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的词学思想.doc

介存斋词论杂著中周济的词学思想内容摘要：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关键词：介存斋论词杂著、周济、词学思想、介存斋论词杂著原载于词辨前。词辨为周济于一八一二年客授吴淞时自编的一部词学教材，以选词为主，兼有评论。介存斋论词杂著共三十一条，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并提出了“词史”之说，即能从词中见史，“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周济把上述理论原则运用到唐宋名家词数十家的品评上，作出了具体而微的辨析。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于宋四家词选前，是对介存斋论词杂著的继承和深化。 周济，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生于公元一七八一年，卒于公元一八三九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公元一八五年（清嘉庆十年）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清代词学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秀水浙江嘉兴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是为浙派。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又开常州一派）重要的词论家。著有未隽斋词和止庵词各一卷，词辨十卷，介存斋论词杂著一卷，辑有宋四家词选。另有论词调之作，以婉、涩、高、平四品分目，已散佚。清史稿卷四六八有传。周济提出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介存斋论词杂著提出“词史”说：感慨所寄, 不过盛衰, 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独醒, 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 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 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 感士不遇, 陈陈相因, 唾渖互拾, 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对于这段话,可分为以下两点来理解。首先周济强调, 词应有寄托, 寄托之内容应为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他作了具体的说明:“绸缪未雨”, 出于诗经鸱“迨天之未阴雨, 彻彼桑土, 绸缪牖户”之句, 言对行将发生之变乱的预感;“太息厝薪”,“厝薪”, 语出贾谊新书数宁“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 火未及燃, 因谓之安, 偷安者也”之句, 言对苟安于乱世, 不思救亡图存之人的愤慨;“己溺己饥”, 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 由己饥之也”之句, 是对夏禹、后稷能与生民疾苦同有切肤之感的赞扬之情;“独清独醒”, 语出楚辞渔父“举世皆浊, 我独清, 众人皆醉, 我独醒, 是以见放”之句, 言指屈原不苟于世而独善其身的无可奈何之情。此四者莫不带有时代盛衰的印记。周济认为, 只有反映出此种“感慨”, 才是一首好词的关键所在。其评王沂孙词云:“中仙最多故国之感, 故着力不多, 天分高绝, 所谓意能尊体也。”又评唐珏词云:“玉潜非词人也, 其水龙吟白莲一首, 中仙无以远过, 信乎忠义之士, 性情流露, 不求工而自工。” 反之, 周济对粉饰太平、无聊应酬的“应歌”、“应社”之作相当鄙夷, 贬之为“无谓之词”即使词人所抒写者确为真实情感, 然如纯属于一己之“离别怀思”、“感士不遇”之类的感受, 也为周济所不屑, 认为此类作品“便思高揖温韦, 不亦耻乎”。这从正反两方面说明, 周济主张词应寄托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其次, 周济认为, 盛衰兴亡之感虽具社会性, 但必须出自词人的“由衷之言”。它是词人对社会反复体验的产物, 是词人长期酝酿的结晶, 而并不是发于一时一事, 所谓“见事多, 识理透”是也。值得注意的是, 周济肯定不同的词人面对社会衰乱会引发出不同的情感态度, 认为词人之感受会因“性情、学问、境地”而异, 这就使词向着更为广阔之情感天地, 又前进了一步。可见, 一篇词作既要有深刻之社会意义, 又要达到词人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实现二者完美而自然之结合, 是周济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反映了此种寄托内容的作品,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为后人论世之资”, 堪称“词史”。乍观周济此理论主张, 似与张惠言区别不大。因为张氏所讲之“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诗之比兴, 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就其所代表之涵义而言, 也是因国家治乱盛衰而引发之情感。但仔细辨别, 不难发现, 周较张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一, 周比张叙述得更为具体明确。张氏所论, 虽亦有此意, 但语焉不详, 遂使一般人容易发生误解, 把一些个人的离别自叹之辞都一概目之为有寄托之作, 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而周济不但对寄托之内容作了明白的描述, 而且还将纯粹表达个人离别自叹的一类作品专门择出加以批评, 以示其与自己主张之不同。这样, 就兼顾了正、反两个方面, 从而使周济词论之内涵与外延都显得非常清晰、明确。其二, 周济所言之情感范围较张广阔。张惠言侧重于词人一己对外在不利环境之容纳与承担, 是向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传统思想的复归。从情感指向看, 张惠言所主张之情感由外部指向词人自身, 具有“内向性”特点; 而周济则不同。虽然同为主张词宜反映时代盛衰, 但周济更强调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不同人对时代大势的不同感受,“或绸缪未雨, 或太息厝薪, 或己溺己饥, 或独清独醒”, 不一而足。从情感指向看,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由词人自身指向外部, 具有“放射性”特点。其三, 周济所主张之情感较张具有更为明显之现实感。因为张惠言理想目标是复归儒家传统思想, 所以他的理论主张时代气息不浓。而周济则将眼光投向现实社会, 所以他说:“见事多, 识理透, 可为后人论世之资。”所谓“后人论世之资”, 即是明确指出, 词中所写者, 乃是词人此时此刻所身处之时代局势。亦正在此意义上, 词才具有了“史”的价值, 可为后人认识、理解词人所生活之时代, 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综上, 周济的“词史”说确实发展了张惠言对词之内蕴所作之限定。谭献即认为:“周氏撰定词辨、宋四家词筏, 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 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 与诗赋文笔, 同其正变。”周济之所以能提出“词史”说, 与当时危机日重之时代背景有关, 也与周济本人之生平经历、学术思想有关。周济多年漂泊于江苏、山东各地, 与社会下层广有接触, 对社会变乱及民生疾苦深有体会。这使得周济要求词之内蕴能够融入更多之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 周济又深受经世致用思想之影响, 就更增加了他欲以词为工具起而拯救世道之急迫感。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周济还是一位史学家, 曾经著有晋略一书。为周济写本传的丁晏, 曾经自言“余读其史论”, 可以“推见治乱, 若身履其间”。这当然也是使得周济重视词中寄托当以反映时代历史背景为主的一个因素。正是基于这种对时代特征的敏锐感应和准确把握, 再加上他深研经史, 讲求实用之学术思想, 周济才提出了这一著名的理论主张。众所周知, 清代词学家们很早就提出了词应反映社会现实的理论主张。在周济之前, 最为著名者当推其同乡先辈、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陈氏词选序曾提出“穴幽出险以厉其思, 海涵地负以博其气, 穷神知化以观其变, 竭才渺虑以会其通, 为经为史, 曰诗曰词”、“选词所以存词, 其即存经存史也夫”的主张。在康熙初年, 如此论词, 真可谓大声革堂, 空谷足音。其对于词应起到经史作用之要求的急迫性并不亚于周济。然而陈维崧之理论主张一代而终, 几无继响, 而周济之理论主张则导源了晚清史词之繁荣的创作局面。其原因何在? 这其中, 时代背景因素固是一端。但更主要的, 还是因为常州词派对于词的精微体认与准确把握。即是说, 词当然应该扩大表现范围, 但关键在于如何加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