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界面本土化：超越语言的跨文化设计.pdf

科学 艺术 时尚宋 炀/主持 005数字界面本土化：超越语言的跨文化设计数字界面本土化：超越语言的跨文化设计李 岩信息系统伴随全球化的潮流，打破了原有的时空边界，重构了跨文化的互联生态语境。其依托电子媒介，通过数字界面构建起数字化生存景观。人机系统的全球化为产品和系统带来了更高的可用性。作为跨越数字鸿沟桥梁的数字界面，同时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文化场域。其本土化发展面临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多样化使用需求，而更多关注语言转换的本土化设计却忽视了场域中更为复杂的文化差异和审美体验。当前的数字人文研究正聚焦于揭示不同文化背后数字界面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进行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的内在动力。而我们则更需要深入理解参摘要：随着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数字界面需要面向全球不同文化开展有效的本土化设计，以适应多元文化群体的需求。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中存在标准化可能忽视文化变异的价值，生产效率可能会弱化设计创新，以及表面的中立选择可能隐含文化偏见等诸多困境。为分析这一系列问题，本文从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理论出发，关注不同媒介环境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强调文化差异的动态适应机制。通过描绘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中的文化困境，提出数字界面设计的伦理反思，激发对其中潜在文化政治因素的思辨，进而拓展和丰富麦克卢汉理论在数字语境中的应用价值。关键词：数字界面；麦克卢汉；本土化设计；界面设计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18(2024)01-0005-06Localization of Digital Interfaces:Transcending Language in Cross-cultural DesignLi Yan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ment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digital interfaces need to carry out effective localization designs oriented towards diverse global cultural groups,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multifaceted cultural users.From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digital interface localization design faces many di-lemmas including standardization may overlook the value of cultural variation,production efficiency may undermine design innovation and surface neutral choices may contain implicit cultural biases.To analyze this range of problems,this study employs Marshall McLuhans theory of media ecology which focuses on how dif-ferent media environments adapt towards multifaceted cultures,emphasizing 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By depicting the cultural dilemmas in digital interface localization,it aims to provoke reflections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digital interface design and bring to light embedded sociocultural politics,thereby expanding and enriching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cLuhans theory in digital contexts.Key words:digital interface;McLuhan;localization design;interface design与这个场域的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认知鸿沟。此外，简洁与冗余、直白与暗示的跨文化价值评判也会带来伦理困境。那些表面看似中立的设计选择，其实可能蕴含着令人难以察觉的文化中心主义。由此可见，数字界面的本土化设计并不总是能有效地得以实现。一、数字界面本土化的语言学 起源与人文拓展 早期数字界面本土化研究较多地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在可用性工程中，美国可用性专家雅各布 尼尔森（Jakob Nielsen，1957）系统讨论了国际用户界面设计需考量的语言差异问题，并提出了本土化过程中的一般原则。有学者提出网站进行跨语言本土化时，应减少冗余信息，采用简单直白的语言风格，以减少理解偏差。这一阶段研究为后续本土化设计实践奠定了语言学基础。进入 21 世纪，学界开始关注语言以外的文化差异对界面本土化的影响。在对中国和西班牙 Flickr 用户发布的图片内容进行探索性分析，并采用线上问卷和访谈研究多语言使用对全球化认同的影响时发现，多语言用户的语言选择受环境、假想观众和图片内容等因素影响。一方面，Flickr 用户的多语言应用反映了全球化，增强了全球化认同；另一方 科学艺术时尚2024服饰1期.indd 524/3/6 上午9:34006艺术设计研究2024 01 期面，在向全球观众介绍本地文化时，也增强了本土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也存在差异。有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人人网和美国脸书上多家公司主页所反映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包括语境依赖性、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方面。研究发现，中国人人网上的公司主页更强调互赖、受欢迎和高社会地位等价值取向，而美国脸书上的公司主页则更多地突出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拓展了数字界面本土化的人文视野。随着理论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构建更系统的数字界面本土化模型。基于霍氏跨文化模型，美国用户界面和信息可视化设计师马爱荣（Aaron Marcus，1943）等发现了网页用户界面设计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例如，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网页设计中可能更强调重要人物，这反映了心智模型中的层级关系。也有学者发现商业网站的设计元素反映了文化差异，如组织结构图的频繁出现反映了较高的权力距离。这种基于已有文化理论的本土化模型，为设计实践提供了一个较系统化的指导框架，但也存在将文化简化为静态指标的风险。由此可见，对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的研究经历了从语言转向人文因素的发展过程。但现有研究仍存在将文化差异过分静态化和简单化的问题，鲜有从数字媒介的传播学视角开展研究。因此，本文试图基于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 1980）的媒介环境理论，通过强调文化差异的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开拓数字界面本土化策略的新视角。二、媒介环境与文化属性的互构逻辑伴随互联网的诞生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再到物联网的方兴未艾，数字界面也从 PC 拓展到手机，再到穿戴设备，以至无数智能终端（图 1）。其作为信息载体，在人机交互中构筑了全新的媒介环境。作为媒介环境论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他的代表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指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麦克卢汉以“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观点开启了理解媒介的形式主义模式。他认为，传播中最本质的是媒介，媒介即是讯息。媒介的发展依赖技术创新，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会改变信息传播，并影响人与环境的变迁。麦克卢汉指出电气技术已经导致了一场感知范式的巨变，而数字媒介作为新兴的媒介形式，正在深刻重构人类的认知模式、组织形式乃至文化面貌。因此，在“媒介即环境”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审视，数字界面不仅是一种工具，更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并正在以其整体性的方式塑造人类信息交流的新生态。如今，人类生活已融入数字媒介环境。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 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指出，这一媒介环境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新的数字时代。数字媒介以其超文本、虚拟、交互等特性，正在重塑人际关系、组织方式、文化模式等，对社会变迁影响深远。因此，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数字媒介技术如何依不同文化环境而调适，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一视角关注数字界面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对界面形式和交互模式进行本土化，以适应各异的文化需求和审美习惯。同时，也启发我们审视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所反映的深层文化差异，而不仅是表面的语言转换。透过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论，我们发现不同的媒介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人际交流方式和认知模式。在数字界面设计的语境中，这一理论似乎意味着不同的文化群体会形成各自的数字媒介环图 1：智能终端数字界面（作者自制）2024服饰1期.indd 624/3/6 上午9:34科学 艺术 时尚宋 炀/主持 007数字界面本土化：超越语言的跨文化设计境，从而影响数字界面设计的方式。然而，我们是否该如此直接地将文化差异归因于不同的媒介环境呢？也许我们需要怀疑的是，这种媒介环境决定论背后所蕴含的科技决定论思想。数字媒介环境与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或许并非一种单向的决定，而是一种互构。数字界面以其技术特质重新塑造着文化认知，不同的文化群体也在赋予数字界面自身以文化意义。它们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互相演化的过程。伴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图 2）、增强现实（图 3）、区块链等科技引领的技术革命，数字媒介正在迎来全球传播秩序的重构和未来传播图景的构建。当我们回溯传播史的发展，语言、文字乃至印刷术的出现同样改写了人类的认知模式和社会形式。口语的出现支持了人际直接交流，文字的使用促进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印刷术的发明则降低了获得书面知识的门槛。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后一媒介环境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前一环境的消亡。口语、书写语和印刷语并未形成完全替代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并互相影响。同理，在数字界面的场域中，不同文化群体形成的数字媒介环境也并非会完全取代其原有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与其相互构建。文字、图形、布局等数字界面元素和人机交互的应用，既反映了数字媒介的技术特征，也承载着特定文化群体的语言与审美习惯。由此可见，媒介环境与文化属性应被视为一种动态互构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媒介影响论。三、数字界面的跨文化价值判断困境在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一书中，李军将跨文化界定为不同于“多元文化”的概念，“其原则被定义为从他异性角度看待自身（seeing oneself in the other），意味着每个人其实都具有多重的文化背景，故每个人身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将首先导致个体单一的文化认同变得不易，遑论一个边界清晰的共同”。由此可见，跨文化的界定存在模糊性。马爱荣等发现，西方用户偏爱简约风格，与之相比，亚洲用户通常更喜欢色彩鲜艳的界面设计。人类在对审美体验的理解上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但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对个体审美理解却图 2：虚拟现实数字界面（图片来自网络）图 3：增强现实数字界面（图片来自网络）2024服饰1期.indd 724/3/6 上午9:34008艺术设计研究2024 01 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来自不同文化的用户在对审美体验的解读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数字界面设计中，简洁与冗余的使用似乎成为一种跨文化的价值判断。前者被视为高效现代的表征，而后者则被认为传统陈旧。这种表面看来“客观”的评判标准，其实并非价值中立。简洁的审美价值观念起源于现代主义设计哲学，强调形式的纯粹性和功能导向。它反映了工业社会崇尚效率、标准化的价值取向。而冗余则被认为传统、低效。但冗余在某些文化语境中也可被视为一种礼貌、完整的言说方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轻易地将某种审美形式与“进步”或“落后”进行等价联系呢？在数字界面设计中，简洁化设计成为一种趋势。但其标准似乎是某种默认的文化偏见，可能导致文化同质化。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审视简洁这一审美形式所内涵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以更开放的心态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冗余传统可能具有的合理性。法国启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 1784）在论“美在关系”时说：“美要靠对象和情境的关系，情境改变，对象的意义就随之改变，而美的有无和多寡深浅也就相应地改变。”因此，数字界面设计的价值评判应建立在跨文化情景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而非简单地复制某种主导文化的审美偏好。通常，看似中立的设计选择实则往往蕴含着价值偏见。来自主导圈层的声音常常掩盖了边缘文化所珍视的东西。当我们评判简洁与冗余时，也在评判什么是“好”的传播方式。这种跨文化价值判断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采取更开放、审慎的态度进行反思。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评判与选择，而是理解；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融合的可能性。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文化等级观，采取一种相对主义与理解主义的视角，欣赏不同文化背后所存在的内在价值理念。费孝通先生曾将文化自觉的历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论断阐释了他对跨文化价值判断的独到见解。“各美其美”代表不同文化群体对自身传统的偏爱与认同。“美人之美”呼吁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中的美。“美美与共”即在追求人文价值的共识基础上实现文化融合。“天下大同”则预示着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世界。显然，他提出这一跨文化美学观的出发点，在于恳切期盼人类文明最终走向大同。我们当以这种包容开放与平等互鉴的文化情怀，来看待数字时代各种文化之间的互动，进而欣赏不同的人文价值。四、设计选择背后的文化中心主义从界面设计的美学构成来看，其视觉语言承载了特定的文化象征意义。李泽厚先生在探讨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时认为，在现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化心理问题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在数字化传播场景中，异质文化之间显然存在编码、解码失衡的问题，需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调适。在全球化背景下设计一种适用于所有用户的界面并不可行，而适应文化偏好的界面可以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因此，数字产品在跨地域、跨文化设计时，进行细致的界面本土化设计尤为重要。但在跨文化的实践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设计选择。这些选择背后，亦或蕴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文化中心主义。以界面语言为例，英语以其国际通用性成为数字产品的默认语言。其他语言需要进行“本土化”，似乎暗示着一种语言中心论的站位。这种默认设置，反映出语言使用权力的不对等性。英语的主导地位是建立在语言使用人数众多这个事实基础上的，但在跨文化沟通中，我们仍然需要意识到其他语言文化所具有的同等地位和价值。在页面布局上，左右横向顺序也常常反映出某种文化偏见。从左至右的顺序对应着英语世界的视觉习惯，这一布局模式被不自觉地复制到其他语境中，并未考虑从右至左语言的需要。这种简单的复制，反映了一种未充分尊重不同文化视觉传统的设计思路。色彩符号的使用也存在着文化差异。红色在中国象征喜庆，而在西方往往与危险相关。类似的文化象征在界面设计中也应该得到考虑。文化符号应该被赋予本土化的意义，不能进行机械化的抄袭。在人机交互上，命令式的操作方式对应于西方语言的直接、简明风格。但在东亚文化中，含蓄、暗示的交互或许更合乎人们的表达习惯。人机交互范式的差异也需要被设计师充分考虑。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被默认为“标准”的设计选择，实际上都源自某种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圈层，而其他非主流语言文化中的视觉传统及其合理性则被忽略甚至压抑了。在这种看似一视同仁的设计思路中，是否潜藏着一种文化优越感乃至同化主义呢？主流文化试图将其他文化纳入其自身轨道，进而形成某种中心至上的文化归一。或许，我们需要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范式，采取一种多元包容与理解的视角，认识到不同文化都存在自身的内在文化逻辑与审美传统。多元文化观念引起了传播学界的深度思考，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曾提到对文化多元可能导致隔离区划和文化原教旨2024服饰1期.indd 824/3/6 上午9:34科学 艺术 时尚宋 炀/主持 009数字界面本土化：超越语言的跨文化设计主义的担忧。单波教授认为文化多元主义仍然是有益的，它能创造更多可能性，同时，也应该重视文化间性问题。文化多元应该聚焦于赋予不同文化进行自我表达的权利。一种真正开放与平等的数字界面，需要充分尊重这种文化多样性，而非强制推行某一文化的规范，进而从多样性交往层面看待不同文化的共存。这需要我们进行持续的文化反思与设计思辨，重新审视那些被默认为“标准”的设计选择所潜藏的价值偏见，并由此构建出更为开放与包容的设计原则。这不仅是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也是数字世界实现真正交流与发展的基础。五、媒介仪式：以场域塑造设计数字界面设计可视为一种媒介环境的建构，它不仅呈现特定的美学形式，也传播着隐含的文化信息。在麦克卢汉媒介环境论视角下，数字界面塑造着新型的文化场域。这一虚拟场域并非价值中立。一方面，其中自然化的权力关系影响着文化认知，规训着不同群体；另一方面，它也为这些群体的场域实践和符号创新提供了可能。因此，在数字界面设计的本土化过程中，除了关注审美文化的表达，也需关注作为文化场域的界面在体现和传递各类边缘性文化议题中的作用，进而拓宽数字界面设计的伦理想象空间。首先，数字界面设计要考虑异质文化之间的语境距离，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数字界面实际上构成了异质的媒介环境系统，本土化需要强调对这种环境差异的理解和跨文化调适。其次，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容本土化上，而要关注交互模式的本土化，使数字界面更符合本地用户的传播习惯和审美偏好，实现人机交互的文化稳定性。例如中国用户较为偏好高互动性和强社交性的数字界面，如微信等移动社交软件。再者，数字界面设计要考虑传播形式的本土化，根据不同文化脉络，调整信息传播和展示的形式，达到跨文化传播的最佳效果，如东亚文化圈用户较习惯使用图片传播信息。另外，数字界面还需吸纳目标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而情感认同往往是开启认知认同的关键所在。通过符合本地美学情趣的界面设计来呈现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等不同价值观念，实现艺术形式与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数字界面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文化场域，内容和交互上属于一种媒介仪式展演，但以其本土化的传播特性来说，则构成了一种信息共创和共享的“传播的仪式观”。传播“仪式观”的提出者美国传播学家詹姆斯 凯瑞（James W.Carey，1934 2006）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区分了“传递观”与“仪式观”的不同向度。正如凯瑞所言，“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团体的共同信仰的表征。数字界面在本土化设计的内容维度上，具有程式化和象征性的仪式特征。同时，在交互设计的仪式组织过程中，具有共同文化信仰的用户参与了“组织化的表演”。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进程中，宗教化和原始化的传播仪式逐步为日常生活场景中基于内容的媒介仪式所替代。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日常化媒介“仪式”的兴起。与之相比，数字界面的本土化传播方式则通过回溯集体记忆的起源，汲取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将个人情感融入广泛的公共语境之中，由此构建起代表整个群体情感和记忆的程式化叙事框架。这种程序化的叙事传播体现了数字界面本土化的特点。它不仅传达个体经验，更重建了服务于整个共同体的记忆与情感体系，实现了从个人视角到集体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强化民族认同，维系文化记忆。在此符号体系的维度上，数字界面不再仅具有提供信息的功能，而是在特定的社会仪式时刻对用户的民族认同和情感记忆进行确认，并由此构建和维系一个共享的文化认知图景。进行本土化传播的数字界面可以唤醒用户深层的文化理念，它以程序化和体系化的仪式特征开展信息的共创与共享，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发挥着独特作用。具体来说，运用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理论指导数字界面本土化设计，可以提出以下策略：一、调整界面以适应不同的媒介环境系统；二、进行交互和内容的本土化；三、根据文化脉络选择传播形式；四、融合本地价值取向等。但是，我们也应该怀疑这种工具主义视角中所隐含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它假设数字媒介与文化之间是媒介影响论所描述的单向决定关系，即技术变革会直接决定文化形式。但如前文所述，数字媒介与文化的关系是双向互构的。这一场域影响着文化认知和审美形式，不同的文化群体也会根据自身处境对数字界面进行再创造和重新编码。由此可见，将之简化为媒介影响论的单向决定也显得过于片面化。此外，本土化设计在这一虚拟场域中追求效果最大化的同时，也在效率主义逻辑下强化了某种文化的同质化。它弱化了场域中文化符号的多样性，强化了主导文化圈的规范性。这种本质上是中心主义的策略掩盖了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弱化了文化多样性。我们亦或需要跳出这种框架化思维模式，从多个学科视角开放地反思数字界面设计中的文化政治张力，也需要警惕任何看似中立技术化的、本土化策略中的潜在价值判断，并由此反思数字界面设计的跨2024服饰1期.indd 924/3/6 上午9:34010艺术设计研究2024 01 期文化伦理困境。结 语在数字界面设计中，设计师可通过调整界面元素与交互形式，优化场域结构，引导用户行为。这既是场域建构，也是环境媒介。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论强调文化多样性和本土化设计的重要性，这与数字界面的本土化设计是一致的。在数字界面的跨文化设计困境中，应用麦克卢汉媒介环境论的本土化设计有三重伦理价值：一是权力维度，可以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从而减少跨文化交流中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二是心智维度，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期望，提高用户体验和满意度；三是时空维度，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包容理解，从而在数字界面的本土化设计中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媒介环境论试图解析数字界面这个场域中的文化逻辑，但其技术决定论倾向需要我们保持警惕。设计师和用户应在数字界面这个场域中进行意义的协商，想象未来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怀疑数字界面场域中任何看似中立的技术支配，并主动反思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政治，使该场域成为跨文化伦理的对话空间，进而将数字界面打造成一个跨文化互鉴、理解和尊重的共生场域。综上，在数字界面的本土化设计实践中应用媒介环境论，可实现从审美体验到文化反思，从科技发展到伦理视野，从设计师主导到用户参与的跨场域创新，推动数字界面在本土化进程中的文化共荣。注释：Kerstin Rse,Globalization,culture,and usability,Encyclopedia of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IGI Global,2006,pp.253-256.（美）尼尔森著，刘正捷译：可用性工程，李 岩 常熟理工学院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 讲师 博士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 154-159 页。Patricia Russo,and Stephen Boor,How fluent is your interface?Designing for international users,Proceedings of the INTERACT93 and CHI93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1993,pp.342-347.Carmen K.M.Lee,and David Barton,Constructing g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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