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pdf

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1期三农问题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王猛 葛继红 刘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摘要：传统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考虑非农转移的异质性，因而无法解释中国“迁移谜题”。文章通过构建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将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同时纳入理论分析，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现象进行再解释，并增强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分析结果表明，缩小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均产出差距要求农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如果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由非永久性转移演变为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的增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进一步，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对两部门均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长期中，“迁移谜题”可能会因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消失，因为农村劳动力可以逐步在城镇寻求充分就业而完成永久性转移。最后，本文提供了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相关的若干特征事实以及政策建议。关键词：二元经济；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城乡收入差距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2373068）；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2EYB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创新项目（项目编号：SKYZ202301）。作者简介王猛（1998-），男，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通讯作者：葛继红（1976-），女，江苏盐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刘晨（1996-），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首先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城乡绝对收入差距。除非必要，下文不再特意区分相对收入差距和绝对收入差距。此外，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主要从事非农部门的工作，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收入差距最终反映为城乡收入差距。一、引言当前，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基本步入后工业化时代1-2。根据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经济体在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会逐渐趋近。换言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应当带来城乡收入均等化。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最终也会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消失3。与理论预期和发达国家经验不同，尽管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数量从改革开放初的2 000 余万已上升到如今的近3亿，城乡收入差距却仍在这一时期内呈扩大趋势，而且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目前仍在不断扩大（见图1）。学界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与城乡收入差引用格式：王猛，葛继红，刘晨.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J.新疆农垦经济，2024（01）：13-22.对中国“迁移谜题”的再解释2024年第01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距扩大并存的现象称为“迁移谜题”4-5。关于中国“迁移谜题”，即为何中国经历了如此大规模、持续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还是如此巨大，有几种主要解释：一是优质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劳动力同质的传统假设相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实际上很大，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会优先转移出农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6-7。二是户籍制度。由于存在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劳动力转移受阻，一旦取消户籍制度，现存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将快速消失8-9。三是存在统计误差。由于现行调查制度不能覆盖“常住流动人口”，从而在住户统计中夸大了城市收入水平和低估了农村收入水平3。四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由于就业政策是城市偏向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被分割开来10，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与城市劳动力相同的工资水平，继续推进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改革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1。否则即便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一些城市偏向制度和社会福利不平等也可能限制收入均等化效应的发挥12-13。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户籍制度、城市偏向制度等外部因素入手来解释“迁移谜题”，并未考虑到非农转移及其异质性这一内部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只有个别研究从内因出发，指出永久性迁移量低可能是导致“迁移谜题”的一个重要原因5，但其内在机理并未被揭示。按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的观点，如果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规模足够大，那么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会逐渐从过剩走向短缺，两部门工资水平或劳均产出差距会在这个过程中缩小。然而，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存在异质性，即有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之分。永久性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获得城镇户籍且脱离农业生产，非永久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暂未获得城镇户籍或仍在从事农业生产。兼业化是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非农转移本身就意味着土地流转的加快和农户收入的增长，因为无论是永久性转移还是非永久性转移，都是农户遵循货币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劳均土地增长是农业部门劳均产出增长的源泉之一。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很大比例不会退出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的潜力还有待进一步释放。如果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永久性转移，土地流转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在非永久性转移已经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永久性转移理论上能够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迁移谜题”本质上是一对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如果不能改进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使之适用于中国实践，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就始终存在。正如樊纲和吕焱14所指出的那样，不纳入某些现实因素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值得商榷。然而，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并没有考虑到非农转移的异质性。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为中国“迁移谜题”提供一个解释，并明确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和非永久性转移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均衡发展的影响。修正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将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新认识。二、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一）基本假设作为过去半个世纪中全球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依赖于二元经济增长理论15。在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同时又需要非农部门的投入来改造传统农业16。由于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增长同时由人口增长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决定，资本积累也不会同克鲁?图1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趋势图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2009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1期三农问题格曼17预测的那样出现边际报酬快速递减、继而终止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18-19，两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恰好是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关键差异。假设经济由两部门构成，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为Y1t=K11t(A1tL1t)1X，非农部门生产函数为Y2t=K22t(A2tL2t)2，其中K1t和K2t、A1t和A2t、L1t和L2t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在t时期的资本、技术与劳动力，X是农业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土地，且各要素产出弹性满足1+1+=1和2+2=1。可以得到两部门的劳均产出分别为y1t=x1tA11t和y2t=x22tA22t。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反映为两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3，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难以衡量，只能用劳均产出替代边际生产率20。因此，本文将对城乡收入的分析具化到对两部门劳均产出的分析。虽然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外生变量，但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决定劳均产出的劳均土地却是变化的、内生的。对农业部门的劳均产出取对数和差分，得到近似的增长率：gy1t=1gK1t+1gA1t+gxt（1）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不同，式（1）表明农业部门劳均产出的增长不仅来源于劳均资本的增加和技术进步，还取决于劳均土地的增长。主要原因在于：由于存在劳动力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是反向变动的，而是取决于农业部门人口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之差。从中国的经验证据来看，由于农业部门实际的劳动力增长率为负，劳均土地增长率因而为正，即gxt的系数为正。式（1）在强调劳均土地增长的同时，并不否认亩均效益提升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然而亩均效益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化学投入品的使用和品种改良，这已经被技术进步正确地表现出来。类似地，对非农部门的劳均产出取对数和差分，得到式（2）的增长率，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一致。gy2t=2gK2t+2gA2t（2）（二）进一步分析为了理解二元经济中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劳均产出增长的影响，假设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为L1t=L1t-1+nL1t-1-Mt。其中，n为人口增长率，Mt为t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定义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速率为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上期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之比，有mt=Mt/L1t-1。如果农业部门劳动力无法转移，即Mt=0，农业部门劳动力就等于(1+n)L1t-1。一般来说Mt 0，且MtnL1t-1，农业部门实际的劳动力数量是在不断下降的。因此，农业部门的劳均土地xt=X/L1t会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上升，进而形成农业部门劳均产出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默认农村劳动力一旦进入非农部门，就会脱离农业生产，劳均土地获得增长。而本文在修正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时，考虑了非农转移的异质性。由于中国的非农转移在一定时期以非永久性转移为主，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农业部门实际转出的劳动力数量并不相等。大量农村劳动力（主要是兼业农户）在进行非农转移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并未流转出去。这种“钟摆式流动”或非永久性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真正减少的劳动力要远小于统计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Mt，农业部门实际的劳动力数量应修正为L1t=L1t-1+nL1t-1-Mt，显然有L1tL1t。从这一关系来判断，中国长期以来的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不太可能上升。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产值比重同该部门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在t时期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可分别表示为B1t=G1t/GtL1t/Lt和B2t=G2t/GtL2t/Lt，二元经济在高度农户兼业化的发展阶段有L1t L1t，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下降的速度很可能低于或至多持在农业部门中，实物形态的资本，例如农业机械、化学投入品越来越重要，固定资产投资额也在快速上升，因此在农业部门生产函数中纳入资本要素；在非农部门中，土地的边际报酬会快速递减，因此在非农部门生产函数中不考虑土地要素。此外，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内生于非农部门的生产函数，为剖析核心观点，本文简化了对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讨论。2024年第01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平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下降的速度，因此,B1t很难增长，B2t则恰好相反。将L1t L1t带入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表达式，实际的劳均土地可表示为：xt=X/L1t xt=X/L1t（3）定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非永久转移的比例，有Mt=Mt-Mt，其中Mt为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的数量。显然，xt是的一个减函数，有一阶偏导xt/gy2t，将这一条件带入式（1）和式（2），得到式（4）：gxt(2gk2t-1gk1t)+(2gA2t-1gA1t)/（4）由于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工业化 阶 段 远 快 于 农 业 部 门，2gk2t-1gk1t 0和2gA2t-1gA1t 0在经验上是成立的，这恰好与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增长率为正的假设一致。由此可见，要想缩小两部门劳均产出差距，就要保证gxt满足式（4），这要求农业部门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从逻辑上来说，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为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农村劳动力完成永久性转移后会将土地流转出来，农业部门劳均土地随之增长，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均产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因而缩小。然而，现实中还有大量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并未转出土地。非永久性转移已经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能够完成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增长无疑将进一步加快。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快农村居民市民化和推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是有共通之处的。通过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政策有助于加快土地流转，而利用补贴提高转出户的租金和降低转入户的租金的土地流转政策又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土地流转的基本逻辑应是如此。中国农村劳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流向城市，但当非永久性转移的比例更加靠近1而非0时，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增长率偏低，这将放缓农业部门劳均产出的增长。在=1的情况下，农业部门劳均产出增长很有可能会失去劳均土地增长这一重要源泉，因为此时进入流转市场的土地很有限，劳均土地的增长比较缓慢。在=0的情况下，所有转移的农村劳动力都会流转土地，纯农户的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将会获得大幅增长。实现从1到0的过程就是实现农业部门劳均土地xt增长的过程，这与近年来中央提出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思路基本相符。实际上，所有阻碍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因素都潜在地阻碍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为了确保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完成永久性转移，就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使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城镇实现充分就业。此外，取消户籍制度和统筹各项城乡制度也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完成永久性转移。可以预见，随着非农部门的发展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必然会不断减小，因为考虑到医疗资源、教育环境和生活模式等方面的巨大城乡差异，二代移民几乎不会返回农村，城镇则有条件不断迎来初代移民。随着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迁移谜题”最终得以消解。如果农村劳动力很难完成永久性转移，“迁移谜题”的消解可能会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近年来，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已经全部外出寻找就业机会，非农转移规模达到顶峰，虽然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已经出现缩小趋势。中国“迁移谜题”可能已经迎来转折点，未来数十年内将是解决“迁移谜题”的关键时期。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了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土地流转规模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1期三农问题不匹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中国大多数耕地由家庭进行承包，即农业生产一般以家庭单位进行，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却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并不妨碍老年父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种代际分工的模式下，即便农村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他们也没有必要将土地流转出去，因此农业部门土地流转速度会慢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代际分工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内化到了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变化中，为了使修正模型尽量简明，本文并不过多讨论这一点。三、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两部门均衡发展的影响二元经济模型的核心观点在于，随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二元经济不断增长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在高度农户兼业化的发展阶段，两部门的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一）农业部门的发展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能够依靠内部实现农产品供需均衡相当重要。如果不能保持高水平的粮食自给率，农业部门不仅会成为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担忧的“经济体发展的障碍”，还会带来巨大的粮食安全隐患。参考陈宗胜和黎德福16的研究，农产品供需均衡条件为农产品供给的增长等于需求的增长，即式（5）：1gK1t+1(gA1t+gL1t)=n+gDy（5）其中，等式左边的gK1t为农业部门资本的积累速度，gA1t为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gL1t为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等式右边的gDy为人均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式（5）说明，农产品总供给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就业，总需求的增长取决于人口增长和人均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特别地，式（5）中的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gL1t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一阶对数差分，该值近似等于式（6）：gL1t=(L1t-L1t-1)/L1t-1=(nL1t-1-Mt)/L1t-1=n-mt（6）这恰好表明，农村劳动力实际的增长率gL1t应为农村人口增长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之差。将式（6）带入式（5），整理得到式（7）：mt=(1/1)gK1t+gA1t-gDy+(1-1)n/1（7）其中，人均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率gDy、人口增长率n和农业技术的产出弹性1均为给定的常数，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速率主要取决于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与技术进步率。令g0=gDy+(1-1)m/1，只有当农业部门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率满足(1/1)gK1t+gA1t g0时，农村劳动力才有可能向非农部门转移，否则经济体就无法依靠内部实现农产品供需均衡。令农业部门实际的劳动力转移速率mt=Mt/L1t-1。考虑到自改革开放起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长期存在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即 0，有Mt Mt，因此mt=Mt/L1t-1 mt。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转移相当于放宽了这一均衡条件，即便资本积累速度与技术进步率低到无法满足式（7）所暗示的均衡，农业部门依旧有充足的劳动力来保证在缺乏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实现农产品供需均衡。此外，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村地区急需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每一个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兼业农户，农业部门就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理论上很难诱致出替代劳动力的大型农业机械等技术进步。（二）非农部门的发展非农部门在二元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东亚奇迹”与“中国奇迹”等经济腾飞现象主要依赖于非农部门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则是非农部门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农业发展停滞，非农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将遇到重大阻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并非LEWIS21所认为的附属部门，而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非农部门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非农部门的发展。对非农部门生产函数取一阶对数差分，可得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gY2t 2gKt+2(gA2t+gL2t)，这说明非农部门总产出的增长源于资本积累、技术进2024年第01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步和劳动力增加。其中，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为L2t=L2t-1+nL2t-1+Mt，其增长速度gL2t可改写为n+M/L2t-1，可见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增加乃至部门发展都受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随着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将越来越快。无论是永久性转移还是非永久性转移，都能够满足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暂时降低了非农部门以资本反哺农业部门的强度。农业部门为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非农部门以资本反哺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二元经济发展因而正是两部门的互动与均衡发展。考虑到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非农部门资本投入与农业基期技术水平的函数，可将非农部门生产函数改写为式（8）：Y2t=(1-)/K2t2(A2tL2t)2（8）其中,是非农部门资本中投入于农业部门的比例。按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农业技术进步为了替代稀缺的劳动力（机械技术进步）或土地（生物化学技术进步），在生物化学技术进步速度恒定的情况下，如果农村劳动力只是流向城市，并未实际离开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就是充足的，不会过分依赖机械技术进步，非农部门因而可以按一个比更小的比例投资农业部门。这样，非农部门自身将有更快的资本积累。在=1的极端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既能实现充分就业，又能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农业生产对农业机械的依赖性很弱，非农部门用于机械技术的投资可以获得一定节约，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速度更快。然而，一旦大量兼业农户在短时期内完成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就可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窘境。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若干特征事实（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与农村人均耕地土地流转一般是指家庭承包耕地的流转，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土地流转22。按照前文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会加快土地流转，促进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增长。过去十年中国有1.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属于永久性转移，因此十余年来农业部门的土地流转规模和劳均土地面积应该有所增长。图2给出了20052021年中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规模和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的趋势图。总体而言，家庭承包耕地流转规模和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动趋势大致相当，随着家庭承包耕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也在稳步增加，这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转出土地有关。具体来看，中国在2016年以前经历了土地流转快速增长阶段，但近年来流转速度明显放缓。原因在于，21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最快的一段时期，尽管这段时期内普遍存在邻里代耕代种的“非正式”流转，在统计上土地流转规模依旧在不断扩大。进入第二个十年，土地确权和“三权分置”改革使农村土地“正式”流转有了制度基础，原本“非正式”的土地流转逐渐演化为“正式”的土地流转，土地流转规模继续扩大23。此后，随着大量有流转意愿的农村居民已经将土地转出，土地流转速度进入缓速增长阶段。如果城镇可以继续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可以预期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兼业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脱离农业生产，完成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这并不意味着农业部门无需农业机械，只是对机械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较低。数据来源：https:/ 家庭承包耕地流转规模与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的关系图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8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92021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1期三农问题的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因而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尽管已有大量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完成永久性转移，目前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的规模仍明显大于永久性转移的规模，因此土地流转还有较大潜力。由于缺乏相关的官方统计数据，本文利用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来大致估算农村劳动力非永久性转移的规模和土地流转潜力。以2021年为例，中国当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根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可以推算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未落户的约有25 455万人。这部分人口户籍仍在农村，可以认为未完成永久性转移，但其中有多少比例已转出土地并不清楚。中国2020年底家庭承包耕地约为15.6亿亩，2021年底农村户籍人口约为75 292万人，以人均2.072亩土地（家庭承包耕地与农村户籍人口之比）来估算，2021年城镇常住人口中未落户的25 455万居民手中至多保留约5.274亿亩土地。如果这些居民全部实现了永久性转移，土地也随之流转出去，农村户籍人均耕地面积将从2.072亩增加到3.130亩，这会直接促进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约1/3。当然，并非所有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手中都有土地，即便按1/3的非永久性转移农村劳动力已转出土地的比例来估算，目前大约也还有3.516亿亩土地可以流转，按1/2的转出土地比例来算则大约还有2.637亿亩。此外，也可以把农民工数量作为非永久性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数量，这样估算出来的土地流转潜力会更大，因为2021年农民工数量在统计上比城镇常住人口中未落户的居民数量还多出3 796万人。（二）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与传统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相比，本文的修正模型考虑了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转移，即假设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后并不必然转出土地。为了验证这一点，需要比较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之间的关系。如果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那就说明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后并不必然会转出土地，修正模型比传统模型更符合实际。图3比较了20052021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之间的关系。其中，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村1564岁人口总数之比，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是流转耕地面积与家庭承包耕地面积之比。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远高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以2021年为例，全国农民工数量为29 251万人，同期农村1564岁人口总计约34 054万，也就是说，农村绝大多数劳动力都已从事非农产业。然而，当年流转耕地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比例仅约1/3左右。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这表明当前仍有大量http:/ 980万人，两者之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图3 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的对比图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8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92021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24年第01期新疆农垦经济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农村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后没有转出土地。因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长时间的流动并不等同于永久性转移至非农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供给不会随着非农转移规模的扩大而快速进入短缺阶段。这样一来，农业部门劳均土地的实际增长率通常会低于预期，缩小城乡绝对收入差距因而需要较长的时间。根据前景理论，一旦农户预期未来土地的经营权会大幅升值，现在签订多年的土地流转合同就相当于损失预期收益，因此有的农户倾向于保留农地甚至撂荒25。如何鼓励这部分农户转出土地并免去其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是土地流转政策及其配套措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三）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转移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如果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就较慢，而当农业部门产值比重下降速度超过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时，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反之则反是。根据库兹涅茨的理论，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相对收入存在差异，由于农村部门是劳动力转出部门，非农部门是劳动力转入部门，因此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小于1，非农部门的比较劳动率则通常大于1。如果农业部门劳动比较生产率始终处于低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始终缺乏农业农村的内生性动力。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见图4），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会快速下降，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转移可能滞后于农业增加值占比的下降，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走低。但在理论上，只要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就有可能上升。然而，图5表明从改革开放至今，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在0.250.5区间内波动，近年来几乎没有上升。具体来看，在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完成前夕（19811984年），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四十多年里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也恰好是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最小和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时期。随着1984年以后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并长期处于低水平，2021年的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甚至还要比改革开放初低0.1个单位左右。这就意味着四十多年来，中国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速度几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相当甚至更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而缺乏农业农村的内生性动力。中国各地目前正在通过政策推动土地流转，经济发达省份的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重和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已明显高于欠发达省份，预计未来数十年可能是中国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时期，同时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关键时期。?图4 部分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趋势图数据来源：World Bank Open Data?图5 中国的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数据来源：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XINJIANG STATE FARMS ECONOMY2024年第01期三农问题五、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非农转移异质性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从修正模型的角度入手为中国“迁移谜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分析结果表明，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劳均产出差距的缩小要求保持较高的劳均土地增长率，如果能够加快农村劳动力由非永久性转移演变为永久性转移，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产出的增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可能进一步缩小。此外，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还会影响两部门的均衡发展。与永久性转移相比，非永久性转移不会导致农业部门劳动力迅速短缺，而且使农业部门对资本积累速度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更低，这就农村就有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缺乏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实现农产品供需均衡。此外，农村劳动力的非永久性转移还有可能降低非农部门反哺农业部门的强度，但从城乡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显然更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本文还提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若干特征事实。第一，利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估算的非永久性转移农村劳动力规模十分巨大，如果当前非永久性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全部转出土地，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将获得较为可观的增长。第二，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占比与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比之间的比较关系表明，农村劳动力即便从事非农产业也仍有可能继续农业生产，这为本文修正模型的关键假设提供了经验支持。第三，中国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缩小主要是由非农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在农村体制改革完成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上升。可以预期，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渐实现永久性转移，中国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将会上升，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破解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迁移谜题”，尽快实现城乡一体化，政府应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为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消除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制度性不平等。迄今为止，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制度性不平等，包括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高昂的房价以及歧视性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等等。通过消除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转移的制度性不平等，有利于加快农业部门的劳均产出和促进农民增收，内生性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是农业部门劳均土地和劳均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虽然政府希望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小田并大田”，逐步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但兼业是农户家庭的经济理性决策，总有农户不愿意流转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因此，政府应调整补贴力度使土地租金更加符合转出户的经济预期，并通过合同规范土地流转解决转出户的后顾之忧。最后，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入。二元经济增长是内生的经济增长过程，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要求非农部门加大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如果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速度过慢，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就无法实现农产品供需均衡。中国农业未来将由更少的劳动力经营更多的土地，现阶段促进农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可以避免未来潜在的农产品供需失衡风险。参考文献：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5（04）:4-13.2胡鞍钢.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01）:1-16.3蔡昉,王美艳.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学动态,2009（08）:4-10.4SHI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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