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同意：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的劳动控制研究.pdf

121第 37 卷第 3 期 2024 年 2 月Vol.37 No.3February 2024艺术科技0 绪论不同于马克思关注客观劳动过程，也有别于韦伯聚焦劳动主体的主观研究，布若威针对芝加哥工厂“赶工游戏”的民族志研究，力图从工作现场中的主体与劳动过程揭示工人执着于薪资，同意雇主的高配额工作量，对劳动权益与福利制度作出让步的原因1。通过物质奖励，雇主得以把劳资矛盾转移到劳工内部，完成对劳工剩余价值的进一步剥削。数字平台的异化，使其对灵工（采用灵活就业形式的人群）的管理从显性转向隐性，通过技术、规制和管理方法，在平台监管与工作自由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劳动者产生了类似布若威所说的“同意”2。对于这种被动性的意见，可能劳工都不自知，劳动关系囿于表面的种种诱惑逐渐失衡。当这种逻辑投射到网络文学平台与网络文学作者身上时，则变成了平台不断制造作者的“被同意”。技术进步带来了新的劳动服务类型，催生了“数字灵工”这一概念。未来工作研究院将其定义为企业雇用知识技能创意型远程自由工作者的用工模式，以及自由职业者从事知识技能创意型工作的远程办工模式3。数字灵工有别于数字劳工，其有三个特点：第一，生产资料不再由资本完全占有；第二，工作时空观发生改变，摆脱了“具身”“在场”“计时”的工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不在场”“计件”的结算方式4；第三，更加强调高技能、高要求、高复杂性的劳动，从体力劳动转向技能劳动、脑力劳动。对网络文学创作者来说，与过去以时间、空间为控制手段，将劳动者与工作场所、生产资料紧密捆绑在工厂的传统劳动关系不同5，他们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甚至薪资。这种弹性工作要求，实现了看似自由的工作模式。网络文学平台不断应用互联网技术，不断吸纳身为创作主体的数字灵工，这不仅挑战了传统劳动关系的规制方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劳动控制方式6。1 制造同意下的劳动控制1.1 考核层面：通过绩效考核控制平台对作者的控制体现在引入了关键绩效考核指 标（KPI，KeyPerformanceIndicator）。通 过 量 化的考核标准，对作者的劳动进行控制。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收入构成主要有全勤奖、打赏收入、广告收益和版权收益。以番茄小说的全勤奖为例，作者需要更新满 10 万字的次月起，且当作品的听读分成收益 100 元，并满足自然月当月每日有效更新字数6000 字以上，才能拿到最低 800 元的全勤奖。若是连续 10 天每日更新字数在 10000 字以上，还会额外获得 888 元的爆更奖励。而绝大多数网络文学平台的奖励机制要求作者日更 4000 字以上，且一个自然月不能制造同意：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的劳动控制研究胡子祥（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93）摘要：目的：了解数字网络文学平台与网络文学作者之间的新型劳动关系，阐明劳动关系博弈过程中的一些新特点。方法：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出发，以迈克尔布若威的制造同意和数字灵工理论为切入点，通过研究网络文学平台对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劳动控制，从考核、技术、监管和观念四个层面对网络文学平台的劳动控制进行分析。结果：从考核层面上看，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的劳动控制，主要是通过绩效考核来达到隐性劳动控制的目的；从技术层面上看，网络文学平台运用算法等数字技术，将劳动矛盾从平台方与读者转移到作者与读者之间，加强了对作者的劳动控制；从监管层面上看，平台以自由工作的方式，通过节点化的管理，将工作场景打碎，完成了人力管理的杠杆效应；从观念层面上看，网络文学平台通过技术赋能，打破了文学话语权，推动了平民草根“微名人化”的进程，为“人人皆能成为作家”赋魅，强化了作者参与生产的劳动动机。结论：网络文学平台通过技术、考核、监管、观念等层面的劳动控制，使作者的劳动自由转为隐性的劳动自由，导致作者进一步被剥削。文章从平台主体性和作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制造同意背后的逻辑，并提出相应措施，以帮助作者群体提升劳动声量，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关键词：网络文学平台；制造同意；数字灵工；劳动控制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3-0121-04122文化产业断更 3 天，才能获得基本的全勤奖励。身为数字灵工的创作者若要拿到全勤奖，则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自主性，作家须不断构思与推演，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和体力，平台通过量化考核标准，将数字灵工的内容创作盖以日更字数的考核，加速了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进程，使得文学创作走向文学生产。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绩效考核，实现平台对作者的劳动控制。创作主体看似得到了自由的工作体验，实则受到每日更新字数的限制，逃离工厂的创作者们不过是跳进了另一个同质的量化考核标准体系，这种传统的工作伦理的同意，在显性自由的掩盖下转化为了新的劳动同意。过去人们对以互联网发家的公司往往存在一种不老派的刻板印象，当平台唱起了夕阳红，拿着绩效表发放薪资时，会让人感到这与传统雇佣制的劳动控制并无区别。1.2 技术层面：通过算法推荐控制“铁打的平台，流水的创意劳动者”，平台主导的算法机制使平台将流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依托互联网发展的平台经济，看似自由平等，但却是“贪婪的资本家将劳动者的拼命工作货币化的方式”7。读者的喜好影响着作者的写作意愿，算法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将这一部分呈现在数字灵工面前，依托算法推荐的应用，网络文学平台对用户的垂直推送和作品的曝光度占据主导性地位。过去，开拓市场的责任主要由资本方承担，然而当作品数据不佳时，作者往往会抱怨“读者不懂我”。平台将作者与自身的矛盾，在技术掩盖下转移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在无形中制造了“被同意”。另外，一项关于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发现，通过应用端的问题反馈，如实际送达时间晚于预测时间，平台会缩减骑手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的控制进一步加强8，这也是“新泰勒主义（Neo-Taylorism）”的又一表征9。这表明在算法的应用过程中，通过计算作者对当前考核标准的适应能力和剩余价值空间的计算，网络文学作者的劳动控制会愈发紧密。例如，当平台通过技术介入管理，用户习惯不断喂养算法学习，依托大数据模拟评估结果和预测模型，相应会在一定的承受范围内给出进一步提升劳动产出的新评价标准。从近几年平台全勤奖要求的日更字数的增加，能看到算法应用下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的劳动控制逐步加强。1.3 监管层面：通过节点化控制自由职业者的劳务平台主要有两种：一是业务撮合平台；二是资源分享平台10。网络文学平台看似是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扮演着撮合达成交易的角色，实则成了一种“隐形上司”。通过缩小规模，互联网平台灵活性更强、所付出的成本更低、所承担的责任更少11。阅文集团公开的 2021 年度财报显示，截至2021 年底，阅文集团拥有约 2000 名全职雇员，而当年阅文集团拥有的网络文学作者数量达 970 万人。这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杠杆，平台方给出的答案是将作者群体打散，进行节点化管理。从平台视角来看，网文创作的自由工作方式，模糊了创作者与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主要从人格从属、经济从属和组织从属三者之间界定，人格从属通常是认定劳动关系最主要的标准。所谓人格从属，指的是劳务给付者的劳务给付行为受到劳务受领者的指挥、监督与控制12。前文提到，网络文学创作者在获得平台薪酬时，不得不受到一些规制，可能是管理上的显性控制，也可能是来自算法的隐性控制。与劳务受领者相比，给付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劳动法及相关权益保障措施的出台正是为了保护相对弱势者。劳动关系的模糊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劳动保障的失衡。网络文学平台对作者的劳动保障并没有明确的合同规制，而是倾向于将创作者个体化，鼓励以灵活就业的方式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真实的劳务受领者往往要承担更多，不仅生产资料独自承担，如电脑、手机等生产工具，劳动保障也是自己负担，且商业保险的福利相较于明确劳动关系订立的福利，力度更小。平台方通过节点化管理，实现了“去雇主化”，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模糊了作为资方的社会责任，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同时也使得数字灵工陷入了“作者放心飞，有事自己背”的挣扎。长此以往，难以形成平等的劳动群体权益协商体系，造成了创作者与平台的对话不平等。1.4 观念层面：通过技术理想控制在现代，纸质文学的话语权由两部分人掌控：一是文学出版物的控制者，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等；二是专业的文学评论者13。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就是要创造出一个被认为是在既成现实中被压抑的现实”。网文创作者从早期的论坛到垂直网站再到数字平台，实现了被严肃文学压制的话语自由。网络文学平台为每个人提供了麦克风，创作者只需要完成在线注册和作品上传，就能实现幕后到台前的传播过程。平台将作者上升到作家的话语层面，123第 37 卷第 3 期 2024 年 2 月Vol.37 No.3February 2024艺术科技通过劳动的赋值，提升了创作者的地位认同，推动了“微名人”的阶层流动14，通过技术平等推动话语平等。正如马云所说，“我们痛恨不公，自己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想证明，如果阿里可以成功，那么80%的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勤奋、努力和学习，愿意改变自己，替别人多想想”15。崇尚共享平等的网络电商平台，其推广机制实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通过付费提升曝光度。平台通过技术理想层面的概念认同和案例化呈现16，迎合大众“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心理，以公司的价值导向，在技术的粉饰下，规训作者的价值观，从而掩盖了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种种矛盾，赢得了创作者的一致“同意”，加速了市场上的头部垄断。当平台管理出现问题时，人们对“让好故事生生不息”还是“让好故事生不如死”的讨论，也反映了平台从观念层面对数字灵工的劳动控制。2 治理思路与对策2.1 政府层面政府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机关，应从立法层面与劳动保障设立层面进行考虑。第一，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案，明确界定数字灵工等平台自由职业者与劳务提供方的劳动关系。平台网络文学创作者的劳动既具有一定的劳动从属性，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是一种介于从属劳动和独立劳动之间的第三类劳动形态17。这种职业身份不同于工厂化的标准，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受委托方，作为独立的个体经营户时，又会受到平台方显性或隐性的控制。因此，很难在现行的劳动法案中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加快对“第三类劳动形态”的法律保护，做到身份能界定、维权有途径、判定有依据，对私有资本的无序扩张也能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第二，通过健全数字灵工的劳动保障制度，实现网络文学创作者劳动保障合理化、制度化。突破当下从劳动关系构建保障制度的观念，在新型劳动关系上作出相应的调整，将平台经济从业者从雇佣与委托之中独立出来，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2.2 平台层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引导技术向善，以人为本，保障内容创作者的劳动权益，形成以人为本的创新竞争力。第一，西方学者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以希冀作者与平台之间对技术的联合运用和管理，实现数据的公开透明，引导技术向善。然而由于技术应用往往是平台的商业机密，且信息流通过程是人们看不见的“后台”，所以更应该从源头治理。技术是座驾，人是舵手，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做好企业管理人员的入职培训，提高职业素养，强化人才尊重意识，才能使平台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第二，增加签约作者的劳动保障福利，加强人文关怀。互联网时代，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网络文学同质化现象极为普遍的今天，只有推进内容差异化、垂直化发展，才能引领新的发展潮流，实现文学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反哺。留住人才的必由之路是提高福利待遇，优化创作过程中的薪酬分配制度，保障其劳动所得不受侵害，通过内部保障和福利制度，进一步增强劳动者的工作满足感与幸福感。平台只有保持技术向善和留住人才，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2.3 灵工层面技术的不断更迭，既促进了人体物理属性的解放，又促进了人类思想意识的自我解放。从灵工层面看，要想提升劳动者话语主体性地位，形成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系，加强平等对话的能力，就要不断强化创作者的劳动观念，形成不受资方影响的行业协会以及推动协会进行劳资协商。当前，平台与作者类似于“合作共赢、风险自担”的市场主体18。占据头部的垄断集团，通过节点化的管理，打散了作者，不易形成数字灵工的集体性话语，作家们各自为政，声浪不一，这一点在“五五断更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加强作者内部交流，形成一个权益集体，提升对话的平等性。另外，还要通过培训不断加强对劳动法规的了解，对劳动权益保障等话题要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通过培养作家集体性的劳动自觉意识，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权益集体，发挥类似传统大工厂时期的工会作用，为制定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和劳动准则等纲领性文件增添新动力，通过群策群力等方式，解决数字平台劳动纠纷等相关问题。3 结语网络文学创作者的意见“被同意”过程，是新型劳动关系的劳动控制过程。既要看到平台考核方式上的新瓶装旧酒，又要看到平台异化下矛盾与责任的转移过程。人们对表象的自由，趋之若鹜，但在创作独124文化产业立性和劳动权益上往往损失更多。只有多关注网络文学创作者与数字平台之间的劳动关系，从平台主体性和作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平等的对话，挖掘制造同意背后的逻辑，了解新型劳动关系的具体矛盾，才能充分发挥新型劳动关系的优势，把握数字时代的发展走向，引领作者群体提升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参考文献：1 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2-146.2 吴清军，李贞.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8（4）：137-162，244-245.3 未来工作研究院.未来工作研究院正式发布 2022 中国数字灵工市场发展研究报告EB/OL.知乎专栏，（2022-04-12）2023-11-20.https:/ 牛天.赋值的工作：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研究 J.中国青年研究，2021（4）：5-13.5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M.郭楠，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7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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