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增故居讲解词(全文).doc

.1/16 黄学增故居讲解词（全文）黄学增故居讲解词（全文）第一章：乱世求学第一章：乱世求学 1960 年 2 月 10 日，周总理来到湛江。总理一辈子只来过湛江一次，仅仅停留了十五个小时，共处理了五件事情，除了党、政、军、农垦事务外，就是过问黄学增后人有无安置好。当时，湛江的领导根本没听说过“黄学增”这名字。增公 1929 年牺牲，到那时，已经整整过了 31 年，时间太长了！可是湛江市委根本没有黄学增的资料，寻找增公后人的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增公的妻子苏莲无意中向人提起黄学增是她的爱人，引起政府注意，层层上报。因为苏莲已改嫁到雷州，所以很多旧的资料记载增公是雷州人，事实增就出生在这里：遂溪县乐民镇墩文村。大家进来前看到故居对面的一座紫色两层楼，是“黄氏宗祠”，也叫敦文云楼，是黄氏历代祖先牌位安置的地方。这栋小楼，是 1900 年奠基，开建的鞭炮声响起的时间，这个院子里，一个小孩也呱呱落地，黄学增基本是压着炮声来到人间。神奇的是：1929 年很平常的一天，无风无雨无地震，忽然宗祠中最高最大的祖公神片轰然倒下。村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言论纷纷。几天后，传来增公在海南英勇就义的噩耗。这似乎也预示增公是压着炮声出生，在枪声中离去的宿命。曾公在世的二十多年，高雷地区的状况，可用十二个字概括：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民不聊生。1915 年，徐闻还有人口 26 万，到了 1925 年，被土匪杀了 18 万，3 万多被卖到南洋或香港，或出走，当地只剩 3 万多人。徐闻的土匪在当地无人可杀后，曾串到遂溪来杀，我们本地的土匪得到情报，和他们大干了一场，才把他们打跑了，从此元气大伤，不敢再来。所以增公所处的年代，普通老百姓一生下来，大多数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杀人，二是被杀。还有一种更难走的路，那就是：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经过自己的奋斗，使更多的老百姓不用过着打打杀杀的日子也能活下去。增公选择的，就是这条最难的路，这，也就成了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当年，一个农村的孩子，如果没有大的机遇，是很难有如此觉悟。那增公为什么可以在短短十年内，从一个从没走出小渔村的贫困乡村的孩子，迅速成长为全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大王”呢？原因一是他本人的努力，二是师长的教导，从而具备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工作能力，从而成就一番事业。首先，增公小时候是很聪明的。我们大家看到故居大门对面墙上的竞争说一文，是增公小学五年级的作品。虽然文字很稚嫩，但思想之成熟，眼光之独到，胸怀之宽广，非一般小孩所能及，至令读来，仍令人敬佩不已。正因为增公读书很聪明，只读两年私塾，就转进乐民小学读书。再两年，即 1916 年，考入雷州中学。.2/16 这时，迎来了增公人生的第一个大机遇。第二章第二章 坚定信仰坚定信仰 当年雷州中学的校长，叫谭平山。谭平山，佛山高明人，广东党组织的创始人，是中共早期三大精神领袖之一，即“北李中陈南平山”中的“南平山”。谭平山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1924 年国共合作以后，应孙中山先生邀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与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组织部长。所以增公在 1919 年考入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到广州读书后，很快与谭平山联系上，并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的直接指导下和帮助下工作，成长很快。1920 年 11 月，在广州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春，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夏秋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机动）根据 1922 年 5 月统计，广东省共有 35 名党员，增公是 1921 年八九月份入党，按相关资料推断，增公是广东省最早的前八名党员。1922 秋，按党的安排，增公在家乡敦文村创建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发动群众开展反匪反霸及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在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在乡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之一。在工作上，增公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有一件小事可以从侧面证明。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当时的苏联，是共产党人心中的圣地。增公没机会去莫斯科，但他有办法。增公的妻子，原名苏二姐。这名字太老土，封建味太浓，增公一琢磨，决定把妻子的名字改了。直接就叫苏莲（苏联）！所以您想想，当时的增公是何等的幸福：每天工作回家，“苏联”就在家里，每天起床，“苏联”就躺在身边，还时不时可以拥抱“苏联”。估计是增公改名字改上瘾了，本来弟弟的名字叫黄学师。增公灵机一动，改为“黄学思”，即“马克思”的“思”。从这两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一，增公的思维跳跃性很大，脑子很灵活；第二、增公这时已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第三、增公工作很敬业、很有激情。对一样东西，你可以把你全部的身心都投入进去，义无返顾，那么你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对一样东西，你可以把你全部的身心都投入进去，义无返顾，那么你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正所谓，敬业到了极点，便是信仰！正所谓，敬业到了极点，便是信仰！第三章第三章 神秘的神秘的“雷州青年同志社雷州青年同志社”也许所有人，包括党史研究，可能都严重低估了“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地位和贡献。最近我们通过民间渠道，从国民党中央档案室，取得一份材料，里面较详细列出了“雷州青年同志社”向国民党中央报告相关工作的档案目录。我们已经将这些资料交给省党史办，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以前我们只知道，“雷州青年同志社”是在国民党中央备案的组织，但是不是国民党中央直接管辖的组织，不太清楚。从我们取得资料看，大多数文件，由廖仲恺直接批复，有的由谭平山甚至孙中山先生本人的名誉批复。当年的“雷州青年同志社”在官方是什么级别，我们只能猜，大陆所掌握的资料不全。仅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很有可能，这是一个参照“副部”的组织。.3/16 1923 年，在广州发起组织“雷州留穗同学会”，团结雷州三县在穗读书的青年学习救国理论，参加进步活动。事实上这也是“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另一个牌子。无论是后来的“省港大罢工”，还是南征邓本殷，无论是营救刘少奇，还是组织各地的农民运动，都活跃着“雷州青年同志社”那帮青年矫健和激情飞扬的身影。凡有大事，“雷州青年同志社”动辄率先发起“通电全国”的活动，端的牛得很。成为当时青年革命的急先锋。“雷社”之牛，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24 年 7 月，黄埔军较三期招生，南路地区共有 35 名学生入校，单是遂溪，占了其中的 11 名。林彪是黄埔四期的，这些人可都是林总的师兄。大家知道，当时的黄埔军校，是出将入相的地方，同年堂堂的广州市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准予推荐两名考生报考。黄埔的招生，都要求高小学历，得有文化。但遂溪进黄埔的十一人中，大多没有读过书。为什么都能顺利进入黄埔呢？一、传说一、传说 前面讲过，要进黄埔军校是很难的，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清华、北大，不是当时年轻人的首选，要在乱世建功立业，甚至只是为了更好更有尊严地活下去，去军校才是梦想，而黄埔，又是首选中的首选。因为当时的广东，是全国革命的中心，黄埔军校，当然是革命者心中最好的军校。黄埔招生条件中，学历是有严格要求的，起码是高小水平。但 1925 年 1 月入校的黄埔三期遂溪学员中，全部达不到要求，但为什么全部都能入校呢？包括根本没在上广州计划之中的黄学伦也同样毫无悬念地入选？对以上的疑问，除了前面提过的“雷州青年同志社”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外，大体还有如下几种传说：一是周总理帮忙一是周总理帮忙 由于周总理在 1960 年到湛江时，特别提醒当时的市委书记寻找黄学增后人，加以安置。所以人们很容易猜想：周总理1924 年 10 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黄学增关系好，所以他带去的人，全部都能入校。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没有想象那么大作用，一是因为总理初来乍到，与增公未必有足够的时间成为至交，再说各自都很忙，如果从私交角度，很难有这么大的面子，除非是公事的原因，如共产党急需军事干部。当然总理任政治部主任，对他们的入校是有能力帮助的，如果说关系，下面这俩人，就更历害了。二是廖仲恺、谭平山的关系。二是廖仲恺、谭平山的关系。廖仲恺与增公的关系非同一般，谭平山是增公老师，廖、谭俩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廖仲恺当时兼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谭平山是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要知道，“黄埔军校”全名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有一个关于陈诚的故事，可见一斑。陈诚因为个子矮，只有一米六，报考军校时，本被决定淘汰了。他当即大吵大闹，说：你黄埔是革命学校，我来投奔革命，你们没理由把我拒之门外。刚好廖仲恺在招生处附近办公，听见有人争吵，问怎么回事？听陈诚一讲，觉得有道理，谈话之后，觉得陈诚很有诚意，有水平，遂特批他入校。从中可以看出，进黄埔，廖仲恺是有决定权的。.4/16 增公在 1926 年写过一篇仲恺先生死了吗？的悼念文章，感情真挚，义奋填胸，是增公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通读全文，可看出增公对仲恺先生的感情，如果要形容的话，可以认为他们有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孙中山于 1925 年 3 月逝世前后，国民党左右两派斗争白热化，大家都要扩张势力，廖、谭对自己得意门生、下属黄学增推荐的人，自然乐于帮助接纳。这是第二个猜测，本人认为是最有力最直接的因素。第三，接苏联援助军火第三，接苏联援助军火 8000 支枪及装备到黄埔军校。支枪及装备到黄埔军校。1924 年 10 月，苏联从海上运来黄埔军校 8000 支枪，对当时的黄埔军校来说是雪中送炭。有传说因增公带去广州的人，因都在海边长大，有海上航行经验，所以被派去香港接这批枪支，从而立下大功，特批悉数入学。“熟悉海上航行”可能是他们能入学的理由之一，因为当时黄埔也有特招生，熟悉某种军队需要的技能，是可以降低学历要求的。但护送枪支一事，虽然这 11 人大约是 1924 年 8 月上广州，时间上与 10 月的接受枪支时间有吻合，可惜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找到相关的文献记载及证据。言归正传。进入黄埔三期中，有一名叫黄学伦的，是增公堂兄，没有文化，不识字。本来他也不在计划上广州的人当中，可一伙人正准备上船，他硬是跑来，要跟去广州。没办法，只做带上他，虽然他不识字，但武功不错，也好有个照应。没想到，最后做了最大官的，就是这个黄学伦。1946 年，被国民党任命为两广盐务警备司令，属财政部直属部队，受宋子文直接指挥，中将军衔。抗战期间，活跃在惠州等地的抗日队伍“老虎团”，团长正是黄学伦。他去海南上任时，正好借机回了一次家，几十个国民党军人，全副美式装备，手提自动机枪护卫，衣锦还乡。在家中住了二十多天，为已经去世的父亲做斋十三天。成为当时附近很轰动的大新闻。期间有一个插曲，当时雷州抓了隔壁村的二十几个青年，正准备择日枪杀。村里人求救到学伦公这里，学伦公当即写了张手令到雷州政府，全部犯人当日被释放回家：你想想，我堂堂中将大人在这里做斋，你们却在那边杀人，成何体统？想唱对台戏？这做法在传统文化上，道理是讲得通的。黄学伦上任后，带了村里二十几个人参军，到了海南，经常派村里的兄弟给琼崖红军送钱送物，暗中保护。这些，解放后，到琼崖当兵的兄弟回来后讲的，只是海南的正史没有提及，所以我们这里也就不多讲了。黄学伦在解放军攻打海南时投诚，解放后才过世，听说曾留下遗言与增公葬在一起。因为他的后人从没回过村，这些也无从证实，也就成了传说。所以，“雷州青年同志”社的影响，是相当的深远，我们后面如果有时间再讲。二、学员成就二、学员成就*抗日英雄黄学家。抗日英雄黄学家。除了前面已提到的黄学伦，另一名叫黄学家，也是敦文村人。黄学家的留下的谜更多。1928 年，黄学家回到家乡，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于是把他抓了起来，但他死不承认参加广州起义，只说去了重庆，还出示了重庆驻军处的出入证。当局没办法审出什么来，也不能轻易放了他，直到 1932 年，国民党的统治在广东已经很巩固了，也有可能他是黄埔三期的学生，在国民党内有当了高官的同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有关系”，疏通一下，才回了家。.5/16 直到现在，黄学家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也没人能说得清。戏剧性的是，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严重缺乏军事人才，国民党到处招人，黄学家重新入伍，但加入的是国民党的连队。为什么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呢？因为当时湛江的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已完全被破坏而停止活动，就算黄学家想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也没办法联系上。1941 年，官至少将师长的黄学家在长沙会战中英勇牺牲，成为名符其实的抗日英雄。阵亡后被国民党追认为中将，名字列入国民党台湾忠烈祠。目前大陆的纪念“长沙会战阵亡将士”牌碑上，赫然有黄学家的名字。*广州起义烈士黄仲义广州起义烈士黄仲义 黄仲义在广州起义中牺牲，他是南路著名的双枪老太婆黄凌氏之子，原遂溪县委书记、著名革命烈士黄广渊之弟，革命烈士黄广荣的哥哥，一家四口，满门英烈。*孤岛割据薛经辉、黄宗寿、黄宗托孤岛割据薛经辉、黄宗寿、黄宗托 陈光礼于 1931 年到海南寻找党组织后，薛经辉是斜阳岛党组织（也是遂溪县委）负责人，但黄埔军校毕业生花名册中，没有他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他与国民党在军校中的组织成员打架，被开除了，所以军校毕业资料中没记录。在斜阳岛斗争极为艰苦、无法长期坚守的情况下，薛经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为了保护群众、岛破被俘，1932 年底在北海英勇就义。黄宗寿任斜阳岛红军二营副营长，黄宗托任职不详。壮烈牺牲，评为革命烈士。*投资办学黄兆昌投资办学黄兆昌 鲜为人知的，还有一个黄兆昌。1949 年，得知解放军兵临遂溪县府所在地城月时，时任守备部队团长的黄兆昌非常干脆，根本废话不多一句，直接一个人狂奔（估计是骑马）到敦文附近的海边，上了一条船（也许早有准备），在黑夜的掩护下，向香港急航而去。驻军群龙无主，自然毫无战斗力，解放军兵威所至，很快投降。不管如何，从客观上来讲，放弃抵抗，黄兆昌也算是为解放事业做了贡献的。1979 年，国家豁免了解放前国民党军官的刑事责任，黄兆昌在香港经商，有一定积蓄，毅然回国，在遂溪投资办了一学校，定名为“遂城中学”。“遂城中学”在 1982 年，改名为“遂溪县第二中学”，2016 年，再次改名为“遂溪县黄学增纪念中学”。不知 2016 年改名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知这是不是当年黄兆昌的本意，从以上的渊缘看，现在的“遂溪县黄学增纪念中学”，还是受益于增公，毕竟如果没有增公，黄兆昌也不可能去黄埔，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第四章 中国农运领军人物 早在 1923 年 6 月，黄学增已在广州近郊的花县等地方秘密建党，发动农民组织农会。1924 年 6 月至 8 月，帮助建立广州市郊区长洲乡农民协会和广州市郊农民协会。1924 年 7 月，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同时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8 月底，被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10 月，被选送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工作，任农委委员。.6/16 1924 年，国民党中央共派出年，国民党中央共派出 26 名特派员，名特派员，1925 年考核时，唯有两人得到表彰，增公是其中一个。年考核时，唯有两人得到表彰，增公是其中一个。1925 年，特派员增加到年，特派员增加到 56 人，人，1926 年考核时，共表彰了四名，增公排名第一。年考核时，共表彰了四名，增公排名第一。这样的成绩，不升官肯定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国共两党，都不停地给他身上加职务。1925 年 5 月，黄学增出席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委。5 月 30 日，上海“五卅”运动暴发，6 月 2 日，黄学增在广东大学操场主持了中国共产党驻粤临时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被视为吹响省港大罢工号角的“援沪工人惨案”大会。7 月 3 日，受聘为省港大罢工顾问，负责指导省港大罢工工作。七月中旬，为确保省港大罢工的顺利进行，黄学增前往宝安县（深圳）建立党组织，并担任支部书记。10 月 20 日至 24 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召开，黄学增在省党部担负工运、农运、党务工作。1926 年 1 月，他与宋庆龄、蔡如平、刘尔嵩、韦启瑞等九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和农民运动决议案审定委员会委员，负责党务、农民提案审查和农民运动决议案审定工作。1 月月 18 日，黄学增向大会作农民运动决议案报告。日，黄学增向大会作农民运动决议案报告。至此，基本奠定黄学增“全国农民运动领军人物”的地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上，黄学增已处于国共两党中的数一数二的人物。（参考（趣味研究）毛主席与黄学增工作上的一个小交集）5 月，当选为广东省农协秘书长，全权负责筹备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因为这次会议有全国近十多个省市的代表200 多人参加，所以这次的广东农民代表大会，事实上是全国性的代表大会。1926 年 3 月始，黄学增担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和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后为主席），全面领导了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广东南路 15 县 2 市的革命斗争，至 1926 年底，南路地区农会会员发展到 12 万人左右。1926 年 4 月 1 日，增公执笔写成南路各县政治经济状况，全文三万五千字，在中国农民第四第五期连载。毛主席写的中国各阶层分析一文，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后毛主席亲自修改后，收集进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10 月初，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南征军阀邓本殷，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广东区委任命黄学增为中共南路特委书记。1927 年初，中共广东南路地方委员会在高州成立，学增任书记。第五章：与澎湃齐名的农运理论家和实践家（重点）增公与澎湃同列“广东四大农民领袖”，如果只列两名，恐怕只能是他们俩。因为他们俩在农运的理论与实践上，当年毛主席都逊他们一筹。和澎湃比，增公入党时间更早，于 1921 年入党，而澍湃在 1924 年入党。和毛主席相比，在 1926 年前，增公则比主席在农运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理论更为超前。实践没得说了，因主席大概是 1925 年后期，才真正对农运进行研究，直到 1926 年任农讲所当所长，也大部分是作理论上的研究，就象大家的高级教授一样，属学院派高手，而在实践中，与增公从 22 年开始（当时澎湃还没入党）搞农运，九死一生得出的经验，没有可比性。.7/16 从这点上来说，增公是从这点上来说，增公是正式共产党员中，深入最基层系统从事农运工作的第一人！正式共产党员中，深入最基层系统从事农运工作的第一人！再谈谈增公在理论上的建树。1926 年 1 月，毛主席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增公任广东省农协秘书长。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席是宣传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增公是农运、党务、军事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同时组织编写农民运动决议案并在大会上宣读。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第 117 页，是这样写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变唯有首在解放农民。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变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注意：上段文中有下划线的文字显示：这句话前一句话的观点，是毛主席之前从来没有提过的观点。而且毛泽东传的作者认为这句话标志着毛主席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站到了新的起点上”，这前一句话的观点，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这句话就是：“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为方便表述，这句话在下文中称为“非同小可的话”）说得直接一点，原编者的意思是：主席之主席之前对农运的认识，从未达到前对农运的认识，从未达到“非同小可的话非同小可的话”所述这样的高度。所述这样的高度。而这句“非同小可的话”，正是增公写的，是已形成文字的观点，主席只是审查通过，也就是赞同而已。（具体论述请看（趣味研究）毛主席与黄学增工作上的一个小交集）另还有一个可比性的事是：增公和主席，都曾在中国农民月刊上发表过文章。主席发表的是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增公发表的是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全文 3 万 5 千字，在中国农民第四第五期连载。从文笔和气势上看，当然增公比不上主席，毕竟主席本身就是文科生，当年交往的都是中国一流的文人雅士、一流的笔杆子，主席的文字，肆意纵横、笔力千钧，在解放战争时期无人能望其脊背的文笔，在当时已显峥嵘，罕遇对手。而增公一个理科生，整天打关道的是农民，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平时大多得用农民的语言说话，否则农民听不懂，不理你，还搞什么农运？所以文字表达上，自然与当时的流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如果是现在的高考改卷老师评分的话，自然主席高分。但为什么说增公的文章，可与主席那篇那想提并论呢？一方面因为增公的文章接地气，说话有理有据，可操作性极强。二是与主席的文章能一同登在中国农民上，而且连载，说明其文章的重要性，已相当接近。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所记载的情况，为党对南路工作的决策，提供极为重要的依据。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所以一定要排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在党内，从事农运的理论与实践工作排第一的，是澎湃；在国民党内，排第一的，是增公。理由：当时国共合作，澎湃（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和增公均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都在国民党内有任职，两党虽然都是为了革命，但“农运”这块，是个苦活累活，国民党内找不到适合的人干（可能没人愿意干），也就把这项工作“承包”.8/16 给共产党这个“农民工”，所以澎黄俩人虽然都做农运，也都同时为党工作，但侧重点不一样：澎湃的以共产党的名誉活动多一些，或者说管党内事务多一些；而增公则以国民党和农协的名誉活动多一些。第六章 中共首位地方特委书记 1926 年 3 月，增公担任了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其实当时的“南路办事处”，是三个牌子，一套人马。其中两个明牌子，一个暗牌子。“省农协”是一个明牌，另一个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或者称为国民党的特委。暗的那个牌子，是“中国共产党南路特别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39 页写道：“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派部队进剿盘踞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中共广东区委为配合这次军事行动，成立了以黄学增为书记的南路特别委员会。”据考证：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组建的第一个地方特委，黄学增也就成了我党首位地方特委书记。令人奇怪的是：广东省党史及湛江党史正式出版的资料中，并没有黄学增任南路特委书记的说法。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三个：一、广东省委党史办和湛江市委党史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没出版之前，没有能找到相关历史文献，没有依据，所以一、广东省委党史办和湛江市委党史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没出版之前，没有能找到相关历史文献，没有依据，所以不敢写。不敢写。为什么会找不到相关资料呢？主要原因可能是：1926 年时，共产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不能以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所以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的。因为太秘密了，所以在广东省委以下，没有保留任命黄学增为南路特委书记的相关资料。黄学增的公开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南路特派员、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委员（后任主席）。这个理由，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之前，还是说得过去的。二、广东省党史办及以下的党史办找到了更权威的史料，证明当时并没有任命黄学增为南路特委书记。二、广东省党史办及以下的党史办找到了更权威的史料，证明当时并没有任命黄学增为南路特委书记。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编写时，已经征求各地党史办的意见，如果发现有错误，一定会提出修改意见的。难道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后才有新的史料证明？这种可能性更小：证明一个事实不存在，比证明一个事实存在证明一个事实不存在，比证明一个事实存在更难。更难。反正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我想：即使下级党史办找到新的史料，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央党史办都已认定的事，地即使下级党史办找到新的史料，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是否应该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央党史办都已认定的事，地方硬是不修改，是否有违组织原则？方硬是不修改，是否有违组织原则？三、广东省委党史办以下明知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写是事实，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审批麻烦、党史修改麻烦、地方三、广东省委党史办以下明知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写是事实，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审批麻烦、党史修改麻烦、地方党委不重视等等）。党委不重视等等）。中国共产党历史早在 2002 年就出了第一版，时间已过去 15 年，地方党史视为无物？如果是这样，实在是不该。第七章 恩师谭平山传奇 .9/16 增公从偏僻的小渔村一个贫穷农家的孩子，在短暂的一生中，主要也就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个在中共历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人物，除了他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之外，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谭平山。增公在雷州中学读书时，谭平山是校长。在近代史上，谭平山的名气，似乎并不大，但在 1921 年到 1927 年间，恐怕除了孙中山、廖仲恺，几乎已难找对手，绝对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一线政治家。他的一生，极富传奇，极其曲折，但最后得以善终，也算天亦有道。一、中共早期三大精神领袖之一一、中共早期三大精神领袖之一 前面讲过，中共早期三大精神领袖“北李中陈南平山”。党内的名气，前两者大，但实际工作，恐怕谭平山做得更多。1921 年建党后，谭平山回到广东，担任广东区委负责人。筹备建立广东党的组织。当时陈独秀也在广东，而当时的广东，正是全国革命的中心。谭平山在广东的工作，是出色的。除了筹建党的组织外，办了几个刊物，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宣传十月革命，发表了许多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文章，同时组织各种研究会、培训班，以培养党的干部。增公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经常与谭平山、陈独秀一起工作，学习，迅速成长起来。二、同时被国共两党倚重二、同时被国共两党倚重 1927 年前，谭平山在共产党内最高职位是政治局常委，按现在的说法，是正国级。在国民党内，是孙中山先生的左右手，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组织部长，手握人事组织大权，改组国民党的得力干将。戏剧性的是，在 1927 年，又几乎同时被两党开除。三、被两党开除之迷三、被两党开除之迷 国民党把他开除，很正常，因为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不说开除，分分钟欲杀之而后快。但连谭平山自己都愕然的是：共产党也把他开除了！而且原因也是因为南昌起义的事。历史，就是如此的喜欢开玩笑。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呢？电影建军大业有这样一身段：南昌起义前，张国焘赶到指挥部，要求推迟起义。大家反对，谭平山说：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不影响按计划起义。张国焘急问：什么方法？谭平山不紧不慢地说：就是把你干掉。接着贺龙冲进来，做出要干掉张国焘状。电影肯定是加工过的艺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谭平山之所以被开除党籍，周总理在 1944 年 3 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抄录如下：“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10/16 总理的话，我当然是信的，要不还能相信谁呢？当然要开除一位革命同志，单凭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得有其它更充分的理由。下面是对谭平山的正式书面处分意见：中共 1927 年 11 月临时政治扩大会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另组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在九江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对谭平山这种独立独行、敢作敢为的人，要找个理由，再上纲上线，把他开除掉，不是难事，关键是有权。比如当年的张国焘，一大代表、政治局常委、共产国际的红人，后台相当地硬，权威大大的。此人心胸并不广，只要有机会，不报一箭之仇的话，是说不过去的。反正当事人已全部离世，事实如何，也没人能说得清了。四、殊路同归四、殊路同归 谭平山被国民党、中共都开除出党后，他仍积极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志，试图走出一条除国共之外的新的革命道路。（以下选讲）1928 年 3 月，谭平山在上海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爱国知识分子等，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发起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既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又反对中国共产党强调暴力斗争的做法，因此中华革命党也被人们称为“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还出版突击、灯塔周刊，宣传该党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1930 年春，谭平山在是否仍沿用国民党名称等问题上，和海外归来的邓演达存在较大分歧，故在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之前，离开领导机关。尽管如此，谭平山仍然是农工民主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此后，谭平山虽然离开“第三党”，但他坚持革命、致力祖国独立富强的立场终生未变。正是在这一不懈追求中，谭平山再次与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近，最终走上同一条革命道路。有一种说法：1938 年，谭平山曾要求再次加入共产党，但主席和总理考虑到他在党外更有利于工作，就说服他先留在党外。1948 年初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 年 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前身）主任等职。1956 年于北京逝世，终年 70 岁。附谭平山简历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1909 年在两广优级师范 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0 年，于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到广东雷州半岛的雷州中学（前身为雷阳书院，现为岭南师范学院）担任数学教员。.11/16 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成立，谭平山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 96 个代议士之一，参加广东省临时议会的活动。不久，谭平山担任雷州中学校长。1916 年，调到阳江中学任教。1917 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谭平山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组织。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曾被北京政府反动军警逮捕关押，后被释放。1920 年 7 月，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发起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3 年，他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和老国民党的身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当选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部长。1927 年 8 月，谭平山与周恩来、朱德、贺龙、恽代英等领导发动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港澳。因他参加南昌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于 1927 年 8 月 8 日开除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同年 11 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分了一批党内干部，谭平山也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37 年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武汉，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1947 年冬，在香港出席了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组织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初参与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1949 年 9 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前身）主任等职。1954 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 年 2 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号召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3 月当选为民革第三届中央副主席。同年 4 月 2 日在北京逝世。第八章 在南路的主要功绩 1926 年 2 月开始到 1927 年 3 月的一年多时间内，增公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南路领导农民运动，成绩显著。增公是南路革命创始人，南路农民运动领袖，在南路工作的时间如此之短，成绩之大，影响之深远，的确令人难以想象。大凡能影响一个地方历史的人物，一般都做好了以下三件事：办事、培养人、传道。大凡能影响一个地方历史的人物，一般都做好了以下三件事：办事、培养人、传道。一、培养干部一、培养干部 当时的南路 15 县 2 市，现在属广东的有阳江县、阳春县、茂名县、信宜县、化县、廉江县、吴川县、电白县、遂溪县、徐闻县、梅录市，现属广西的有合浦县、灵山县、防城县、北海市，农民运动沉寂，农运干部严重缺乏。通过增公的努力，通过广州农讲所、黄浦军校、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等渠道，陆续为南路培养和争取了一批干部来南路工作，从而逐渐打开局面。.12/16 南路干部人才济济，如吴川陈信材、陈克醒等；廉江有周永杰、潘江；茂名有潘兆銮；遂溪雷州更是群英会聚，如韩盈、钟竹钧、陈光礼、黄广渊等。二、发展组织二、发展组织 增公利用省农协和国民党南路特别委员会的公开身份，除了部署国民党各市县党部的筹建和改组工作外，不失时机地加强中共地方组织秘密发展工作。整个南路 15 县 2 市均先后建立的党组织、农会组织。至 1927 年初，仅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单是雷州半岛和廉江吴川这些地方，党员人数从原来的几十的，发展到 1000人左右，占全国党员人数的 1.73%，在全国范围来说，党员增长速度明显是较快的。1927 年 1 月，广东区委成立中共广东南路地方执行委员会，增公任书记。各地相应成立县市部委，实行地委成员分工负责制。组织机构的优化设置，大大减少管理上的中间环节，更有利于党组织的保密和安全，加快具体工作的效率，使党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各项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增公卓越的组织能力，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创新的工作方法，直至今天，对我们的党建工作，仍然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三、传道三、传道 一千之后，能证明你曾活在世上的，唯有文字。一千之后，能证明你曾活在世上的，唯有文字。增公可能不知道这话，但却肯定知道文字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这一时期，除了为农协组织和亲自动笔起草文件，如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等农协代表大会资料外，更写了很多工作上的文章。如为电白人民求救（1926 年 8月 10 日）、仲恺先生死了吗？（1926 年廖仲恺死难两周年前夕）、读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大量信件如吴川历险记等等这些文章，在党的早期理论上均有不同寻常的前瞻性和独特见解。（详见黄学增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工作先驱之一）最为有影响力的是 1926 年 4 月 1 日，中国农民杂志连载发表增公撰写的广东南路各县政治经济概况上半部分，共 3 万 5 千多字，分为总说、农民经济状况、农民的政治状况、农民的文化状况、农民运动之状况五部份。内容涵盖地理位置、交通、人口、实业、商业、圩市布局、物产、职业分类、行政机构、民团、土匪、田赋、借贷、宗教、文化、学校和农民运动及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情况等方面。这是大革命时期最早的农民政治经济文化调查报告，为南路运动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推动全省乃至全国开展农民经济政治文化调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