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视角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译者责任——以桂林石刻文本为例.pdf

23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摘 要 受到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感召，大量中华文化典籍被译成外文，推向海外，但传播效果却差强人意。当前关于文化典籍外译的讨论多围绕字词表达或者内容传递展开，译者是翻译活动主体之一，但涉及译者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的研究甚少。本文在生态翻译视角下，探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译者责任，旨在帮助译者明确自己的责任和目标，有效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关键词 生态翻译；译者责任；典籍翻译；翻译伦理；石刻文本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167（2024）04-0023-05生态翻译视角下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译者责任以桂林石刻文本为例 周思颖作者简介：周思颖，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研究方向：翻译。收稿日期：2023-6-21 1 研究背景2002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至今已有20余年。在中国政府、民间组织、商业机构的大力推动下，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被翻译成外文推向世界。然而这些译作在海外市场的传播情况并不乐观。截至2023年2月份，在kindle付费下载排行榜前100本电子畅销书中，中译外作品在英美两国的销量并不可观。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动适逢翻译理论界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翻译文化学派逐渐取代了语言学派在翻译界的中心地位，实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许多 等，2019）。在这次“文化转向”思潮的推动下，译者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诚然，翻译研究上的百家争鸣有利于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但是业内出现的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二元对立局面却会使翻译实践陷入无谓内耗的窘境。高举语言学派旗帜的译者将重心依旧放在文字表达是否对等等语言形式问题上。高举文化学派旗帜的译者推崇对译文内容进行改写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曾文雄（2006）曾经指出文化学派对传统翻译研究的态度不是批判继承、去粗取精，而是颠覆、瓦解与抛弃。游贤育（2016）认为“文化转向”使各种有意或无意的“改写”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误读、误译，使翻译进入无标准状态，误导了当下的翻译实践，他更加赞同辜正坤于1987年提出的“多元互补论”。胡牧（2011）指出从“语言转向”到“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方法论的体现，从关注文本自身到关注文本外的文化环境，是研究视野的拓宽。由此可见，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应做到兼收并济、多元融合，以提高译文质量，而不是挑选阵营，故步自封。生态翻译作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智慧的翻译学说，超越了语言学视域下的单纯语言转换分析，也超越了“文化转向”视域下的文化语境分析，它把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作为一个有机和谐的共生体（胡庚申 等，2021）。它的出现打破了“二元对 Tel:[phone]ENGLISH SQUARE立”“多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译者进行文化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2 生态翻译学对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启示“平衡”是生态翻译中东方智慧的集中体现，与传统的“中庸”思想不谋而合。前文中提到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失衡的体现。翻译生态平衡还表现为翻译生态系统诸“者”之间的妥协让步与宽容变通（胡庚申，2013：112）。在翻译中华文化典籍时，译者要在古代中国作者和现代外文读者之间搭建平等交流的平台，不应过度“袒护”现代外文读者（过度归化），也不可唯古代中国作者马首是瞻（过度异化）。典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译者在对其进行英译的过程中，更应执中庸之道，求和谐之美，实现作者、译者、读者三者之间的良性生态循环。“整体”是生态翻译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生态翻译视角下，整个翻译生态具有开放性，其中多种因素互联互动（胡庚申，2013：90）。因此，译者如果在中华典籍外译中“闭门造车”，不顾海外读者需求，其翻译成果势必难以获海外市场的认同。稳步推进中国文学作品外译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在生态翻译视角下，所有与典籍翻译发生联系的语言、要素和活动都应该纳入典籍翻译活动这个整体中来。原文中体现的传统语言文化、译者所处的现代汉语流行文化、译本所处的外国语言文化都是典籍翻译生态系统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约”是生态翻译的另一重要思想，主要体现在译境、译本、译者之间的“适应/选择”上。典籍翻译对译者的要求相对较高，需要译者对古汉语及相关文献有一定的了解。比如，笔者在翻译桂林地区摩崖石刻文本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参考字典辨认石刻文本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甚至是残缺不全的古体字，然后再去理解文言文文本，期间还需要查阅古籍，甚至需要实地走访，最后进行英译。译者在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后要依据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本做出选择（胡庚申，2013：86）。译本在目的语文化、社会和市场中的生存状况最终会反过来影响译者在翻译群落中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译境、译本、译者相互制约。典籍外译不仅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市场行为。译者有责任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实现语言、文化、交际要素的和谐共存，既满足中华传统文化宣传的需要，也满足海外读者对于译本可读性的期待，同时还要参与市场竞争。译者在统筹协调“翻译环境”“翻译文本”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胡庚申，2013：93）。3 译者在中华文化典籍外译中的责任生态翻译认为翻译生态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平衡性都是通过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主体来实现的，译者统筹协调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胡庚申，2013：119）。Berman（1995：93）也将译者放在重要地位上，认为译者是创造性的主体，译者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译者在翻译中享受的地位和承担的责任是相对应的，“事后追惩”机制会对译本和译者进行优胜劣汰，要求译者承担相应的责任。生 态 翻 译 学 将“译 者 责 任”厘 定 为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胡庚申，2011）。Chesterman（2001：193142）提出了五个方面的伦理责任：再现伦理要求译者再现原文本，尊重原作者，体现了译者对文本生态的责任；服务伦理要求译者完成委托人的要求；承诺伦理要求译者追求卓越、履行职业道德规范，与服务伦理一同体现了译者对于翻译群落的责任；交际伦理要求译者满足跨基金项目：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级基金项目“跨文化交流视野下桂林石刻翻译策略与翻译伦理研究”（XJ21KT08）；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复合间性视域下广西古代诗歌的英译与传播研究”（2023KY0801）。25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文化交流的需求；规范伦理要求译者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与交际伦理一同体现了作者对翻译生态的责任。Chesterman的五种翻译伦理验证了生态翻译中译者在统筹协调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时需要承担的责任。在中华文化典籍英译中，译者的责任对象包括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文本生态涉及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方面。中华文化典籍所处的历史年代，所反映的思想内涵、风俗民情、法律法规都与现代社会有着巨大差异。中华文化典籍原文多为古汉语，内容引经据典，晦涩难懂，且体裁多样。译者很难在现代英语语言系统中找到对应的平行文本。在文本生态难以达到平衡的情况下，译者应大胆走出源语系统的束缚，在译语系统里创建一个与源语生态相适应的生态环境（胡庚申，2013：204）。中华文化典籍外译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举措，其主要目的是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委托者可以是国家文化部门、出版社、赞助者等。译者有责任以专业的态度完成委托人交予的任务，这是译者的职业责任。译者的责任还包括个体的社会责任在翻译领域的具体化（陈志杰，2021：68），中国本土译者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译者需要在翻译实践中实现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3.1 内容与形式的平衡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的推动下，典籍英译也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体现为重形式轻内容。比如，译者在翻译中国古代诗词的时候，将重心放在重现中国古代诗歌的格律上，甚至不惜改变原文内容，也要在英译文中重现原诗的平仄韵式。第二种倾向是重内容轻形式。以庞德对于中国诗词的翻译为例，他的译文多为散文诗形式，虽然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原文的内容和作者的意图，但是目的语读者看到的是英文散文诗，而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格律诗。平衡是生态翻译学的主旨，也是“生态范式”翻译伦理的要则（胡庚申，2013：113）。文本生态平衡不仅包括语言生态平衡，也包含文化生态平衡。在中华典籍翻译中，译者不仅要充当好原文作者的发言人，也要帮助读者跨越国界、跨越历史长河，让他们与原作者产生共鸣。译者需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偏袒任何一方。译者的翻译实践体现的是对原文作者和读者的尊重而不是译者个人的炫技。例1：元祐由來五百秋，黨人姓字此間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貝錦讒言譖不休。（桂林龙隐岩石刻羅作讀黨人碑感賦）译文：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Ze of the Song dynasty,the mud on so-called clique numbers names remains in reality.They rose from resurging the ruling of the royalty.They fell into slandering lasting for eternity.例2：公為人外温而心辨，中毅而顔和。於事呐呐，不輕為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為異同。（桂林碑海張居正撰吕調陽墓志銘）译文：He was mild but methodical.He was amiable but assuring.He was conservative in words and never arbitrary in claims.He was cautious in relationships and careful in stands.例1和例2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平衡。平行结构、韵头和韵脚是中华传统诗词歌赋和现代英语诗歌之间的一个共通之处，是译者建立新生态系统的立足点，因此译者可以以此为基础追求译本形式和内容的平衡。3.2 译者职业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译者职业责任主要包括Chesterman（2001）提出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和承诺伦理。文化走出去是译者从事典籍翻译的大背景，不仅要求译 Tel:[phone]ENGLISH SQUARE本如实反映原文、尊重原作者，还要求译本起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作用。而翻译群落中的译文审查者、出版者等又决定了译本是否能够顺利发行，意识形态是他们的核心审核标准之一。译者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译者对译文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译本是否能够最终进入市场流通，以及译者是否能够获得承诺的稿酬和相应的声誉。译者要对翻译实践所涉及团体的社会声誉负责（陈志杰，2021：70）。中华文化典籍记录了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精华亦有糟粕，而译本的读者都处于现代文明社会中，所以译者在选择译本的过程中要对容易引起文化不适的内容再三斟酌，以免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反感与抗拒。译者的社会责任体现为Chesterman（2001）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中的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表现为译本是否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以及是否满足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事后追惩”机制会对不能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译者进行“惩罚”。这迫使译者从狭隘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立场中暂时性地抽离出来，观照不同语言、社会和社团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反思其翻译决策是否合乎理性（陈志杰，2021：71）。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译本所呈现的内容进行干预，其目的是让汉语文学与文化在当今以英语为主导的世界中获得应有的席位，而不是对汉语的背离或者对英语的谄媚。译者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存在冲突之处，例如国家鼓励异化翻译策略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但目的语读者往往更愿意接受归化后的译本内容，由此可见，译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责任是相互制约的。译者履行责任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责任对象关系的过程（陈志杰，2021：73）。以明世宗嘉靖十八年靖江恭惠王朱邦薴撰悼妃滕氏石刻之二为例，该石刻出土于桂林尧山滕氏墓，记载了王妃滕氏生平。靖江恭惠王有一妻二妾，他对于妻的称呼为妃，另有一温顺恭敬的妾郑氏和兴风作浪的悍妾刘氏。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妻妾制度与当今社会普遍认同的一夫一妻制相左，译者在如实反映历史事实的同时可以采取一些翻译策略来淡化这种冲突感。比如，译者可以将“妃”翻译成my wife而不是princess。考虑到这篇文章是丈夫对妻子的悼念，my wife比princess更贴合现代社会倡导的家庭观念，让目的语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更加容易产生亲近感。译文中译者也没有将温顺恭敬的妾郑氏称为concubine Zheng，而是Ms.Zheng，给予了这位在封建礼教下身不由己的女性郑氏更多的尊重，也弱化了妻妾的封建观念。译者也没有将“悍妾”译为treacherous concubine，而是使用代称the treacherous来弱化妻妾这一封建观念，规避对女性的蔑称concubine。译者通过以上方法有效化解了文化冲突，提高了目的语读者对译文内容的接受度，实现了译者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3.3 放眼全局、投身国际市场竞争中华文化要走出去就不能忽视国际市场的重要性。研究翻译生态系统时，研究者如果只是孤立地局限于某子生态系统（如翻译本体生态系统）或某一相关利益者（如翻译活动资助者）是远远不够的（胡庚申，2013：103）。中华文化典籍外译要充分考虑译语系统和译本生存环境。本文从中国市场kindle电子畅销书排行榜前100中选择了两部译著，从生态翻译角度探讨书名翻译吸引中国读者的原因。虚构类书籍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的作者是弗雷德里克巴克曼，译者是宁蒙。这本书的原名是瑞典语En man som heter Ove，直译为汉语就是一个叫欧维的272024年2月(总第256期)英语广场男人。译者在翻译书名的时候增加了“决定去死”这样博人眼球的字样，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抓住读者的兴趣，也对整本小说的核心情节进行了高度概括。非虚构类书籍贪婪的多巴胺的作者是丹尼尔利伯曼、迈克尔E朗，译者是郑李垚。这本书的原名为The Molecule of More:How a Single Chemical in Your Brain Drives Love,Sex,and Creativityand Will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 Human Race，直译为汉语就是更多的分子：你大脑中的一种化学物质是如何驱动爱、性和创造力的以及它将决定人类的命运，且不论这样长的书名读者是否有耐心读完，这样直译的标题就缺少驱使读者翻开书籍的吸引力。贪婪的多巴胺这一译名使用了情感色彩浓重的“贪婪”，还直接将原题目中没有明确说明的书籍核心内容多巴胺指明了出来，简洁而具有吸引力。这两本外文作品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离不开翻译的助益。译者充分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需求，使用了情感色彩浓郁的字眼和总结性的语言。译者只有从整体上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才能够选择出最恰当的译本，帮助译本实现长存，进而改善译者的生存状态。市场就是检测译本质量的最好工具，是实现译本长存的最好途径，也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有效渠道。4 结语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求译者摆脱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二元对立的困境。生态翻译作为倡导多元共生的理论学说和中庸智慧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的重要理论支撑。胡庚申（2013：121）在其著作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中提到生态翻译的伦理研究可以进一步展开，也还有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空间。本文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入手，探讨了译者承担的责任，同时结合西方翻译伦理学理论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翻译学，以文化典籍中的石刻文本为案例，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些建议。参考文献1BERMAN A.Pour une critique des traductions：John DonneM.Paris：ditions Gallimard，1995.2CHESTERMAN A.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2001，7（2）：193-142.3陈志杰.翻译伦理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4杜海军.桂林石刻总集辑校M.北京：中华书局，2013.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构建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8（6）：96-99+109.7胡牧.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中国翻译，2011，32（5）：5-10+96.8胡庚申，王园.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定位、内涵与特征J.外语教学，2021，42（6）：1-6.9许多，许钧.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9，40（5）：130-137.10 游贤育.文化转向后翻译标准之再思考J.上海翻译，2016（5）：40-44.11 曾文雄.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6（3）：45-47+80.（特约编辑：刘仲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