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寻迹贾平凹早期小说.pdf

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现当代文学研究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 寻迹贾平凹早期小说薛忠文*摘 要贾平凹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出现在 1983 年。创作初期,作为商州农家弟子,贾平凹体验至深的只是某些浅层的方面,如商州的偏僻封闭、落后贫穷,生活的压抑和苦涩等等,他感到作为一个商州人的不幸和悲哀,因而梦寐以求的是走出大山,跳出商州。这一时期贾平凹的作品,故事、人物都流于平面化、疏淡化。在经历了一段创作尝试后,贾平凹以新的心境和新的眼光来看商州故土,自然会有不同以往的新的感受和认识。此后,贾平凹的小说开始注重塑造人物。他所描写的人物,从简单反映身边事情走向了典型化,从一般的描写生活走向了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做到了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建立起了自觉的文学意识,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从一个简单的讲故事者走向了成熟的作家。关键词贾平凹 寻根小说 商州文学经过初期的躁动、萌芽、摸索,贾平凹文学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出960*作者简介:薛忠文,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现在 1983 年。1983 年是他文学创作新的出发点。他集中笔力写商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商州意识”,实际是建立起了自觉的文学意识。贾平凹曾深为感念地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这不仅仅是说商州是他的生养之地,也不仅仅是说商州为他的创作供应了丰富的生活养料和创作素材,更有意义的是,写商州使他真正找到了创作的感觉,走向了创作的自觉,从文学梦的自发走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真正成了成熟的作家。一当贾平凹还是个地道的商州农家弟子,或如其所说是地道的农民,作为商州的平民百姓生活于其中时,应当说他对商州的生活是有深切体验的,但他此时体验至深的也许只是浅层的某些方面,比如商州的偏僻封闭、落后贫穷,生活的压抑和苦涩等等,他感到作为一个商州人的不幸和悲哀,因而梦寐以求的是走出大山、跳出商州。而商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存在的价值则往往被遮蔽,对此他少有认识感受。这当然可以归结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也可以理解为受阅历和学识所限而眼光不够,这些理由当然都是能够成立的。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与身份角色相关联的心境,心境往往决定着主体的视野和眼光。可以设想,完全生活在贫穷苦涩中的农民是不大可能有超然身外的心境和眼光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作文化审视或审美观照的。心境的麻木,也就使应有的视野和眼光被遮掩了。当然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个对农民生活完全没有认识体验,并且对农民命运毫不关心的人,其心境上的冷漠,同样会遮蔽应有的视野和眼光。一个在艰难困苦中挣扎的农民和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作家,看问题的视角怎么会一样呢?这与贾平凹想当作家的志向是紧密相连的。试想一下,贾平凹若是从事了别的职业,还会有这样的心境吗?当贾平凹以一种新的心境和新的眼光来看商州故土时,自然会有不同以往的感受和认识。当然这还只是最初的、表层的感受,当贾平凹以文化寻根者的姿态,逐渐深入商州乡民生活的较深层,探得商州传统文化的底蕴时,他如同寻宝者突然发现了蕴藏丰富的宝藏,惊喜莫名,流连忘返,竟一次又一070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次地深入商州作长时间的寻访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他的“商州系列”文学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上,不乏“乡土文学”传统,其中以某一块特定的乡土作为“根据地”,集中笔力对其进行开掘和描绘从而形成文学作品系列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也许并不太多,平时人们乐于谈论称道的,不外乎沈从文的湘西、孙犁的庄洋淀、莫言的山东高密东北乡,等等。而贾平凹的“商州文学”,无论是在创作规模,还是在文化开掘深度以及艺术表现的广度和文体、视角的多样性等方面,都可以说是空前的。换一角度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影响不小的“寻根文学”浪潮,人们都把贾平凹列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应当稍作补充的是,贾平凹可能还是较早并内在自发地形成“寻根”意识的作家,且一发而不可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全身心地投入商州历史文化的考察和生活体验,进行商州文学系列创作,他在这方面的创作比文学界提出“寻根文学”的口号以及形成“寻根文学”的浪潮要早,他虽未自我张扬“寻根文学”的旗号,但他的创作初衷及实绩是世所公认的。这与那些受某种口号、观念、风气的启发影响,模仿他人而生产出来的、明确贴着“寻根文学”标签的创作相比,应当说品位价值要高得多。再者,他的“寻根”,并不仅仅是描摹商州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形态,更渗透了作家对文化传统的价值反思,对现实变革的热切关注与深刻思考,其创作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感以及思想意蕴的丰富深邃,在当代寻根文学中也是一种独特存在。所以,贾平凹的“商州文学”,在当代文坛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从贾平凹自身的创作历程看,其不仅标志着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创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所形成的艺术特色,而且在此基础上所积淀凝结而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也成为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都市文学创作的重要的对应参照尺度。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商州文学”,从文体形态看,大致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商州三录”为代表的实录作品;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创造的艺术作品。再从创作题旨来看,其实录性作品主要是叙写商州历史文化、传说故事、民俗风情等,主要导向文化寻根与反思;而他更具有艺术创造特性的一批小说作品则要复杂一些,但总体而言也不外乎两种取向,一类与“三录”的题旨取向切近,另一类则主要描写反17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映商州农村现实变革及其所引发的传统生活观念与现代生活观念的冲突,思考探索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的改革发展之路 这可以看作文化寻根反思主题的延展和深化。从 1983 年到 1984 年,贾平凹数次回到商州故土寻访考察,相继发表了 商州初录 商州又录 商州再录(统称为“三录”),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三录”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文体,长短不一,写法不一,体例不一,究竟应算作什么文体,贾平凹自己也说不清楚,有时称作“系列中篇小说”,有时又称为“系列散文”,实际上其介乎二者之间,称为“实录故事”也许更为恰当。“三录”大致写了两类故事:改革开放前以及远古的各种传说;改革开放后农村发生的各种巨大变化。作家大概是想写出一部商州的“风俗史”或变革史:写过去的故事,是要再现商州的神秘古朴、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特色;写现在的故事,则是向人们对照展现一个正在发生激烈变革的商州。对于这两类故事的叙写,可能作者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计划思路,但在写作中实际上又是相互交织、彼此照应的,所以难以区分得很清楚。“三录”的内容极为杂泛,作者也许无意于确立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但他的基本转变是十分明晰的。概而言之,就是要让“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就此而言,贾平凹一方面感到,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场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另一方面,正因其偏远闭塞,现代化浪潮波及不到这块地方,因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保留了自然纯净秀美的胜景。这无疑是商州宝贵的夭然资源,是外面的世界所向往的,同时也是商州人需要重新认识和开发的。贾平凹以城市文化人的眼光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要用他的笔,把商州介绍给外面的世界,让世人认识商州的价值,也让商州人认识自己。“商州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这么多年来又是什么样子,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已经成了极需要向外面世界披露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是270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 191 页。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第 78 页。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我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据可靠消息,商州的铁路正在测量线路,一旦铁路修通,外面的人就成批而入,山里的人就成批走出,商州就以它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而明庄夭下了。如今,我写这本小书的工作,只当是铁路线勘测队的任务一样,先使外边的人多少懂得这块地方,以公平而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地方。一旦到了铁路修起,这本小书就便可作卖辣面的人去包装了,或是去当了商州姑娘剪铰的鞋样了。但我却是多么欣慰,多多少少为生我养我的商州尽些力量,也算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又多情多善的父老兄弟了。”同样的意思作家曾多次表达,由此可见贾平凹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当然,把秀美而神秘的商州山川风物介绍给外面的世界,展示其价值,这也许是作者最初的也是最朴素的想法,不过,贾平凹所谓让“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恐怕不仅仅是这种含义,而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反思与变革的含义,这种意识在他写 商州再录 时就更为明确自觉了。如果说初返商州时,作者主要是为其秀美的山川景物和拙朴的人情风俗所吸引,那么随着一次次寻访考察的深入,他便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感受:“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觉得有一种味儿,使商州的城镇与省城西安缩短了距离,也是山垴沟岔与平川道的城镇缩短了距离。这味儿指什么,是思想意识?是社会风气?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又不能说准,只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特别是对商州民风民情的认识,他不只看到传统的淳朴的一面,也看到现代变异的一面。更深层的原因怕是作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家梦由最初的表达冲动正在向明确的文学意识转变。从整个商州文学系列来看,可以说贾平凹都是本着让“外边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意在面对现实,旨在提高当今”的宗旨,去考察认识商州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文化形态,去发现审视这些“商州型”的文化形态所包蕴的善恶美丑。这些认识、发现以文学的370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第 84 页。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第 211 页。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形式呈现出来,对于外边的世界来说,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分析的文化类型的标本,而对于商州人自身来说,则可以成为一面自我观照审视的镜子,提升其自审意识。从这个意义而言,“三录”恰好写出了商州文化的原生态及地域特色,传达出了商州拙朴神秘的文化氛围。二尽管“三录”这类照实而录、粗加工式的写作因其真实地展现了商州的原生形态而博得了读者的普遍好评,但贾平凹似乎并不满足于此,时时在寻求突破,即致力于进行“深加工”的艺术创作。因为只有经过深度加工创造,才有可能对生活进行更深入的开掘,并更多地融入自己的审美发现、价值思考和审美理想。因此,他在写作“三录”的同时及之后,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以商州考察所获得的丰富素材和深刻体验,创作了一批商州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作品。就研究贾平凹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成就而言,这批作品可能是更值得重视的。作者当然明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城市化、商业化。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也正在朝着这种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方向发展,但在这种文明进步中,似乎失落了一些不该失落的东西,作者试图开掘商州文化传统中古朴美好的东西以注入现代文明,其创作意图和文化价值理念不言而喻。上述创作理念同样体现在贾平凹此一时期其他一些小说创作中,如 远山野情 夭狗 等。中篇小说 远山野情 写流浪汉吴三大与山里女人香香偶然相遇所发生的一段故事。小说名为“远山野情”,容易让人想到山里人那种野蛮未开化的粗野淫乱之情,而就小说所写到的环境风气来看,确实不无此种意味,那些矿工以及队长对待女人确乎形同禽兽。然而在吴三大和香香之间,倒是超越了这种粗俗鄙野的男女之情,葆有一种纯真的人性人情。吴三大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物,青壮年,未婚娶。香香,善良温柔,年轻貌美。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互有好感。吴三大时常夜不能寐,暗暗扫描香香的举动,但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感念香香在他困厄时的收留救助,不敢忘恩负义;同时他也可怜跛子的处境以及感念其对自己的恩德。470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对香香屡屡遭受其他矿工和队长欺侮,他深为同情和怜惜。他本能地坚守自己做人的本分,诚实坦荡。香香的命运是不幸的。嫁了跛子,就有责任支撑这个家,为此而去背矿挣钱,吃苦受累不说,还要失身背坏名声。丈夫胆小怕事、窝囊无能指望不上。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别的因素介入,她可能会在这远山里心如死水般生活下去。但吴三大不期然地闯入了她的生活,唤起了她生命中已经沉睡了的生机活力。作为女人,在这种无奈的污浊环境中,她为受到邪恶男人的欺侮而羞辱痛苦,自然会渴望获得来自钟情男子的抚慰。她对吴三大产生了异样情愫,而吴三大的诚恳谦恭,又使她感到失落,同时也增加了她对吴三大人格的敬重。激烈的灵魂斗争激发了人性的觉醒,香香萌生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意识。故事结尾,作家让香香抛下一切,义无反顾悄然出走,虽不知去何处,但毕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小说既写出了人性的纯真,也写出了人性的觉醒,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中篇小说 夭狗 叙写了商州山地一个家庭“招夫养夫”的故事。方圆百里的井把式李正因打井塌方被砸瘫痪,这对靠他的手艺养家糊口的家庭来说不啻晴夭霹雳。徒弟夭狗聪明本分,深得师父信赖。按照古老乡村民俗,应师父的请求,夭狗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代替师父成了师娘的第二个丈夫,成了这个不幸家庭的责任担当。身份虽然变了,但是善良诚实的夭狗始终进入不了角色。坚持不与师娘同床共眠,师娘的温存感化和师父的劝说都无济于事。在夭狗心中,师娘是菩萨,是月亮,是夭底下圣母一般的女人,师父师娘对他恩重如山,他愿意承担这个家庭的重担,但对师父、师娘的敬重使他不能进入这种怪异的情感生活。这样反而使师父感到自己成了夭狗与妻子之间的障碍,是他拖累了妻子和夭狗,他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预示着夭狗和师娘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不正是夭狗害死了师父吗?很显然,作家叙写这样一个故事和这些人物,并不仅仅展示一种文化习俗,也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情感道德问题,而是借对商州山民的古朴生活的描写深刻开掘人性之美,发现人性光辉,思考古老生活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中人性价值的问题。作者说:“贫穷偏僻使他们不幸,贫穷偏僻又使他们有幸。文明社会和文明的性的生活或许会使人变成动物,而落后贫瘠的环境和性的生活却使夭狗、师娘完成了人的价值。”“人在这57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个世界上,不仅仅是征服着外面的世界而爆发出光辉,而出奇的是在征服着自己本身时才显示了人的能量。夭狗是山地人,忠厚能干,又灵醒乖觉,他不是英雄人物,但也不是下流坯子;井把式是一个硬汉子,夭狗也该算作一个硬汉子吧?”可见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格精神上的硬汉来写的,这不仅在传统生活习俗中,就是在当今现代文明中也仍具有独特的价值。综观这些作品及其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努力发现、开掘山乡生活和古朴习俗中所蕴藏的人性人情之美,是贾平凹商州文化寻根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并且,他总是将此视为商州传统文化或古老文明的积淀物,与现代文明的某些现象及观念意识相比照,去思量衡估其价值。他的文化价值理念,成为他观察商州现实变革的独特视角,也成为他反思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尺度,更表达了作家文学意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城市改革大潮向农村广袤大地蔓延之际。商州虽地处偏远,但改革浪潮也席卷而至。土地承包责任制、个体自主经营,给商州山民带来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更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震荡。贾平凹的商州寻访,一方面固然是文化寻根,即追寻商州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间习俗,发现和开掘其中古朴而美好的东西,并为这种美好而赞叹;另一方面,作家也真切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变化脉搏的神经末梢,敏锐地观测到了山民们的生产、生活、观念、意识正在发生的蜕变,并由衷地为这些变化而感到激动。因此,贾平凹想到把商州题材的作品分为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写“过去的故事”,即叙写商州过去的文化习俗和人们生活的各种传闻故事;另一部分则写“现在的故事”,即商州现实变革所带来的变化。后者显然已不是实录式的叙写,而是融入了作家的感受体验和认识思考,他写得更为投入,一发而不可收,篇幅也越来越长,乃至成为一部部独立的中篇小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小月前本 鸡窝洼人家 腊月正月 等。这些小说恰恰像是商州现实生活变革的一面镜子,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并且在贾平凹的商州文学系列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670说 夭狗,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14 卷,第 79、80 页。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从打破旧的经济体制开始的。过去长时期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产和分配体制,一切由队长安排,而队长则又是遵从上边的指示行事,大家都省心,但问题是,高度统一的经济体制把大家的手脚和智慧都束缚住了,生产没有发展,只能大家捆在一起过苦日子。打破旧体制,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责任承包,自主经营,把农民从捆绑在一起的绳索中解放出来,每家每户各显其能,攀比、追求着过好日子。其中有的人虽然还是按传统的生产方式,凭力气向土地要粮食,但由于解放了生产力,农民有了自主权和积极性,更舍得花力气,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错,如 小月前本 中的才才,鸡窝洼人家 中的回回和麦绒等。还有另外一些更为精明的农民,他们解放思想,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如 小月前本 中的门门,他没有才才那样的体格和力气,但有更为机敏的头脑,即便种地,他也不愿下也下不了才才那样的力气,但他懂得引入抽水机、电磨机等机器设备代替人力,懂得种地也有投入产出的成本核算。他并不死守着几亩承包土地,时常出外做点生意赚钱,因而日子过得比别人潇洒新潮。鸡窝洼人家 中的退伍军人禾禾,不甘心沿袭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试图借鉴别地的经验,尝试多种经营,植桑养蚕,虽然初次试验失败,被人讥为“瞎折腾”,甚至导致家庭破裂,但他越挫越勇,后来终于获得了成功,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令人热羡。腊月正月 中的王才,其貌不扬,个子瘦小,体弱乏力,种地拼不过别人,但他却有过人之处,一肚子精明。他扬长避短,把土地转包给别人,自己弃农经商,办食品加工厂,成为镇里的首富。还有古堡 里的张老大,领着村里人因地制宜挖矿卖钱,共同致富。从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家庭承包、多种经营,商品经济以及各种新生产力因素的引入,给商州农村带来多么大的变化,给山地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何等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如果贾平凹的小说仅仅只是写到这些,那就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价值,因为农村改革的这些变化,人们从新闻报道中也能了解到。文学不是新闻报道,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学总是最先传达出生活变革的讯息,作为人学的文学,它应该表达更为深邃的东西,抛开表象揭示人的变化、人的命运、人的性情、人际关系以及人的思想、人的观念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审美观照与反思,770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寄寓作家的审美理想。贾平凹这个系列小说的审美价值也正在这里。三这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生动地描写了农村变革生产关系中人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引起社会、读者全方位的思考。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了农民充分的自主权,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多种可能。人们都追求好日子,但什么是好日子,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乃至什么样的致富路才是正道,什么样的人才算好人,等等,人们在观念认识上实际是存在差异乃至冲突的。小月前本 中,才才老实本分,承袭祖辈的生活理念和生产方式,舍得在土地上下死力,对新的生产理念和商品经济意识夭生地抵触,和他同一类人的小月爹非常赏识他,认为这才是可靠的庄稼人,愿意将自己的独女小月嫁给他。接受了新生活洗礼的门门并不死守在土地上,种地不是他的生活理想,商品经济的新风已经吹进他的心窝。农忙时节,才才头顶烈日,争分夺秒,肩挑人抬为浇地疲于奔命;门门则买来水泵电机,很短时间就把地浇透了,闲时还租给别人用,名利双收。他种庄稼比不了别人,但他的日子却过得比别人轻松潇洒。对待爱情,他与才才也截然不同。对小月的爱情追求,才才是害羞、保守、拘谨,门门却主动、执着、热烈、大胆。以传统观念看,门门是浪子闲汉、不务正业,因而他与小月的恋爱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受传统观念和新生活意识夹击的小月处于双方的矛盾困惑之中:她既应心才才本分、老实,却又嫌弃他死板、保守;内心喜欢门门的热情开放、精明活络,又觉得门门与传统生活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她情感的夭平还是明显地向门门这一边倾斜。她拿才才和门门作比较,觉得他们都是好人:才才好得像古代的好人,而门门好得正是时候,面临选择她备感困惑:“唉,世上的事难道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吗?如果门门和才才能合成一个人,那该是多好啊!”小月身上表现出的矛盾和困惑真实反映了时代价值观念的改变带来的冲突,而小月这个形象也正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870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第 397 页。建立自觉的文学意识鸡窝洼人家 在同样的背景下写了两家人的离散聚合。先是回回和烟烽两口子本分安心务弄庄稼,日子过得很富足;而另一家里的禾禾当兵复员回来不安心种田,想要养蚕发家,不惜孤注一掷变卖家当投入,几经折腾,归于失败。老婆麦绒生气抱怨,继而吵架离婚,实际是两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没了家,禾禾只好离家借住在回回那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烟烽暗中钦佩禾禾的不服输精神,而不满于自己丈夫回回的自满自足、目光短浅,导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之后两人也分了手。阴差阳错,回回与麦绒结合,夫唱妇随专心种地,成了庄户人家过日子的典范;烟烽与禾禾被人耻笑,同病相怜,也合伙过日子,想方设法还是探索养蚕,几经周折取得了成功。这样风向又转了:回回与麦绒一家粮食丰收贱卖,几亩田里没多少收益;而禾禾与烟烽则靠养蚕发家在当地首屈一指使人眼热。回回和麦绒也开始有所领悟。这两家人的离散聚合,正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话,其中既有性格、性情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冲突变化。写到这里,鸡窝洼人家 还是个简单的换婚故事吗?腊月正月 中写王才与韩玄子的矛盾冲突,古堡 中写张老大与村里一些人的矛盾冲突,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博弈。腊月正月 里韩玄子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不仅仅是与个体户王才过不去,而是对所有发家致富的群体都不满乃至敌视,形成某种变态心理。他坚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专业户,“什么人家都行,就是不能嫁那些专业户!”进而对国家、政府鼓励个体经营发家致富的政策也极为不满。仅仅因为王才是专业户中的突出代表,两人又曾是相近的师生关系,他对王才更是仇视,阻止家人与王才交往,挑拨乡亲与王才作对,想方设法刁难、阻碍、破坏王才的生产经营,甚至极力撑门面、搞排场,想在声誉气势上胜过和压住他。无奈,个人怎么能够阻挡历史的潮流呢!结果是自寻烦恼,弄巧成拙,丢尽面子,恼羞成怒:“他娘,我不服啊,我到死不服啊!等着瞧吧,他王才不会有好落脚的!”师生关系的王才与韩玄子并无宿怨,王才对自己的老师十分尊敬,970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5 卷,第 65 页。王永生编 贾平凹文集 第 6 卷,第 119 页。中国文化论衡(总第 13 期)老师韩玄子为什么要那样嫉恨自己的学生王才呢?表面上看是出于对王才发家致富的嫉妒心理,这与大多数人的心理一致。表象下面隐藏着更深的文化心理根源:王才们的发家致富,对多年形成的韩家的地位、声望形成了挑战。韩家在镇上原是颇有威势的家族,韩玄子是方圆百里为数不多有文化,执教多年桃李满夭下的人,教出的学生中不乏当地委部长、县委书记的;他的大儿子是全镇第一个大学生,现又是省城里的“无冕之王”记者。他自己虽然退休,但德高望重,被公社委任为文化站站长,时常在公社大院走动,是颇为风光受人尊敬的人物。而王才出身贫寒,穷得连学也上不起,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他所瞧不起、认为没出息的学生,不知怎么就发了,成了镇上的风云人物,为人们所崇拜羡慕,而韩家却被人们冷落了。韩玄子过惯了人上人的生活,不能接受这种残酷的现实,极力与王才作对是必然,压住对方,保全体面,一旦压不住斗不过便气恨烦恼。这是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所形成的一种落后褊狭心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就会成为一种心理障碍,乃至演变为心理变态。当然,镇上也不只是韩玄子一人如此,其他一些人也表现得十分势利,对得势者常常是嫉妒和敬畏兼而有之:出于嫉妒,巴不得别人倒霉了便幸灾乐祸;而敬畏,是因为不敢得罪,想从中得点好处。这边对韩玄子如此,那边对王才亦然。小说中有个细节:外号“气管炎”的穷汉,听说韩家嫁女请了县委书记来壮门面以此贬抑王才,便买了爆竹准备到韩家去讨好,后来见马书记未进韩家而去了王家,便又赶紧把爆竹拿去给王才放了。农民中这种与新的经济体制和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落后思想观念与文化心理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集体无意识,与改变旧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相比,要困难得多。这就不单单是农村家长里短的简单描述了,而是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综上所述,这一时期贾平凹的小说开始注重塑造人物。他所描写的人物,从简单反映身边事情走向了典型化,从一般的描写生活走向了深刻反映时代变化,做到了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建立起了自觉的文学意识,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从一个简单的讲故事者转变为成熟的作家。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