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元帅用车上如此廉洁守纪_孟红.pdf

38清廉明鉴廉洁，是一种道德操守，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和使命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把反腐倡廉工作一直视作重点之一常抓不懈。在这方面，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等开国元帅，劳苦功高却从不搞特殊化。仅在他们和家人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用车上，他们就总能严于律己，清廉低调，大公无私，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朱德：廉洁用车绝不搞特殊功勋卓著的朱德一生都不骄不躁、谦虚低调、不占公家便宜。朱德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耍威风、摆架子的“老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子女不是“公子小姐”，而是普通群众的一员；领导人手中的权力不是用来谋取个人私利的，而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他教育后辈要做普通群众，帮助子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时刻提醒：“躺在老一辈的功劳簿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为此，他杜绝子女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享受任何特权，为家人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可见，以上“三不准”家规中，朱德已经明确将用车问题提上家庭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他深知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一辈子都率先垂范，严以律己。早在烽火岁月他就杜绝子女搞特殊。儿子朱琦在同父亲失散 20 年后于 1937 年到达延安，朱德并未偏爱儿子或为弥补父爱就把他留在身边，而是送到部队基层去锻炼。1943 年，朱琦在战斗中负伤腿残，伤好后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当时学校条件十分艰苦，一边学习还要一边生产。朱德却并不因他受伤就照顾到机关工作，而是教育鼓励儿子服从党的需要，到群众中去锻炼和学习。有一天，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去看戏。朱琦和朱敏（朱德的女儿）也跟着去了。演出结束后，大家开始往回走。有热心的领导干部看到朱琦行动不便，就好心提出，让乘坐自己的车一起回去。朱琦便顺从地坐上了车。可谁都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出来的朱德看到后，立即对儿子命令道：“你下来，步行回去！”面对这种情况，众人一片惊讶。朱琦不敢忤逆，只能乖乖拖着伤残的腿下了车。然而，待朱德乘车回到杨家岭住处后，讶异地发现朱琦已先一步在门口站着了。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听后勃然大怒，立即询问军委的人员，弄清楚情况后，又把儿子找来严厉训斥：“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来回踱步。在稍稍平静下来后，又耐心地对开国元帅用车上如此廉洁守纪（山西）孟红39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占了人家的位置，警卫不能跟随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更何况，你怎么能搞特殊？”朱琦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惭愧地低下头认错。原来，在朱德心里，朱琦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更是一名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来看这场演出的，就有很多普通战士。而他们都是走着回去的。因此，朱德生气也就不足为奇。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亲人的要求更严格了。朱德规定，儿女们上班、孙辈们上学，一律不得用公车接送。他认为，小汽车是党和国家分配的工作用车，不是私有财产，除了本人工作使用外，家里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否则会滋生他们的享乐思想和特权思想。从用车这样的小事中，朱德掂出很重的分量，他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从不含糊，容不得半点私情。朱德对待孙辈也同样严格，不让他们有优越感。20 世纪 60 年代，朱德的一个外孙要开始上学了，因为知道学校离家比较远，就满心欢喜地希望能坐着小汽车去上学，可是，待他出门后却发现只是一辆儿童三轮车。顿时失望了，就开始哭闹：“这不是个轮子的小汽车呀！我要坐个轮子的小汽车！”朱德听到外面有点闹腾，立即来到门口，对外孙教育道：“你问问拉车的王伯伯，他小时候坐过小汽车吗？你今天想坐小汽车，别人的孩子也要坐小汽车，那得浪费国家多少汽油啊！”朱德的一番话说得小外孙无言以对，止住了哭泣，乖顺地上了那辆儿童三轮车。朱德的孙子朱援朝、朱和平原先也是包车上学的，后来朱德元帅了解到坐儿童车上学的是少数人，就果断给两个孙子换成月票坐公交上学了。最小的外孙刘武动情地回忆说：“从北京师范大学到万寿路，爷爷要求我们必须走着去，或者乘公交车去，不准用公车接。老人家最经典的话就是你们在人民之中是最安全的。”朱敏后来忆及相关往事时说：“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彭德怀：小车是公家的，绝不用它干私活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半夜闯入彭德怀的家乡，其三弟彭荣华被当场杀害，三弟媳龙国英被打伤，二弟彭金华被抓后数日也被残忍枪杀。从小和哥哥彭德怀一起在苦难中长大的两兄弟，成为革命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把两个弟弟的孩子一共 7人（二弟彭金华的子女彭梅魁、彭康白，三弟彭荣华的子女彭启超、彭爱兰、彭康志、彭正祥、彭钢）接到北京，供养他们上学读书，以慰先烈之灵。彭德怀没有亲生子女，对待自己的侄子侄女是舐犊情深。1950 年 10 月，他在出征朝鲜的前夜，抱定保家卫国而战死沙场的决心，为每个孩子各存了 100 元钱，以防不测。他操心孩子们的婚事，亲自为迟迟找不着对象的农民侄子彭康志做媒。他关心照顾后辈，如同“慈母”一样为产后的侄女彭梅魁伺候月子，为婴儿热牛奶、洗尿布。虽然他对侄子侄女们爱得真切温暖，视若亲生，却从不溺爱和娇生惯养他们，对他们思想和生活上要求非常严格。他从不利用手中职权牟取私利，更不给侄子侄女们轻易提供方便。1957 年，彭爱兰的第一个孩子眼看将要呱呱坠地了，她的丈夫却出差未归。她本想给伯伯办公室打电话应急要个小车去医院，可是一想到伯伯从来不允许家里人坐公车去办私事的规矩，哪怕是临产在即，都没敢拨这个电话。彭爱兰最后硬是忍着疼痛，喊来一辆三轮车，一路颠簸穿越大街小巷去了北京公安40清廉明鉴医院待产和生产。彭德怀一向保持追求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的高尚生活情趣，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初期，使用的是一辆旧汽车。不久，有关部门提出要给他换一辆新式轿车，彭德怀当场拒绝。警卫员为此有些惋惜，不甘心就这么放弃，便把从别处听来新轿车的诸多好处讲给他听，试图说服他，彭德怀却意志坚定而不为所动，并说出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世界上好东西多了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的，就搞过来嘛。”1961 年，彭德怀回乡搞调研期间，适逢侄子彭康志操办婚事，当有人提出想用小轿车去接新娘时，彭德怀拒绝了。他劝彭康志的母亲说：“不要搞这种排场，不要铺张浪费。小车是公家的，我怎么动用它干私活呢？不能去占公家点滴便宜。再有，这么搞，很不必要，会脱离群众。”彭康志的母亲听从彭德怀的教诲，从简办了儿子婚事。刘伯承：坚决不让公车私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南京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的刘伯承，后来又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也留下许多廉洁奉公的故事。南京解放不久，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会的名义，连续下发“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广大市民拍手称快。刘伯承对此项纪律，更是率先做到，身体力行。刘伯承夫妇对子女严加管教，不让他们有优越感，常常嘱咐：绝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还在他的电话间里醒目张贴“告示”一张：“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夫人汪荣华常对子女说：“警卫员、秘书是上级分配给爸爸工作的，除他之外，我们家属子女谁也没有使用的权利。”刘伯承对公车使用要求更为严格，他从未用车办过私事、公事出去用车都要严格做好登记。他也从不把这辆公车据为己用，而是放在汽车队供大家用，有时遇上特殊紧急情况，谁的家属来了或者谁生病上医院偶尔使用。他自己用车从不讲究不挑剔车子名贵与否、甚至有无车子都行，而且实在避不开要用时也十分节省。当时，刘伯承使用的是一辆旧轿车，车管部门为其安全着想，提出给他换一辆吉姆车。他坚决不同意。刘伯承平时喜欢步行，外出开会或办事，只要路程不远，并且时间还来得及，他总是尽量安步当车。其实，这样他也是为了节省公车的使用。刘伯承从不准家属子女坐公车，夫人汪荣华上下班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年四季都骑自行车出门。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同司机合影41每年放寒假暑假，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开学时离开南京，刘伯承从未用车接送，而是让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往返。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汪荣华很晚仍未回到家，司机不放心，便瞒着刘伯承悄悄开车出去，从半路上把正在步行回家的她接回家。这件事情，被刘伯承发现了，次日清晨，他就批评司机不该私自出车。司机解释说：“天气不好，又是大晚上的，汪荣华骑不了自行车。”刘伯承毫不含糊地继续点明其中要害：“骑不了车子可以走回来嘛！为什么非要开小车去接一下呢？你要记住，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家属子女不能随便坐，办私事决不能用公车！”刘伯承在用车等方面，总是这样告诫家人不能搞特殊，倡廉反腐。在写给子女们的信中，他谈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勤能补拙，俭以养廉，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他还告诫子女：“我这里没有什么私人财产好继承，你们也不能靠着爸爸这块牌子生活，你们要自强自立。”深究其因，这一切均归自他入党后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 岁那年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贺龙：绝不准用公车送子女上学贺龙对子女疼爱有加，但在教育问题上从不含糊。他向子女表达爱的方式主要是严格要求。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子女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做有用之人、行大义之事的人生道理。他常告诫子女：“要珍惜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用功读书学本领，不能追求个人享受。”他从不娇纵子女，希望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通过学习锻炼，好好磨炼意志。1955 年，贺鹏飞加入少先队。学校通知即将入队学生的家长到校开家长会。当时，贺龙因工作繁忙，不能亲自前往，就叫警卫员代替他去开家长会。这天，警卫员要了一辆小车，直奔学校。一进校门，他看见这个小学的操场上停了不少小车，不免吃了一惊。一打听，才知道每个星期六都有一些小车停在这里，等着接孩子们放学回家。他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贺龙得知此事后，对警卫员说：“小王啊！你这样做是对的，用公家配给的小车接送孩子上学，这实在不像话，一是把孩子们娇惯坏了，二是影响太坏，工人同志看了会有什么想法？农民同志看了会有什么想法？下级干部、战士看了会有什么想法？民主人士看了会有什么想法人民给的权力，我们可不能把它错当特权去乱用啊！我支持你写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你要记住，今后规定，绝对不准用公家小车送小龙他们上学，叫他自己出钱买票乘坐公共汽车。”上初中期间，贺鹏飞踢足球不小心腿部摔骨折，休养了几天，伤还未痊愈且石膏绷带还未被取掉，贺龙就督促儿子拄着拐杖去上学，还半开玩笑地开导：“不要矫，要坚持，打仗的时候，带着伤不也一样执行任务吗？”贺龙夫妇与幼年时的儿子贺鹏飞42清廉明鉴值得一提的是，贺龙不允许骨折的儿子坐他的专车，为正常去学校上课，只是自掏腰包在街上包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每天负责接送儿子。就这样，贺鹏飞这段时间天天坚持拄着拐杖坐三轮车上学，也全然未因是元帅之子觉得不自在。当时，有些老战友认为贺龙不近人情，而贺龙却说：“儿子本来就是普通一员，正好借机让他受到磨炼，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女儿贺晓明对此事记忆犹新，她当时十分同情哥哥受伤后一瘸一拐自行上学的艰难处境，可是她仍然表示说：“我们家有一条规矩，不允许以父亲的名义向学校、组织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陈毅：无论干什么事，谁都不准动用公车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军在占领南京之后来到江苏丹阳，却并未着急向上海进发，这种安排的深意在于：总前委要对部队开展思想和纪律整训，教育宣传一系列进城纪律。5 月 12 日，上海战役打响。5 月 27 日，解放军全面占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翌日清晨，市民打开窗子惊讶地发现，很多解放军战士整齐地和衣睡在街道上。如此不扰民的场景，感动了上海市民和全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随即，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为了让上海继续焕发生机和活力，陈毅可谓殚精竭虑和呕心沥血。他招揽人才，安抚市民，维持市容市貌，夜以继日地组织指导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上海市民也渐渐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与众不同，陈毅市长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没有国民党政府里人员的官架子，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从不搞任何特殊化。1950 年 5 月，陈毅繁忙之余，喜悦地迎来从老家来沪团聚的父母。他感慨：自从参加革命到现在，有 20 多年未见。他专程为父母在家里铺好床，和家人一起打扫干净屋子，准备让父母多住一段时间，以解多年的思念之苦。只是，陈毅夫妻工作太忙，没时间陪老人，有时陈毅回来早了，还要接电话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连陪父母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于是，老父在家待不住，便想到处转一转。可陈毅很忙，他又不好意思提出来。正好，老爷子的侄子陈仁农在上海工作，因此，老爷子便向侄子提了一下，想在上海走一走。陈仁农工作不忙，只要叔叔打电话，便向单位请假，随后悄悄让陈毅秘书备好车，他们一起乘车出去游览。后来，陈仁农看着用车方便，直接和老爷子约定，每个周末都来陪他出游。老人默许了。不过，陈仁农悄悄给陈毅秘书打电话，交待一定要保密，这事不能让陈毅知道，否则，他要挨板子了。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陈毅知道了陈仁农带着二老坐公车每周出去游玩之事。这天周末，陈毅专程回家，把正好要出去的仨人堵了个正着。他沉着脸强调，今天不要出去了，一会儿家人都回来，我们开个家庭会。家庭会开始后，陈毅对大家说：“今天开个家庭会，也是一个警示会。上海解放了，我在这里当市长，看上去，官不小。但是，这个官是人民给的，不是我自己享有的，更不是给家里人享受的。仁农，我不想说你太多，以后不允许再请假，也不允许打着我的名号干任何一件事，这是规矩，必须遵守。”陈仁农羞愧地点了点头。陈毅又转向父母说：“爸妈，你们不能乱跑喽，上海现在还不算太平，你说你们到处乱跑，被特务盯上你是市长的父母，把你们暗害了，我该咋办呦，给你们开个追悼会我都没法啊！开吧，你们乱跑，名不正言不顺，不开吧，我又过意不去。”两位老人听后，急忙笑着摇头，尤其是老父亲一直在强调：“娃儿从此放心，老子不给你丢脸就行了，以后再也不出去了。”陈毅听后笑着对老父亲说：“这就对了，但是，也可以适当放松的，等我有时间了，43我就陪着你去。”陈毅又转身对家人说：“我们这样吧，今天的家庭会也不能白开，我们就定个约法三章吧。第一，谁都不准动用公车，无论干什么事；第二，不能打着我的名号办任何一件事；第三，不能随便外出，以防危险。”陈毅的这次家庭会议，的确开出了好家风，从此，陈毅一家老老少少都遵守纪律，不搞特殊，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罗荣桓：告诫不用小车接送子女，杜绝亲戚免费乘车进京罗荣桓不仅严以律己、以身作则，而且还一贯从严要求家人及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注重言传身教，要求他们不能搞特殊。他认为，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应该严格要求，否则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容易产生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若不及时纠正，就会发展成为一种特殊化的倾向，从而脱离群众。儿子罗东进和女儿罗南下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远。有一次，周六学校放学晚了，家人派车去接了一下。罗荣桓知道后把全家人叫到一起，郑重地开了个家庭会，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罗荣桓十分热爱家乡与关爱亲友，但是他办事始终讲原则，从不徇私情。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意识到家乡部分乡亲可能会来北京找他。为此，他曾嘱托湖南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出罗荣桓所料，果然有一些人打着罗荣桓亲戚的旗号找郭维城，要求免费乘车进京。听从罗荣桓的严格要求，郭维城一概婉言拒绝。徐向前：即使是唯一儿子也让从小坐公交车上下学有着“布衣元帅”之称的徐向前从不要求中央特殊照顾，甚至还经常主动降低自己的标准。按规定，元帅家中应配两辆汽车，一辆是吉姆车，供首长专用；一辆是华沙车，作为临时有事使用。但车刚一送来，徐向前便叫人送回去一辆并立下规矩：爱人和孩子们上班、上学一律不准接送。谁要是敢违背的话，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会将那个人骂得抬不起头。要是实在有急事也可以坐，但是必须先交钱。有一次，徐向前年过 80 高龄、双目失明的妹妹来看他，实在行动不便，徐向前破例同意用车接送，但叮嘱司机：“绝不能忘了替我交费。”在徐家，虽然徐帅身居高位，但是勤俭节约的家风一以贯之。从徐家无论大人还是子女的用车上即可略见一斑。徐小岩是徐向前夫妇唯一的儿子，徐小岩出生的时候，徐向前已 46 岁，这也算是老来得子，按照普通人的习惯肯定是宠爱有加，但徐向前并没有特别关照这个迟来的儿子。徐向前对于儿子徐小岩的教育，可谓是体现在时时处处。当时徐小岩读书的学校是八一小学，这所小学是诞生在硝烟当中的，它似乎与生俱来就肩负着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历史使命。徐向前严格要求儿子上下学都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他每日给徐小岩的零花钱只有 3 毛钱：两毛五坐公交车，剩下的零花用。一次，徐小岩因为贪吃零食，用车费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没有钱坐车的他只能徒步回家，因路途遥远，他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那时，不仅仅是交通不够方便，而且通讯联系也不发达。许久得不到徐小岩的消息，家人对他的安全很是担心。在得知他花钱买零食而导致如此情况后，徐向前并未责怪偶尔花钱买零食的儿子，也未增加零花钱数额，还是照旧让他每天挤公交上下学。44清廉明鉴即便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人生重要阶段时，徐向前依然严以律己，对儿子的婚事绝不搞特殊。在徐小岩结婚那天，婚礼办得十分朴素，新娘是独自坐着公交车去的徐家。令徐小岩终身受益的是，在他面临学习和工作中的种种困难时，父亲那一副亲笔题下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条幅，给了他有力的鼓励和支持。徐向前对家人特别是子女们的言传身教，真正给全社会树起了一个清廉的标杆。聂荣臻：严格制止家人随便用公家的车聂荣臻一生既耿直又忠厚。他严于律己，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讲党性原则，绝不搞人情交易。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对人要诚恳厚道，讲信义。”“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只有待人以诚，人家才能与你以诚相见。”他还说：“要善于与人共事，不要什么事都以自己想法为标准而去与别人相争，最好采取和为贵的态度，互谅互让，互相尊重。”聂荣臻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规定，他不准家里人随便用公家的车。他的夫人张瑞华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有一次乘车时人太多，张瑞华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尽管如此，张瑞华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上班。她认为：“聂荣臻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坐上了，就是搞特殊，心里也不踏实。”女儿聂力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一个寒冷的冬天，鹅毛大雪下了整整一夜，地上的积雪近半尺厚。清晨，聂力和往常一样，推出自行车准备去学校赶着上早自习。聂荣臻秘书范济生看见后十分心疼孩子，决定派吉普车送一下聂力。然而，聂力婉拒了秘书叔叔，并且有点担忧和害怕地说：“爸爸说过多次，不让我坐他的车。再说，同学看见影响不好。”这就是聂家公私分明的严正家风！叶剑英：教育司机要严格按规定用车叶剑英在廉洁奉公上“以身先之”，也要求下属这样做。有一次，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向叶剑英汇报说：“警备部队守卫的一座仓库里有一批车子，可战士们一辆也没有动用。他们成天跑路，能不能给他们解决几辆值勤用车？”叶剑英反问道：“批一些车子给他们，以便值勤，完全应该。可是，现在要东西的单位太多，我们军管会所属单位应该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宁肯咱们自己吃点苦，也要尽量把东西分给别的单位才好。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权力不能私相授受啊！老莫，你说对吗？”1969 年 4 月初的一天上午，叶剑英的司机赵绍贤正在宿舍休息，突然听到外边有人叫门。开门一看，发现叶剑英站在面前，他大吃一惊，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想不到首长竟然来到他住的地方。赵绍贤连忙四处找椅子想请首长坐下。叶剑英见屋内没有椅子，毫不在意，就坐在赵绍贤的床上，同他拉起家常来，并指导建议说：“现在我这里的事情不多。你有时间要多看看书，抓紧时间学习，这也是学习的最好机会嘛！我这里工作人员不多，你不但给我开车，还要做其他的工作。”赵绍贤说：“我开车的技术不过硬，请首长批评指晚年聂荣臻同女儿聂力及外孙女合影45清廉明鉴刘亚雄（19011988），山西兴县人。1924 年参加革命，192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中央组织部干事、科长，河北省委秘书长，晋冀豫三专署专员，长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妇联城工部部长、劳动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驻交通部监察组组长、交通部顾问等职。刘亚雄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始终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刘亚雄：不做一点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山西）张晓兰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诠释了共产党人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刘亚雄用其一生践行了这一宗旨。抗日战争期间，刘亚雄参与领导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工作，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第一位女专员。她领导抗日游击队进行对敌斗争，不畏艰险，出生入死，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她非常注意做群众工作，经常教育队员：“我们是人民正。”叶剑英嘱咐说：“你刚来，许多事不熟悉，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地熟悉了。”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以后有事多和大家商量，不要搞特殊，要夹着尾巴做人！”叶剑英的一番亲切话语，使赵绍贤的紧张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表示说：“请首长放心，一定按首长的指示去做。”1969 年 8 月的一个晚上，叶剑英刚吃过晚饭在外边散步，恰巧碰上赵绍贤，便叫他过去，问：“现在我这里用车有什么规定吗？”赵绍贤回答：“没有新规定，就是私人用车要按公里交费。”叶剑英又问：“你是不是按规定做了？”赵绍贤看着叶帅严肃的面孔，既紧张又内疚，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叶剑英见对方紧张的样子，语重心长地说：“上次我去道英家是私用车，应该交费嘛！”叶道英是叶帅的亲弟弟，叶剑英到他家去，赵绍贤未作登记交费。见赵绍贤半天不吭声，叶剑英便谆谆教导说：“现在我们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作为高级干部，我们处处要想到人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搞特殊化！”赵绍贤连连点头作检讨。叶剑英摆摆手说：“今天我不是批评你个人。以后要作为一项制度来执行，要按制度办事。这个意见，你和王秘书说一下。”叶剑英同赵绍贤的这两次涉及用车的谈话，足见叶帅谦虚谨慎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责编申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