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之际御瓷活动考——以“曹家”及“安窑”为代表.pdf

158康雍之际御瓷活动考清廷入京后，建制多效前明遗法。康熙十九年（1680），景德镇御厂奉旨制瓷，烧造式样由内廷颁出，工部、内务府各派员到镇，驻厂督造，地方道府级官员协同办理，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烧毕，因以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为主官，故史称“臧窑”。臧窑一般被视作清代御窑厂第一次大规模烧造，系延革明代制度，并以江西省藩库供给开支。又据雍正朝奏折及内务府条例可知，康熙二十七年后，御窑厂常年处于停工状态，至雍正五年（1727）方正式恢复生产，此时世宗已将制瓷事宜划予内务府全权办理，所费亦由内务府关银支出，是清代御瓷制度的重要转变，后历数朝不断调整、完善，固化为清代御瓷的制度主体。然从存世实物及文书、档案来看，康熙晚期仍有一定的御瓷活动进行1。如康熙晚期，造办处奉命研制珐琅彩瓷，这需要大量瓷坯供应；雍正元年（1723），世宗在奏报内务府分给亲王等财物数目折的朱批中提到“磁器皆应允补给康熙字且新者”2，亦说明康熙晚期有新的御瓷供应。此外，根据瓷器署款的书写特征，学界业已将数类御瓷作品划分至康熙晚期3，且具有相当的数量。但在康熙晚期御厂停工的背景下，它们应非由御厂直接制作，其烧造模式与性质长期模糊不清。这些作品大多未见明确的文献记录，而小部分文献记录的烧造活动则首尾不全，残缺模糊，且在与存世实物的关联与指认上亦存疑难，故向为学界所热论。王依农图 1 清康熙 胭脂红釉杯 胭脂红釉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曹家”及“安窑”为代表王依农：北京嘉陶文库创办人、古代艺术独立策展人。20234期总206期159现一般以江西巡抚郎廷极之“郎窑”、江宁织造曹頫办理珐琅瓷坯与盐商安尚义之“安窑”为康熙晚期的三次御瓷烧造。但其中，郎窑缺乏与宫廷的直接联系，笔者曾从烧造时间、烧造模式及存世实物等方面详细讨论郎窑相关作品，认为其性质应属郎氏自办用瓷，与宫廷关联微弱4，故现有讨论应以曹家与安窑为主脉。因关涉康熙宫廷珐琅彩研发的重要问题，学界对曹頫制瓷一事的关注较早，朱家溍5首检档案以考证清宫画珐琅器的生产地点，此后有周思中6等人拓展讨论。安窑研究则开始稍晚，吕成龙7、王光尧8等人较早注意到安窑的存在，特别吕氏贯联清档文献，对安窑作初步展开，将其引入学界视野。黄清华9于 2011 年刊文，梳理相关材料，并对安窑的性质与烧造模式予以推定。此后，铁源10、陆明华11、奚文骏12等人亦对安窑相关问题作以阐释。近年有胡宸13在御窑制度与内务府财政改革等方面对曹家、安窑等进行观察，查微探幽，洵为佳作。本文在以往基础上，拟对曹案作进一步观察，并试图还原安窑制瓷始末，理解雍正早期北京-景德镇之辖从关系，再联合存世实物的分类考察，籍此对康晚雍初间，基于发达民窑商业背景下的御瓷烧造予以初步描摹。一、四野沾足：江宁织造与珐琅彩瓷就清宫贮藏及宫苑考古所见，康熙晚期的宫廷用瓷的组成复杂。一部分应系自市场采买，如前曾述一批敷饰胭脂红釉的作品，有碗、碟、杯等式14（图 1），其坯胎显系民窑，应属采买入宫。另有一些康熙民窑作品，如釉里三色山水图笔筒15（图 2）等，可能亦是采买入宫。但该类作品之性质仍属商品，故不纳入本文讨论。再有由宫中出派，经内务府或下辖单位办理，烧造入宫的作品。康熙珐琅彩瓷所用之坯胎当属该类，它们应是通过江宁织造办理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曹頫奏报江南米价并进晴雨录折的朱批中载有相关内容：“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瓷器珐琅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继烧珐琅。今不知骗了多少瓷器，朕总不知。以后非上传旨意，尔即当密折内声名奏闻，倘若瞒着不奏，后来事发，恐尔当不起，一体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别样差使，亦是如此。”16该朱批所含信息甚多：1.珐琅彩的瓷坯烧造是作为一件“差事”发派给曹頫的，和其他钦差事项相同。2.珐琅彩的瓷坯需送到御前查验，无误后方能继烧珐琅。3.关于瓷器“差事”的发派，除了直接来自皇帝的命令，可能还有来自宫内或其他部门的命令，而后者有部分可能是皇帝并不知情的。如此方有圣祖“以后非上传旨意”的批复，说明还有“另传旨意”，瞒着皇帝向曹家派发差活。由此皇帝命曹頫在密折内奏闻，凡非钦交差事，须与皇帝知晓，以教曹頫和瞒派者脱离关系，避免事发后“一体得罪”，担当不起。这首先说明，瓷坯的烧造作为“钦差”直接发派给曹頫，不经由工部、地方，与臧窑的模式相区别，曹家只是领差办事；其次，瓷坯的数量、样式，俱属皇帝钦定，烧成后需皇帝御览，这与造办处的其他活计相仿，而数量及样式的文件应由曹家领收；最后，曾有人瞒着皇帝，向曹家发派活计，图谋利益。这说明每次向曹家发派差事未必经过皇帝，有些可能是内务府按例发派，即皇帝的命令是前置的，默认的，无需重复的。这其中就可能有部分差事系假传上意17。圣祖此番旨在提醒曹頫时奏密折，尽量给皇帝更多的信息，也避免曹頫受人牵连，一体得罪，表面上是敲打，实际上是爱护18。江宁织造直属内务府，对其发派烧瓷差事，尚在内务府系统之内。而钦差所费，或出内库，或自行筹措，如康熙六十年（1721），圣祖钦命李煦、曹頫、孙文成重修扬州天宁寺，所费银 14200 两系募商捐出，而内府另发库银1500两，李煦等人将其用于重修寺内佛像19。可知该项所费，由库银与自措银共同完成。图 2 清康熙 釉里三色山水图笔筒台北故宫博物院藏160江南三织造，名为“织造”，实际是圣祖放置江南的特别衙门，不但掌供织锦成造，也谛听地方，密奏情报，助圣祖控制江南20。三织造以江宁曹家、苏州李家为主，为圣祖极亲宠者，曾轮任巡盐御史，掌管两淮盐钱事务。康熙南巡，所费极昂，舟船、行宫、御宴、馈送等种种，耗银无数，主要的经办者应即江南织造，两家后来亏空甚巨，应与供奉南巡事相关21。圣祖曾语“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22，并数次让曹、李二家用盐课余银填补亏损。将两淮盐政归于织造，实际上即以盐权换钱，供给织造开支，由内库放银实为小数，大部分开支自盐钱中来，自盐商中来23，其中有循例派纳，也有临时筹捐。此外，康熙晚期，圣祖将关外特产如人参的经销权亦放给江南织造。盐商、参商的捐输，商售盐、参的杂项余银，为织造办差极重要的经济来源24。尽管康熙五十八年（1719）至六十年的两淮巡盐御史由谁担任尚未知晓25，但就前述重修天宁寺的案例看，商人的捐输仍是彼时办差开费的主要支持。是以上述瓷坯烧造的所费银两亦极可能来自江南，而不需动用狭义上的内库银项。（图 3）二、古香奉宸：盐商安氏贡瓷始末康熙五十九年，另有盐商安尚义派人往景德镇“雇工烧瓷”，输送入京：“雍正三年（1725）四月初三日，江西布政使，奴才常德寿谨奏为据实奏明事：窃奴才前恭请训旨，蒙皇上面谕：着访查安尚义在景德镇烧瓷，有无招摇等因，钦此。钦遵。奴才到任之后，遵即密委经历王联芳至景德镇地方细查。据该员回称，安尚义之子现在扬州行盐。自康熙五十九年起，差伊家人马自弘、杨宗，伙计俞登朝三人，每年用银九千两，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瓷。所烧瓷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历年以来，所用材料以及工匠价值，俱预行给发，并无短少，亦无招摇生事等语。奴才犹恐所访末实，又调浮梁县知县吴邦基到省，细加面询。据称，安姓家人，在镇烧瓷，从前末知确实。自邦基到任三年以来，并无招摇生事，克扣窑户，亦无片纸到官，甚属安静等。因出具印结存案，为此据实缮折恭奏以阅。（朱批：知道了。）”26 此后延续到雍正五年（1727）：“雍正五年三月初九日，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关务，臣年希尧谨奏为奏闻事：臣自本年正月初七日，由臣淮安关署启行，前赴江西，业经具折奏明。臣抵景德镇之后，随将窑务事宜，斟酌料理。窃惟此番烧造瓷器，原议照依康熙十九年之例，动用钱粮。是彼时事属尽善，今宜踵循而行，若稍有末协，亦必更改妥帖，以期无负皇上任使之万一。臣查十九年烧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瓷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动用江省钱粮银一万三百余两。若以现今之物料、工价时值计之，甚属相悬。臣因检查江西藩司衙门送到印信档案方知，彼时烧造瓷器所用物料，俱派自饶属七县公捐，匠工食用，则出自各窑户帮贴。烧窑需用柴薪，又系窑头公办，甚至差员日用米蔬（朱批：想当然耳），亦系阖省之司道等官，按月轮流供给、是名虽开销钱粮，实末于瓷器之上动用分毫也。臣仰图 3 清康熙 珐琅彩黄地番莲洋菊图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0234期总206期161体皇上至公至明，如此科派陋弊，不敢丝毫效尤，随经行文地方官，严行禁止一切。窑工物料，并皆照时发给。惟有稽查浮冒糜费，以重钱粮，并严饬郎中臣赵元逐一遵照。臣仍不时察查，不敢玩忽。至于各种瓷坯，去年赵元到镇，鸠集工匠，即值冬寒冰冻，仅可盖造坯房，置办器用。及交春融，无日不雨，不独坯未干燥，窑座亦多潮湿。查烧造瓷器，必须胎坯颜料，人工天时，精好凑合，方能如式。现今赶造器坯，将来天气晴明，入窑烧得即可进。（朱批：不必急忙，坯越干愈好，还有讲究的，坯必待数年入窑方好之论。若一匆忙，可惜工夫物料，置于无用。）呈仰恳圣恩俯赐睿鉴。再者，马士弘烧造酒圆，俱书写成化年号。臣遵谕旨，传唤马士弘，严行申饬。据马士弘口称，原系愚昧无知，惟有惶懼叩头，自行认罪。其景德镇烧造瓷器，俱不许书写明朝宣德、成化年号字款。臣去岁到淮之后，即遵将旨意行知江南总督、江西巡抚各衙门，钦遵奉行。臣到江西，知该督抚俱经转行，严示饬禁。兹臣于二月十五日，由景德镇起行旋淮，三月初五日，已抵臣署。所有微臣赴镇回署日期，理合恭折奏闻，谨具折奏。（朱批：马士弘等不曾归并一事、磨坯房等事，伊等先前窑房不足用否，当合为一事。有用者留用，无用者令伊等完结他们所办之事，令其北上回京。安尚义効力处可以不必了，他们所办末完事物，可着赵元接办，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一免重复，可明白？知会伊等奉行。）”27 安尚义，即安尚仁，字易之。权相明珠家臣，为明府总管，及明珠殁，仍为揆叙、永寿管明府，世代倚重28。其子有三，为安图、安崶、安岐，后二人俱在扬州行盐，为安家负责瓷务的即安岐，其字仪周，精翰墨，富鉴藏，室号“古香书屋”29（图4）。安家于天津、扬州等地行盐，初为明珠授意，康熙中，曾有安家“假捏引名”的盐案送达御前，但为圣祖宽许，草草结案。揆叙遗孀耿氏去世后，圣祖钦谕安尚义为揆叙守墓，并管理其子永福、永寿家务，可见安氏受荫明家，曾为圣祖所肯定。安尚义令安岐在景镇雇工烧瓷30，供奉内廷，是一种“报效”行为，黄清华曾对此有详细论述，其性质认定没有疑问，只细节尚未清晰。如安窑所费达每年用银 9000 两，数目甚夥31，尽行入宫，必然要经过内务府批核，事先奏报皇帝，惜尚无材料予以明确；安窑入贡，经何途申报、协商？是由两淮盐政代奏，还是由地方官员申请？珐琅彩瓷坯事务差派曹家，其远在江宁，该差是独自办理，还是曾委托安氏，由此才有安窑的产生？此等种种，尚无法厘清。安窑作为“报效”，在盐商中实属平常，只是该报效形式较为特殊。一般而言，盐商报效的形式比较间接，郭正中将其归为军需、水利、备公、赈济、杂项五类，其中备公为直接向皇室效力，但也大多为迎銮、兴工、寿辰等事，且大多在地方上即行办理，以直接捐银的形式为主，一次性付清32。安窑烧瓷入贡，年如常例，直接报效内府，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特案，与通常的报效形式有一定区别，这是安家的自主行为，还是曾有来自宫中的示意后，安家主动承担？目前仍难回答，只可以肯定圣祖对安家有所认识。原本作为“报效”的安窑，或许也有按照内府需要而烧办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其自主性较高，所造何物应系自主安排33，总的目的是烧造瓷器供宫中应用，形式似不若内府主导的作品般严格。但雍正三年以后，安窑性质逐渐发生变化。雍正五年，景镇御厂方逐渐恢复，这从年希尧的奏折可以明确。御厂自康熙中停工，厂内设施或亦有所塌毁，如此方有赵元到镇后营建工坊等语。赵元直至雍正四年（1726）冬日抵达景镇，时天寒水冻，无以为器，更坯房工坊，尚未足用，烧办御瓷，何从谈起。然而，世宗对烧造瓷器关心甚笃，雍正四年元月，即命年氏担任内务府总管34，四月二十三日，“江西烧造瓷器处”一词首次出现在清档中35，随后次月十一日，命年希尧绘画瓷样36，此后不断有烧造任务派发图 4 清雍正“古香书屋珍藏”款霁红釉碗残片162年氏。十二月十三日，有“此茶圆系江西烧造瓷器处进来的”37等语，说明年内已有瓷器进宫。另一项对雍正朝珐琅器的检视也可观察到类似情形。世宗常外赐珐琅器，用以增进君臣关系，及加强地方控制。许晓东注意到雍正四年起，外赐珐琅器中瓷胎作品数量与品种的陡然增多，并认为这说明该年珐琅彩瓷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38。藉文献所见，四年前的外赐珐琅以翎管、鼻烟壶为主，系铜胎或玻璃胎作品，而瓷胎者甚罕。实际上，雍正珐琅彩的真正成熟将晚至六年（1728）以后。而四年后外赐珐琅彩瓷的爆发，一方面是技术上有所进展，更多的则反映出瓷坯供应的通畅。因珐琅彩瓷所用坯体较为特别，向来在品质上（白度、薄度等）具有较高标准，在造型上则通常需经皇帝审定后制作，特别是早期还有瓷坯外壁作涩胎处理的特殊工艺需要39，这一切都要求北京与景德镇建立良好沟通，能使皇帝命令顺畅下达，如此进一步说明该年中北京景德镇的制度与通路发生变化。然照年希尧所奏，彼时景德镇御厂尚在筹备阶段，远未开工。再看雍正四年以前的御瓷情况。雍正元年、二年（1724），宫中并无瓷器任务派发，且宫中似乎缺乏御瓷供输。如前引雍正元年关于给赐亲王财物的奏折批复中，所给瓷器尚需康熙作品。同时这两年对朝鲜、琉球等国的赐物，也多用康熙朝遗物，如二年赏赐琉球国王之“磁胎烧金珐琅有盖靶碗”（图5）“青花白地龙凤盖碗”“青花白地龙凤盖钟”（图 6）等，俱为康熙作品40。同年十一月，世宗命怡亲王“府内有烧来的瓷器拿来里边用”41，此处“府内”即怡亲王府，也就是“外边”，以对应宫中之“里边”，亦说明彼时宫中瓷器乏供，至少不能随心如意的取获所需。清档中雍正朝的首次烧造任务见三年元月十九日：“交成窑五彩罐一件仿此样以烧做几对。”同年四月十二日，即做得“仿宣窑青花白地罐一对”“五彩花白地罐二对”由怡亲王呈进42。但此后全年未再见到烧造任务，反而十月传旨置办“寿意小器皿”时，有“买办瓷瓶日月平图 5 清康熙 泥金釉万寿齐天天鸡钮高足盖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 6 清康熙 青花龙凤纹天鸡钮盖钟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7 清雍正 抹红地留白涛水纹茶钟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20234期总206期163安报好音瓶花一件”及“买办丝磁盆一件”的记录43，说明宫中有采买瓷器的应用。不过，同月另一份礼赠“西洋国教王”的清单44，则说明当年已有新烧瓷器入宫，且不乏新式设计。若单内所录“五彩蟠桃自斟壶”“红龙白磁盘”“霁红宝寿潮水盖钟”（图 7）“五彩松梅祝寿甜瓜式小瓶”（图8）“东青双圆瓶”（图 9）“青花三友穿带梅瓶”等都可找到实物对应45。该批作品多署雍正年款，款字宋体，书写方正，用笔收瘦，风格一致，品质精良，装饰上则保有较多康熙遗风，且具制式性、批次性的特点，应当系内府制样后派烧的作品。由此可见，雍正三年是御瓷恢复供应的分水岭，然而当时御厂尚未复工，年希尧亦未总窑务。次年八月，年希尧以淮安关管理的身份赴淮安官署到任，五年正月才至御厂视察。四年冬，景镇仅有内务府郎中赵元在镇鸠集工匠，筹建御厂工坊。三年的新烧瓷器、四年的派发任务，具体由谁承担？就现存资料，有文献记载且符合条件的，惟有安窑。作为明珠的家臣，安家卷入康熙晚期的皇储争夺事件在所难免，对此学界已素有讨论46，本文不作赘述。不过，世宗为表“宽仁”，虽对揆叙大肆报复，但遗嗣永寿未行加害，至雍正六年前，安家势力也得到相当保留。新帝登极，为皇帝往昔政敌服务的安家受到关注系属自然，安家对此也应有战战兢兢之感，尽可能的报效朝廷，以图全身。雍正三年，天津大水致城垣塌毁，后由安尚义、安岐父子一力承修。此事名义上为安家自愿，实际是彼时需银不足，九月长芦盐政莽鹄请奏银两安排，世宗批示：“可问问安尚义之子，他等可愿捐此力否？”随即安家奏请报效，修建城墙47，可见该事显系皇帝授意敲打。根据上述材料与时间顺序，现拟复原雍正朝安窑之情形：1.据吴邦基所言，雍正元年、二年，安窑烧造如常，按康熙例应输送入宫，然彼时宫中用瓷似供应未济，不能随取所需。说明安窑此时或只单向贡奉入宫，而世宗尚未与安窑建立直接沟通48。2.二年底至三年初，世宗开始着手御瓷的供应，并考察安家，试图敲打，遂令常德寿暗访安家烧窑有无招摇之事，然所访未获。此后，宫中的新瓷烧造，可能由内务府安排安家烧办，同年九月，世宗授意安家捐修天津城墙，二者情形应当相仿。3.四年，皇帝有意恢复御厂，先授职年希尧以内务府总管，随即设计“江西烧造瓷器处”，将御瓷烧办纳入造办处系统，为年希尧所领，并陆续派发活计，次又令年氏掌淮安关务。同年，瓷器处陆续进呈作品，但御厂工坊尚未恢复，所有命令，实际最终由安窑完成。图 8 清雍正 斗彩螭龙衔芝三友图瓜棱小瓶图 9 清雍正 东青双圆瓶1644.五年初，年希尧到厂，上折御厂建设进展及烧造未复事由。世宗朱批，取消安尚义“效力处”，并命原厂人事，有用者留，无用者回京。关键即“所办末完事物，可着赵元接办，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一免重复”等语，倘若安家仅为自行贡造，何以图样、数目需留给赵元，避免重复？唯一的解释即四年中派给年希尧之各烧瓷活计，实为安家所办，诸项图样、文件，皆在安窑收存。所造瓷器，为内府给命，方需“一免重复”49。所谓“效力处”，实际即效力于“江西烧造瓷器处”该单位50。雍正四年间，该处名义上的领导为年希尧，实际上的承办人即安尚义、安岐。五年，取消安尚义效力，将安窑并入御厂，完全收归宫有。5.据年希尧奏折，五年三月后方经世宗奏准，御厂烧造费用自淮安关中支出。原议照康熙十九年例，只是一项计划，并未施行。说明此前宫中并未支费予江西烧造瓷器处，而是有人捐输，其应即安氏父子。世宗曾就安窑有书写成化年款者，问罪于安家。其本意是寻找理由以停止安尚义效力，归并安窑。查览世藏，可见一类成化年款者，书款规整、平谨，不以仿明款为目的，而与雍正年款书写相近，当系安窑所作。例若香港竹月堂收藏之抹红釉酒圆（图 10），作双方框六字成化款，书风与双方框雍正年款51（图 11）一致；另若 N.C Harrison 旧藏之斗彩鸡缸杯（图 12），款字与竹月堂例近似52。此事反映出雍正三年后，安窑除烧办内府给样的钦定作品外，亦延续过去自办瓷器输送入宫的常例。但此时的自办瓷，必然受到内府影响，力图把握世宗意愿，而在品质和设计风格上与雍正三年前的“贡瓷”有所区别。安窑终以收归御厂而落幕。其大背景为康末雍初的权力斗争及清算，小背景即世宗改革造办处53，提高造办处地位，将御厂活动完全收入内务府造办处系统，不经工部、地方过问，为皇家私产。这一历程，自康熙晚期开始，以经派曹家烧瓷作代表，为雍正朝改革御厂之肇端。此事亦是雍正朝皇权进一步集束的侧写。安家父子四人，安尚义抱恙，以病躯往返京津，监造城墙，六年病殁；安图为人豪横，与揆叙、隆科多盘结甚深，受隆氏案牵连，五年家产被抄，六年问斩；安崶自雍正元年即被唤回京，遂得无过；安岐处事低调，尽散家财以勉力重建天津城垣，获幸免，于乾隆间去世，终属善终，由是煊赫豪门，一朝中落。三、何以贡御：康熙晚期御瓷的具体面貌上文讨论了曹氏、安氏两家窑务的具体形式与性质：前图 10 清雍正 抹红釉酒圆 香港竹月堂藏图 12 清雍正 斗彩鸡缸杯 私人收藏图 11 清雍正 仿成窑斗彩梵文番莲酒圆底款/抹红釉酒圆底款20234期总206期165者系内务府主导，所造完成后须经御览，其经费或支内库，或由曹家自行筹措；后者于康熙朝为“报效”之途，至雍正间，安窑渐为内廷所辖，由“私产”转变为“皇产”，是御厂未复之前“江西烧造瓷器处”的实际形态，所需经费则俱系安家自理。此二者代表康熙晚期宫廷用瓷最主要的两条经办路线：即出于内廷需要而差派，管理自上而下的“御瓷”（后文称“钦办路线”）；与出于民间“报效”，供输自下而上的“贡瓷”（后文代称“自办路线”）。但应注意彼时二者或非完全区隔，它们都或亲或疏的从属内务府系统，从时空关系来看，二者或曾合作亦未可知。胡宸曾比较乾隆年点查宫中贮存的康熙款瓷数量与康熙朝臧窑成瓷总量，发现二者有十余万件的差额，并认为大部分的差额应烧造于康熙二十七年之后54。该观察切中要害，特别是考虑到臧窑贮存经损耗、赏赐等，至乾隆年已应锐减，故该差额数字还可扩大。纵然康熙朝有采买民窑瓷纳入用度之情况，但就两岸故宫贮存现状来看，其占比应当较低，故该差额充分反映出臧窑工毕后御瓷烧造的规模。臧窑后御厂停工可以肯定，既如此，巨大“差额”的主要部分当产自民窑，它们的经办路线总体不出于前述两种。然而，不同路线的产品是否有所差异？它们的具体面貌究竟如何？当视线自历史文本转向遗物，二者间的断裂常使人迷茫难前：若以清宫收贮的康熙御瓷为基准而延伸至其他世存，并将面貌明确的臧窑器屏除后，余者可依工艺、款识与装饰风格等不同标准，区划为数个乃至十数个集合，它们缺乏自证，各有异同，在一些方面有所关联，却在另一些方面相背而驰。本文尚无力对它们作以系统性梳理，但仍可从“烧造目的”与“成品面貌”两个端点出发，分析并举出数类器物，作为两条路线的产品代表55。曹頫担负烧造的珐琅彩瓷坯，前文曾论及该类产品的特征：式样由宫廷设计、统一且高规格的品质控制（包括拣选与验收标准）以及特别的工艺要求。这亦是后世诸多传办瓷器的共同特征，充分反映出钦办路线的实质，即由宫廷所主导，围绕宫廷诸需要而运行。由此折射出，该路线经办的产品应至少具有官样化、标准化、高品质的三个基本特征。存世之康熙晚期御瓷中确有部分符合此述，它们的器式统一，部分传承自臧窑，如青花五彩龙凤纹大盘与臧窑例基本无异，或系由内府发样订造56。该类作品品质精良，大多写落端正的宋体楷款（图 13），用笔谨慎、平匀，笔画或粗或细，大多出锋锐利，款字较大，颇为工正。而在纹饰的设计，如元素应用及空间布局上，亦显示出强烈的官样风范，装饰技法则趋于稳妥、精致。该类作品大量出现在图 14 清康熙 青花缠枝番莲纹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15 清康熙 青花龙纹双耳杯碟图 13 清康熙 五彩龙凤纹大盘底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66圆明园考古中，居所出历代瓷器之首57，可能是康熙晚期为圆明园陈设、应用所特别烧办的。此外，雍正初年赏赉用瓷也以该类瓷器为主，如冲绳首里城出土康熙斗彩万寿蟠桃图碗、斗彩缠枝番花纹碗等，俱属此类。故宫藏如青花缠枝番莲纹盘（图 14）、青花龙纹双耳杯碟（图 15）、斗彩牡丹团花碗（图 16）、斗彩万寿蟠桃图碗（图 17）、青花五彩龙凤大盘（图 18）、青花绿彩行龙纹盘（图 19）、青花红彩涛水行龙纹盘（图 20）等58，皆为该类作品之代表，亦可与圆明园出土品所对照。部分器式系康熙晚期之新设计，并延续至雍正早期，如白釉红彩八宝行龙纹盘，与故宫藏雍正例59一致，说明其式样有所留存。自办路线的情况则远为复杂，现以安窑产品为论。学界通常视康熙年款中将“清”字作“淸”者为“安窑”特征60，如一类斗彩蟠桃云鹤纹盘，康熙、雍正例61（图21）大体一致。近似案例还可见一类装饰红龙出水的斗彩碗、盘，亦同见两朝器例（图22），且部分收蓄于清宫，其构画饱满，多署“淸”字年款，但亦见有写作“清”字者62。若纳此类为安窑产品，则“淸”字款并非安窑的唯一写法。此外，“淸”字款诸器的写款风格亦多不同，包括有细瘦挺括、粗直刚拙、率意遒劲63（图 23）等数种，且款字的工整度也相悬甚远。传世品中一类署“淸”字款的花盆64（图 24 27）通常被视为安窑作品。它们批量贮存于两岸故宫，以青花、斗彩为主，亦有少量五彩者，其造型丰富，装饰绘画极为自由，多围绕数个主题设计出极为丰富的装饰图景，且多具祝寿意象，可能是为了圣祖七旬大寿所准备的。该类作品成型复杂，工艺难度较高，品质十分精良，但缺乏统一制式。而“淸”字款作品的品质也十分参差，一部分作品品质高超，装饰审慎端庄，具有强烈的官式意蕴，另一部分则相对粗率，装饰亦较为自由。以清宫收贮为例，青花团寿云鹤纹盘（图 28）之制坯、绘画、写款皆十分精良，而黄地五彩绿龙纹碗（图 29）、冬青地五彩锦灯果纹盖碗（图 30）65等例则造型笨拙，绘画草率。上述讨论，旨在揭示康熙年“淸”字款作品的复杂面貌，图 16 清康熙 斗彩牡丹团花碗图 17 清康熙 斗彩万寿蟠桃图碗图 18 清康熙 青花五彩龙凤大盘20234期总206期167图 19 清康熙 青花绿彩行龙纹盘图 20 清康熙 青花红彩涛水行龙纹盘图 21 清康熙 斗彩蟠桃云鹤纹盘 上海博物馆藏 清雍正 斗彩蟠桃云鹤纹盘 香港徐氏艺术馆藏图 22 清康熙 青花海水红云龙大碗清雍正 青花海水红云龙大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3 清康熙“淸”字款数种 上海博物馆藏168而该讨论还将引出数类不同作品。如一类斗彩云龙纹碗及龙凤纹盘，有白地、黄地两种66（图 31 32），其构图饱满，装饰绚丽，坯体精良，但绘画稍显粗率，用笔短促，线条细硬。底署宋体款识，结体方正，笔画粗浓，书写工整，但略显毛糙，与部分“淸”字款书写风格相仿。该类作品成批量的贮存于清宫中，且黄地彩龙系皇家所特有，故确为清宫烧办无疑，但用色绚烂而用笔率意的装饰风格与绘画技法，则与由内府主导作品之端庄风格差别较大。特别一例底署“大明康熙年制”的斗彩云龙盘例67，字作行楷（图 33），与其他宋体例不同，误书“大明”则说明写款匠常写仿明款年号之事实。最后引入数种款落“大清年制”的器例。其款识有行楷及宋体楷款两种68（图 34），品类见有青花梅竹双清图渣斗（图 35）、青花地黄龙纹碗（图 36）、青花地白龙纹碗（图 37）及黄釉锥花、黄釉、茄皮紫釉等数种69。落此款者，成批量的见于清宫旧藏中，并具有制式感，在故宫南大库考古中亦有发现，但品质及书款却呈现出较大的参差。上述之各类作品式样繁多，有驳杂感，设计来源不一，且品质不甚稳定，部分在装饰上有一定民窑风格。但它们成批量的存贮清宫之中，又部分作品可与清档对应，如御膳房收放之“（康熙款）万寿无疆青磁碗”70，即今存康熙青花番莲八宝万寿无疆纹碗71，它们的御瓷属性可予确认。然藉前文讨论可以发现，无论所举诸例是否确属安窑，清宫贮藏情况的多样性、自由性与品质差异，业已展示出该时期图 24 清康熙 青花仙人献寿图六方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6 五彩瑞兽图椭圆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5 斗彩海屋添筹图菱花方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7 冬青釉五彩喜鹊登梅图圆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0234期总206期169图 28 清康熙 青花团寿云鹤纹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29 清康熙 黄地五彩绿龙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0 清康熙 冬青地五彩锦灯果纹盖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1-2 清康熙 黄地斗彩云龙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2 清康熙 黄地斗彩龙凤纹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1-1 清康熙 斗彩云龙纹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2 清康熙 斗彩龙凤纹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170御瓷中，有相当比例的作品缺乏明确标准，式样来源自由，验收不甚统一，与前述由内府主导的御瓷形成对比，具有极强的民窑商业性特征。若以清宫贮藏器例为基准，并延伸至其余世存康熙瓷，则更为丰富繁杂的作品类别将使该特征愈加显著。而不同标准下的多个作品集合则反映出它们来源与批次的多样，这些作品当来源于自办路线，即系宫廷之外（民间或官员）的力量，出于诸项需要如“报效”“献纳”等，而自发筹措经费，自行设计式样，自组窑户烧办，由下而上供输的“贡瓷”。四、珠山内外：御厂的边界与疑难尽管本文不厌其烦的强调臧窑后御窑停工之背景，但在此期间，御窑厂的制瓷活动是否完全停止，与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民窑地处何处等问题，则仰赖于景德镇的考古工作。惜因清代遗存曾大面积暴露于外，而较早如康雍时期的遗存地层亦掩埋较浅，又自清末以来御厂数遭兵荒民毁，加之城市建设之扰动破坏，厂内清代遗留向未若明代之丰富与完整72，相关揭露亦较少。然鸿爪零星仍为我们作以可能性的提示，如 2014 年集中于御厂中部西侧发掘，显示出该处可能长期作为明清御窑厂彩瓷施彩的工作区73。是次发掘获得可观成果，包括相当数量的清代瓷器，其集中于康熙朝，并有少量的雍正遗存，它们皆为清末民国地层所直接叠压，或显示出此地于雍正后停用，迄清晚期得到恢复。就已刊报的遗物所见，康熙器基本为臧窑作品，但偶见晚期器例，如青花莲池鱼藻纹碗74（图 38），横署“大淸康熙年制”款。雍正则见少量“雍正年制”款器，且同地层混出“康熙年制”款器，惜实例未见刊载，地层时代应属康末至雍正初年。2016年在珠山南麓发掘，获清代康熙及清晚期等朝遗物，相关简报尚未刊出，已发布的遗存中可见一例横署“淸”字款的青花行龙纹碗75，器制精良，龙作“仿嘉窑”风格，构设匀称谨慎，为康熙晚期作品，一般以此类为安窑烧造。就御厂历次考古所见，康熙御瓷绝大多数为明确臧窑作品，如豇豆红釉瓷及十二花神杯76等，极偶见康熙晚期遗留，这与该时期御瓷大量留存于世的现状不符。且2014年考古中，雍正、康熙地层关系复杂（图39），雍正层叠压于臧窑器之上，其间混入大量民窑作品。此等等皆或即呼应文献中御厂停烧之境况。然极少量的康晚遗存无法忽视，提示出此地彼时仍有少量生产活动的可能。图 33-1 清康熙 黄地斗彩云龙纹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3-2 清康熙 斗彩云龙纹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图 34 清康熙“大清年制”款两种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5 清康熙 青花梅竹双清图渣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20234期总206期171但假使康晚雍初间御窑厂有少量生产活动，是否可以说明御窑厂此时仍在运作？其与北京之间的管理模式又系如何？这似与现存文献产生较大矛盾。笔者以为，御窑厂停工或不等于“停废”。所谓停工，即北京未向御厂派发正式生产命令，厂内处于属地管理的休止状态，实际上，迄万历末至顺治、康熙的百余载中，御厂大多时处于该状态。在康熙朝，停工期间按例或有军队驻于厂署，看管御厂，管理上则由地方官员如通判、推官及道府官员等人进行77。在没有烧造任务的时期，似不涉及省内及工部等高级官员。对于停工期的御窑厂情况，文献记录甚少，就现有布置所见，所设官兵主要负看管之责，而建筑、设施的维护、修缮等职的情况则可能由地方窑户所承担78。换言之，停工期间御厂的实际管理与最高领导并非京、省中的高级官员，而由低阶地方官所掌握79，他们品轶虽低，却在地方上占有较大权力。殷弘绪 1712 年写往法国的信中提及当地官员“控制着许多瓷工，把瓷器送给他们在朝廷的保护人”，并说到“了解欧洲人创造才能的官员们有时要求我从欧洲引进一些新奇的图样，让他们能向皇帝进献些奇异之物”80。这些由地方官员主动献纳的“贡瓷”，其生产可能全程委于民窑，但在需要时，亦不排除使用御厂场地与设施的可能。而御厂周边地带亦是民窑的核心区域，汇集最优行业资源，有力承担高级订造瓷的作坊与窑户即在此处，使厂内厂外的联合成为可能。综上，推测在御厂制度未及成熟前，御厂停工期的场地管理或不甚严格：厂墙只区隔出地理上的内外，却未截断应用上的往来。雍正五年，世宗对年希尧的批示中有“马士弘等不曾归并一事、磨坯房等事，伊等先前窑房不足用否，当合为一事”等语，说明世宗原计将安窑的厂房设施收归御厂，但因考察后发现其窑房不堪为用，遂作罢，只彻底关停安窑，令“有用者留用”。但这另折射出安窑地望处于御厂附近，甚至可能已借用一部分御厂地皮81，否则不会出图 36 清康熙 青花地黄龙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7 清康熙 青花地白龙纹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图 38 清康熙 青花莲池鱼藻纹碗残片线图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172现与御厂厂房的合并计划。而这些对御厂局部场地乃至设施的应用，并不意味着作为皇家单位的御窑厂整体恢复与运行。五、余 论康熙晚期，尤其是康熙最后十年的景德镇窑业，其兴盛程度为人所瞩目，无论在瓷器的质量、品种，还是在产业格局与分工上，皆达到新的高峰。殷弘绪信件中较好的保存了此时景德镇发达的窑业技术与商业景象，他亦提及皇帝82、皇太子等人在民窑的瓷器订造，世存“朗吟阁制”款瓷器无疑是对殷氏的最佳注脚：它们是为时任雍亲王的胤禛烧造的83，部分器式还为其后的雍正御瓷所沿用。而雍亲王恐怕无法直接调动御窑厂为其服务，部分署有此款的作品在纹饰设计与绘画等工艺细节上，亦存有一定民窑风格，它们当为民窑所产。此外，一些雍正初年的纪年作品也显示出与民窑的紧密联系，如一类抹红地金彩作品84（图40），部分绘饰五爪金龙，底署“雍正元年监制”，显系民窑烧造，但性质可堪玩味；又如天津博物馆所藏“二年试乙号样”暗款的粉彩莲池图大盘85（图 41），同时施有五彩及粉彩，应即雍正二年作品。其坯制精良，但所饰莲池彩画，特别是外壁的红锦地五色花装饰，则与同时期的民窑作品无异。前曾述康熙瓷的十余万巨大“差额”尤值注意。康熙朝安窑开设不足三年，年费 9000 两，无疑不足以涵扩全部数字。而钦办路线的总体数量恐怕也不会太高，因如珐琅彩瓷坯般相对较低的需额，可能是圣祖没有重启御厂，而选择差委内务府官员至民窑订造的重要原因之一。该方案轻便灵活，生产效率高，无需各级糜费，且可随起随运，能迅速满足宫廷需要，但在有大批量且标准高度统一的生产需要时，该方案可能缺乏优势。由此分析此差额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包括世家、商人及官员等在内各类人士的捐报效献，它们应来自数个不同的窑户，如前引雍亲王订造瓷器，显然不会经由其政敌明珠家奴安尚义来办理，而是有其他商户担负所需。尽管御窑厂已于康熙十九年大规模恢复生产，但康熙朝御瓷制度承接前明，虽作出一定调整以革除故弊，但显未成熟，仍为地方财政及民生带来巨大损害，御窑厂也未有常年烧供，更接近于“命供否止”的状态。至雍正中前期，世宗对御瓷制度予以重大改革，并在乾隆初年走向成熟。在康熙中期至雍正中期的数十年时间中，宫廷用瓷供实际由民窑承担，它们的经办模式是御瓷制度变化中的重要过渡与转折：钦办路线的代表“曹家”，烧办珐琅瓷坯，系一种内务府系统主导下的御瓷活动，其经费很可能由江宁织造自行筹措；自办路线的代表“安窑”，原系安氏的“报效”行为，但在雍正三年后逐渐收归内务府，是早期“江西烧造瓷器处”的承办者，后于雍正五年并入御厂，其经费来自安家父子，性质从“贡窑”逐渐向“御窑”靠拢。前者的出现，意味着内务府掌控御瓷烧造的开端，后者的结束，则意味着将御厂纳入内务府造办处制度的最终确立。图 39 2014 年御窑厂考古 TN33W16 南壁剖面图20234期总206期173本文以文书、档案结合存世实例，对康熙晚期之御瓷面貌作以系统性还原的尝试，希冀反映出在康熙晚期御厂停工，民窑发达的背景下，与民窑难以分隔的御瓷活动之复杂境况。在这一窑业背景下，无论是高级订造瓷、贡瓷还是内务府主导的御瓷烧造，都需依托民窑生产，故窑户身份已无法代表产品的性质，纵如本文所讨论的“曹家”与“安家”在经办路线上也存在兼容可能：前者可出于自发献纳而前往景德镇订造贡瓷，后者亦可接收宫廷指令而烧造御瓷。既如此，决定产品性质的便非窑户归属，而是消费终端，即产品由谁订造，销往何处。然而，“窑”的双层涵义，成为理解康熙晚期瓷业的概念障碍：“窑”既指具有固定性的窑户、窑场等，也指具有流动性的“窑器”，即瓷器本身。当我们欲理解郎窑、安窑时，可发现它们时而作为窑户的名称，时而作为作品的名称交替浮现，如烟雾般缠绕在文本之内。是以，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以期确定作品本身的官民性质，或比确定它们的窑户归属更重要。换言之，即寻找“御瓷”而非“御窑”，待样本逐渐积累，至可分作不同类型而建立系统后，其窑户归属与烧造模式也将呼之欲出。后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奚文骏博士、葛彦博士、陈洁博士等人的倾力相助。部分材料系蒙陈洁博士、黄清华先生教示，在此衷心感谢。本文还存在一些疑难尚未解决，如以今存清宫旧藏而言，被视为自办路线的作品占比仍显较低，更多的贮存见于其余公私收藏。此外，清宫中贮存的康晚御瓷是否还有其他的进宫路径，如雍亲王继位后，“朗吟阁制”款瓷亦收归宫藏，类似的情况是否会干扰作品的分类？而论述冗长、分类讨论不够丰富和系统以及强烈的标签化、线条化叙事等亦是本文的严重缺陷。如此种种，惟有假以时日，留待解决。图 40 清雍正 抹红地金彩云龙纹盘 私人收藏图 41 清雍正 粉彩莲池图大盘 天津博物馆藏174注 释：1 康熙朝共 61 年，陶瓷学界现一般以康熙四十年后视作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