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理性到数字交往——交往的嬗变与难以逾越的鸿沟.pdf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3 年度天津市思想政治理论课常设课题高职院校思政课协同创新中心一般课题“数字时代高职思政课教与学面临的新问题研究”(编号:JJSZKY202310007)的研究成果尤尔根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1929):男,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知识与人的利益等数十部著作问世。从交往理性到数字交往 交往的嬗变与难以逾越的鸿沟安 苑(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134)摘要:人类关于“理性”认知的历史,经历了从“祛魅”到“异化”的演变,工业革命使理性与技术结合产生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相背离。与大部分西方学者不同,哈贝马斯走出了对于理性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二元论怪圈,试图用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捍卫理性的大旗。而伴随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数字时代早已突破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系统”动因,实现交往的合理化正面临着区域和阶层间信息、技术、知识水平上的差异,使得数字交往产生了难以逾越的数字交往鸿沟。关键词: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数字交往中图分类号:B5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6-0154-05From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o Digital CommunicationThe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Insurmountable GapAn Yuan Tianjin Urba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Voc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Tianjin 300134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s cognition of rationality experiences the evolution from disenchantment to aliena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ombined rationality with technology to produc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ch led to the deviation of man s su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Unlike most Western scholars Habermas stepped out of the dichotomy of absolute affirmation and absolute denial of rationality and tried to replac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o defend rationality.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ra has already broke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motives that Habermas believes to lead inequality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ommunication rationalization is facing regional and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which creating a digital communication gap that is difficult to be cross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Keywords rational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digital communication 人类关于“理性”认知的历史,经历了从“祛魅”到“异化”的演变,哈贝马斯反对工具理性的“异化”,并提出交往理性,力图用交往理性来调和“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矛盾。伴随着 21 世纪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算力、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正逐渐走进数字交往时代。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消解矛盾,反而造成了更加难以逾越的数字交往鸿沟。一、从“祛魅”到“异化”:理性的历史嬗变理性作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到近现代西方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都把理性视为其重要范畴加以考量。(一)从神学附庸到神的“祛魅”“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更多偏向于自然理性,是关于世界起源、万物本源等问题的探讨。例如,赫拉4512024 年 3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7 期)哲学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火,他还提出了“逻各斯”这个概念,并将之作为世间万物变化发展的尺度和宇宙更迭变化的规则,也就是理性。中世纪,经院哲学成为当时的主流哲学,理性成为“神学的婢女”。近代西方哲学把主体和客体一分为二,理性作为主体的本质属性受到极大关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把曾经被割裂的科学认识和道德认知合并起来,将两者归结于主体。康德之后,黑格尔作为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把“理性”对于神学的“祛魅”发展到了巅峰,他把理性进一步发展为“绝对理性”,他凭借“绝对精神”建构起了一座宏伟的思辨哲学大厦。文艺复兴让人性得到复归,终于冲破了中世纪神的枷锁,让理性完成了对神的“祛魅”,而启蒙运动则更为直接地把理性作为标志,理性的地位因而被推到了空前的高度,用以和曾经的神进行抗争,但物极必反,“理性”的过度膨胀也导致了新问题的产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很早就注意到了理性的异化问题。如同卓别林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人成为了流水线的一环,以至于对整个人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着科技进步,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但也渐渐沦为技术的附庸。工业革命使理性与技术结合产生了工具理性,它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开始背离。(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1。自此,西方哲学界也开始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理性走下了“祛魅”的神坛。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把理性提高到了主客体相统一的高度,提出否定是理性的本质,并把理性与自由等同2。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马尔库塞看到理性为技术所渗透带有了工具性的色彩,在单向度的人中,他指出理性成为了为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工具,沦为了工具理性3。正当大部分西方学者把矛头指向理性,开始批判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扭曲的时候,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的视角出发,试图用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进而捍卫理性的大旗。哈贝马斯走出了曾经对于理性的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二元论怪圈,提出理性本身既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也存在自身的消极影响,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看待理性48-9。一方面,他批判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意识哲学范式下所催生出的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他力图从交往哲学范式重建理性。交往理性概念的建立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人类理性进行了诠释,引领人类从主体性思维跨越到主体间性思维,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5,现代性还未完成自身的使命,还需要在当今时代进一步发展,在这之中对交往的考量也愈加重要。二、“交往”的三重维度:普遍语用学、生活世界与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协调”对维系人类社会极为重要,而“协调”又需要通过“交往”来实现,因此,如何进行交往是交往行动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交往行为涵盖了三重维度:普遍语用学、生活世界和交往合理性43-4。(一)交往行动的前提:普遍语用学20 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新出发点。重建语言的规范性基础在于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把语言看作人类的根本性活动,认为语言不仅有“以言表意”的作用,更有“以言行事”的作用49-19。通过普遍语用学,把交往行动和语言行动统一起来,因此,哈贝马斯把普遍语用学作为交往行动的前提,那么语言何以能被人们普遍理解呢?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理解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交互式的意识活动,只有在交往中语言才能同时起到陈述和判断的功能,让主体与客观世界相关联,承担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作用,同时也是主体与社会世界相关联,承担主体表达的作用,从而展示主观世界49-19。这样,主体间通过语言的相互作用,达到各自的目的,主体之间也就达成了认同。既然主体之间能够通过语言交往达成共识,那么一种理想状态就是社会成员能够在交往中达成普遍共识,这就被称为交往理性。为了形成有效沟通,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的规范要求,即主观上的真诚、命题上的真实和规范上的有效。目的性行为只要求真实,规范调节性行为只要求有效,戏剧性行为只要求真诚,但要想同时满足5512024 年 3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7 期)哲学哥白尼的革命(Copernicus revolution):德国康德哲学用语,喻指其批判方法在哲学上产生的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 2 版序言中把他的批判方法看成是向自然提出问题,要求自然答复。哥白尼的革命用以说明批判哲学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其目的在于使形而上学革命化。以上三个原则必须通过交往行为,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最为合理的社会行为49-19。(二)交往行动的背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最早出自于胡塞尔的系列演讲,尽管胡塞尔本人也没有对“生活世界”做出具体界定,但可以观察出一些基本特征: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可直观的具体的现实的世界、主体间的、与科学世界相对立。哈贝马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了自己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方面构成。其中,“文化”是主体交往的平台,它包含基本的传统、习俗等必要的交往前提;“社会”是用于调节交往参与者行为的合法秩序;个性是交往的参与者能够理解交往活动的能力。这三者通过“有效知识的连续化、集团联合的稳定化和具有责任能力的行动者的形成途径再生产出来。”4164-165另一个与“生活世界”紧密关联的概念是“系统”。概括来说,“系统”是一种以目的性行为为核心的,具体内容物质性承担者,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6。哈贝马斯把社会划分为负责文化再生产的“生活世界”和负责物质再生产的“系统”两个部分,这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生活世界”作为维系着“系统”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却又不得不面临由于社会体系复杂化而带来的威胁7。伴随着科技进步,货币和权力的媒介在社会不同群体中带来的差异侵入了“生活世界”原本的一体化,使“生活世界”无法完成其整合社会的作用,从而阻止共识的形成。那么,如何解决“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矛盾呢?哈贝马斯认为,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那么克服这一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就在于对“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协调,其关键就是重建交往理性417-18。(三)交往行动的实现路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动的实现依托于交往合理性。合理性的交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交往行动要具备普遍适用的规范体系。哈贝马斯提出好的规范需要具备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特性。因此,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想要通过这一理论为进行交往的主体提供一个普遍共同的行为规范准则,直到人民进行合理性的实践交往活动。其次,要具备适合沟通的语言。哈贝马斯认为,人类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因此,一旦语言交流出现障碍或者被歪曲含义,那么交流者之间就不存在合理性的交往了。他指出,人与人之间关于人情、实情和心情的交往内容都必须通过恰当合适的语言进行表达,从而达到交往对象之间的互相理解。因此,语言成为了交往活动的关键因素8。所以,为了使对话目的能够顺利达成,对话双方必须选择合适恰当的语言将自己的意愿准确表达出来。最后,要进行必要的对话活动。交往行动理论强调有交往还必须有行动,这种行动具体来说就是对话。交往双方只有通过对话活动才能够使自己的利益都能够被双方考虑进去,双方的条件诉求才能够得以进行讨论,这种对话活动必须在平等的、民主的氛围中进行,这样交往各方才能够不受制于人,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因此,对话活动是达成交往共识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三、从交往理性到数字交往:交往的嬗变与新的鸿沟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主要建立在传统交往方式的基础上,而伴随着 21 世纪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算力、虚拟现实技术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人们正逐渐走进数字交往时代。那么,在数字时代,如何实现交往的合理化?也需要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进行回应。(一)交往理性的三重框架哈贝马斯作为自马克思以来在社会交往理论领域的集大成者,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如果只从字面来理解,需要关注两个核心词汇:“交流”与“行动”。如前文所述,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其目的就是要探索出如何通过“交往合理性”来改善“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社会矛盾。芬利森曾指出:“一方面,交往是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认识社会要从社会交往开始;另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中所有行为想要取得成功的前提6512024 年 3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7 期)哲学1922 年,胡塞尔在伦敦大学学院举办了四次关于现象学方法和现象学哲学的讲座(参见胡塞尔文集第 XXXV 卷)。商谈伦理学:是哈贝马斯所创立的伦理学理论。在其著作商谈伦理学诠释中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康德伦理学是西方近现代主体性哲学时期最有价值的伦理学,因其强调了道德判断的真理性与普遍性。在经过了语言哲学的现代转向之后,康德建构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已过时,其论证基础就显得非常薄弱。所以,商谈伦理学是在语言哲学的时代保卫早已由康德所提倡的道德判断的真理性和普遍性信念。就是参与者之间必须能够达成共识。”9而“交往行动”所要关注的核心就是借助于语言媒介,参与者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主观世界,也就是参与者自身的独特的经历总和;客观世界,也就是想要做出结论所需要考量的所有真实的总体;社会世界,是指所有具有合法性的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既关注于客观的实践行为指向,又关注于主观的认知认同,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双向指导,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通过对三重世界的建构,哈贝马斯也进一步证明了交往行动理论的落脚点在于主体间的理解与共识。哈贝马斯一边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一边又想要通过交往行动理论来重新建构理性。也正因为此,他突出强调了交往行动的主体间性,他指出,交往行动所涉及的是同时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至少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内部活动,也可以是口头上或外部行动上的活动4133-134。(二)数字交往的新鸿沟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所说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更涵盖了交往本身这种“行动”,正如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内在于语言和语言使用之中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又重新出现于社会化的、无论如何使通过交往而社会化的个体之间的整合方式之中。”10这个“交往”概念包括了三个维度,即它既是一种行动,又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同时又是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体现。从语言角度来说,数字交往方式正在不断入侵“生活世界”,导致表达内容的虚拟化和自我认知的虚幻化,从而在交流原则的命题真实性上出现偏差。此外,数字交往不再单纯依靠语言实现交流,而是通过虚拟仿真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的感官互联,数字交往成为一种体验式的交往模式,未来不仅能够通过视觉、听觉,还能够通过味觉、触觉等多个维度实现主体间的交流,因此,交流要遵守的主观上的真诚、命题上的真实和规范上的有效的原则不再完全适用。从“生活世界”角度来说,“生活世界”和“系统”作为负责文化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数字时代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在数字社会中,数字代码所组成的虚拟社会不仅能够模拟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行为,甚至人的行为能够实现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正在超越实体劳动,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的界限正在逐渐模糊彼此相融。那么交往作为数字社会主体间沟通的必要方式,也正在与数字交往彼此融合。数字交往面临着四重鸿沟:一是生活世界与数字生活世界的鸿沟;二是客观交往与主观交往的鸿沟;三是实践与沟通行为的鸿沟;四是虚拟与现实的鸿沟。这四重鸿沟决定着主体能否进入数字交往以及如何进行数字交往的全过程。如果在传统社会中交往行为是作为一种沟通的媒介从而达成主体间的普遍共识,那么数字交往则将交往的作用进一步泛化,它将交往之外的其他实践也纳入进了自己的实践范畴之内。实现数字交往并不像传统交往一样有共同的传统习俗平台,而是需要主体跨越数字技术的鸿沟才能进入数字交往之中,因此,有一部分主体因为现实原因被数字生活世界排除在外。而进入数字生活世界后,数字交往也不再是以完成某种交流为目的,而是这种交往行为本身就是目的性的实践。数字交往不是主体主观的精神活动,而是指向社会各领域的实践活动。数字交往过程中交往的目的性实践也往往是在交流进行中同时完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交往中,由于互联网自身的垄断因素带来的数字鸿沟形成了数字交往不可跨越的新的障碍。数字鸿沟指出了主体间由于掌握信息技术的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系统”的入侵,使得“生活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平等4433-436。而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是因为主体间掌握信息技术程度的不同,而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信息垄断下,垄断联盟的形成一方面让财富聚集在极少数人手中而新加入者很难从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个性化”体验也限制了参与者对更多信息的探索而被限制在狭小的“定制化推荐”中,很难全面开拓自己的视野。由于各地区技术的发展程度不同,技术上的不平等还会推及信息上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等。这种7512024 年 3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7 期)哲学感官互联(Sensory Internet),也称为感官互联网(Internet of Senses,简称感联网,英文缩写为:IOS)。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旨在扩展物联网(IoT)的功能,包括感官体验。感官互联的基础设施是通过多种技术集成的设备网络,如物联网设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5G 和自动化等。区域间、阶层间信息、技术、知识水平等的差异使得数字交往产生了难以跨越的数字交往鸿沟。四、结束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通过交往合理性,力图消解“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矛盾,以交往理性弥补工具理性,让理性得到复归。而面对数字交往时代人工智能、虚拟仿真技术等带来的交往领域的全新方式,一方面,传统的真诚、有效、真实原则受到了挑战,人们的交往方式呈现出虚拟性、虚幻性的新特点;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导致的区域间、阶层间信息、技术、知识水平上的差异相较于传统工业更加难以跨越,形成了新的数字交往鸿沟,而如何跨越这个鸿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参考文献:1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5-60.2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M.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39.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7-8.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 1 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5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6温旭.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困境与合理化出路:以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为视角J.理论月刊,2020(11):27-36.7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3-24.8杜靓.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21(5):1-5.9杜骏飞.数字交往论(1):一种面向未来的传播学J.新闻界,2021(12):79-87,94.10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2-13.作者简介:安苑(1989),女,汉族,天津人,博士研究生,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责任编辑:张震)(上接第 141 页)免重复。基于此,1939 年民国教育部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颁布的大学科目表中历史系必修科目设西洋近世史、西洋断代史、西洋史学史三种,选修科目中仅剩西洋上古史、中古史、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欧洲史课程不在其中,失去制度保障。同时,美国史、日本史相关课程增多,最主要的现实原因是一战后欧洲世界霸主的地位旁落,美国逐渐掌握了世界话语主导权。此后,欧洲史遂作为西洋史课程的一部分出现。三、结束语史学述往以知来,民国时期大学欧洲史课程的设置体现着深刻的现实影响。自清朝晚期西学对我国的不断冲击促使社会各界挣脱束缚开眼观世界,欧洲作为当时世界的中心自然成为我国学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鲜明地体现在大学教育中。综观整个民国时期大学的欧洲史课程,课程名目与开课数量都占据着大学世界史的主要地位,其影响也一直持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的欧洲史课程传播了相关的知识,培养了相应的研究人才,为世界史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参考文献:1张惠玲,贾庆军.文化欧洲的“分”与“合”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0.2刘新成.历史学百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07.3王应宪.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28.4蒋廷黻.历史学系的概况J.清华周刊,1934(13,14):22-24.5何炳松.近世欧洲史M/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 1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国立四川大学一览M/王强.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47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311.7齐思和.西洋史教学之基本问题M.北京:函雅堂书店,1941:27.8雷海宗.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J.独立评论,1936(224):6-11.作者简介:李栋良(1996),男,汉族,山东潍坊人,单位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责任编辑:赵良)8512024 年 3 月下半月刊(总第 207 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