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_彭知辉.pdf

收稿日期:2022-09-28 修回日期:2022-10-20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研究”(编号:2023JKF01SK03)。作者简介:彭知辉,男,1971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情报理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情报研究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彭 知 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摘 要:研究目的梳理、分析鬼谷子的情报思想,提出研究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的基本路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阅读,采用两种研究路径,提炼出鬼谷子情报思想的基本内容。研究结论鬼谷子情报思想研究路径之一是“以今观古”,就是运用现代情报理论,发掘鬼谷子在情报功能及定位、情报内容、情报原理和方法、情报与决策关系等方面所包含的情报思想;研究路径之二是“以古观今”,概括鬼谷子“揣情”论、“制人”论、“知人”论和“听”论等方面的情报思想,并探讨它们在推动现代情报理论发展创新方面的价值。关键词:鬼谷子;情报思想;情报理论;中国典籍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23)07-0001-07引用格式:彭知辉.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J.情报杂志,2023,42(7):1-7,54.DOI:10.3969/j.issn.1002-1965.2023.07.001Research on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s of GuiguziPeng Zhihui(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Abstract:Research purpose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s contained in Guiguzi,and puts forward basicpaths of studying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s of Chinese classic books.Research method It uses the method of text reading and two re-search paths to extract the main intelligence thoughts of Guiguzi.Research conclusion The first research path is viewing the past fromthe present,which is to explore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s of Guiguzi using modern intelligence theory,such as intelligence function andpositioning,intelligence content,intelligence principle and method,the relationship of intelligence and decision-making,etc.The secondresearch path is viewing the present from the past,which is to summarize the intelligence thoughts of Guiguzi about pondering people,controlling people,understanding people and listening,and discuss their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odern in-telligence theory.Key words:Guiguzi;intelligence thought;intelligence theory;Chinese classic books0 引 言梳理与构建学术发展史,是任何一门学科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而且,将学术发展史尽可能延伸、拓展,可以增强学科的内涵与深度。这大概也是学科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以军事、政治、安全等领域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一般认为形成于 20 世纪 40 年代,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情报理论专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Kent)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的出版为标志1。情报学发展至今,不过 70 多年的历史。然而,情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情报学术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往前追溯,爬梳古籍,获得新知。我国古代少有专门研究情报的著述。晚清朱逢甲编撰的间书可说是我国唯一一部研究情报(间谍)的专书,但它“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2,重在史料搜集。须留意的是,与情报相关的一些理论观点,散见于不同历史时期各类书籍中,它们精辟而深刻,在今天仍有价值。当前,随着“中国情报学”概念3的提出,激发学界回归传统、溯源典籍,探索中国情报理论的源头。例如,武经七书孙子兵法等,成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4-5;还有一些学者以中国古代情报史研究为职志,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第 42 卷 第 7 期2023 年 7 月 情 报 杂 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Vol.42 No.7July 2023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6中国古代情报史7先秦军事情报思想8等学术著作相继出版。不过,中国典籍中的情报观点大多零散而不成体系,故严格来说它们称不上是情报理论,而只是一种情报思想。“思想”一词,既可指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或形成的观点,也可以指观念体系。学术界习用“情报思想”这一术语,散见于中国典籍中的情报思想未能形成体系,多为情报观念的集合。中国古代情报思想的研究,起步晚,也未形成学术梯队,不过它仍推动了情报学的纵深发展。当然,这一领域尚多未发之覆。总体而言,中国古代情报思想研究集中于历时梳理及史料搜集,研究视角单一,在理论阐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本文拟选取鬼谷子为研究对象,对它所包含的情报思想作一系统梳理与阐释,并就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研究的路径提出自己的看法。1 鬼谷子情报思想的来源和依据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子书,是这一学派思想、理论的总结9。该书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如钱穆断言它为“东汉后晚出伪书”10。不过,根据鬼谷子的流布状况,结合其体例、用语及文风,一般认为,该书形成于战国后期,是在鬼谷先生著述的基础上编撰而成11。当前,仅有少量文献从情报角度研究鬼谷子。例如,分析鬼谷子在情报获取、情报传递方面提出的一些方法、理论12,情报在游说与决策过程中的运用13,或阐发这些情报思想的现实意义等14。情报本是军事战争的重要手段,孙子兵法 等兵书,强调“知彼知己”“五间俱起”15,自然包含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思想。鬼谷子作为阐述纵横家游说理论的著述,其情报思想缘何而来?这一问题原本是鬼谷子情报思想研究的前提,但少有人论及。鬼谷子从道的高度来为纵横家游说立说,开篇即云,“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道是纵横家立论的依据。进而言之,“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道即阴阳法则,游说则是道之具体体现。根据“阴阳相求”以及“阳还终阴,阴极反阳”(捭阖)的原理,游说过程中或捭或阖,其关键是要处理游说者(即策士)和游说对象(通常是君主)的关系。表面上看,游说活动不外乎“我说你听”;可实际上“你说我听”更加重要。游说者需要“因其言,听其辞”,即因“听”而“说”。游说过程可归结为“己反往,彼覆来”(反应),如陶弘景注:“己反往以求彼,彼必覆来而就职”16。意思是说,游说者发出言辞,对方作出应答,如此反复,才能探知实情,提高游说的针对性。可实际上,游说者和游说对象是一种相离相背的忤合关系,“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忤合)。在游说活动中,通常以游说者为主体,游说对象为客体。然而,双方的社会地位恰好相反,君主拥有绝对支配的地位。游说者须时时警惕“言者,有讳忌也”(权篇),考虑如何“独保其身”(抵巇),寻求“可以进,可以退”(忤合)之策。为此,鬼谷子提出了“捭阖”“揣摩”“抵巇”“飞箝”等反制游说对象即君主的手段,如明代高金体所言,“囿一世于钩索之中,措诸侯于掌股之上”,“挟其狙伏鸷攫之术,以伺察时王之隙”16。总之,鬼谷子基于游说者和游说对象,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围绕双方相反相成、对立相生的复杂关系来阐述游说之道。1939 年版辞海对情报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曰情报”。现在,情报不仅限于军事领域,凡是“以信息与知识等作为中介的社会对抗活动”,都可称之为情报活动。在国家对抗、军事冲突、犯罪治理、经济竞争等社会对抗活动中,为了获取对方准确而完整的核心信息,就需要开展情报活动。情报具有鲜明的对抗属性和认知属性,因而可以将它界定为:“主体为了保护自身存在,对客体展开的认知对抗活动”17。如前所述,游说不仅仅是一个“说什么”的问题,更是一个“怎么说”的问题。在鬼谷子设定的理论框架中,游说者和游说对象构成了一种主体与客体、制衡与反制衡的对抗关系,游说也就成为一种“认知对抗活动”,和情报活动有相通之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鬼谷子对游说活动对抗关系的认识,具有唯物倾向,如强调“得人实”(反应)、“得其情”(内揵)、“察其辞”(抵巇)等。它还强调“知”,如“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谋者所不用也”(谋篇),持可知论。这在认识论方面,与情报活动相契合。总之,鬼谷子从对抗性和认知性角度阐述游说之道,故很多观点与情报相吻合。该书虽然无一处直接论述情报,但加以阐发、推演,既可以“以今观古”,从中发掘出符合现代理念的情报思想,还可以“以古观今”,据其情报思想来观照、审视现代情报理论(见图 1)。图 1 鬼谷子的情报思想和研究路径2 情 报 杂 志 第 42 卷2 鬼谷子情报思想的现代解读当然,鬼谷子 毕竟不是情报学方面的理论著作,所谓鬼谷子情报思想研究,其实质是运用现代情报理论来解读、诠释鬼谷子,或者说,在鬼谷子中寻求现代情报理论的具体验证。以下,从 4 个方面逐一梳理鬼谷子与现代情报理论相符的一些情报思想。2.1 情报功能和定位:“为众生之先”捭阖为鬼谷子第一篇。第一段立意高远,持论宏阔,可视为全书立论的基础:“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先秦诸子好标举“圣人”,目的是依圣人立论。鬼谷子中的圣人形象并不神秘,因为他是作为认识主体存在的:“观”,体现了认识的主体、客体之分,作为主体的人可以认识作为客体的世间万物,通过观察领悟到万事万物蕴含的阴阳之道;“知”,说明世界是可知的,事物的兴衰存亡有其内在规律;“筹策”,说明人作为主体具有能动性,可以根据事物的动态变化,采取应对之策;“达”,说明人作为对象也是可知的,可以深达人之内心,洞悉人情物理;“见”,是人一种具体的认识活动,即明察事物变化的迹象、征兆。经过这一系列的认识活动,就可以“守司其门户”,即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这样便能实现人的意志的自由,这是认识活动的目的所在。总之,这段话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象,“清晰明白地揭示了认识的过程与规律”,体现出“对理性思维的把握”18。情报活动原本也是一种认识活动,故鬼谷子上述关于认识活动的阐述,可以从情报角度作出新的解读:“见”可视为一种细致入微的情报搜集活动,“变化之朕”即反映事物变化的迹象,这正是情报搜集的基本内容;“达”则是一种具体的、以人物特别是心理为对象的情报分析活动,这反映了情报活动鲜明的社会属性;“筹策”,即主张情报要与行动、决策相结合,说明情报活动具有明确的社会功能;“知”,则要求情报活动由一事一物推进到万事万物,达成对普遍规律的认识;“观”,不但指观察,还有观照、体察的意思,如周易观卦“观我生”“观民”之义19,是内观和外观的结合,观阴阳之道,这是情报分析的最高境界,以情报人员为主体来观察作为客体的万物,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当然,情报作为一种贴近现实、面向实际的社会活动,不必以“守司其门户”为宗旨,但也可以将它作为努力的方向。至于鬼谷子所标榜的圣人境界 “为众生之先”,即先知先觉,其实质就是“知先”。如贾谊新书所言,“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20。预测,是情报的一项基本功能。“为众生之先”,这是情报预测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将鬼谷子“圣人”形象的神圣光环去除,圣人降临人间,就是一名优秀的情报分析师。总之,这段话对于理解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情报是干什么的”,即情报的功能、定位,在当今仍富有启迪意义。2.2 情报内容:“度权量能”“度权量能”在鬼谷子中多次出现。例如,“必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岨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飞箝)。类似表述还有“量权”。例如,“何谓量权?曰: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知慧,孰多孰少;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变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辩,能知此者,是谓量权”(揣篇)。所谓度权量能、量权,是指诸侯国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从多个角度反复审查,掌握一个国家宏观的、整体的情况,分析或比较其优劣得失,内容包括天时、地形、人口、民意、财政、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度权量能还可用于审查、衡量具体人物对象。例如,“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飞箝)。这段话说的是,在游说时,要搜集游说对象各方面的信息,如考察他与游说者之同异,辨别其语言之是非,分辨其表达之真伪,了解其能否之数。通过度权量能,可全面了解游说对象,“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捭阖),据此采取合适的策略。在鬼谷子中,度权量能是策士游说时一项前期性、基础性工作,所列举的事项,从情报视角分析,其实就是具体的情报内容。谢尔曼肯特将报道既定事实的情报,称之为基本描述类情报,用于描述基本固定的事物,如地形、地理、气候、人口;将反映正在发展的事态的情报,称之为动态报告类情报,用于描述短暂的人为现象,如人物、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道德等21。与之对照,早在 2000 多年以前,鬼谷子即已对这两种类型的情报作出了如此全面的论述,不能不让人叹服。2.3 情报原理和方法:“以反求覆”鬼谷子提出了一种“反应”的方法。所谓反应,即反覆(复)之回应。“反而求之,其应必出”(反应),就是通过反覆的方法获得回应,以探明真相,获得实情。“反”“复”之说,源于老子,如“反者,道之3 第 7 期 彭知辉: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动”“万物并作,吾以观复”22。事物如同圆环,随时变化,即“化转环属”,故可“反覆相求”(忤合)。反、覆同义,有往返、重复、相反、返还等多重含义。运用“以反求覆”之法,可以实现“知”:“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此”(反应)。一是“反以观往,覆以验来”:过去和未来存在往返、重复的关系,故可以由已知(往)推断未知(来)。二是“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古与今是一种时间上的循环往复,如易传 所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19,老子所言“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22,故可以由古知今、由今溯古。三是“反以知彼,覆以知此”:对立的双方,相反相成,故可以由此及彼、由彼及此。鬼谷子所提出的这种“反应”之法,揭示人类“知”的原由,也符合情报活动的基本原理。鬼谷子如此精炼的表述,虽然在逻辑自洽性方面有待完善,但仍是当前情报工作的指南。鬼谷子还提出了“见微知类”的方法。物归其类,是事物的本性。根据“物类相应”(摩篇)的原理,采用“以类知之”(本经阴符七术)的方法,可以由一类事物推导出对另一类事物的认知。这种“知类”的方法可以应用到情报分析中。不过,它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类推方法,准确性不高。鬼谷子多处用“微”字,一是指隐秘,一是指微小。“见微”使用的是后一含义,如“以识细微”,是指于“兆萌芽蘖”(抵巇)之时,即事物刚刚萌发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见微”是情报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如在情报搜集时要善于敏锐地发现线索,于微小处获得重要的情报。2.4 情报与决策:“因事为制”“因”是鬼谷子 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例如,谋篇提出“六因”之说:“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因,是依据、依凭的意思。“疑”“见”“说”“势”“恶”“患”构成六“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或形势,它们可以通过情报活动而获得;“变”“然”“要”“成”“权”“斥”构成六“之”,指具体的决策或行动。经上述阐发,这句话可理解为情报和决策(包括行动)关系的阐述,即“决策的有效性需要以科学准确的情报作为支撑”23。鬼谷子 认为,“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忤合),“因知”是“先知”的前提和基础。故它主张“因事为制”(忤合),“因以制于事”(谋篇),就是根据事物的状况来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这些表述,换成现在的说法,即情报先行,情报是决策的基础和依据。鬼谷子还论及决策的三要素:“于事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决篇)。“往事”“平素”“来事”即事物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它们构成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故“于事度之”,就可以作出合理决断。它还说,“得其情乃制其术”(内揵),只有获得各方面情况,才能制定出合适的谋略或对策。可见,“情报服务决策”这类现代情报理念,在鬼谷子中可找到其对应之处。情报与决策,包括谋与断两个方面,涉及两个不同的主体,即情报机构和决策层。鬼谷子对此也有所论及。它认为,“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如君臣相合,则“合于谋待决事”;反之,“事有不合者,圣人不为谋也”(内揵)。君臣双方既有可能“同其情”,也有可能“异其诚”。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游说者应“自为之虑”(捭阖),退而自存。情报具有参谋的功能,但如果情报机构及其人员不为决策者信任,情报就难以发挥效用。不过,采取“不为谋”这种消极的做法,在情报工作中是不可取的。关键是情报机构要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明确情报与决策的关系,做到谋、断分离,各司其职。3 鬼谷子情报思想与现代情报理论的发展创新以上从鬼谷子中挖掘出了表述相对完整、内容较为丰富的一些情报思想,它们与当代情报理论基本契合。准确地说,实际上是运用情报学理论对鬼谷子的一种现代解读。不过,针对中国典籍的这种“发微”,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某些现代理论(通常是西方理论),在我国古已有之。这种研究路径其实是“以今观古”,套用现代理论诠释中国典籍,借尸还魂,让后者“复活”;本着古为今用的目的,张扬中国典籍所包含的思想理念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或现实意义。然而,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中国典籍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实际上,即便鬼谷子所包含的情报思想如此之多,但如果无法在理论知识方面为现代情报学提供增量,那又有多大意义?关于中国典籍的阐发,还须更进一层,即“发于微”,发现为人所忽略之处。借用鲁迅的话,“看出许多秘密来”,或“看见一些额外的形态”24。其实,中国典籍之所以流传至今,时读时新,往往是因为它们契合普遍的人性,或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它们自有其独立价值,无须借今而荣光。不妨采用“以古观今”的方式重新解读这些典籍,将中国典籍中的思想观念与现代理论相对照,获得一些启迪和新知,并且重新审视现代理论,甚至对这些理论作出调整与修正。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发微”,就可以发现鬼谷子一些“新”的思想资源。所谓“新”,是针对现有情报理论而言,鬼谷子可提供一些新的知识或发现,从而推动现代情报理论的发展创新。4 情 报 杂 志 第 42 卷 3.1“揣情”论与情实类情报研究“情”是鬼谷子 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之一。例如,“捭之者,料其情也”(捭阖),“以报其心,见其情”“变鬼神以得其情”“得情不明,定基不审”(反应),“不得其情而说之者”(内揵),“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忤合),“揣诸侯之情”(揣情),“以求其情”“审得其情”(谋篇),“决情定疑,万事之基”(决篇),等等。所谓“情”,指“人之阴气有欲者”25,即有关人的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本性、情欲、愿望、情绪、性格、品德等。鬼谷子反复强调“见情”“料情”“得情”“求情”,因为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策士开展游说活动,首先应该充分了解游说对象之“情”。情,又有“实”的含义,如“此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反应),“情”,即真实、真诚,与“诈”相对成义。有时合称“情实”,即情之实,实情。如陶弘景批注“见内外之辞”:“外谓虚无,内谓情实”16。当代学者许富宏认为,“揣情得实,乃鬼谷子立论基础”16。求得情实,须“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只有拨开那些虚虚实实、亦有亦无的迷雾,才能做到“以求其实,贵得其指”(捭阖)。然而,情为“人之阴气”,潜藏于心,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情实呢?鬼谷子提出了“揣情”的方法:“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者,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揣情”(揣篇)。这段话揭示了揣情的原理和方法。“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人的内在之情会表现于外在之欲,形之于神态、动作、语言等,故可以由外而内,“测深揣情”。具体方法是,施加外力,使人的情绪、心态等发生变化,“情欲必出其变”,则“不能隐其情”。依据“以其见者”形和欲,可以“知其隐者”情。如此,揣情是完全行得通的。鬼谷子还阐述了“揣之术”“摩”的运用:“微摩之,以其所欲,测而探之,内符必应”(摩篇)。就是采用顺合、诱导的方法,刺激或满足对方的欲望,使其隐秘实情显现出来。关于“内符”,陶弘景解释为,“情欲动于内而符验见于外”16。“摩之在此,符应在彼”,只要揣摩方法得当,内在情实就会符验于外,达到“内符之应外摩”(摩篇)的效果。鬼谷子的“揣情”论,揭露了人性的隐秘,可能会导致人性之恶的泛滥。不过,如果抛开道德评判,“揣情”论对于情报学来说,有重要启示意义。在情报理论和实践中,关注的焦点是事实类情报 基于外在的、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形成的情报。情报之“情”,通常包括情况、消息、线索、资料或信息、知识、数据等表现形式,统而言之,就是反映人和事物客观状况的事实。因此,情报往往专指事实类情报,如前所述“度权量能”方面的内容,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情报。可实际上,情报活动是围绕人来展开的,有关人的情报,特别是反映人的内在情感、欲望、性格的情报,更为重要。这种类型的情报,姑且命名为“情实类情报”。但这类情报一般认为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似乎不具有事实的属性特征,故难以纳入情报的范畴。鬼谷子的“揣情”论打破了这一成见。“情实”乃人情之实,虽“隐匿变化”(揣篇),但总会“形见于外”,同样可以求得其实。它所提出的“揣情”之法,不是一种神乎其神的猜测,而是一种有事实和逻辑依据的分析推断:内“情”与外“符”可以相互验证,这种由外而内的推理方法符合思维规律和逻辑原则。这种揣情的方法符合情报学原理,可视为一种情报工作手段。由此可见,情报之“情”,还就应该包括有关人的内在的、主观的实情。也就是说,情实类情报同样应该列为情报工作和情报研究的对象。总之,鬼谷子的“揣情”论,为情报学开启一个新的领域 情实类情报,情报界可将它加以转化、应用,推动情报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与变革。3.2“制人”论与情报操控研究游说者和游说对象通常是君臣关系,策士应臣服于君主。鬼谷子 则突出游说者的主体地位,主张“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谋篇)。因为只有控制对方,策士的游说才能成功,计谋才能付诸实施。制人而不为人所制,是鬼谷子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主要探讨在游说活动中如何利用对方、控制对方。如何“制人”呢?鬼谷子提出“摄心”“探心”的方法。摄心,就是摄取、收买人心,使“人系其心于己”。具体做法,如“称远”,称扬其名,使之声名远播;再如,针对“遭淫酒色者”,则“音乐动之”(中经)。探心,就是探取内心,“深得其主也”。先是“探其在内以合也”,采取“探心”方式以求“合心”;然后便可以“制心”,“从外制内,事有系曲而随之”(中经)。先“合”后“制”,两者结合,便可有效控制对方。如陶弘景所言,“从外制内,内由我制,则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属,莫不由曲而随己也”16。飞箝,是一种具体的“制人”之术。具体做法是,“引钩箝之辞,飞而箝之”。先是“钩”,即以言辞引诱对方,“钩其所好”,与之交好;继之以“飞”,即以阿奉之语赞扬对方,为之制造声誉;至此,则“审其意,知其所好恶”,即掌握了对方的实情,最后就可以用各种手段来箝制他,“可箝而纵,可箝从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飞箝)。可见,飞箝是一种基于人性弱点的控制术。5 第 7 期 彭知辉: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抛开道德层面的考量,基于游说者和游说对象的对抗关系来理解,鬼谷子所提出的“制人”论,的确是游说是重要原则、方法。情报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因此,它也具有控制特性。当前,学术界习用的“情报控制”,是指情报机构对自身情报工作的控制。它其实是情报监督,意在保证情报活动合法、合规运行26。为避免概念混淆与误解,笔者拟新造“情报操控”这一术语,用于专指以情报为手段操纵、控制对方或敌方,来达到自身的目的。情报操控不同于反情报。反情报是指“保护自己的情报活动,使其免受敌国或其情报机构渗透和破坏”27。情报操控则是针对敌方的一种情报渗透、颠覆活动。反情报重在防御,以“保守住己方的秘密和维护自身利益”;当然它有时也会采取一些针对敌方的“打击措施”28。鬼谷子的“制人”论,是建立在情报信息的基础上,具有情报操控的属性特征。在军事斗争、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情报活动具有很强的对抗性,情报操控是制衡对方的重要手段。当前,情报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例如,以故意欺骗或误导为指向的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成为一种新的情报现象29,为强化对这类误导活动的反制,加强情报操控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3.3“知人”论与情报心理研究鬼谷子 反复提及“知”,并着重阐述如何“知人”。“知人”是游说的前提条件。策士与君主,原本地位不对等。“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然而“事皆有内揵,素结本始”。所谓内揵,就是要像锁一样,从内心深处锁住君主,与之结交,形成一种稳固的关系。为此,策士应“以变求内,若管取揵”(内揵),即以灵活变通的方式,了解君主的内心,这样就如同钥匙之于锁,可内结于君。可见,“知人”莫过于“知心”。“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门户出入”(捭阖)。就是说,心由口开,人之内情,都会从口中流露出来,可见游说须以“知心”为前提。鬼谷子提出了“知心”的具体方法。例如,“以无形求有声,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反应)。心潜藏于内,故“无形”;但可用“钓语”引诱性话语,让对方回应,让心暴露出来,是谓“有声”。再如,“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揣篇),就是通过可“见”之外的神态,来揣测“隐”于内的心理、意图。在游说活动中,如能做到“知人”“知心”,就可以因人施策,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说辞及计谋。例如,“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捭阖)。意思是说,如果对方果敢、进取,多说崇高之言;如果对方优柔、畏缩,多说卑小之言。可见“阳言”“阴言”的运用,都是建立在“知人”“知心”的基础上。同样,游说内容及方式也会因人而异,如“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谋篇)。如果在“知人”“知心”方面下足了功夫,便能根据游说对象及其品性,“量宜发言”(陶弘景注)16,采取不同的游说策略:“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权篇)。鬼谷子还论及“知己”,如“己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忤合),说的是“知己”的内容。“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反应)。这与孙子兵法“知彼知己”的观点相类似。不过,孙子兵法着重讲“知彼”,鬼谷子更强调“知己”。“己审先定以牧人”,只有先了解、确定自己的情况,才能进而“牧人”,即察人。反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反应)。它认为,“知己”是“知彼”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知彼”是由“知己”类推而得。所谓“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诗经小雅巧言)30,采取的是以己度人的类推的方式。鬼谷子从“知心”角度论“知人”,体现出对人的深刻洞察。这一点,连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亦为“鬼谷子的察人之明”而折服31。鬼谷子的这些论述,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唐李筌太白阴经 之数有探心篇引述了鬼谷子的上述表述,还加以阐发,将“知心”与“制人”相结合:“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挫之”32。清揭暄兵经百篇“结”篇云:“结必协其好:智者展之,勇者任之,有欲者遂之,不屈者植之;泄其愤惋,复其仇仇”,“驭”篇云:“勇者必狠,武者必杀,智者必诈,谋者必忍”33,可看出鬼谷子的影响。鬼谷子的“知人”“知心”论本于观察、体察,且有外在的事实作为依据和支撑,从这一点看,它与情报活动有相通之处。情报活动同样以人为对象,那么,是否可以将“知人”特别“知心”纳入情报的范畴?目前,学术界已将心理学引入情报学,研究情报分析过程“固有的弱点和偏见”,形成情报心理学这一分支领域34。不过,其研究对象是情报人员即己方,而非情报活动的目标对象即彼方。那么,能否将彼方作为研究对象,填补情报心理研究的盲区,这是鬼谷子给今人的一个重要启示。3.4“听”论与情报反馈研究鬼谷子是为纵横家立说,站在游说者的角度来阐述游说之道。不过,它始终没有忽略游说对象。6 情 报 杂 志 第 42 卷“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权篇)。意思是说,游说时要以说服游说对象为目的,而说服对方,必须让他有所获益。可见,游说是发生于游说者和游说对象之间的一种彼此交互、相互影响的行为。游说是由游说者(己方)施加于游说对象(彼方)的一种活动,但双方互为主体,“听”“说”兼备。故鬼谷子虽主旨是讨论“说”,但有关“听”的论述也占有很大篇幅。游说的基本方式是己“说”彼“听”。“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权篇),“说”必求“听”,这样“说”才有意义。那么,怎样才能为人“听”?“说者听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听”(摩篇),合于游说对象之情,才能为其“听”。可见,“说”难,有“听”之“说”更难,故“说莫难于悉听”(摩篇)。在这里,“听”,除表示接收声音信号外,还有听从的含义,意味着游说对象采纳游说者的说辞、计谋,这样就达到了游说的目的。鬼谷子还有创见性地提出了游说的另一种方式 彼“说”己“听”。如论捭阖之道,“捭而出之”,就是由策士之“说”,诱导出君主之“说”,让后者暴露自己的实情;“阖而取之”(捭阖),则是让君主“说”,策士则在“听”中有所获益。在这里,“听”和“说”的主体互换。策士通过“听”,可以获取对方的信息,如“听真伪,知同异,得其情诈也”;还可据此作出分析判断,如“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反应)。关于如何“听”,鬼谷子 提出了“反听”之法。所谓“反听”,就是己方采用反复的方法,以试探性的言辞,刺激彼方说话,从而探听到有用的信息。例如,“变象比,必有反辞,以还听之”,意思是说,己方变换使用象征、比拟等手法,让彼方作出反应性回答,从而获取彼方的信息。再如,“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反应)。己方不说,而让彼方说;如果所听到的信息不全或不相符,则以反复之法,让彼方回应。“反听”的目的是“得其情”,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获取信息的手段,而且所获得的信息全面、真实,更有针对性。无论是己“说”彼“听”,还是彼“说”己“听”,实际上是一种情报信息交流方式。“听”与“说”发生在同一个交流场域,一为信息输出,一为信息输入。不过,为了获得信息优势,应“其与人也微,其见情也疾”(反应):既要尽可能获取对方的实情,又要尽量减少自身的信息输出,即以最少的信息输出获得最大的信息输入。为此,就要少“说”多“听”,以“说”促“听”,因为“听”是一种信息输入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鬼谷子论“听”,可理解为有关情报反馈问题的探讨。情报反馈是指在情报活动中,“将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对照”,检验效果与预期目的是否一致或偏离,从而发现问题,“对情报过程进行调整”35。情报反馈通常发生于情报机构和情报用户之间。一般来说,对抗性的彼方和己方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反馈。鬼谷子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通过有效的手段,也可以从彼方获得各种反馈性信息。那么,在情报反馈研究中,彼方也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这显然是情报理论研究一个新的、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4 结 语当前,情报理论研究呈现出纵深发展的趋势,情报史研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所涉及典籍,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李卫公问对外,还涉及周易周礼管子吕氏春秋等。这说明,中国典籍所包含的情报思想无比丰富,可为中国情报学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本文以鬼谷子为例,提出了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研究的两种路径,一是“以今观古”,从典籍中挖掘与现代情报理论相符的情报思想;二是“以古观今”,探讨如何利用中国典籍的情报思想推动现代情报理论的发展创新。当前,学界主要采用第一种路径开展研究,第二种路径少有人涉及。本文关于鬼谷子第二种研究路径的阐述,或更有启示意义,故期待与学界同仁一起推进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在“以古观今”方面有更大突破。参 考 文 献1 David K.An historical theory of intelligenceJ.Intelligence andNational Security,2001(3):79-92.2 朱逢甲.间书M.黄肃秋,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2:169.3 包昌火,金学慧,张 婧,等.论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的构建J.情报杂志,2018,37(10):1-11,41.4 张晓军.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5 熊剑平.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9.6 储道立,熊剑平.中国古代情报史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7 熊剑平,储道立.中国古代情报史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8 高 艺.先秦军事情报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9 许富宏.鬼谷子对纵横学说的理论构建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7-10.10 钱 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M.上海:上海书店,1992:279.11 杜 勇.鬼谷子著作时代刍议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30-33.12 许富宏.鬼谷子的情报思想J.图书与情报,2009(6):171-173.(下转第 54 页)7 第 7 期 彭知辉: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最后,情报搜集与时机把控对核不扩散至关重要。核计划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艰巨工程,同时也是需要最高等级保密的敏感项目。以色列案例指出以色列能够拥核与知晓以色列核计划的主体过少密切相关。国际社会如果要切实的对核扩散问题进行治理,必须重视多渠道的情报搜集工作,将可疑的行动公之于众,加大尝试拥核国家的舆论压力和获取外部核援助的难度。同时,还要注意对时机的良好把控,发现核扩散苗头或是掌握核扩散证据时应当主动出击要求给出解释,避免潜在核扩散国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造成既定事实。这一点上,中国在国际原子能大会上对美英澳合法化其核潜艇交易图谋的挫败堪称典范。参 考 文 献1 Cohen A.Israel and the bomb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1.2 Freilich C.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