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pdf

Vol.45 No.1（215）2024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朱潇俏1，吕红平2（1.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410002；2.河北大学 人口研究所，河北 保定071002）【摘要】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氛围。【关键词】低生育率；婚育伦理；家庭伦理；伦理冲突；关爱女性【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4.01.003【收稿日期】2023-07-25【中图分类号】C924.21；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4）01-0026-09【基金项目】2023年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湖南省优化生育政策环境面临的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XSP2023FXC032）；2023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3A0765）。【作者简介】朱潇俏，女，湖南新化人，长沙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湖南省妇女研究会会员；吕红平，男，河北灵寿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1，进入21世纪后甚至下降至超低水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 200万人，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只有1.302。2022年中国出生人数仅为956万人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至1.074，成为世界上育龄妇女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低生育率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政策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以生育成本为切入点做了大量研究，认为人们不想多生孩子主要缘于成本增加，家庭难以承受。然而，低生育率不仅是生育主体基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敢生”造成的，也与生育主体“不想生”或“不愿生”密切相关。这表明，低生育率与人们对生育价值和意义以及伦理道德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生育不仅是一项个人或家庭决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命题”5。故从人口伦理视角审视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困境和成因，探讨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262024年第1期 第45卷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Vol.45 No.1（215）2024一、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观念也从传统转向现代，导致女性在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家庭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日益突出，并且还诱发了低生育率危机，进而威胁到我国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生育即繁殖后代，其意义在于维持人类的延续。生育价值观是价值观在生育问题上的具体体现，反映人们在生育观念方面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影响和支配人们的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谋生手段和理想追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生育价值观的认识却显得相对滞后。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传统社会“家本位”的价值观逐渐被“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所取代。河北大学吕红平教授2023年56月组织了一次保定市婚育状况调查，其中涉及一组对生育价值认知的问题，汇总数据表明，对孩子价值的认知主要是从个人和夫妻角度考虑，而很少与家庭、家族相联系（见图1）。在生育方面，青年一代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失去了市场，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的生育观念成为主流，与传统婚育观相悖的婚育模式不再被归为异类，甚至一些年轻人选择终身不婚、只婚不育，由此导致了初婚年龄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离婚率急剧上升及“丁克家庭”“闪婚闪离”和不婚不育不断增加等现象6。这些婚育领域的巨大变化反映出青年婚育价值观的根本转变，说明“生育的动机已从功利主义生育观和家庭主义生育观转向追求人生价值和体验的个体主义生育观”7。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人们对个人价值的评价很少再与生育挂钩了，是否结婚、何时结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生育数量等，均取决于自主决策，很少有人妄加评议，文化包容度越来越大，丁克家庭、不婚不育等不再遭受指责，而是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婚育观念变化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生育数量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出现较大偏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21 年我国共出生 1 062 万人，二孩占比 41.4%，三孩及以上占比14.5%8，按育龄妇女和出生人数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5，2022年进一步下降至1.07，相当于平均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略微大于1。很显然，这样的生育水平和孩次结构与国家三孩生育政策目标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反映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二）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低生育率是女性地位提升的必然结果，反映出性别观念的巨大进步。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势必会减轻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抚育上的负担，从而使女性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我发展之中，以提高经济参与率，增大经济独立性，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尽管生育政策调整拓宽了育龄夫妇的生育选择空间，女性拥有了更大的生育选择权利，但是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性别不平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9，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往往会面临就业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困境，从而使女性在生育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矛盾和冲突。图1对孩子价值的认知资料来源：吕红平.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调研课题（22CFPAY02）研究报告：我国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及新时代转型发展研究，2023，图2同。27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1（215）2024一是女性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角色之间的选择往往会引发个人事业和家庭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为职业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功能和传统的角色定位，往往在职业发展和家庭角色之间难以做到平衡兼顾，常常处于“顾此失彼”的“二难选择”之中。因为在儒家文化主导下，我国传统社会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女性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庭之内。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了经济社会活动之中，就业率达到较高水平。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显示，全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43.1%10。尽管当前的生育支持政策在向育龄女性倾斜，但仍然难以满足育龄女性的发展需求，甚至还存在不利于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的一面。如延长产假的制度设计较好地保护了妇女的生育权利和生殖健康，但同时也对生育女性的就业和职业发展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有可能增加其就业和再就业及职业发展的风险，而生育支持政策设计却很少考虑这一点，缺乏相关预案。正是由于这一点，部分女性的生育行为不仅会对其职业发展、晋升机会和收入水平产生一定影响，而且还可能受到“性别母职的双重惩罚”11，遭遇重返职场再调整与再适应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在此情境下，家庭优先还是职业发展优先就成为现代女性的选择困惑，同时也会使生育女性面临个人和家庭发展之间的选择困惑。二是生育女性职业发展能力提升的挑战。职业女性自身发展能力提升直接影响其发展机会，不断学习才是提升职业女性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为此，职业女性不仅需要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也需要平衡职业与生活以及学习之间的关系，以弥补职业发展中诸多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影响。职业女性一旦做出生育孩子的决策，就必须考虑如何处理孩子抚育与职业发展关系的问题，承担社会工作与家庭照料的双重责任。这势必会使职业女性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进而影响到她们的职业发展能力提升。女性因生育及照料孩子难以更新知识、适应职场需求的问题，必然会加剧生育女性面临的个人发展和生育子女之间的选择困惑。三是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欠合理导致女性生育福利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而会引发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伦理之间的选择困惑。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显示，女性是家庭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有3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由母亲照料的占比为63.7%12。从职业女性的生育情况看，从备孕、怀孕、分娩到新生儿照料及幼儿呵护，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还会因为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面临精力不足、发展机会受阻、资源积累受限等职业发展风险，自然会对其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生育女性不仅要休产假，而且在养育过程中也常常会因为照料孩子而请假误工。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女性因生育休假或照料孩子请假期间，就需要找人替岗，从而会产生额外成本支出，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不能把追逐利益视作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要求维护职场女性权益，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难以处理好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寻找各种理由或借口辞退即将生育的女性。企业这样做固然有违道义，但并不违背市场规则13。在此情形下，往往会导致女性生育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也使企业产生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之间的选择困惑。（三）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年人作为家庭的顶梁柱，既要照料年老的父母，又要抚养未成年的子女14。在家庭资源和照料者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难以两全的矛盾，导致育龄夫妇心理焦虑和选择困境。大体说来，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主要存在两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一是生育数量与抚育质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生育意愿看，当前多数家庭的理想子女数接近2个，仅有不到1/10的夫妇想要生育三孩（见图2），人们对子女数量的期待已经转移到子女质量提高上，养育的精细化和高质量成为新生代年轻人的基本心态。然而，在家庭生育多孩，经济资源和时间、精 282024年第1期 第45卷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Vol.45 No.1（215）2024力难以达到高质量养育目标的情况下，往往会形成生育数量与抚育质量之间的选择困惑，养育中的高成本和“内卷化”带来的困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养育观念和严重的“教育内卷”15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对孩子数量的追求转移到了对养育质量的关注上，这就更增加了家庭的生育压力和抚育焦虑，使人们在生育选择上慎之又慎，进而会有部分家庭作出减少生育甚至不育的决策。二是家庭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家庭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育龄夫妇常常会面临生育责任与养老负担之间的冲突。由于现代社会的育龄夫妇更注重自我发展、情感维系和子女培育，而生育较多孩子就意味着养育责任增加，不得不将有限的家庭资源和时间、精力投入到生育养育之中，这就必然会影响到赡养老人的精力和能力。但无论从传统养老文化还是从现行法律规范角度而言，子女都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就有可能对家庭赡养模式形成挑战。另一方面，不少父辈为了支持子女的事业发展，常常成为抚养孙辈的主要承担者，选择“随迁”“老漂”或“留守”等方式承担起抚养孙辈的重任，甚至出现代际财富流向下转移的情况16，这也会在无形中增加子代对老人的愧疚感和赡养老人的精神负担。二、引发中国低生育率原因的伦理分析在低生育率形成原因问题上，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主流观点是生育成本增加论，把降低家庭生育成本作为提升生育率最为有效的手段17。然而，单从抚育成本角度考察低生育率问题有失偏颇，还需要从人口伦理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下面从国家政策、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体因素等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一）政策惯性驱动下的人口伦理对生育率的影响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惯性驱动下带来的伦理认知对生育率仍有影响，人口生育伦理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策惯性带来的少生优生伦理认知成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将计划生育作为人口生育伦理准则，强调个人生育行为服从国家政策规定，逐步形成了“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少生快富奔小康”等生育伦理观念。毋庸置疑，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但在生育政策交替之际，以往计划生育政策所产生的认知惯性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下形成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只生一个好”等生育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以至于不少群众把只生一个孩子作为当然之事。尽管国家对生育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并且陆续出台了生育支持政策，但多数群众依然认为少生有利于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提升子女素质、促进夫妇事业发展，故而导致育龄生育意愿低迷，生育行为缺乏内在动力，这成为引发我国低生育率危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政策惯性引导下的人口生育伦理短期内难以改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画上了终止符，逐步进入了“全面两孩”和三孩生育政策的新时代。虽然国家从政策上转向鼓励和支持生育，但生育主体的生育行为并没有跟上政策调整步伐，而是根据自身的发展诉求和抚育困难，继续停留在少生为佳的生育状态图2打算生育孩子数 29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1（215）2024上。尽管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和支持生育的政策规定，力求帮助育龄夫妇解决生育成本过高、照料资源缺乏、生育女性照料孩子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存在矛盾等问题，但是由于这些生育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育价值和生育伦理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缺乏对新型生育伦理的构建，所以，导致了政策效果不佳的情况，并且进一步影响着青年一代的生育伦理实践。（二）文化变迁视角下的人口伦理对生育率的影响社会文化对人口伦理常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人口伦理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人口伦理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性别角色观念变迁影响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一般来说，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会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18。按照传统社会的角色分工，女性一般专注于家庭活动，是否生育、生育几个以及生育性别往往成为体现女性价值的最主要标志。现代社会，性别角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女性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更多地走向社会、从事经济活动，同男性一样承担着增加家庭收入的责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一旦选择了母亲角色，职业生涯就会面临系统性的现实挑战。因此，性别角色观念变迁对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就成为我国低生育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生育价值观的影响。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及女权主义倡导的性革命浪潮主张性爱与情爱、性与婚姻、性与生育甚至生育与家庭分离，性自由主义者更是反对一切性约束，主张性不是为了家庭，更不是为了生育，而是应当建立在以性愉悦为唯一目的的基础上。随着西方文化观念的流入和传播，对我国当代年轻人的性、婚姻、生育和家庭观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在我国当代社会，青年一代更加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更多地考虑自我选择、自由空间、生活质量及情感满足等7。性已经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话题，以“试婚”为目的的婚前性行为甚至以性愉悦为目的的单纯性行为愈加普遍。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晚婚族”“不婚族”，乃至一些仅以性关系维系的非婚姻家庭模式。这些西方文化的蔓延，成为人口伦理价值观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三是生育压力及相关社会环境对生育率下降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高昂的婚恋生育成本与生存压力已经成为引致适婚青年晚婚晚育甚至放弃婚姻、只结婚不生育的主要原因。尤其在经济负担压力、职业发展压力和资源不足压力的“三重压力”共同挤压下，不少青年产生了生育和生活焦虑，出现了“养不起”和“不敢生”的问题。当然，社会文化对婚姻生育行为更加宽容的态度也在客观上助推了低生育率的形成。有学者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人事业发展偏好不断增强，初婚年龄大幅度推迟，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19。社会舆论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网络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广泛性、匿名性、共享性等双向互动信息传播特征，使得个人驱动的生育信息“茧房”强化了非主流婚恋、家庭观的认知倾向20，过分夸大“结婚难”“生养难”的负面婚育文化易于引发青年一代的婚育焦虑，这些现象不利于正确婚育价值观的形成，对积极的婚育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具有明显抑制作用。此外，我国近几年的新冠疫情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是因为，新冠疫情对部分人群的就业和收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进而对部分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21。（三）家庭功能弱化背景下的人口伦理对生育率的影响家庭功能是指家庭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功用和效能。这种效能会随着社会形态、文化变迁、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家庭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传统的家庭功能集生产、生育、养老、消费与情感功能于一体。然而，随着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功能日渐式微，尤其是生产功能明显弱化，养育功能两极分化，情感功能愈发淡化22，无疑会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302024年第1期 第45卷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Vol.45 No.1（215）2024在生育功能方面。与传统家庭主义不同，当代家庭场域的生育意愿代际传递效应逐渐弱化23，传统的“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补充劳动力”等生育观念不断外溢或逐渐减弱。在一些农村地区，尽管“养儿防老”观念仍对部分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具有一定影响，但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养儿防老观念有所弱化，这些变化势必会对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较大影响24，进而成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微观原因。在抚幼养老功能方面。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出现的快速老龄化以及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引发了“抚幼养老”的现实困境，照料孩子、赡养老人等传统家庭功能呈现式微趋势。从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20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不难发现，我国在人口老龄化急剧攀升的同时，家庭户均人数呈现出显著的小型化趋势（见图3），家庭规模减小必然导致家庭养老能力弱化。在消费功能方面。一些家庭不仅注重家庭成员的物质满足感，而且注重追求精神愉悦和生活享受。部分青年人甚至摒弃了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追求过度消费、寅吃卯粮的消费文化，在孩子养育教育方面则表现出炫耀性消费和盲目性攀比的特征，这种消费观念对理想子女数产生了较大的负向影响25。在情感功能方面。和谐的家庭有助于家庭成员相处融洽，夫妻互爱、长幼互亲是家庭成员生活成长的主要情感因素。传统家庭注重血缘亲情关系，子女是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纽带，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是维系亲子关系的根本保障，这种情况构成了追求生育数量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的家庭情感主线发生了由父子向夫妇的转移，并且出现了情感交流缺失、亲子关系疏离、代际支持弱化等问题，这些也成为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三、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虽然提高生育率的措施具有多元性，但从人口伦理视角探索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路径却是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种道德关系和非正式制度，人口伦理是“内生性低生育率”而非“政策性低生育率”的关键因素26。走出低生育率困境，经济和照料支持固然重要，但构建新型人口婚育伦理和人口价值观却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构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应当把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关爱女性伦理等作为主要内容。（一）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婚育选择不仅是家庭的大事，还关乎国家的发展。“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情况将持续到2035年以后；生育水平趋于稳定时，总和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将趋于一致，也不会超过1.6。长期的低生育水平将加剧人口结构性矛盾，引发人口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风险。”27可见，虽然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但尚未形成责任共担的婚育伦理体系。正如西塞罗在谈到道德责任时所言：“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事业的还是家庭的，所作所为只关系到个人的还是牵涉他人的，都不可能没有其道德责任；因为生活中一切有德之事均由履行这种责任而出，而一切无德之事皆因忽视这种责任所致。”28目前育龄夫妇生育意愿低迷的情况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压力过大，但也有部分青年是为了追求自由自在的高质量生活，把图3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平均人数变化情况 31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1（215）2024单身视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而不是把婚姻当成人生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把生育孩子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把生育孩子当成个人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当成家庭延续的一种责任，当成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贡献。说到底是一个婚育责任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婚育责任伦理，应当加强新型婚育观念的宣传倡导工作，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把婚育行为当成个体人生价值的一部分、当成家庭延续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责任，把适龄婚姻和适度生育当成婚姻美满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把个体婚育行为当成推进实现国家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一种责任，引导适龄青年从“不敢结婚”、不愿生育和不愿多生到“愿意结婚”、愿意生育和按政策多生。（二）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家庭是生育的主体，家庭生育伦理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29。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理念，应当坚持“三个注重”：一是注重摒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提高男性的家庭责任意识，尤其是提高他们在生育养育中的责任意识和参与主动性。男性承担更多的生育与养育责任，是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家庭与事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重要微观基础。二是注重弘扬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文化，把育小和养老联系起来。弘扬“父母育子女小，子女养父母老”的传统家庭伦理，倡导孝道文化和家庭养老，引导年轻夫妇把生育子女作为增加家庭养老资源的重要途径；反对把生育孩子和养老对立起来、重视育小而轻视养老的观点，抵制“弃老”“啃老”等有违孝道文化的行为。三是注重培育家庭成员共同体意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既要重视男性在生育、养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倡导和鼓励男性参与家庭照料活动，减轻生育女性的负担和压力；也要把生育和养老、生育和家庭发展、生育和家庭幸福联系起来，重视老年人在生育、养育、教育中的作用，尊重老年人参与家庭劳动的价值，肯定老年人在家庭育儿中的贡献，使老年人在抚育孙辈中有所作为，家庭成员都能在生育养育中发挥作用、共享快乐。（三）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既要照料抚育孩子，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庭事务、参与职场经济活动，承受着家庭生活和职场活动的“双重”角色压力。生育孩子既是女性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也是女性的一种重要社会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说“生儿育女的妇女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决不小于用自己的生命抗击侵略成性的敌人来保卫家园的男子”30。因此，关爱女性就是关心家庭、关心社会，是理所应当之事。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应当以尊重女性、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重要目标，以促进性别平等、男女两性和谐发展为落脚点，努力形成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尊重女性生育选择的社会文化氛围，给予女性更多的关爱。这既是平等互惠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提升女性生育意愿、落实生育政策的基本保障。为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构建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社会、政府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的伦理体系。其中，用人单位要把照顾生育女性和企业文化建设、照顾生育女性和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照顾生育女性和承担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社会要把支持生育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支持生育和实现共建共享目标、支持生育和推进社会文明联系起来；政府要把支持生育和促进民生福祉、支持生育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支持生育和实现国家强盛目标联系起来。不仅要在“生”的方面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还要在“育”和“教”的扶持上加大力度，形成育教结合的成本共担机制；引导育龄夫妇从“不敢生”到“敢于生”、从“生一个”到“生多个”，通过增加生育子女数保障家庭延续和发展，促进社会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实现。322024年第1期 第45卷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Vol.45 No.1（215）2024四、结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从人口伦理视角探讨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揭示低生育率的伦理生成机制，寻求提高生育率的伦理策略，从而与经济支持政策形成“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思想意识对行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干扰下，人们对生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才是生育行为的终极决定因素，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就会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目前存在的部分育龄夫妇不愿多生甚至不愿生育的问题，表面上看是生育成本过高、照料资源不足、就业压力过大所致；进一步看与个体生育价值观出现偏差、抚幼养老家庭伦理冲突等因素有很大关系；从根本上说则是生育意愿不足的问题。只有正视并着力化解婚育、生育、养育、教育中的伦理冲突，立足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构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体系，塑造新型婚育伦理和生育文化，引导广大青年形成婚育方面的大视野、大观念、责任心，完善尊老爱幼伦理道德，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才能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实现优化生育政策在提升人民幸福感、夯实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方面的伦理价值，弥合个体生育选择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现实差距，推进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31。2023年10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是人口新形势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增强人口工作领域文化自信，积极培育形成新型婚育文化和婚育伦理，提升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动力的重要举措。当然，由于人口伦理研究相对滞后，构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参考文献：1 乔晓春.三十年来关于生育水平的争论和对总和生育率的重新估计J.人口与社会，2023（1）：1-16.2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110.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N.人民日报，2023-03-01（9）.4 贺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J.人口与健康，2023（4）：6-7.5 白劼，范瑞平.孝道、生育伦理与子从母姓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1）：10-17.6 覃愿愿.当代中国婚姻伦理现状与低生育率的内在关联J.北方论丛，2022（4）：86-94.7 田宏杰，孙宏艳，赵霞，等.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J.青年探索，2022（4）：77-86.8 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J.中国病毒病杂志，2022（5）：321-330.9 茅倬彦，罗志华.加快构建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J.妇女研究论丛，2023（2）：17-24.10 国家统计局.2021年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N.中国信息报，2023-04-21（1）.11 杨菊华.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J.人口研究,2019(1):36-51.12 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J.妇女研究论丛，2022（1）：1+129.13 吕静，吕红平.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探索研究以河北省为例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23：127.14 李宜航.老龄化负担、子女抚养负担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84-97.15 鄂翌婷，杨建科，张骏.“起跑线”的内卷：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J.中国青年研究,2022（8）：68-75.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中国政府网，（2023-10-30），https：/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1（215）202416 穆光宗.“老漂族”的群体现状与社会适应J.人民论坛，2021（12）：64-66.17 王颖，龙宇琦.生育成本的降低与生育率：基于多国经验及数据的研究J.理论月刊，2018（12）：177-182.18 姜春云.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基于性别差异和社会变迁视角的分析J.兰州学刊，2022（5）：92-104.19 王一帆，罗淳.促进还是抑制?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分析J.人口与发展，2021（5）：72-82+23.20 廖丽.生育信息“茧房”网络媒介影响生育动机实证分析J.当代传播，2023（4）：59-62.21 原新，张圣健.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J.人口研究，2022（1）：70-81.22 李云峰.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J.伦理学研究，2022（1）：127-134.23 吴帆，陈玲.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J.公共行政评论，2022（5）：49-65+197.24 何兴邦，王学义，周葵.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J.西北人口，2017（2）：31-38+53.25 万春林，张卫.炫耀性消费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吗J.中国经济问题，2022（2）：137-150.26 穆光宗，林进龙.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J.探索与争鸣，2021（7）：56-69+178.27 贺丹，刘中一.从人口安全视角完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再思考J.人口研究，2023（2）：39-47.28（古罗马）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西塞罗三论 老年 友谊 责任M.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91.29 朱潇俏.论三孩生育政策的人口伦理意义J.伦理学研究，2022（5）：134-140.30（德）奥古斯特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M.葛斯，朱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9931 吕红平.适度生育水平：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基础J.晋阳学刊，2022（1）：43-51.Ethical Conflicts and Their Responses to China s Low Fertility CrisisZHU Xiao-qiao1，LV Hong-ping2（1.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Changsha Hunan 410022，China；2.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Hebei University，Baoding Hebei 071002，China）【Abstract】Low fertility is a serious problem facing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and an important constraint in promoting the moderate fertility level and long-term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population ethics，the article makes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ethical conflicts implied in Chinas low fertility crisis，the ethical reasons that triggered China s low fertility，an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responsibility to cope with China s low fertility crisi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thical conflicts implicit in China s low fertility crisis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reproductive values and the national reproductive policy，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women s family caregiving and employment and career development，and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family childbeari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for old-age care.The ethical reasons for China s low fertility rate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late marriage and late childbearing driven by policy inertia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only one child is good”have reduced people s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The“dual role”of women s improved status and employment rate has squeezed women s desire to have children，and the familys function of raising young children and providing for the elderly has been weakened，which has reduced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for childbearing.The response strategy to China s low fertility crisis requires a multi-pronged approach，especiall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pulation responsibility et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