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_李林杰.pdf

年第期（总第 期）闽 台 关 系 研 究 ，（）两岸政治研究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李林杰，林冈（四川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四川 成都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摘要：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结构、单元与议题三个层次，尝试结合“战略三角”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与三方四角博弈理论对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予以逻辑呈现，运用形式理性的演绎，归纳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角色与运作机理，可以发现：在美国与海峡两岸的“战略三角”中，美方总处于“枢纽”地位，其涉台政策偏好在于两岸“和平分离”；就突破现状而言，美方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从结构、单元与议题层次探讨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有助于涉台研究视野从三角思维转向大两岸思维、从期待思维转向实力思维、从孤岛思维转向全局思维，以此把握两岸关系的进程。关键词：两岸关系；美国因素；“战略三角”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三方四角博弈理论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作者简介：李林杰（），男，湖南怀化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林冈（），男，福建福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博士。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国和平统一难免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国因素最为关键。正如邓小平所言，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岸双方未来的安全与发展。深入探讨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有助于把握台湾问题的主要症结。一、问题意识与文献回顾（一）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三个层次美国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涉及三个层次，即结构层次、单元层次与议题层次。近年来，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三个层次日益呈现“战略清晰”（）的趋势。首先，美国因素作为结构层次得以呈现。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美国三个主要行为方，三方DOI:10.19357/ki.35-1295/d.2023.02.002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构成的博弈态势形塑了各方的互动模式与行为框限。同时，三方均以其固有偏好顺序加入博弈，并达致基本“均衡”。这对整个互动格局发挥着结构约束的影响，不仅使各方行为的基本关联得以确立，亦对各方主体的行动自由构成形格势禁，塑造了整体结构的“秩序性”。其次，就单元层次而言，三方均可视为独立单元，各相关方关切台湾问题解决前景的立场偏好及次序构成其单元特质。就美国而言，其单元特质指涉美方在台海博弈中的政策偏好和行为倾向。最后，美国因素又作为议题层次存在。在某一具体议题的互动博弈中，各方对议题博弈的规律性影响模式，构成该层次的特质。从逻辑上言，结构、单元和议题三个层次中，前两者是对台湾问题之美国因素的静态说明，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切入；后者则是动态说明，是结构层次、单元层次在具体博弈过程中的展开。作为单元层次存在的美国因素蕴含着美方对台湾问题的政策偏好顺序；这一单元特质加入三方博弈，构成结构层次的美国因素；而在具体议题中，美国因素表现为一系列具体议题博弈中的策略与互动。结构层次、单元层次与议题层次，是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呈现维度。目前，学界已对其各自展开探讨，但对三者的整体性归纳不足。本文将运用形式理性的演绎，归纳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机理，俾以提供可能的解释或预测。（二）三个层次的既有探讨学界对结构层次的既有探讨，常用的理论是“战略三角”（）。该理论由美国学者罗德明（）提出，首先应用于中国、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三方战略博弈。所谓“战略三角”，是指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牵连，任一组双边关系均会受到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影响，而任一组双边关系的变动也会导致对另两组双边关系的压力。考虑到台湾问题的主要行为方为美国与海峡两岸，“战略三角”理论已构成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结构审视”的分析工具。台湾学者吴玉山首先将该理论引入美国与两岸之间的三方互动博弈，并运用选票极大化策略模式分析千禧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此后，台湾学界又有相当一批运用“战略三角”理论分析台湾问题的研究成果：如涂志坚、唐欣伟运用“战略三角”理论，分析克林顿时期海峡两岸与美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在不考虑内部因素影响的前提下，三方关系将朝向友好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杨惟任运用“战略三角”范式讨论“九二共识”，认为只有台湾当局谨慎考虑接受“九二共识”来改善两岸关系，“战略三角”才能维持稳定，对三方也最为有利。不同于上述研究运用传统“战略三角”理论分析台湾问题，初国华、张昌吉提出具有“两岸特色”的“战略三角”模型，认为台海“战略三角”与传统“战略三角”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台湾处于权力之不对等（）情况，并补充了文化性方面的考量。大陆学者则更倾向从“战略三角”的视野，分析对两岸关系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之关联及系统影响，如严安林、洪志军针对台湾问题之国际因素的日趋复杂，借助“战略三角”分析架构，从中美关系与台湾内部双重层面加以探讨。不过，既有研究尚未能根据“两岸特色”进行理论建构，且缺乏美国因素的聚焦呈现。本文将从美国与海峡两岸的三方关系的固有特质出发，依据结构平衡理论与效益敏感理论，揭示美国因素在结构层次的呈现。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 学界对单元层次的既有探讨，即对美方涉台政策立场与偏好次序的讨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肯定美方在限制民进党当局“越界”行为时的重要性，认为其有利于规范博弈的均衡，强调美国在台湾问题最终解决进程中的多种可能性。如林冈指出，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底线是台湾问题必须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平解决，美国对统“独”结果持开放态度，这种态度主要受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两个因素影响，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台海政策的一些积极因素；刘国深则更早提出，中美对抗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随着中美共同利益的深化，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歧见将趋于淡化。另一种观点对美国的角色持根本否定态度。如杨中强指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日趋增大，干预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愈发增加，美国的负面角色构成台湾问题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单元层次的既有学术探讨往往从美国涉台政策的某一面向着手，以经验材料推导美方涉台政策态度，集中于对具体政策的梳理。由于所选政策材料不同，学者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指向不同结果。如前文所述，林冈主要选择美方之“和平解决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并结合史实展开立论；杨中强则立基于美台“实质关系”和美台勾结之经验材料梳理，导出结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包含诸多面向的复杂内容，政策间难免出现牴牾乃至互斥，令人难以窥视其政策本质。因此，可以借助中介概念分析国家外交政策。本文将引用人格结构理论进行单元层次的探讨，揭示美国因素在单元层次的表现，裨以解释美国涉台之根本立场及其偏好次序。学界对议题层次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博弈论视角解释两岸行为。如张执中探讨两岸政治谈判博弈问题，黄秋龙、王光正分析统“独”对峙的博弈。张执中指出，由于大陆与台湾当局在“两岸定位”与“未来走向”方面存在认知差距并缺乏互信，政治谈判评估的均衡点长期在“对等安全”与“反 独 促统”间摆荡，可以通过权衡“接受条件”“没有协议”“继续谈判”这“三重选择”（），在“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中找到两岸均可接受的均衡点。黄秋龙与王光正立基于两岸统“独”争议，通过经济学中连锁体系（）博弈模式与国家理论（）展开分析，发现围绕“一个中国”概念之“信誉效果”在大陆对台策略选择与优化中的重要性。这些分析主要针对特定议题，缺乏对一般化议题博弈的全面探讨，更没有突出美国因素在议题层次的呈现。本文着眼于一般化议题，结合台湾问题的特点，将美国与海峡两岸视为议题博弈的三方四角（岛内“蓝绿”阵营各为一角），推导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中的一般化博弈模式，突出其在议题层次的作用。二、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结构层次分析在探讨作为结构层次的美国因素时，“战略三角”理论应用在台湾问题上仍有待完善。笔者基于美方与台湾当局相对稳定的友好关系以及台湾相较于其他两方处于权力弱势这两个特质，将结构平衡理论和损失规避理论作为中介引入“战略三角”分析。前者通过三个行为者的结构关系，分析彼此关系的平衡演进态势；后者则通过三个行为者效益感知的不等值推导美国在三角关系中的实质“枢纽”地位，凸显结构层次的美国因素。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一）结构平衡与平衡机制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提出平衡理论（），认为个体总是力图保持其认知系统的平衡与和谐，其中的认知因素包括信念、思想、感情、态度、行动等。不平衡的认知状态是不稳定的，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这促使个体改变其认知系统的某些因素，以恢复平衡。多尔温卡特莱特（）和弗兰克哈拉里（）进一步阐释和修正了海德的平衡理论，其提出的结构平衡理论包含了人的属性、个人、国家政策、国家或地区等范畴，扩大了平衡理论的应用范围。结构平衡理论为研究国家或地区间的合作与冲突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结构平衡理论认为，国家或地区对于外在环境的认知，会倾向于维持平衡或一致。行为者会将角色的平衡认知作为与他方交往的准则。正如俗话所说，“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在一个三角关系中，三角互动经由“正正得正、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逻辑，达致结构平衡。所谓结构平衡亦非单单指涉一种静态平衡，在三方互动过程中，当一组双边关系出现变化时，另外两组双边关系将随之调整，直至趋近新的结构平衡。按照结构平衡理论，假设三角关系中一组双边关系为“固定项”，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另外两组双边关系的状态；同时，这组“固定项”中的关键一方可以通过操作与另一方的关系，影响其他两方的关系走向。如图所示，假设与的关系为“固定项”且为正向关系（固定项），即与维持常态友好，可以推出以下结论：当与保持友好（操作为）时，与的关系更趋近友好（结果为）；当与发生敌意（操作为）时，与的关系亦趋近敌对（结果为），因为在看来“朋友的敌人为敌人”。注：“”表示友好的、较不冲突的关系；“”表示敌对的、冲突的关系。图结构平衡原理示意应用于美国与海峡两岸的三角关系中，考虑到美台关系的变化性较小且相对友好，笔者将美台关系控制为“固定项”，且关系相对友好。根据结构平衡理论，以美方为观察中心，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当中美关系趋于友好时，两岸关系亦将倾向于友好，台湾地区的思考逻辑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当中美关系趋于敌对时，台湾地区将大陆视为“朋友的敌人”，两岸关系趋近冲突。因此，基于美台关系维持友好的“固定项”，美方可以通过操作中美关系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美方需要遏制两岸关系时，可以通过恶化中美关系引出两岸关系的恶化；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当美方希望两岸关系改善时，可以从改善中美关系着手，连带改善两岸关系。从经验上看，当中美关系缓和时，两岸关系亦趋向平稳，如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两岸关系在中美合作需求基础上亦出现“破冰”；相反，当中美关系僵持时，两岸关系将受到不良影响，如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中美关系恶化，美方将台湾问题“工具化”的倾向日增，严重干扰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二）效益不对等与枢纽地位损失规避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主体总是强烈倾向于规避损失：一定数额损失所引起心理感受的强烈程度，约相当于获益感受的倍以上，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可达收益正效用的至 倍。此种强烈的心理与行为倾向广泛存在于风险与非风险领域，与主体的预期心理息息相关，构成其决策风险情境。在上述三角关系中，台湾处于相对权力弱势地位。这种权力不均衡情况是传统“战略三角”理论的盲点，也是美国因素发挥作用的着力点。虽然相对权力的大小并不改变互动关系的反馈结构，即前述结构平衡理论中“正正得正、负负得正、正负得负”的传递逻辑，但是对行为者而言，行动者发出的友好或敌意同被感知的友好或敌意并不相同，如某一个行为体认为“好”而他人不认为有这么“好”，所认为的“坏”也不同于他人所感知的“坏”，这就是权力不均衡造成的效益感知不等值。行为者效益感知不等值可能改变互动关系的结构形态，乃至重塑整个三角关系格局，改变行为者角色。美方在处理其与海峡两岸的关系中，便是藉由台湾作为弱势方对效益或损失的不等值敏感度，维持其在三角关系中最有利角色的。罗德明将“战略三角”的结构形态分为四种：三边家族型（）、罗曼蒂克型（）、结婚型（）与单位否决型（）。，三方均维持友好关系（）、扮演朋友（）角色时，为三边家族型；当其中一方作为“枢纽”（）与另外两个“侧翼”（）维持友好关系，且两个侧翼处于敌对时，为罗曼蒂克型；当两方扮演的是伙伴（）角色，同时遭到两方孤立的第三方处于“孤雏”（），这种情况为结婚型；当三方互相之间均为敌对关系时，即两两之间互为“敌人”（）时，为单元否决型。吴玉山认为，在这四种三角关系中，角色的优先选择顺序分别是“枢纽”“朋友”“伙伴”“侧翼”“敌人”“孤雏”，处于不利地位的行为者必然有提升角色的动机。传统“战略三角”理论假定双方态度的友好或敌对具有一致性，如在 对友好时，将报之以友好，同理类推。但加入权力差异这一变量时，会出现单方友好或单方敌对的情况，即 对友好，但对 仍不友善。美国与海峡两岸的三角关系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由于台湾方面对美方高度依赖，其对美方保持友好是长期政策，即使美方转变对台态度，台湾方面仍会对美单方示好。在经验层面，为了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的有力抓手，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台关系仍将是三角关系中的单边友好关系，而中美与两岸关系则更具变化的可能。同时，传统的“战略三角”理论并未对三方的权力大小问题进行处理，但根据损失规避理论，权力的差异将导致行为者对友好与敌对有不同的感知，小的权力实体对效益具有更高的敏感度。作为小的权力实体，台湾与大陆互动中对损失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即相较于“利得”，台湾更担心“损失”。台湾对大陆方面传递的友好或敌意的效益感知是不等值的：对来自大陆的“友好”，台湾方面的感知会降低，效益的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绝对值也随之降低；对来自大陆的“敌意”，台湾方面的感知会增强，放大“敌意”的绝对值。这种效益感知的不等值性为美方维持三角关系中的“枢纽”角色提供了便利。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上述三角关系的相对性，笔者以赋值的方式，对三方关系的绝对值加以比较。如果将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视为常量，赋值为，那么当美方正面处理中美关系时，因其友好程度难以超过美国涉台关系，中美关系的最大值为。根据结构平衡理论，“朋友之朋友是朋友”，因而此时两岸关系亦为友好。但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属于小权力实体，其对来自大陆之“利得”的感知是削弱的，因此其感知的来自大陆的“友好”不会大于中美关系的最大值，即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好感不如美方，其值递减为；如果以 作为基准值记，则美方在此三边家族型三角关系中仍然扮演相对“枢纽”角色，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双边关系均在基准值 以上，而两岸关系的赋值则在基准值以下（图）。图损失敏感递减原理示意而当美方借由结构平衡，对中美关系进行负面操作时，可假设中美关系赋值为，依据结构平衡与损失规避中的益增效应，台湾对来自大陆的“敌意”的效益感知会提高，放大效益的绝对值，两岸关系的敌对值将益增为；此时若以 为基准值，则美方在此结婚型三角关系中仍处于相对“枢纽”地位，两岸关系的值则在基准值以下（图）。图损失敏感益增原理示意以上讨论如前文所述，无论赋值如何变动，依据结构平衡与损失规避理论，三角关系的相对性态势始终不变。而取用合适的基准值用于三边关系的评估，均可见证中美关系与美国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涉台关系均维持较两岸关系更友好的关系，使美方成为“枢纽”，两岸关系处于“侧翼”地位。美方可以利用行为者效益感知的不等值改变互动关系排序，乃至重塑三角关系的格局。当两岸关系恶化时，美方处于“枢纽”地位。例如陈水扁主政时，大陆诉求中美两国联手管控“法理台独”，对美方有所期待。在两岸关系缓和时，美方依旧维持“枢纽”地位。如马英九主政时遵循“亲美、友日、和陆”路线处理涉外事务，一方面寻求两岸关系的和平，另一方面寻求美国的安全承诺。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马英九大打“两岸经贸牌”与“两岸安定牌”，但胜选感言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加入奥巴马倡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同年 月日，深受马英九信任的金傅聪赴美担任代表，其转达马英九口信，期待美国对台出售 或 战斗机以及潜艇，以显示美国的强力支持，并表示他的任务是要以低调、务实的方式，重建美方的信任。可见，即使两岸关系趋于缓和，美方仍自觉或非自觉地扮演“枢纽”角色。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推演以美台之间单边友好作为常量为前提条件，而美台关系有时还会发生台湾对美方单方友好，而美方并不回报以“友好”的情况。如陈水扁当局的第二任期，美台关系并不和谐，这种类型未能纳入分析范畴。当时陈水扁当局单方面的激进“台独”使其成为美方的“麻烦制造者”，在陈水扁任期尾声的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营”在美方支持下取得“空前胜利”，陈水扁本人事后甚至身陷囹圄，这可视为美方对所谓“麻烦制造者”的一次“矫正”。陈水扁主政时期的所谓“偏离”，使台湾当局事后努力巩固对美方的“单方友好”，一般来说美方亦“投桃报李”，成全三角关系中的单边友好。三、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单元层次分析美国因素的单元层次探讨，是对美方涉台政策的立场与偏好次序的讨论。学界一般认为，美国的政策立场以“不统、不独、不武”为中心点，其政策底线是台湾问题必须由海峡两岸和平解决，对统“独”结果持开放态度。换言之，美国乐见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未必认同“和平统一”这一目标。实际上，美国政府对“和平统一”这一选项从未予以强调，其在 世纪 年代对两岸和谈统一问题时就坚持“不鼓励、不介入、不调停”的“三不”政策；对民进党当局近年来谋求“台独”的行为也少加管控，其所谓“和平原则”更多见之于“和平分离”一端。美国部分政治势力甚至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纵容岛内“台独”势力。总体看来，美国涉台政策内涵颇多且内容繁冗，诸政策甚至存在抵牾乃至互斥，不易窥视其根本偏好，因此需借由中介概念加以统摄，使政策得以全景式呈现并进行层次性阐释，透视其表面的矛盾现象。而“人格”的概念，在于对一个内涵复杂取向之主体作抽象，借由“人格”的分层，将不同的取向安顿至不同的层次，借以展现其实质取向与动机。通过这一概念中介，可以使异质的诸多政策取向得以层次性剖析，并展现美国涉台政策的根本偏好。（一）人格结构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可以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本我（）由先天本能、基本欲望组成，是人格中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无意识结构，是人格形成的基础。本我过程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遵循“唯乐原则”，即追求快乐，逃避痛苦。超我（）是人格结构的第二部分，相当于人们所说的良知、良心。超我按照“至善原则”活动，衡量是非善恶，代表理想而非现实，追求完美而非快乐，规定着道德的标准，追求理想自我的实现。自我（）是人格结构的第三部分，其不是如前两者般构成人格内部倾向性的潜能结构，而是作为一种决断性结构，在两种潜能间权衡抉择以呈现人格的现实面貌。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心理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是张力的最终仲裁者。在内心冲突中，当欲望与攻击性力求表达与释放时，本我、自我、超我就会发生冲突，而自我作为最终裁判，将在冲突的张力中作出最终抉择，由此衍生一种阐释机制。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相互联系作用，以动态的形式相互结合，构成可行的阐释框架。那么，国家是否能进行人格类比？作为一个单元，国家具有意识形态与文化含义，二者共同搭建了国家的认知透镜与过滤机制，使国家行为具有文化乃至心理面向。将国家作人格类比包含内外两个面向：前者见之“机关人格说”标识的“内政人格”；后者即国家具备“外交人格”，其以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偏好为依据，表现出不同的外交理念及不同层次的政策产出。在国际政治场域，“权力本能”可谓国家“外交人格”的本我，即排除政体色彩、民族性、文化等国家自身特质后，国家有普遍追逐权力以求生存的本能。“道德诉求”即“外交人格”的超我，是基于国家历史文化脉络而生成的“道德取向”。本我与超我均作为潜能形式存在。自我作为殊异于前两者并决定人格面貌的决断性部分，其构成本我与超我之间的裁判与中介，成为形塑“外交人格”面貌的决断性结构。当“权力本能”与“道德诉求”发生冲突时，自我将作为最终裁判在冲突中作出抉择并呈现“外交人格”的现实面貌。因此，将人格结构理论引入美国涉台政策分析，有助于澄清美国涉台政策的根本偏好。（二）美国涉台政策的单元层次分析美国的“外交人格”构成了美国外交行为的文化乃至心理动能。如上文所言，“权力本能”作为本我，是一个国家的权力冲动。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描述下，大国具有将自身权力最大化的冲动，认为谋求霸权是确保安全的最佳途径，需要消除另一大国挑战的任何可能性。在区域竞争中，其存在基于维持自身相对权力而对其他较大权力实体进行制衡的冲动。在本我层次，美方一些人士将两岸分离视为成本最小、效益最高的制衡中国的手段，即美国涉台政策的分离诉求。在超我层次，美国“外交人格”强调美国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叙事，即民主、自由、平等、自决等价值。反映在台湾问题上，即华府不会轻易舍弃台湾这个所谓“民主样板”，这使美国认为其仍保有对中国大陆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机会。同时，两岸政治分歧的加剧可能导致军事冲突，届时华府将面临与大陆兵戎相见与袖手旁观的道德两难境况。为此，无论是出于“对台湾的意识形态同情”还是避免道德两难的选择，美方都希望维持两岸和平状态。因此，美方一直将“和平解决”作为其台海政策的最高原则，即超我追求的和平（不武）诉求。自我作为最终裁判，决定人格的呈现。在完满意义上，自我的裁判将充分凸显本我与超我两重潜能，成全“分离”与“和平”两大诉求，即美国涉台政策的理想状态 两岸“和平分离”。但自我对本我与超我的裁判并非完全遵循潜能的自然倾向（即“唯乐原则”与“至善原则”），而是与现实相适应的自我实现（表）。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表美国涉台政策之“外交人格”结构人格原则诉求本我权力本能分离诉求超我道德诉求和平诉求自我适应现实和平分离在人格结构理论中，自我具有实用主义取向，其调和本我与超我以适应现实的手段在于焦虑的出现和纾解，即心理防卫理论（）。所谓本我焦虑，指涉主体对权力现实的不适应；超我焦虑，则是在道德层面主体感觉到实然与应然间的鸿沟。在本我与超我实现过程中产生焦虑时，自我可以通过克制权力诉求，免除本我之本能冲动可能为自我带来的惩罚；也可以通过减轻超我的道德承诺，免除道德取向在现实中的不适应。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理想诉求是两岸“和平分离”，即自我成全本我（分离）与超我（和平）的诉求，但本我与超我的矛盾难以在现实条件约束下自动消除，还需自我按现实原则加以调适。一方面，当因无法满足“外交人格”的“权力本能”而产生本我焦虑（）时，即面对大陆方面绝不容忍台湾分裂的现实时，自我将约束本我，使权力诉求适应现实。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即中美建交公报“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表述。此时，“和平分离”亦调整为“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刺激，同时以“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表示不会破坏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由此形成的“一个中国”政策指向两岸“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作为美国官方标准表述，这种“约束合理化”构成“外交人格”的第一层调适。另一方面，当因无法满足“外交人格”的“道德诉求”而产生超我焦虑（）时，美方将陷入是否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两难境地，自我将减轻超我的道德承诺，使道德诉求适应现实，在是否军事介入问题上采取模糊政策，向两岸传递不同的声音，即所谓“双重保证”。美方示意中国大陆方面，不能期望美方对大陆攻台置之不理；同时示意台湾方面，不能指望美军不问战争原因一味选择“保卫台湾”。两岸双方都可能为华府对另一方的发声所误导：大陆方面可能低估美方军事干预的可能性，而台湾方面可能误认美军介入的必然性而选择冒进。此矛盾的后果源于“模糊”本身，其不是着眼于承诺的“可信”，而是着眼于承诺的“代价”，是美方欲求以最小代价维系两岸“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的反映，也是美方降低道德承诺成本的举措，这种“修饰合理化”构成“外交人格”之第二重调适。经过两重调适，“外交人格”的现实面貌最终形成，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偏好亦得到层次化的全景展现。通过人格结构理论，可以发现美国涉台政策立场的根本性偏好是两岸“和平分离”。受环境结构的制约，这一偏好转化为希望两岸“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为减轻道德承诺的代价，美方牺牲可信性进一步将政策修饰为“战略模糊”与“双重保证”。当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加快，既有约束面与修饰面的政策成本相应提高时，美国对两岸“和平分离”的根本立场便会凸显。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涉台政策已出现重大调整，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愈益显露。反映在涉台政策上，即“一个中国”政策呈现空心化趋势，美方干预手段也从以对台军售为主转向更多事涉国家主权的全面介入，怂恿或支持台湾拒统的态度愈加明显。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四、两岸关系中美国因素的议题层次分析学界既有的议题博弈分析以特定议题为主，对一般化议题的探讨较少。在分析台湾问题时，更少有文献突出美国因素作为议题层次的呈现。笔者将台湾方面细化为“蓝绿”两个阵营，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与海峡两岸的三角关系。虽然台湾目前处于民进党全面执政之下，但社会内部两大阵营的对立基础并未改变。岛内不同层次的选举为反对阵营提供了制度保护，“蓝营”仍作为“潜在否决者”存在。因此，美国因素反映在台湾问题的议题层次，为三方四角博弈模型。（一）三方四角博弈结构在三方博弈结构下，大陆对台政策、台湾方面的大陆事务政策与美国的台海政策互为影响，形成博弈的宏观层次；其中，台湾内部“蓝绿”阵营的大陆事务政策存在对立，即台湾一方出现两角，“蓝绿”之得失形塑台湾地区处理两岸关系的政策，依托选举形成博弈的微观层次；“蓝绿”分别与大陆对台政策和美国台海政策展开直接对话，使得博弈具备跨层性，在三方四角博弈中构成议题互动的基本框架（图）。图三方四角博弈的结构博弈结构包含博弈主体、实质与流程三个方面，指涉谁来博弈（）、为何博弈（）、如何博弈（）三个方面。就博弈主体而言，尽管台湾方面出现一方两角的结构，但三方互动仍以台湾当局为主要角色，“蓝营”作为一角影响的是“绿营”的策略，而不直接参与博弈。换句话说，有效的行动者仍然是三方。但“绿营”在选择策略时，往往将“蓝营”作为考量对象，计算优劣得失，毕竟后者将依托选举成为“绿营”最直接而现实的对手。就博弈实质而言，现状与现状是否改变是关键。中国大陆方面与美方具备界定或管控台海现状的能力，台湾内部的“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只能被动因应，并面向岛内选民群体作调适性与迂回式论述。就博弈流程而言，首先需明确博弈中谁先提出议题，因为美方的最优偏好为“和平分离”，次优偏好为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维持现状”，不像台湾分裂势力那样具有突破现状的冲动；大陆则具备强烈的统一动机，往往先采取行动寻求打破僵局的机会。其次，在两岸互动中，美国始终扮演维持“均衡”的角色，对两岸任何一方的行动都不急于表态。当两岸中的一方丢出可能改变现状的议题时，另一方便会要求美国表态，并试图争取美方支持，因此博弈的次节点在于美方的回应。第三，台湾当局对照大陆的议题与美方的回应，比较“蓝绿”的策略并作出决定，即博弈流程的终节点。就两岸议题定位而言，大陆、“蓝营”与“绿营”的核心话题之一是一个中国议题，三者在统“独”光谱中的定位相当容易辨识。对大陆而言，“一中”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蓝营”而言，“一中”以“各自表述”为前提，该议题具有模糊性，只有预设了“各表”才能接纳“一中”；“绿营”则不接受“一中”这一两岸进行政治交流的前提，秉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立场。因此，在两岸议题的论述策略上，大陆有两种选择，一是将“一个中国”议题清晰化运用在两岸互动上，此时“蓝营”的“各表”与大陆论述没有交集；二是将“一个中国”的意涵予以适度模糊，此时则与“蓝营”论述存在交集。由于大陆不可能与“绿营”立场产生交集，为此只存在上述两种议题定位的空间。博弈结果可以拆分为“输不输不赢赢”四个逻辑节点。在现实博弈中，“输”“赢”两分是很难实现的，通常都存在一个“不输不赢”的中间地带。如果对“不输不赢”这一解集作逻辑抽象，可以析分为靠近“输”之“不输”与靠近“赢”之“不赢”，前者虽未获“输”局但也未能与“赢”沾边，后者虽然未获“赢”局但也与“输”无涉。也可以如是理解，“不输”是接近“输”但没有输，“不赢”是接近“赢”但没有赢，因而“不赢”要比“不输”有利。美国在博弈中的次节点，便是通过对大陆抛出命题的支持或反对，影响“蓝绿”双方的博弈结果。美方的态度对台湾方面影响巨大，将直接影响“蓝绿”在岛内博弈中的优劣得失。当前，岛内政党政治结构已逐渐从“两派鼎立、多党林立”格局向“两党独大、小党式微”方向发展，愈加趋向两党制政党结构。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中间选民就成为选战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政治诉求客观存在且对选举结果具有重要影响。美国构成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为了维护亚太战略利益和塑造台海局势，美国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介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影响台湾选民，尤其是中间选民对政党及其候选人的态度和投票倾向，通过选择性配合与回应两党竞选策略与两岸论述，影响岛内选战结果。如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蓝营”败选与“绿营”胜选就跟美国因素有很大关系。（二）三方四角博弈运行在三方四角博弈结构中，各方围绕现状改变与否这一命题，亦即“一个中国”议题展开博弈。中国大陆力图改变现状实现统一，行使主动权务求突破僵局；美国作为同样具备台海现况管控能力的一方，对大陆的态度作出回应，行使“复认权”，并影响岛内“蓝绿”阵营“不输”或“不赢”的博弈结果；由于“蓝绿”阵营只有作为台湾地区执政党才具有三角关系中的博弈资格，因此目前民进党当局可以选择对美方回应之跟进与否，最终决定岛内博弈的结果；而“蓝营”则主要通过影响民进党当局策略选择，参与四角博弈（图）。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图三方四角博弈的运行三方四角的博弈围绕两个不同的前提分别展开。一是大陆提出的论述与“蓝营”有交集或在“蓝营”论述之内（图）。如 年中国出台的 反分裂国家法 针对的是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对于“蓝营”版本的“九二共识”予以一定程度的默认。当美方支持大陆立场时，即美方不容忍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时，民进党以“输”局作为逻辑起点，依据前文“输不输不赢赢”四个逻辑节点排序，力图维持“不输”的格局而避免全“输”；国民党则立于“不赢”的基点下，争取“赢”的希望。如果民进党在压力下选择退让，则会沦为“输”局，此时国民党的和平论述将击败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如图中解集所示；如果民进党继续“台独”路线对大陆主张表示“反对”，则可能借由“抗中保台”的声浪与“台独”教义的加持，达致岛内层次博弈中的“不输”，国民党此时无奈流于“不赢”，但可作为潜在“否决者”在任一次选举中对其构成现实否定，如图中解集所示。当美方反对大陆立场，即美方接受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时，“台独”论述在美方认可度内，民进党在“不赢”的起点上力求“赢”的结局，而国民党和平论述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以“输”为逻辑起点并力争“不输”作为博弈结局。此时民进党有两种选择：如果民进党作出退让，其只能维持“不赢”的格局，如图中解集所示；如果民进党当局追随美国，对大陆立场表示反对，那么民进党将在岛内博弈中获得“赢”局，如图中解集所示。简言之，如果大陆主张与“蓝营”论述重叠且美方认可，“蓝营”赢而“绿营”输，“绿营”反对以求不输；如果美国反对大陆论述，即反对“蓝营”论述，此时“绿营”支持大陆论述则“绿营”不赢，“蓝营”可不输；“绿营”反对大陆论述时“蓝绿”各有后援，但美方对于台湾内部博弈的话语声量暂高于大陆，则“绿营”占优为赢。此为图的逻辑推演。二是大陆提出的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外（图）。如在对台军售议题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地区出售军事武器，或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结盟”，反对美方对台军售，此时“蓝营”的主张也被排除在外。如果美方对大陆立场表示支持，这对大陆而言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这种情况下，台海现状被大陆的论述界定，国民党的和平论述与民进党的“台独”论述均为无效，此时对两党均不利则皆争取“不输”。此时，如果民进党支持美国立场，其“台独”进程会大幅度后退，形同认“输”，而国民党相较而言反为“不输”，如图中解集所示；如果民进党反对美国政策而执意推动“台独”，那么在国民党论述亦成无效时，其在岛内党际竞争中仍可处于“不输”状态，与国民党的“输”局不同，如图中解集所示。如果美方对大陆的立场予以反对，此对国民党尤为不利，只能力求避免“输”以争取“不输”，而民进党立足于“不赢”更进一步争取“赢”。此时美方立场意味着既有现状的继续，也意味着民进党既有的“台独”立场并未李林杰，林冈：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结构、单元与议题三层次分析图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内时三方四角博弈态势被美方复认为无效，此时国民党的和平论述可能因大陆的议题布置失去选票，以“输”局为逻辑起点。如果民进党主动退让，国民党可稍占上风沦为“不输”，但这意味着民进党支持大陆立场，放弃岛内博弈的优势沦为“不赢”，如解集所示。这种退让是不可理喻的，等同于民进党在美方反对大陆的情况下主动退让，除了自身选票将受到影响，其“台独”进程也会被迫大幅退后，在现实性上几乎不存在。民进党若选择跟进反对，则国民党沦为“输”局，民进党获得岛内层次博弈中的“赢”局，如解集所示。简言之，如果大陆主张与“蓝营”论述没有交集且美方认可大陆主张，“蓝绿”的博奕起点应该是双“输”，“绿营”反对以谋“不输”；如果美国反对大陆论述，形势不利于“蓝营”，“绿营”跟进反对以谋“赢”，主动屈服则沦为“不赢”，但现实性不大。此为图的逻辑推演。图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外时三方四角博弈态势通过对议题博弈运行之讨论，可以发现，就岛内层次博弈而言，民进党当局的优先解集均在于反对大陆论述，在美方支持大陆论述的情况下可以锚定“不输”的博弈结局，如果美方和民进党均反对大陆的论述，甚至可以获得“赢”的结局。（三）解集的逆向推解在连锁博弈中，可以由博弈结果的对比，逆向推导角色可能的行为偏好。在图和图中，我们得出民进党在博弈中的种可能结果，标记为这个解集。可以发现，在个解集中，对民进党相对有利的解集（第、第、第、第），均出现在其反对大陆政策主张时。其中，解集和解集均为民进党“赢”。最优为解集，即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内，且美方 闽台关系研究 年第期反对，即美方明确不支持“蓝营”的和平论述；次优为图中解集，即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外，且美方反对。对民进党第三有利的是解集，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外而美方表示支持，此时即使民进党表示反对大陆论述也无法构成“赢”，但鉴于国民党和平论述已然失分，民进党仍能保持“不输”。对民进党来说，最次的有利解集是解集，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内而美方支持，此时民进党表示反对则不至于“输”，但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已得到美方支持，随时可以构成否决。由此，民进党行为的偏好顺序从优到劣依次为“第、第、第、第”，另外个解集对民进党更为不利，应不在民进党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我们从美方角度考虑博弈时，可以发现美方的优先偏好立基于充分利用战略模糊的弹性，两面修好，将承诺台海安全的代价最小化。因此，就上述对民进党有利的个解集而言，美国的最优选择为解集，即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外，而美方表示反对且民进党亦表示反对。此时美方的反对可视为“保持现状”，而非改变两岸政策，以维系最大弹性。美方的次优选择是解集，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内且美方支持，同时民进党表示反对，此时岛内博弈重现“蓝绿”两大阵营自说自话。再次优是解集，大陆论述在“蓝营”论述之内美方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