时才按其性质析为史评和史钞两类。新增了《纪事本末类》，宋袁枢《通鉴》出现以后，后人仿其体裁，比如《》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因者既众，此类著作日渐增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便于此类别立一家，设立了纪事本末类，以反映学术的发展，《总目》史部还设立政书类等类目来囊括前代类目内容沿用钱溥《秘阁书目》之政书的类名，涵盖了《七录》之仪典，《直斋书录解题》之礼注以及《七录》之法则，《直斋书录解题》之法令，其它史志之刑法，《总目》史部则并此二类为政书类。，《总目》史部类目设置的这些变化，反映了《总目》史部的编次原则以及特点。
2 对史学的扬弃之功。
我国的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始于汉代。汉成帝时，刘向受诏典校秘府图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后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别录》一书的史书部分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著作。班固发展了这种史学批评形式，其《汉书·艺文志》以“春秋”统领史书，在春秋家序中对当时所存各类史著进行了总体评论。唐修《隋书·经籍志》分史著为正史、古史、杂史等十三类，体现了分类者对史著性质与地位的评判。该《志》每类有小序，专论古代史学源流、史书流传情况以及史籍功用等，可视为隋以前的史学发展简史。唐以迄明清，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如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代表作。总目》对前代史学批评多有扬弃之功。它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史学批评方法。比如，晋人张辅曾撰有《论班马之优劣》一文，首次从史著文辞的烦与约，采撰的去与就，褒贬的得与失，体例的创与循，文采的华与实等方面对司马迁和班固作了比较评析，从而确立了比较法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总目》十分推崇这种批评方法。因此，《总目》格外欣赏宋人倪思的《班马异同》，认为这是一部“创例”之作，非常人所能为。它还特地拈出其方法论上的比较特点为说，一方面肯定倪氏以《史》、《汉》两书互勘，“长短较然，于史学颇为有功”，另一方面也认为不能龂龂于个别字句的互较。可见，《总目》非常重视比较法在史学批评中的运用，而且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方法，讲求比较的侧重点。具体而言，《总目》特别强调史学流派及著述宗旨的在比较中份量。实，《总目》经过考察，认为叶《志》“大抵取前人纪载原文，分条采摘，排比成编”，进而得出结论说：“苏天爵所论，深中其失。钱曾盖未之详核也。”但是《总目》又不止于褒苏抑钱，而是在充分吸收两家意见的基础上，对叶《志》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评论指出《契丹国志》既“与辽史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一些地方又“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于此，《总目》让读者清楚地知道了该书的所得所失，同时也结束了钱、苏两派的纷争，大致恢复了《契丹国志》本来的面貌。
3 对史学的推动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目·史部》是我国古代目录解题式史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史学发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就史料的采择而言，《总目》关于日记、家传、野史等以往少为人重视的历史资料的价值判断，具有辩证的理性认识，直接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就史书编撰体例而言，《总目》主张“因”与“创”的结合，提倡“因时变通”，为打破中国传统史学后期史体僵化的局面，探索史书体裁的新出路奠定了基础。就史家的素养而言，《总目》重视史家的“心术”和史识在修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把“公心”和“直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比刘知几的“直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对章学诚的“史德”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史学功用而论，《总目》摒弃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空谈性理对史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知往鉴来，经世致用，以史畜德。同时，又积极主张经世致用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将史学的经世意识建立在客观实证性的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与宋明以来重论轻史的理学化史学的治史风格是背道而驰的，具有扭转史学风尚的意义。以上这些，对于丰富当今史学批评的思想和方法，促进史学及其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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