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城乡居民“民生三感”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CSS2021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pdf

2024年1 月第2 8 卷第1 期DOI:10.19411/ki.1007-7030.2024.01.003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 Sciences)Jan.2024Vol.28 No.1共同富裕视域下城乡居民“民生三感”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CSS2021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唐任伍，杨雨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 0 0 8 7 5）摘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约。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以及居住于城市的农村居民三大群体的“民生三感”水平存在显著群体异质性，呈现出一定程度“伊斯特林悖论”特征，但尚未形成“马太效应”；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房屋拥有量、负债额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政府服务和社会供给等因素对“民生三感”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建设普惠型、发展型、品质型民生，能够有效地凝聚民心、激发消费潜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关键词：共同富裕；城乡差异；民生三感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0 0 7-7 0 3 0（2 0 2 4)0 1-0 0 3 0-1 9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治国之道，富民为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但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还要正视我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1 8 ZDA012)作者简介：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 0 2 2 年1 0 月1 6 日，第1 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2 2 年，第1 4 2 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 0 2 0 年，第5 4 页。30尤其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大，“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控制和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点任务和关键锁钥。增进民生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共同富裕的成效如何，“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简称“民生三感”），成为判断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满足程度和民生改善带来的积极感受高低的主要依据，也是衡量共同富裕成效的重要尺度、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民心支撑和持续动力。“民生三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提出，为新时代民生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构建了一个总体衡量架构（图1）。理论界和学术界分别从社会心理、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探索研究。其中，获得感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新概念，西方对此的研究较少，国内的研究起步也相对较晚；幸福感与安全感则在国内外都有较长的研究历史，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获得感是个体在获取物质利益后，内心所产生的一系列主观感受，是一种令人满意的正向情感体验，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可测性等主要特征。王浦劭、季程远在对获得感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将获得感分为空间维度的“横向获得感”和时间维度的“纵向获得感”；谭旭运等人从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获得共享五个维度来解析“人民获得感”的构成要素；戴艳清和李梅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能够通过社会心态的中介作用对公众文化获得感产生正向影响，探究了具核心矛盾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差异图1“民生三感”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模型共同富裕出心必然要求改善民生关键途径提升“民生三感”支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 0 2 2 年，第1 4 6 页。田祥宇：乡村振兴驱动共同富裕：逻辑、特征与政策保障，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 0 2 3 年第1 期，第1-12页。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 0 1 3 年第1 期，第3 一7 页。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一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 0 1 7 年1 0 月2 8 日，第1 版。冯大彪：美好生活需要的理论意蕴、当代价值与实现路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 0 1 8 年第6 期，第5 6 一6 2 页。彭文波、吴霞、谭小莉：获得感：概念、机制与统计测量，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0年第2 期，第9 2 一1 0 0 页。王浦、季程远：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一一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 期，第6 一1 2 页。谭旭运、董洪杰、张跃：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 0 2 0 年第5期，第1 9 5 一2 1 7 页。31体人群在具体领域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幸福感作为一种复杂心理活动和个体主观感受，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和情绪及感情的评价，反映了个体对自身期望与其实际生活状态的统一性、和谐性和稳定性。幸福感主要集中在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研究取向上，其中Ryff 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是目前测量心理幸福感的经典量表之一。国内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一群体的测量研究，如郑振华等人对中国8 0 后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邢占军和黄立清将Ryff 心理幸福感的测量运用到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之中胡咏梅和元静以西部地区高校教师为研究对象，基于调查数据检验收人对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安全感是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的预感以及个体在应对风险时的有力感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与可控感。对安全感的研究主要分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方向。一方面，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了安全感对于心理发展的正向影响，如马斯洛认为充分的安全感是心理健康的首要标准，安全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安全感兼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属性，我国学者对社会安全感尤其是某一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展开研究，路锦非重点关注了社会救助中的民众安全感，苟春等人考察了老年人安全感与其受骗易感性之间的关系，王珺菁和韩西丽戴艳清、李梅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对公众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图书情报工作2023年第1期，第1一11页。Clark A.E.,Frijters P.and Shields M.A.,“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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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数据，以城乡居民在民生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切口，通过因子分析及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构建“民生三感”的测度指标体系，再利用均值检验对比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以及居住于城市的农村居民三大群体“民生三感”水平差异，最后采用分组多元回归，分组别构建“民生三感”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并比较不同居民身份群体影响因素差异，为民生政策的精准供给与靶向施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有力改善民生王珺菁、韩西丽：城中村非商业街巷中女性安全感环境影响因素研究一一以深圳市平山村为例，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 0 2 2 年第4期，第6 55一6 6 3页。胡德鑫：我国城乡教育公平程度的区域比较研究，当代教育科学2 0 17 年第3期，第14一18 页。王大伟、梁献超、宣卫红：中国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差异梯度测度及时空演变规律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 0 2 0 年第1期，第9 2 一9 9 页。张改素、王发曾、康珈瑜等：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人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7年第4期，第42 一51页。宋洪远、马永良：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对中国城乡差距的一种估计，经济研究2 0 0 4年第11期，第4一15页。金恩焘、王圣云、姜婧等：2 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福补差距的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9年第4期，第143一16 0 页。33表 1 KMO 和 Bartlett 检验发展在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切实推进共同富裕。二、“民生三感”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变量界定（一）“民生三感”指标体系的构建1“民生三感”初始测度指标的建立。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民生发展的不同方面，其中获得感是民生发展的基础，幸福感是民生发展的核心，安全感是民生发展的保障，三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结合“民生三感”各自内涵与特征，本研究在CSS2021调查问卷中甄选以下题项构建初始指标体系。“民生获得感”定义为城乡居民在获取政府提供的民生领域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后产生的正向积极体验，选取问卷G3a题项中八个考察居民对政府民生服务供给感知的题目，从医疗、社保、就业、教育等八个民生基本领域切人构建获得感指标。“民生幸福感”在本研究中是指城乡居民对个体与群体关系以及自身精神状态的积极评价，选取问卷D3b题项中六个考察城乡居民社会关系状况与自我认同程度的题目。“民生安全感”依据需求理论，分为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劳动、隐私、环境等八个领域，选取问卷G5a题项中八个考察城乡居民对上述领域安全感知程度。以上三类主要题项均采用四项得分，从1到4分别是不满意、比较不满意、比较满意和满意。针对受访者较难回答或不愿回答的题目，问卷使用一1即“不好说，不愿说”表示。由于一1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研究在对问卷进行清洗之后，用所有样本的线性插值进行代替，以保证问卷可分析性。2“民生三感”初始测度指标的检验及修正。将所有题项进行清洗与赋值替换后，共得到有效样本512 3份。本文将上述三个部分共2 2 个题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共因子，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转轴，建构起“民生三感”主要测度体系。KMO值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经检验，所有题项的组合克隆巴赫系数为0.9 18，说明问卷内部可靠性较强，具有显著的效度。样本内部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小于0.0 0 1，代表问卷具有显著的信度，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具体题项筛选上，以提取公因子方差大于0.4为界，将D3b中“我认为我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和G5a中“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两个公因子方差小于0.4的题项剔除。完成题项筛选后，共有2 0 个题项参与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为提取标准，采用最大方差法对所有因子进行旋转，共提取出3个主成分，累积方差解释比为54.57%，达到了0.5的要求，得到“民生三感”测度体系。样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2 所示。0.918近似卡方46320.235df231P值034成分表2 旋转矩阵结果1收入增加0.792就业扩大0.789社会保障0.749教育公平0.719文体事业0.717医疗卫生0.714环境治理0.682社会治安0.597人身安全0.088交通安全0.136劳动安全0.185财产安全0.102医疗安全0.298食品安全0.229环境安全0.316圈子/群体关系和谐0.1圈子/群体安全可靠0.085社会中大多数人善良0.123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奉献精神0.121整个世界发展向好0.173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旋转在5次迭代后已收敛3修正后的“民生三感”测度指标体系。旋转后的因子成分矩阵与初始测度指标体系结构基本一致，根据原有题目题意与因子分析结果，将主成分一命名为“民生获得感”，主成分二命名为“民生安全感”，主成分三命名为“民生幸福感”，最终构建起“民生三感”的指标测度体系，其中包含一级指标三个，二级指标二十个，三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民生获得感、民生安全感、民生幸福感。所得组成模型如表3所示。完成因子分析后，基于主成分的因子得分，按照旋转后的因子累积贡献率，计算得出“民生三感”及三个主成分的因子综合得分。对四个得分进行百分制标准化后，得到“民生获得感”“民生安全感”“民生幸福感”以及整个“民生三感”的水平得分。（二）假设提出与变量界定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结构性分化，严重影响了城乡民生资源配置的均等化发展，成为共同富裕实现的关键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本文以居民身份为标准对受访者进行组别分类，通过将受访者的户口信息和居住地信息交叉，构建“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20.1280.1160.2090.1720.1460.2110.2270.2240.7440.7390.7030.7030.6950.660.6170.1520.1240.120.0520.1130.120.1150.120.1350.1060.0860.1050.1630.1810.0680.1130.1760.0840.0540.0970.7350.7230.6860.6630.657李萱、杨庆媛、毕国华：中国城乡福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 0 2 1年第2 期，第1一6 页。35表3城乡居民“民生三感”测度指标体系口”三类研究群体，以期通过分组回归比较这三类人群“民生三感”的水平差异和影响因素差异。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民生三感”，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个人及家庭维度的“生计资本”，社会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风险冲击”以及政府维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除此之外，研究还选取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有无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好地对模型进行解释。1个人及家庭维度：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是指城乡居民拥有的提升其生计能力的机会、潜力与综合资源。Sen、Chambers等学者提出将可持续生计作为反贫困问题的切人，蔡银莺等人的研究发现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基于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生存策略、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四个维度，选取个人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经济收人等功能性指标衡量城乡居民生计资本。得出假设1：城乡居民的生计资本越充足，其“民生三感”水平越高。2社会维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与风险冲击。公平正义是民生建设的伦理基础和制度保障，民生供给公平也是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杨赐然等人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知在医疗保障水平与民生满意度之间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因此，本研究选取问卷中受访者对于社会总体公平公正情况的感知情况即“社会公平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出假设2：城乡居民所感知到的社会公平感越一级指标民生获得感民生安全感民生幸福感二级指标收入增加就业扩大社会保障教育公平文体事业医疗卫生环境治理社会治安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劳动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圈子/群体安全可靠圈子/群体关系和谐社会中多数个体善良社会中的个体具有奉献精神整个世界发展向好OSen A.,Famines and Povert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98-99.Chambers R.and Conway G.,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Lond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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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页。:36表4变量选择与测量强，其“民生三感”水平越高。根据吉登斯社会信任理论，信任可分为“人对人的信任”与“人对物的信任”，是指个人对“其他个体或系统可依赖程度的信心”。随着现代风险社会的到来，信任逐渐成为社会团结的本源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以及影响个体对客观事物判断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选取“社会信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将其拆分为对政府的信任感和对他人的信任感。得出假设3：城乡居民对政府、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其“民生三感”水平越高。当代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当代中国社会面临多种叠加的风险，对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发展造成一定威胁。本研究所选取的“风险冲击”变量特指城乡居民所面临的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领域的社会风险。得出假设4：城乡居民所遭受的风险冲击越大，其“民生三感”水平越低。3政府维度：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政府作为我国教育、就业、文化事业等公共服务以及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的主要供给主体，城乡居民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民生各领域供给水平感知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本研究选取“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出假设5：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越充足，城乡居民的“民生三感”水平越高。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三个维度和五个核心解释变量的解释变量组，加上因变量“民生三感”测度体系以及受访者分组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主要研究的变量如表4所示。变量类型分组变量民生三感因变量(Perception)控制变量宗教信仰（Religion）具体变量及名称受访者群体分类民生获得感(Perception-gain)民生安全感(Perception-safety)民生幸福感(Perception-happiness)性别(Gender)年龄（Age)变量类型和说明分类变量：1一3分别是“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连续变量：通过将民生获得感、民生安全感以及民生幸福感进行因子分析，并计算因子得分，百分化处理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连续变量：2 0 2 1一出生年份，单位：岁虚拟变量：有宗教信仰为1，无宗教信仰为0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 0 0 0 年，第30 页。董才生：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学习与探索2 0 10 年第5期，第6 4一6 7 页。李迎生：风险叠加时代何以防范化解民生风险一一基于社会政策的角度，探索与争鸣2 0 2 2 年第7期，第8 一11页。37受访者教育程度(Education)受访者婚姻状况(Marriage)受访者家庭成员数量(Familymembers)受访者工作状况(Work)生计资本受访者住房拥有量(House)受访者收支情况(Income-Outcome)受访者家庭收人(Income)解受访者债务情况(Debt)释受访者社会公平感感知变(Justice)量受访者对政府信任感感知(Trust_ Gov)社会信任受访者对他人信任感感知(TrustPeople)受访者受社会风险冲击状况(Push)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水平(Care)三、实证分析（一）变量描述性统计首先对样本的分组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观察样本的总体分布情况，结果参见表5。变量名称农村人口人群分类居住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男性性别女性无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将样本中的核心因变量“民生三感”与样本的分组变量做交叉列联表并进行方:38有序变量：从“未接受过教育”到“研究生”共9 个层次，用1一9 代替，数字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定类变量：1一6 分别是“未婚”“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离婚”“丧偶”和“未婚同居”连续变量：除受访者外家庭其他成员的数量，单位：人定类变量：1一5分别是“没有工作”“务农”“以务农为主同时从事非农工作”“以非农工作为主同时从事务农”和“非农工作”连续变量：受访者目前保有的住房数量，单位：间定类变量：1一3分别是“收大于支”“收支相抵”和“收不抵支”连续变量：受访者目前家庭年收入，单位：元有序变量：从“无借贷”到“50 0 万元”以上共分为12 个档次，数字越大代表债务额度越高有序变量：从“非常不公平”到“非常公平”共分为10 个档次，数字越大代表感知越公平有序变量：将受访者对于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法院以及公安部门这五个部门的信任感感知进行加和，每个部门从“很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共分为4个档次，加和后数字越大代表对政府越信任有序变量：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共分为10 个档次，数字越大代表对他人越信任有序变量：将受访者去年一年是否收到来自住房、医疗、教育、物价等共13个方面的冲击作为判断标准，未受到冲击为0，受到冲击为1，将所有13个题项进行加和，数字越大代表受到社会风险冲击越强。有序变量：将受访者对于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的满意度水平作为判断标准，每个方面从“特别不满意”到“特别满意”共分为10 个档次，将五个题项进行加和，数字越大代表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供给满意度水平越高表5控制变量和分组变量描述性统计数量24478741803220429204426698占比(%)47.717.135.2435786.413.6表6 民生感知度与群体分组间均值差异分析差分析，结果如表6 所示。总计因变量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民生获得感61.3312.3661.4813.40民生安全感66.8411.06 61.3311.59民生幸福感67.3213.0968.9213.11民生三感73.5613.8875.3014.03表6 展现了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三大群体在民生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以及整体“民生三感”各维度的水平差异。三大群体的“民生三感”总体水平及相对差异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城乡居民的“民生三感”水平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性。其中农村人口的“民生三感”水平最高，均值为7 5.3；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民生三感”水平最低，均值仅为7 0.8 5。对于农村人口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收入增加，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民生得到保障；2 0 0 6 年，农业税的取消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广大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有力促进了农村民生发展，农村交通、电网、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事业均得到较大改善；2 0 2 1年，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的胜利，标志着农村人口“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民生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2 0 0 4年至今，党中央连续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支持“三农”发展。以上种种措施，使农村的民生事业得到了质的提升，因此农村人口的“民生三感”处于较高水平。对于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而言，自19 58 年党中央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规形式将城乡居民划分为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以来，户籍成为城乡民生的区隔壁垒和体制规约。居住在城市的农村居民对于城乡民生差异的感知更为深刻，一方面，他们清晰地看到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能够充分享受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所带来的民生红利，即远高于农村水平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和通信、住房、交通等一系列民生领域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阻隔使他们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同质的民生服务。与此同时还面临伴随着农村人口流人城市而出现的“三留守”问题，加之作为“外乡人”的心理隔阅和低自我认同感，共同导致了居住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民生三感”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第二，城乡居民的“民生三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伊斯特林悖论”的特征，即收人更高、生存状态更好、生活环境更佳的城市人口并未呈现出更高的“民生三感”水平，而是以7 2.5分的均值低于农村人口7 5.3分的平均水平。除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民生事业发展给农村人口带来极大纵向获得感这一原因之外，城市人口“民生悖论”的出现，也反映出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民生需求的变迁，城市人人群划分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61.0810.9067.6510.5564.7713.4370.8513.8772.5013.35城市人口F统计量显著性61.2611.5366.2010.4966.3912.610.3712.4239.9041.830.690.000.000.00吴叶苗：以人为核心：乡村振兴中的农民问题与民生改善，学术界2 0 2 2 年第3期，第6 3一7 2 页。39表7 城乡居民“民生三感”OLS模型回归结果口对于民生发展提出了质量更优、范围更广、结构更多元的要求，民生需求围绕“美好生活”由基本保障型向全面发展型升级，由此导致了当前城市人口对于民生改善的感知效应减弱，“民生三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第三，虽然三大群体的“民生三感”水平呈现出一定的群体差异性，但我国城乡整体的民生发展尚未形成马太效应。究其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居民所享受到的民生改善与福利保障在整体水平上均得到了巨大提高，这种高速增长和巨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城乡居民对于相对剥夺感的感知，并使城乡居民产生了“增强个人能力”而非“改进制度设计”是摆脱贫困和弱势的主要手段之一的观念，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与群体关系的相对和谐，使城乡居民的整体“民生三感”处于较为良好的水平。（二）城乡居民“民生三感”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为探索影响城乡居民“民生三感”水平高低的相关因素以及各因素分别对农村人口、城市人口、居住于城市的农村人口三大群体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OLS回归模型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分析。1模型建构。根据前述研究假设，构造回归的数学模型如下：PREp=+ici+2aC2+.+pp+ei其中PRE；是第个个体的民生感知度得分，为常量，到为变量1到p的影响系数，；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同理可分别构建“民生获得感”“民生安全感”“民生幸福感”的多元回归方程，由于形式一致，在此不再赘述。2回归结果分析。根据上文构建的OLS回归模型，将城乡居民总体样本以及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居住于城市的农村人口三大群体的分组样本依次载人，得到城乡居民“民生三感”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 所示。就控制变量而言，性别和宗教信仰对城乡居民的“民生三感”水平不存在显著线性影响；年龄对于所有样本组“民生三感”水平均在9 5%的置信水平上具有正向影响，对于城乡居民整体而言，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民生三感”水平将上涨0.18 3个单位。其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我国整体民生水平获得了质的飞跃，年龄越大对于民生保障与改善的纵向提升效果感受越明显。(2)VARIABLESFull sample-0.503性别：以男性为参照(0.349)0.183*年龄(0.016)-0.291宗教信仰：以无宗教信仰为参照(0.483)(1)(3)Rural populationOutlander一0.58 7-0.569(0.528)(0.860)0.179*0.204*(0.024)(0.042)0.433-2.692*(0.704)(1.165)(4)Urban population-0.387(0.561)0.191*(0.027)0.111(0.812)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2 0 0 9 年第1期，第9 6 一12 0 页。400.445*受教育程度(0.101)婚姻状况：以未婚为参照1.502*初婚有配偶(0.642)1.517再婚有配偶(1.023)1.577离婚(1.097)-0.126丧偶(1.081)-6.337*未婚同居(2.988)-0.001家庭成员数量(0.082)工作状况：以无工作为参照1.599*务农(0.472)0.647务农为主同时从事非农工作(0.864)1.179非农工作为主同时务农(0.743)0.139非农工作(0.432)0.609*拥有房屋数(0.282)-0.210家庭年收人(0.235)-0.195*家庭负债额度(0.068)0.702*社会公正感知度(0.105)1.151*对政府信任度(0.069)0.995*对他人信任度(0.093)-0.047受社会冲击影响(0.073)0.128*政府服务和社会保障满意度(0.020)30.699*常量(1.583)观测量5123R20.289注: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p0.01,*p0.05,p0.1第一，生计资本方面，人力资本中个人受教育程度对城乡居民“民生三感”水平产生负向影响，此种影响对城乡居民整体、农村人口以及居住在城市的农村人口41-0.766*(0.200)0.700(1.107)2.267(1.664)一1.17 3(1.948)0.186(1.621)4.265(5.467)-0.000(0.110)-0.038(0.662)一0.512(1.052)0.093(0.991)一0.339(0.824)1.812*(0.535)0.571(0.355)0.290*(0.110)0.679*(0.141)1.154*(0.101)0.960*(0.128)0.087(0.103)0.095*(0.029)34.298*(2.479)24460.280-0.534*(0.251)2.560*(1.395)1.662(2.357)2.278(2.688)0.931(2.843)1.405(4.644)-0.165(0.238)2.342(1.853)0.433(3.435)2.060(1.965)-0.109(0.918)0.881(0.583)-0.048(0.554)0.112(0.153)0.648*(0.268)1.019*(0.166)0.906*(0.242)0.290(0.178)0.174*(0.049)31.574*(3.946)8740.2820.087(0.146)1.362(0.993)-0.116(1.591)-3.018*(1.552)-1.610(1.777)-16.271*(5.748)一0.0 8 9(0.156)4.201*(1.226)0.654(2.407)4.771*(1.656)0.369(0.629)0.197(0.400)0.172(0.384)-0.098(0.105)0.832*(0.201)1.136*(0.117)1.019*(0.167)-0.180(0.131)0.167*(0.035)26.663*(2.615)18030.302均较为显著，尤其对农村人口而言，其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民生三感”水平便相对下降0.7 6 6 个单位。我国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较大差距，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提升难度大，成本高，认知水平提升后对于农村人口所面临的民生困境感知更为强烈。婚姻状况中，“初婚有配偶”的婚姻状态对于城乡居民全体样本和居住在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未婚人口而言，二者“民生三感”水平分别上升1.50 2 和2.56 个单位。此外，未婚同居人口相对于未婚人口，“民生三感”水平会显著降低。尤其就城市人口而言，“未婚同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