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_欧李梅.pdf

年第 期总第 期黑龙江高教研究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大规模在线教学模式下教学交互效能对学习成效的影响研究”（编号：）。作者简介：欧李梅，西南财经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政策；廖春华，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高教管理和教育智能化。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欧李梅，廖春华（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摘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以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政策转型过程，是对政策决策的模糊性作出模型化努力，也是对政策变迁动力机制的一种解释。基于多源流分析框架发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通过教育统计数据、系列焦点事件、社会各界反思反馈，形成问题源流；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相关共同体的政策构想、师生家长群的体验诉求，构成政策源流；公众情绪、意识形态转化为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交互耦合，合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精准研策”应更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循序渐进中推动政策迭代趋优。关键词：多源流理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继而提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既意味着党对高等教育不断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党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更体现了高等教育质量发展政策的变革。现有研究多聚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价值逻辑、困境与实践路径等，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的动力和演化路径探讨相对较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何以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哪些因素在政策演进中起到了触发作用？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如何推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以上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求。基于此，本研究以“多源流理论”为政策分析工具，梳理探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演进历程和动力因素，提出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迭代优化路径，对推动实现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新目标、新任务具有深刻意义。一、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及适切性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金登（）于 年提出了“多源流分析框架”（）。作为政策过程主流理论之一，多源流理论框架将政策进程“暗箱”透明化，对政策出台以及政策变革有强大解释力。（一）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某个公共领域内，若干个彼此独立的要素因特定原因同时出现在一定场域内进行互动，其结果会促成一项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这些“要素”可以归类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问题源流是指在特定的场域中，多维变量对特定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感知、识别并纳入政府政策议程的过程。政策源流阐述的是由政策共同体为了使自己所拥护的思想、方案或建议得到重视，投入各种资源来支持或宣传其政策方案主张的过程。共同体成员包含政府官员、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等。符合一定标准的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如果有可行的解决措施，更有可能在博弈讨论中幸存下来从而进入政策议程。政治源流是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的多维度要素集合，通常包括国民情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行政或政府换届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等。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国民情绪的表达呈现快速、便捷、集中等特点也推动了焦点事件的发生。三条源流最直接作用是影响政策制定，开启“政策之窗”（），使公共问题被识别、政策方案被采纳，从而DOI:10.19903/23-1074/g.2023.07.002推进政策进入议程设置。“政策之窗”开启时间较短暂，政策倡议者需要将提前准备好的、符合决策者价值观的可行方案及时实施，才有可能实现政策效用并解决社会问题。（二）多源流理论的适切性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公共政策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提供了多维度、全方位、动静结合的分析框架，对政策议程设置有较强解释力。以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场域实际问题，需要考虑该理论模型的适切性问题。首先，多源流理论被应用的基本条件是相对开放和多样的政治体制与环境。这是各种源流中利益与诉求能够得以表达、关注和碰撞的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等层面改革推进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行政政策的制定过程对人民群众多元化、差异化需求的考量更充分，增强了多源流理论的“适配程度”。其次，多源流理论引入我国后具有较强的场景适用性，广泛涉及人口生育、户籍管理、污染防护、医疗卫生等领域。教育领域借助该理论框架对学前教育、课程改革、新高考改革、教师队伍建设、体教融合、课外补习治理等政策议程进行分析。最后，使用多源流理论分析中国场域实际问题，需要对该理论模型进行实践修正。多源流理论分析模型认为，源流之间彼此独立，各有其运行规律。国内学者对该模型内生要素进行调整和优化，强调了三种源流间的融合与互动，突出政治源流的核心化、焦点事件的独立化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的临时决策。多源流理论经过修正和调整后，有利于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动力因素、演进过程和后果进行剖析。二、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话语演变分析高等教育关键政策的出台和实践发展，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话语经历了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政策话语任何政策变迁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连续性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党中央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所处的时代环境，对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目标和实践路径所作出的顶层设计。年，为降低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提高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在该阶段主要以规模扩张为导向。此后，随着高校数量和规模显著增长，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年达 ，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然而，数量化的发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真正的发展。针对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带来的经费投入不充分、办学设施紧张、人才培养质量不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不良后果，党和政府着力推动高等教育从“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重大转型发展。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本土性政策性概念，内涵式发展政策导向在 年后逐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内涵式发展导向，也提出了内涵式发展的落实时间表。党和政府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历年年度工作重点包括优化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类型、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和高校体制机制改革等，均以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起点和旨归。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一个聚焦和实践高等教育理念、价值、目标和功能的过程。“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新”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总体要求。高等教育从规模效率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深度契合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对高校教育部分领域功利化、短视化、商品化现象的一种纠偏。（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话语高等教育政策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上已进入全面提质创新阶段。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高等教育步入普及化阶段。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以专章形式强调“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详细阐述。政府工作报告也更突出高等教育要实现更高程度的发展特色与发展质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政策话语从内涵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演变既体现了高等教育政策目标的调整，也凸显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阶段的递进性。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充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为目标。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均、多样化发展不充分等问题和短板突出，这与新起点上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仅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也表现在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更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公平、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构成 （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问题源流美国学者 利文斯顿（）认为，识别和确认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加关键。政策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能进入政策议程。依照教育政策问题构建的基本逻辑，并非所有社会个体对教育需求的偏好都归因为教育本身，也并非所有教育领域的问题都能归因为教育政策。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全方位思考和现实关怀。金登认为，可以通过三种办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法来帮助判断哪些社会状况可以受到决策者的注意从而成为“社会问题”，即能反映事件严重程度的社会指标、能引起决策者关注的某类焦点事件、对现行某项目的反思反馈，均能推动“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政策议程”的转化。多类别教育统计数据直接反映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多源流理论，系列数据指标可以将问题现状和变化趋势明晰化。一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最新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年的 增至 年的。教育的本质不在于条件的改善或规模的扩张，而在于人的发展。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划分理论创始人马丁特罗认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反映了高等教育在“数量”层面的变化，其“量的增加”意味着高等教育需要在质量、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等领域的全面更迭。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使得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教育资源在区域、办学层次、学科结构等方面存在结构失衡，带来的整体培养质量不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引发高等教育“产能过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二是普通高校生师比指标。根据监测数据，全国各高校校均生师比接近 ，未能达到教育部规定的标准，国际上合理的生师比约为 ，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顶尖大学生师比集中在 甚至以下。生师比的持续失衡导致生均教育资源占用量不断下降，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强度不断加大，引发大学“规模”与“效率”的矛盾问题，从总体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三是高等教育经费指标。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虽有增长，但经费总投入占 的比例仍较低，生均投入的绝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不同区域、类型高校所获经费投入不均衡，中部省份地方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与东部高校经费差异较大；经费支出结构不稳定，人员经费占比过小，其他经常性支出偏高。研究报告指出，教育资源投入未能跟上扩招规模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直接原因。通过对上述指标解读，发现我国高等教育面临规模持续扩张与质量提速缓慢的矛盾，在人才培养质量、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经费投入与效益提升等方面面临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舆论热点，引起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高等教育“规模能力上去了，质量也要上去”，要“深入研究教育体制、教学体制、教师管理等问题，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系列焦点事件促使政府关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在多源流分析框架中，问题源流通过焦点事件积蓄舆论张力，将问题推入决策主体视野，加速对政策的催化和引导。教育问题作为牵涉面广的民生问题，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双重特征。同时，高等教育领域属于舆情高敏领域，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相关话题舆情燃点低、爆点多，其传播范围和传播频率被高倍速放大，形成强大舆论态势。近年来，“水课”、学术不端与学术剥削、研究生清退等事件，都成为质量危机的社会符号，不仅客观上反映了高等教育在质量提高、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等方面存在严峻挑战，也迫使教育决策者更加深入思考高等教育领域面临的严峻问题。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反思反馈加速了问题解决来自正式 非正式渠道的问题反思和反馈有利于推动问题源流转化为政策问题。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正式渠道的反馈，表现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等向决策者提供的各类研究报告。年，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发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以“官方报告”形式评估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状况及质量短板。与此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反馈的海量化、多维化、常态化高等教育发展思考总结与反思共同加速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问题源流的形成。（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政策源流 政府从宏观制度体系构建到微观实施方案都进行了系统设计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国家纲领性规划方面。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时间表更加精确。微观方案措施主要体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教育部出台的专项制度方面。不论是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的“高教三十条”，还是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立的“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总体目标，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年）提出的“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多项具体任务等，无不是从目标、价值和策略构成的大型计划。诸多统领性政策和愈加细致的具体方案，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出台奠定了基础。科研机构、高校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诸多政策构想和实践探索聚焦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政策建议以著作、调查研究、咨询报告、论文、研讨会等形式不断涌现，为教育科学决策提供重要支撑，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加快了核心领导层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议程的设置进程。宏观层面的研究结果涵盖管办评分离、大学内部治理、教学质量国家标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准、教育评价改革、教育信息化等诸多主题。微观层面则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等制定具体对策。不断完善的信息传导机制和便捷的融媒体传播渠道，为相关政策报告或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备选方案提供更丰富渠道。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以及近年来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等方面的探索，也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加速出台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受众基础。高等教育受众及利益相关者从亲身体验到基本诉求进行了诸多政策表达在政策源流中，学生、教师、管理者、家长、用人单位均可视为高等教育政策作用的受众，他们的直观感受、期望诉求推动政府持续优化完善教育领域政策。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的总体需求已从“有没有”升级到“优不优”，高等教育面临优质教育供给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高分低能等现实热点层出不穷，反映了高等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功能被遮蔽。这种需求与供给错位、功能异化与失调等实然性问题，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在体系和格局上必须作出调整。同时，从中央到地方以及高校等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共同体，也推动高校在“双一流”建设、“金课”建设、“破五唯”、智慧教育等领域出台了系列措施。政策共同体在政策协商和探索中酝酿形成最佳方案，以适应新改革发展阶段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政治源流 政府话语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话语型政策和文本型政策得以充分体现。高级别官方会议内容往往也是一种话语型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从不同方面指出，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领域全面依法治教和全面依法行政，为实现大学治理变革的制度性突破、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法治保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全局高度强调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进入议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公众情绪推动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公众情绪代表社会大众对当前议题普遍存在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通常表现为公共舆论。强烈的国民情绪与合适的政治气候有利于推动政策议程设立。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领域，其规模化发展进程与经济新常态发展相互交叠，引发了高等教育资源在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冲突。频繁曝光的焦点事件反映高等教育面临质量困境，社会公众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公众情绪的负面表达，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公众的知情范围、表达空间与参与机会，公众对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担忧、焦虑、疑惑、质疑甚至失望等情绪借助融媒体传播渠道广泛扩散并蔓延。这类具有突发性、频发性、弥散性、强关联性、局域性的话题与社会问题耦合性较强，一旦遭遇危机事件，长期酝酿并压抑的集体情绪容易突然宣泄并失控，信息的网状传播使得这种情绪更快速被政府识别，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耦合（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是政策转型的耦合中心点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在政策话语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往往意味着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将人才培养质量置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最核心位置，即在政策实施层面回答“怎样培养人”重大命题。追求人才培养高质量是一种理想，是一个目标，也是一项进程，这种“高质量”不仅是对人才培养结果的要求，也是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检验标准，其核心是强调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基础地位。追求人才培养高质量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与重要体现，要突出知识技能创新能力培养，促进学生个性化养成与终身发展；要着力推进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部署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重视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塑造，培养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引领数字经济时代进步的领军骨干人才。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政策转型的耦合中心点，精准实现了政策目标的“锚定”，有利于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深度嵌入，更有效和广泛地推动政策转型向质量中心点聚焦。（二）政府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耦合统领者政府是打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政策之窗”的主导者，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发展实践具有较强的“政府计划”特征。年 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通过，顺利打开了“政策之窗”，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年 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以专门章节形式从“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和特色发展引导机制”等方面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行了详细阐述。年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不论是“双一流”建设、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等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落实“以本为本”举措，还是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等重要会议，都是新起点上围绕根本质量、整体质量、成熟质量、服务质量等“四个质量”，构建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引领性改革举措。根据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多源流构成分析，上述会议的召开、政策的出台、教育系统的积极作为，是目标导向、内外“政策企业家”多重推力、共同行动的结果。教育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是为政治服务的。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可发现，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相关政策出台、响应过程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三）稳步渐进式改革是政策转型的耦合发展式我国高等教育已步入普及化阶段，其整体发展是低水平、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面临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新型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生产模式变迁、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化等复杂挑战，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自身发展、引领适应社会发展等三者高度耦合，才能逐步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高等教育需求。如果在实现从有质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出现实现人的价值、教育价值、社会价值的路径偏移或路径缺失，就可能会加剧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制度变迁原理视角下的高水平发展体现了自上而下由政策主导或外部驱动的外生发展方式，表现出较强的制度依赖。推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与整体质量提升，并非仅仅是单独高校促进自身发展的场域问题，而是在高等教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超越传统场域，探索由党中央和政府统筹，高校、社会和公民等多主体协同的、从宏观到微观的“顶层设计基层探索”改革模式。坚持高位谋划、高位推动，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作为新发展格局中的优先要素和内生变量，在国家层面做好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基础上，激发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制度创新，推动政策转型稳步渐进式改革。五、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的展望（一）系统构建：坚持教育规律，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在中国情境下，政治源流处于主导与核心地位。从中央到地方教育体系的政策制定者，既要清晰认知高等教育发展客观规律，又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内在逻辑，还要“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转变思想观念，构筑高质量发展共识。“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表征就是“以学生为中心”。要把握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不断认识、调整并达成对高等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引领社会发展核心目标重要性的共识，突出系统化思维和整体发展观，防止以大众化思维和工作习惯思考普及化阶段教育发展问题。构建多元化高等教育质量观，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建立有差别的质量评价标准。把立德树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引领社会发展作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标准的“元标准”，将整体质量观、发展质量观和多元质量观嵌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二）聚焦核心：坚持质量提升，注重根本性协同性立德树人成效是衡量高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是教育质量的核心。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质量和技术水平是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四项“新基建”。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要以学科建设的内涵来设置专业，既要修订本科专业类质量标准“国标”，也要抓示范、抓认证，推进实施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专业认证制度。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既要注重科教融合，把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学内容，提升课程“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也要深化产教融合，打通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教材是人才培养的物质载体，既要把教材作为加强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依托，也要推动传统教材数字化建设，提升融合性、开放性与交互性。技术水平是学习革命的关键突破，学习技术是新的教育生产力，要注重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提升教师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加强信息技术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三）渐进转型：坚持循序优化，注重充分性平衡性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转型，本质上是大学精神的重塑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领域的创新，这一过程包括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各异的高校间资源调整和利益平衡，它是一个历史进程，并不能一蹴而就。当前，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正逐步进入实质性提升阶段，既要有对标对表世界一流高校高等教育的视野与宽度，又要有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底气和自信，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支撑。要以加强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强化财政投入等多重要素配比，以实际资源投入保障个性化、多元化教育需求，以体制、机制深层次变革完善高等教育运行结构，扩大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供给质量、效率和效益。坚持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完善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缩小城乡、区域和校际教育差距，寻求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让全体人民享受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参考文献：刘振天，等 笔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思考与分类推进 大学教育科学，（）：美萨巴蒂尔 政策过程理论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宏，崔铁 中国决策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及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其优化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孙刚成，徐艺心 普及化时代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生成、演进及实现 黑龙江高教研究，（）：李成智 公共政策 北京：团结出版社，：邓 凡 教育政策问题是如何构建的 基于政策发生学的视角 教育发展研究，（）：别敦荣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 中国高教研究，（）：范唯，等 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报告（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傅维利，贾金平 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生师比的特征 比较教育研究，（）：范 哗 大众化进程中的生师比与大学质量关系 世界一流大学生师比研究的启示 教育发展研究，（）：方 芳，刘泽云 年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变化与启示 中国高教研究，（）：秦东升，等 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研究 基于与 国家的比较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谢武纪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与大学质量自觉 基于对扩招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考察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李立国，张海生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治理变迁 高等教育治理的变与不变 大学教育科学，（）：孙国友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及其配套政策文本分析 高教探索，（）：倪 娟 教育领域风险点：类型、后果、成因与防范教育发展研究，（）：李文平 我国政策话语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及演变 基于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文本分析 教育发展研究，（）：杨 冬 普及化阶段的一流本科教育：基本特征与实践路径 现代教育管理，（）：王智超，朱太龙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探寻 中国电化教育，（）：，本书编写组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多源流理论视域下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变迁与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