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隋唐时期河套民族关系及其特点.pdf

第4 4 卷第9 期No.9 Vol.44宁夏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2023年9 月Sep.2023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的隋唐时期河套民族关系及其特点陈小霞，景永时（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宁夏银川7 5 0 0 2 1）摘要：隋唐时期的河套地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融共生之地，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族纷纷内迁驻足河套，杂居共处，在持续接触、交流、碰撞的族际互动过程中，不同文化主体间相互借鉴、调适、融合。伴随着内迁各族自身势力的消长和中原王朝实力的盛衰，以及隋唐王朝“宾服四夷”和“夷夏之防”民族政策的演变，内迁诸族迁入迁出不定，河套境内民族空间分布格局也呈动态演变的状态。这期间，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增强了内迁民族对中原的向心力，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社会身份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内迁民族的服饰、乐舞等也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文化内涵，使得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关键词：隋唐；河套；民族迁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图分类号：K241;K242收稿日期:2 0 2 3-0 7-1 5作者简介：陈小霞（1 9 9 6 一：），女，甘肃华池人，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史研究；景永时（1 9 5 9 一），男，甘肃古浪人，北方民族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夏学、西北民族史研究。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6 7 4-1 3 3 1(2 0 2 3)0 9-0 0 0 5-0 6河套地区在隋唐以前就是一个多民族交融汇聚之地,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敕勒先后南下中原,在与各方势力角逐的过程中相互融合。隋唐时期，漠北草原相继崛起的突厥、回乞，以及西部青藏高原兴起的吐谷浑、党项、吐蕃等族逐渐南迁或东进,驻足于河套等地区。“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南北地区”1成为“漠北民族进人中原王朝的跳板，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此生活若干年,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或南迁河南地和进人中原，或北返漠北”2 。这些内迁民族和中原汉族交错杂居，相互间的战事冲突、族际通婚和频繁的通贡互市，使得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进一步发展。一、隋唐时期河套民族迁徙与分布隋唐时期突厥、吐谷浑、党项等族纷纷驻足河套。开皇十九年（5 9 9），隋封东突厥染干为启民可汗，并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筑大利城，安置万余口突厥降户。后因都蓝可汗不断侵略，隋又将启民部落安置于河套地区的“夏（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3 ，此为突厥部落首次向河套境内迁徙。隋末，中原政局不稳，当时北部边境的梁师都等割据者为争外援，依附突厥，引始毕部入居黄河南部的河套地区，攻破盐州郡（今陕西定边县）。唐初,突厥可汗率众南侵至夏州,先后攻掠灵州（宁夏吴忠）、五原等地。贞观四年（6 3 0），李靖率军灭东突厥后，归附者有十万余众，其部族大批迁人关中,唐太宗将其安置在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一线的塞内边境上，设置羁府州管理。在原突利可汗辖区设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将原颉利可汗统治区分为六州，析颉利部为左右两部,左部设定襄都督府，侨治宁朔县（今陕西省靖边县）,以突厥阿史德部、执失等部置,在今榆林市境置阿德州、执失州、拔延州,隶属夏州都督府管5辖;右部置云中都督府，侨治朔方境,即夏州。分别任用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等职，按其旧俗统治。贞观十年(6 3 6），又有阿史那社尔前来归附，“授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于灵州”4 。但突厥归降后,叛附不定,不断寇扰唐北部边境。高宗永淳元年（6 8 2），东突厥复叛，建立后突厥，多次寇扰唐北部朔州（今山西朔州）、代州（今山西代县）、灵州、鸣沙州（今宁夏中宁县）原州等地，曾一度占领河套。景龙二年，唐朔方军总管张仁愿夺取漠南,在河套建东、中、西三座受降城,控制阴山以南地区，突厥无法南下人侵河套诸地。天宝四载（7 4 5），后突厥被唐与回纶联合攻灭，其部众一部分归附唐朝,南迁至河套的灵州、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南）一带。隋唐时期，随突厥内迁的昭武九姓栗特人亦数量众多，活动范围广，主要居于河套地区各羁州内。唐开元年间“六胡州之乱”和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之后,河套地区的粟特人开始分散东迁移至石州（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河南与江淮等地的许、汝、唐、邓、仙、豫等州以及河北范阳等地，六胡州的栗特人聚落开始分散逐渐同汉、沙陀等民族相融合。唐贞观二十年（6 4 6）,回在唐军援助下兼并了薛延陀汗国，并于同年与同罗、仆骨、斛薛等铁勒十一部向唐遣使朝贡，太宗亲至灵州，招抚了铁勒诸部。次年，回及北部其他游牧部落奏请以其通往唐朝道路为参天至尊道，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开元年间，回纶与默和毗伽可汗的数次战事导致其部落离散，部分南下归唐。唐朝将其侨置于宁朔的达浑都督府（下领姑衍、步若、嗓弹、鹃、低粟等五州）,在朔方的安化州、宁朔州和仆骨州都督府皆是唐朝为安置南附回各部所设置的,隶属于夏州都督府。5 灵州都督府的燕然、鸡鹿、鸡田等州分别安置铁勒多览葛部、奚结部和阿跌部，皆侨置于回乐。6 “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李亨在灵州即位后，回可汗主动出兵与郭子仪所率的朔方军会合助唐平叛，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为唐朝稳定局势、重理朝纲作出重要贡献。吐蕃在7 世纪中叶逐渐兴起后，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吐谷浑和党项拓跋部先后被吐蕃侵扰，请求内徙。唐龙朔三年（6 6 3），吐蕃灭吐谷浑后，大部分留居原地的吐谷浑民众为吐蕃所属，诺6钵率残部投奔唐朝。唐于咸亨三年（6 7 2）“移吐谷浑部落，自?州徙于州,既而不安其居，又徙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今宁夏中宁鸣沙）以处之”7 。除灵州外,河套境内的夏州、延州也有内迁的吐谷浑。而党项拓跋部则先是被唐朝迁移至“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以处之”8 ,其后又继续逐渐向北迁移，并于高宗仪凤年间迁到了银州（今陕西横山党岔乡)境内。除拓跋部外，还有一些野利、破丑等部族相继内迁至庆、灵、夏、胜等州。从新唐书陆余庆传记载的“圣历初，灵、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1 0 可知，已有党项内迁至灵、胜二州。这些迁居河套境内的吐谷浑与内迁的党项等部族杂居共处，仍以畜牧为主要生计，亦时常听从唐朝征调。“安史之乱”后，原迁居于安乐州和长州的吐谷浑进一步东迁出河套，“分布在太原、潞州及代北一带；而居住在朔方的部众,则分布在丰州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东）一带,还集中在盐、庆、夏、银诸州(即河套南)。这一时期,吐蕃趁机攻河陇诸州，“河陇陷吐蕃,乃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1 2】，即原先内徙至陇右北部诸州的党项，向东进入了关内道的河套地区。这期间，内迁的党项诸部曾联合吐蕃、吐谷浑等族攻唐都长安，对唐中央政权构成威胁。永泰元年（7 6 5）“（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往夏西，以离沮之”1 3 。唐朝为巩固西北边防，分离庆、盐等州的党项和吐蕃,采纳郭子仪建议,将银州的党项拓跋部和庆州的党项野利、破丑等部,分别迁往夏州以东，银州以北、绥（今陕西绥德）、延（今陕西延安)等地。此为党项第二次大规模内迁，至武宗会昌年以后，党项足迹已遍及灵、庆、夏、盐、银、绥、延、胜、麟、丰等州,其部落“居庆州者号东山部,夏州者号平夏部”1 4 。经过两次大迁徙后，党项逐渐与内迁的回、吐谷浑和当地汉族杂居共处，社会和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唐末,拓跋思恭率兵助唐平定黄巢之关于三受降城的修筑时间，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图志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不一，主要有中宗神龙三年说、景龙二年说，睿宗景云二年、三年说四种。据学者王亚勇和牛建州分别在三受降城修筑时间考（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 8 8 年第3 期，5 0 5 2 页）与唐“三受降城的修筑与地理变迁考述（阴山学刊2 0 2 0 年第6 期,3 8-42页)等文考证，三受降城的修筑时间应是景龙二年。乱后,被赐国姓李,并被任命为权知夏绥节度使，“赐夏州号定难军”1 5 ，后又被封为“夏国公”,统辖夏、绥、银、有（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静（今陕西米脂县境内)五州之地,成为河套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二、隋唐时期河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隋唐时期,河套地区内迁诸族与中原王朝相互间的交流互鉴体现在多个层面。在政治上，隋唐王朝通过设立州、任命军政官员和建立姻亲等形式实现对内迁各民族的有效管理。“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突厥、回、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1 6 内迁部族则以称臣纳贡，听从征调等形式受中原政权节制。河套地区内迁各族和中原王朝相互之间往来关系的变化，则主要依据各自实力的强弱而定。在隋唐王朝国势强盛时期，内迁诸族便依附于中原政权,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发展经济，繁衍人口，同时也助唐成守边境，服从征调,随从作战，为中原王朝疆域的稳定、领土的扩张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公元6 9 6 年，唐朝“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1 7 ，平定契丹动乱。此外，开元年间，河套“康待宾之乱”时，当时“居于安乐州的吐谷浑首领慕容曦光及内廷党项拓拔思泰等也领所部兵马，参加镇压起义军的战争”1 8 。在唐太宗和玄宗时期，曾大量启用蕃将，天宝年间爆发“安史之乱”时，时任朔方军将领的铁勒人仆骨怀恩随唐将郭子仪联合回乞军助唐平叛，“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1 9 。突厥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芯何力等在平定高昌，征伐高丽、龟兹和吐谷浑等战争中也立战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内迁民族中很多上层部落首领是在人仕唐朝的过程中与唐宗室、高门士族维持着姻亲关系，如阿史那社尔尚衡阳公主，契芯何力尚临洮县主，吐谷浑慕容宣赵娶陇西姑臧县主等。并且内迁民族担任的官职可以世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内迁诸族和中原政权的政治联系，其后代在中原典章制度和服饰礼法的影响下渐与华同。“契芯何力子明,生长于京师长安,其母妻赐姓武氏，考古工作者在2 0 世纪6 0年代初于咸阳发掘了契芯明墓，出土的三彩马等文物及墓葬形制，全与同期唐墓相同。”2 0 1 这就说明当时内迁的突厥契芯一族已基本华化。“安史之乱”后,居于盐、灵、夏、银等州的吐谷浑和党项成为河套地区的主要内迁民族，双方势力均有所发展。至唐末五代时，原居于陕北的吐谷浑，其族与党项杂居，相互通婚，已被视为“蕃部”或“羌部”。2 1 而党项族在长期居于河套地区的过程中与中原往来密切,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其中，“夏州拓跋政权墓志的形制和唐代官员贵族墓志毫无二致，志盖篆书，刹面刻汉族传统的八卦纹饰；志文楷书,叙述志主功德，对党项女性志主的褒扬是“淑德播扬，慧婉早著三从顺道，四德奉亲”2 。由此可知，隋唐时期内迁各民族与中原政权的政治联系以及族际联姻,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相互间的交流融合。在经济上，这些民族内徙之前主要居于漠北草原和西部的青藏高原地区，以游牧经济为主。而迁居的河套地区三面环河，黄河曲流沿岸的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南缘的无定河干流及其支流芦河、纳林河、海流兔河、芦河、秃尾河等流域都为农业分布区域，有着天然耕作优势，且秦汉以来，历朝皆在河套地区移民以屯田实边，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田灌溉系统皆为隋唐时期迁人的突厥、粟特、回、吐谷浑和党项诸族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其经济结构由原先的游牧业逐渐转为农牧兼营 2 3 。从神功元年（6 9 7），默向唐请赠给谷种四万斛及农器，以及册府元龟中六胡州的记载河曲之地，密迩京畿,诸蕃所居,旧在于此，自服王化,列为编,安其耕凿，积有年序”2 4 可知，隋唐时期，内迁的粟特、突厥民众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耕作技术，且农业已成为其生产生活的一部分。继突厥、吐谷浑后内迁至河套地区的党项民族亦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从事农业,如大中年间，唐政府镇压了南山党项反抗后，即“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2 5 。另外，这些迁居河套诸族的畜牧经济有一定优势，通过在六胡州、西受降城等地设立的互市场所与隋唐王朝进行绢马或茶马贸易，促进了农牧经济结构之间的互补。其中,蕃族马匹精良,在与唐互市中提高了唐朝军7马质量，唐将王忠嗣在朔方时“每至互市时，即高估马价以诱之，诸蕃闻之，竞来求市，来买之”2 6 1。开元十五年(7 2 7），唐与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中“每岁贲嫌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2 7 。可见在互市过程中,唐朝的军队实力得到较大提升,而内迁民族在互市过程中获得的财物也促进了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互间的经济结构互惠共补。在文化交流层面，内迁的突厥、粟特、吐谷浑、党项等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在频繁的族际互动过程中不断交融汇聚，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活力。隋唐时期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胡人陶,就是中原陶文化与西域胡人形象相融合的例证。如西安市缪家寨史君夫人颜氏墓随葬的陶制女侍角怀抱胡瓶，这说明，这些游牧民族日常器物对唐代制陶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另外，游牧民族特色的饮食也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结构，旧唐书记载的“贵人御，尽供胡食”2 8 ，以及唐诗中“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皆是这一情形的反映。当然,文化是互鉴的，这一时期，中原文化对内迁民族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典型变化就是内迁民族的葬俗逐渐效仿中原,如宁夏盐池何姓唐墓,整体是唐朝的墓葬规格，但出土的墓门上的石刻画为粟特人的胡旋舞形象，这是典型的胡汉文化交流互鉴的例证。此外,河套地区与中原、西域以及漠北诸地的交通便利,驿道众多,灵州特殊的地理优势可“北达丰州、西受降城、天德军道及西城出高阙至回、點夏斯道”2 9 。唐初的“参天可汗道”以灵州和原州为北上和南下的交通枢纽,联通了盐州、长安和漠北各地,沿途驿站的设立，都极大地便利了河套内迁诸族同中原和西域诸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三、隋唐时期河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点（一）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隋唐时期,天下归于一统，周边民族多称臣纳贡或请求内徙，统治者在多民族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多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秉持民族平等观念，打破了传统“夷夏大防”的民族观，使华夏与诸夷享有同等人格，开启了“华夷一家”民族治理格局。隋文帝标榜以“王道”与“仁8义”治天下,在诏书中说“溥天之下，皆日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皆以仁孝为本”3 0 隋炀帝在民族政策方面也有进步的一面，如大业年间,西突厥降附时其曾指出“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3 1 。至唐代，唐太宗“华夷一家”的民族思想更是超越了前代的进步民族观，对诸夷一视同仁，自翊为“华夷之父母”，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伦理道德上夷狄”亦有仁孝，“仁孝之性，岂隔华夷”3 2 。这种平等对待诸夷的民族观和宽容的民族态度，使得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增进了周边各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尤其是隋唐时期内附各族对中原华夏礼仪制度和文化的认同。如大业四年（6 0 8），启民可汗归附于隋朝后自言“臣非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贞观二十年（6 4 6）,唐太宗赴灵州招抚漠北铁勒诸族时，“铁勒诸部落侯斤、颉利发等来贡方物，因请置吏，咸请至尊为可汗”3 。其后又奏称：“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3 4 以上皆体现了突厥、回等族的共主意识,以及其对隋唐中央政权的认同。这一历史时期，“夷夏一家”的观念大大冲淡了以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隋唐政府积极接纳部分突厥、回、党项、吐谷浑民族内迁河套诸地，其部落首领或人仕长安，或居河套担任羁州、县的都督和刺史等职，并可世袭。这些内迁民族长期在中原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影响下,渐慕华风。同时,为了提升其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宗室和上层群体的认同，开始主动寻求融于中原制度和文化体系之中，以军功和学习儒学经典人仕科举来保障其政治前途。如吐谷浑的慕容曦光依靠军功充朔方军节度副使，慕容曦皓任大同军使，慕容环长子慕容汤凭深厚汉文化修养，参与科举，获进士及第出身。3 5 再如1 1 世纪初，党项建立西夏政权后，“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3 6 ，仿汉文创制西夏字后，翻译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儒家经典，并且实行科举考试等。这都是隋唐时期党项内迁以后，在与汉族长期的接触交流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影响的结果。但相对狭隘的民族理念,则会使民族间产生隔阅，如唐高宗时，朝臣“夷狄之患”“夷夏之防”的主张，使得民族关系趋于复杂。这一情形至唐玄宗时才有所改善，玄宗“威德并用”“伐叛怀服”对各民族同等接纳的理念，使“华戎同轨”，恢复了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可见，开明的民族观念具有融摄和吸引其他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开放和聚合的能力则仰仗于政治的统一和文化的兴盛。换言之,隋唐时期,政治的统一和开明的民族政策，正好为河套地区内迁的各族提供了广泛交往的舞台,加强了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华夏文化起着关键的催化和凝聚作用，使各民族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等方面共同性逐渐增多,极大地增强了内迁民族的向心力和归属感。（二）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隋唐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繁盛时期,其文化既有历时的前后承继,又有共时的相互交流和融合。隋唐统治者在结束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局面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文化广泛交流融合的成果。同时，西北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开明、怀柔的民族政策，促使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中原文化在吸收融汇周边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成分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文化。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经丝绸之路和先后迁居于河套与都城长安诸地的突厥、粟特、吐谷浑、党项、回等族相继传入内地，对中原汉族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初，内附突厥部众迁居长安者众多，突厥使臣亦往来频繁。“唐高祖、太宗为抗突厥之侵扰,曾于长安按突厥军法、骑射以训练军队。因此,突厥之风传入长安,唐太宗太子李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或按突厥习俗生活，或模拟突厥战斗等。”3 7 唐开元、天宝年间胡服甚为流行，“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3 8 。此类现象，从1 9 9 6 年唐惠庄太子墓中出土的文物中亦可窥见一二：“随葬陶佣1 0 7 7 件，至少有8 1 9 件陶、瓷佣穿着圆领窄袖长袍，除少量胡佣以外,其余均为汉人，大约超过7 6%的汉人陶、瓷佣身穿具有明显胡服性质的圆领窄袖长袍，壁画中的男侍至少也有2 0 人身穿圆领窄袖长袍。”3 9 “安史之乱”后，回助唐平叛有功，与唐往来密切，人居长安者众多，回服饰亦传入中原,颇受欢迎。当时有诗日：“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衣装回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 0 另外，各民族的乐舞文化,亦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乐舞艺术，隋朝的九部乐和唐代十部乐中的西?康国疏勒安国以及“吐谷浑”等部乐皆源于西北和隋唐周边诸族，成为华夏正声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唐书礼乐志所载“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4 1 可资佐证。其中,隋唐乐器中的琵琶、竿葉、竖笙筷、羯鼓等亦为胡乐，可见，隋唐时期胡乐的传播为中原声乐文化的发展注人了活力。音乐和舞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除乐曲和乐器外,唐代的舞蹈艺术亦有浓厚的胡族文化色彩。当时流行的胡旋舞，就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特色舞蹈,如开元年间，米国“献璧、舞、狮子、胡旋女”4 2 。1 9 8 5 年，宁夏盐池发掘的唐代昭武九姓何氏家族墓中M6 墓室,两门扇的正面各凿刻一男子。右扇门上所刻男子头戴画帽，身着圆领窄袖紧身长裙,脚穿软靴。左扇门上所刻男子身着翻领窄袖长袍,帽、靴与右扇的相同。均单足立于小圆毯上，一腿腾起，扬臂挥帛，翩翩起舞，这是典型的胡旋舞形象。4 3 足以表明唐初随突厥内迁至河套地区的粟特人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参与者和践行者。隋唐时期,周边民族的胡服、胡妆、胡乐、胡舞渐次传入中原，为传统的华夏文化注人了新鲜血液,对汉族的日常生产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诸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胡汉相互交流碰撞的这一历史进程中,以儒学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兼容、统摄传人的多民族文化，实现了多元文化的共融互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以中原儒家经典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内涵。除上述情形外，河套内迁民族关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一时期,周边民族内迁方向较之前代有所不同。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内迁河套地区的民族，主要是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而隋唐时期，内迁河套地区的民族除了9包括漠北的突厥、铁勒诸族，同时，西北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谷浑、党项、吐蕃等民族政权也在隋唐时期逐渐兴盛,其或开始东进，与中原王朝争夺统治权,或在与周边民族斗争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失去生存空间,转而降唐,称臣纳贡,为寻求中原政权的庇护,逐步内至河套诸地。四、结语隋唐时期,迁居河套地区的各民族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上的臣属、联姻,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和文化上的交流互鉴，使得各民族相互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互相依存。中原王朝极大优容少数民族首领和上层官员，让其协助治理归附参考文献：1杨获.河套：古代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N.中国社会科学报,2 0 2 1-0 9-0 9（0 0 8）.2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3 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7：3 2.3魏徽.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2：1 8 7 3.4刘昀.旧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3 2 0 1.5周伟洲.唐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及融合 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 9 9 2(3):1 1 7 -1 3 6.6 苏北海.唐朝在回、东突厥地区设立的府州考 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 8 7（1）：4 6-5 5.7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 9 5 5：1 3 1 6.8 刘昀.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7：5 2 9 2.9梁潇文.七至九世纪中叶唐代党项的内迁及管制探析 J.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 0 1 7(1)：1-1 5.1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 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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