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视野中的郭嵩焘使西_杨波.pdf

（20235）XINWEN AIHAOZHE万国公报 视野中的郭嵩焘使西杨波李珂【摘要】1876年，清廷第一任正式驻外公使郭嵩焘赴英谢罪，成为中外瞩目的外交事件。万国公报对此进行了持续关注和报道，同时转载推介郭嵩焘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使其禁而不绝，逆势流传。万国公报充分利用媒介话语的优势，塑造了一位“星使冠冕”的郭公使形象，在“举世谤议”之中为郭嵩焘赢得了宝贵的舆论支持。这一案例深刻揭示了近代报刊作为重要的媒介工具，逐渐嵌入晚清帝国的政治肌体，在深刻影响政治人物个体命运的同时，也推动了晚清社会的转型和嬗变。【关键词】万国公报；郭嵩焘；使西纪程；媒介形象报海钩沉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焘为出使大臣，为平息马嘉里事件，赴英通好谢罪。1876年12月，郭嵩焘踏上西行之旅，次年1月抵达伦敦。1879年1月销差回国。作为开明士大夫的代表，郭嵩焘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记录赴英行程的使西纪程（以下简称纪程）对西方文化多有褒扬，引起舆论哗然，纪程被毁版查禁，郭本人也受到陵铄诋毁，几不能自存，成为近代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舆论事件。万国公报 坚定地站到了郭嵩焘一边。万国公报（18681907）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创办，经历了中国教会新报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三个阶段。在近40年的存续期内，万国公报由早期的教会报刊，转型为报道新闻时事、介绍西学新知、评论中外时局的综合性报刊，是晚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对郭嵩焘出使给予高度关注，刊发报道和评论37篇，并连载其使西纪程，在当时“举世谤议”的舆论环境中给予郭嵩焘不遗余力的声援和支持，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与“名教罪人”迥然不同的“星使楷模”的正面形象。这是学界尚未关注到的重要史料，对这一新闻事件的解读可以丰富我们观照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维度，为报刊媒介与政治人物的互动研究提供生动范例。同时，也可从中一窥近代报刊这一“政治晴雨表”，如何介入晚清士大夫的个人生活，深刻参与到晚清社会剧变进程之中。一、万国公报报道中的“郭星使”1876年11月25日，万国公报 刊出短消息中国钦差领事出洋：“中国钦差郭君嵩焘已于十月初四日到沪公馆，在广肇公所，俟刘君潮清来沪，一同出洋。”宣告郭嵩焘与副使刘锡鸿即将出洋，拉开了大清帝国正式遣使西方的序幕。此后，万国公报陆续刊出系列报道、评论等37篇，分布在不同的版块下：“大清国事”（5篇）、“大英国事”（8篇）、“各国近事”（17篇）、“政事”（4篇）、其他（4篇）。如此高密度地持续关注一个政治人物，这在万国公报是不多见的。万国公报在1877年68月间还连载郭嵩焘的纪程，使其禁而不绝。万国公报对郭嵩焘的海外行程进行了跟踪报道，覆盖其领命出使、公务交涉、考察游历和卸任回国的各个环节。最后一篇评论采郭侍郎论延续到1880年10月23日，时间跨度达4年。这些文字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介绍其外交活动的短消息和通讯，聚焦“郭星使”的海外生活，展示其席不暇暖，为国折冲樽俎的外交行程。既有递交国书、赈灾募款这样的交涉公务，也有参观兵工厂、造船厂、博物院、大书院、格致院的考察参访，还有宴请各国使节的交际茶会。“郭星使”在这些场合表现得稳妥得体，在公务考察时“无不认真观习”1；定期举办茶会，联络邦交，“极尽宾主之欢”2；还主动为英国水手医院捐款，以示“一视同仁”，可谓“无负使臣之选矣”3。他卸任后，万国公报还援引字林西报，在沪的各国公使商议欢迎郭嵩焘返程，以显敬爱之意及敦睦之情4。此类新闻数量最多，篇幅较短，语言精练得体，恪守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较少评论。第二类是郭嵩焘本人的言论、奏稿和文牍。如选登郭嵩焘感谢英国政府向中国山西灾区募集赈灾款的照会和郭关于禁烟的奏稿，表彰其身在海外，不忘家国的义胆忠心。1877年3月17日，郭嵩焘出席伦敦劝禁鸦片会并致词：“禁烟之事其言曰鸦片流毒中国，危害深矣本大臣于诸公从中商办相机而行。91DOI:10.16017/ki.xwahz.2023.05.020XINWEN AIHAOZHE（20235）报海钩沉为苍生请命之要举也。鸦片之害，中西人皆知之，而皆欲禁之矣。”5万国公报肯定其发言“深切著明，而能得其大要者也”。会后，郭向朝廷奏请查禁鸦片，万国公报从福建官报中抄录了奏折原稿。郭嵩焘认为禁烟的关键在于强化对官员的稽查，“养士大夫之廉耻”6，禁烟政策应遵循“教化转移之意多，防范操切之术业少”的原则，义正词严的御前陈词，印证了其言行合一的拳拳之心，也使其在海外吸食鸦片的谣言不攻自破。万国公报还选录香港循环日报，连续刊发两篇采郭侍郎论，编选郭本人对洋务外交的认识，并加编者按：“当今之时，处今之势，能办理洋务者，惟郭筠仙侍郎一人而已。”7第三类是对郭嵩焘的评论，集中在其卸任归国后。这些文字极力赞扬其通洋务，识大体，行事稳妥，才学兼备的品性为人。英日报论郭公使不辱君命指出郭嵩焘克服语言不通、事多初创等困难，出色地履行了外交公使的使命：“郭公不谙西国语言，一切措施本多棘手之处，且事属创始，更难攸往咸宜。而郭公则经济素优，不避嫌阻，事无巨细，竭力经营，尤能蔼然可亲，虚怀下问，故于西国所有事宜，凡有益于中国者，无不留心考究，以祈扩华人之见闻也。”8他主动与外国官员保持良好关系，展示了中国彬彬有礼、儒雅大方的国际形象：“英国官商士民多有佩服者，无不友爱。”9大英歌颂中国公使极力称赞其外交上开拓性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钦差中第一人”10。万国公报刊发社论论使臣不辱君命，称他“为星使之弁冕，即为后任之楷模”11。社论后附英国诗人傅澧兰（Humphrey William Freeland）的赠别诗，诗稿先见伦敦新报，后由林乐知与蔡锡龄译成中文。郭嵩焘被描绘成“爱国忠君”的国之栋梁。12郭离任后，英国民众深为惋惜，甚至“日切遐思，时深企慕，几若一日思君十二时矣”13。万国公报的报道介绍了郭嵩焘的海外日常外交生活，言行得体，从容自如。郭本人的奏稿文字，凸显其卓尔不凡的眼界胸襟。众多评论又强化了西方官员和民众眼中“郭星使”勤勉干练、思想开明，又极具人格魅力的形象。三者构成一个意蕴丰富的新闻语义场，将读者引入这一拟态环境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郭星使”。二、万国公报与使西纪程的逆势流传郭嵩焘出行前，与总署议定每月完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1877年1月，他在伦敦将途中日记约2万字编为使西纪程，上呈朝廷。同年4月，同文馆刊印此书，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出使日记兼具公务文书与私人书写的双重性质，当郭嵩焘写下“西洋政教修明”“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战国殆远胜之”之类的真实感想，力图将眼中的西方图景和政治理念呈现出来时，纪程已触犯帝国的政治禁忌，成为一种危险的文本形式，当时舆论沸腾，几不可收拾。同时，纪程批评荷兰侵占殖民地“抚绥无术，遂至畔乱”14，招致荷兰公使抗议。1877年6月16日，御史何金寿奏请将纪程“严行毁禁”。为维护帝国尊严，杜绝异端思想，朝廷下令将纪程毁版查禁。但万国公报对此置若罔闻，自1877年6月2日起开始连载：“此稿中国京城业已成书矣，兹照书登报。”15告知读者，纪程已译成英文，在香港西字新报刊出，“西国人见此书中之意，多显郭钦使之卓识也”16。两个月内，万国公报分9次将纪程连载完毕，为当时国内公开传播的唯一渠道。申报也与1877年5月28日刊发广告：“是书详述由沪至英京沿途风土形势、人情物产，历历如绘，兼及考据议论，博达精通。一时西事诸书，罕其俦匹。想有识者当能共欣赏焉。”17但朝廷发布禁令后，售书广告于6月4日戛然而止，直至1884年5月8日，才又刊出广告，告知读者纪程“售价二角”。晚清新闻出版的立法滞后于实践，长期处于官方的默许状态，直至1900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才首次明确了出版言论的相关内容。万国公报敢违反禁令，原因在于其外国宗教报刊的身份，以及租界保护形成的体制外言路的屏障。当然，万国公报在连载时也考虑到部分内容的敏感性，对个别表述作了修订。万国公报处理官方事务历来非常慎重，坚持客观中立：“其中国之官政是非，不便预闻。”18后来为争取上层官员读者，又重申：“凡中国官场以及审案定罪公允与否，非本报所欲闻，即他处有寄文请录者，亦置之不问。”19在纪程查禁风波中，万国公报打破常规，积极为郭嵩焘辩诬澄清，认为纪程字字征实，言之有据：“凡西人不足之处，皆从实书明，寄与总理衙门，并无一言粉饰。”在郭嵩焘陷入困境、无处容身之时，万国公报大声疾呼：“不见妒于西国之执政大臣，不贻讥于西国之文人教士，而中国或有人非之谮之，是诚何心！”强烈谴责事件背后的阴谋论和构陷者，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表示对郭的同情和支持。纪程连载穿插在相关报道和评论中，新闻、评论与日记均围绕核心人物和议题进行编排设计。万国公报在关注中外交涉等国内外事件时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提纲挈领的新闻报道，简洁扼要；二是内容丰富的当事人的日记游记，真实可感。92（20235）XINWEN AIHAOZHE报海钩沉这是政论刊物重要的办刊特色。对郭嵩焘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因他者的观察视角、思考方式和价值评判的差异，与纪程形成一种对话式的互文关系。万国公报逐步从单一的教会传播渠道，发展成信局为主，轮船为辅的寄递和售卖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发行网络，扩大了影响力。后期对读者群的定位转向精英读者，即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扉页上的英文按语：“this magazine circulate among the mandarine andleading merchant throughout the empire”即为明证。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重塑了晚清帝国的信息传播网络和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也解构了晚清帝国政令必行的权威性。张佩纶对日记毁而不绝、禁而愈传的情形很无奈，因万国公报等接续刊刻，“中外传播如故也”20。1885年之后，随着遣使外交的常态化，朝廷对纪程的查禁已名存实亡，纪程被推为晚清出使日记的代表作之一。1889年，薛福成出使前向光绪皇帝力荐此书。载振便称赞：“出洋日记，近人所著，首推郭嵩焘之使西纪程、薛福成之四国日记。”21纪程从被官方刊印，到被禁毁，再到广为传播，最后经典化这一戏剧性的过程中，万国公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三、万国公报与郭嵩焘媒介形象的建构新闻报道的焦点往往难以对准事件最核心的本质，新闻采编其实是一系列汰选、过滤和编辑的过程，决定报道内容，应采取什么立场以及如何配置相应的版面空间。22郭嵩焘被指为“勾通洋人”“干犯名义”，俨然沦为名教罪人。万国公报的报道评论及连载，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建构了一个信息密集、指向明确的新闻话语场域，将一位为国前驱、见识宏远的郭公使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截然相反的媒介形象的建构，得益于万国公报的精心谋划，有意规避了对郭不利的负面信息，试举三例。一是奉命出使的过程。郭出使前曾多次以身体不好为由请辞，慈禧太后两次召见，他才忐忑不安地踏上使西之旅。字林西报 透露了一波三折的过程：“renews his application to be allowed to retire into priva-cy;pleading ill-health as the renson.Medical certificatesare often enough used,in Europe,as convenient shieldsfor a retreat,which has quite other real causes.”23身体原因常被用来作隐退的托辞。字林西报还揣测，郭请辞的另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建议削减驻英使馆的费用。万国公报有意回避公使遴选的曲折过程，读者自然无从得知背后隐情，留下郭钦差欣然领命，为国折冲樽俎的印象。事实上，他出发前“心绪恶劣，不堪名状”24，内心的挣扎、焦虑与惶恐在日记中一览无余。后来，他得知曾纪泽即将接任，难掩脱离苦海的轻松：“苟延性命以归，实所深幸。”25二是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刘原系郭举荐，但二人的性格与行事风格差异甚大。刘曾多次揭发郭出洋以来的不当举动，引发朝野议论，加上何金寿、张佩纶等人的弹劾，郭极为恼怒，二人反目。为避免矛盾升级，清廷将刘锡鸿调至德国。万国公报轻描淡写地告知读者：“前放驻英副钦差候补三品京堂刘公，今奉上谕，着加二品顶戴，升调德国钦差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行文照会各国驻京钦差矣。”后来，朝廷将二人裁撤，三年任期未满，即改派曾纪泽和李凤苞继任。万国公报却发布消息：“郭刘两钦使现因三年期满，其英法钦使改派世袭侯爵曾劼刚京堂纪泽。德国钦使改派现驻德国管带学艺幼童李丹崖部郎凤苞。”26郭刘二人不合，一方面因清廷任命两人为正副使，不符国际惯例，埋下隐患；一方面也因郭敏感多疑，意气用事。郭嵩焘与曾纪泽有姻亲之谊，但办理使馆交接时差点闹翻。正副使共事不易，前后任交接之难，绝非纸面上的一派祥和。三是郭嵩焘在使馆举办招待会。社交礼仪差异的背后，暗含着文化习俗、价值立场的龃龉和权力的角逐。西方茶会、招待会、舞会等交际活动是日常外交的延伸。郭内心对交际应酬很排斥：“西洋以此为酬酢常仪，而吾心实苦之。”27在海外期间疲于应付，但为联络感情，他任期内，分别在伦敦和巴黎使馆各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前者尤为引人注目：“至者五百余人，所费盖千四五百金。”28此举开中国驻外使馆宴请各国公使的先河。万国公报极为赞赏：“一时觥筹交错，宾主联欢，极尽和好之谊。”新闻中的郭钦差从容不迫，与日记中为应酬苦恼的郭嵩焘判若两人。万国公报强调：“郭公夫人往法兰西京城游玩，以扩眼界，身为命妇而得游中外，其福较他人为厚矣。”29说明当日郭夫人未出席宴会。中国传统礼法视妇女出席公共宴会为大忌，这是为避免郭嵩焘的“夫人外交”被政敌构陷，为其作的澄清。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读者对其认识、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读者对郭嵩焘形象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万国公报等媒体传达的具体事件、人物和场景的具象细节，以及观照问题的价值立场与评价标准之上。万国公报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郭嵩焘承认“西洋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战国殆远胜之”。这与万国公报的价值立场契合。万国公报有时摆脱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发表议论。如记述郭参观酒厂：“若使当年竹林七93XINWEN AIHAOZHE（20235）报海钩沉贤、饮中八仙诸君至此，安得不垂涎乎？”30介绍郭刘二人在伦敦游览时得到当地官员的盛情款待，又发表评论：“英国待中国钦差若是之恭而有礼，未识英国钦差驻扎北京有此尊崇否也云云”。31这些细节流露出文化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优越感。郭嵩焘思想的先进性得益于长期的读报习惯。出国前，他最关注申报；在海外，泰晤士报晨邮报标准等西方报刊成为其了解舆情，开展外交的信息工具。通过参观报社、出版社等机构，与记者报人频繁接触，他对新闻出版的生产机制已有切身体会，具备了一定的舆论观念与媒介素养：“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辩驳，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32这些认知称不上系统，但已深刻影响到信息接收与体验方式，并作用于外交实践。他非常看重自己的舆论形象。郭嵩焘曾就画像事件与申报产生名誉纠纷，揭示出他对媒介背后附着的“舆论权力”的忌惮，认识到舆论足以操控个人的形象与名誉，影响其政治前途。当他抄录严复翻译的泰晤士报评论时，慎重删去“甚盼郭钦差回国于执政大臣中得一要位，参与机密”33。他知道过度的舆论干预会招致朝廷的反感与猜忌。郭林私交甚密。出国前，林曾赠其中西关系论略一书。1879年4月，郭返回上海后，两人一同参观徐家汇教堂。林乐知将傅澧兰的赠诗译稿送给郭。郭将译文全文抄录，并书写楹联，托张听帆转交傅澧兰作为答谢。万国公报刊登译英人傅澧兰赠别郭瀛仙星使诗，郭嵩焘是知情的。因此，万国公报这次慧眼独具的媒介运作，更像是与当事人心照不宣的一次合谋。四、结语随着万国公报等中西报刊的崛起，中国已被世界信息交流网络囊括其中。外交官处于中西交会的最前沿，也是最早出现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张佩纶曾抱怨：“各国交涉事件，非亲其事者，虽京官无由知。”这是因媒介技术的限制导致信息传播的不对称，造成海内外声气难通，君臣同僚之间的隔膜与不信任，先知先觉者的言论往往被深闭固拒的后知后觉者视为异端邪说。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至关重要的是社会语境的变迁。大众媒介所塑造的“象征性现实”有自身的局限性，人是立体的而非扁平的，郭嵩焘也不可能像万国公报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完美。同时，报刊作为有着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化建制，不仅记录新闻事件，已深深嵌入政治肌体之中，成为帝国统治机器的一部分。纪程的禁而不绝，充分说明帝国对舆论的控制已非一道谕旨可以实现。万国公报利用传播和观念合一的媒介优势，借助郭嵩焘的海外见闻，在实践层面实现了舆论的批判建言功能，在影响政治人物个体命运的同时，也推动了晚清社会的转型和嬗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报刊与域外游记的传播和影响研究（18401911）”（18BZW111）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中国星使游历J.万国公报，1877（461）.2中国郭钦宪宴客J.万国公报，1878（517）.3郭星使助银入水手医院J.万国公报，1877（440）.4设法接待钦差J.万国公报，1879（534）.5详述戒烟会中大官绅董事与中国公使问答J.万国公报，1877（439）.6郭钦差奏禁鸦片稿J.万国公报，1877（449）.7釆郭侍郎论（选录香港循环报）J.万国公报，1880（610）.8英日报论郭公使不辱君命J.万国公报，1878（519）.9赠别中国郭钦差诗意J.万国公报，1879（536）.10歌颂中国公使J.万国公报，1879（527）.11论使臣不辱君命J.万国公报，1879（537）.12译英人傅澧兰赠别郭瀛仙星使诗J.万国公报，1879（537）.13怀郭筠仙钦使J.万国公报，1879（549）.1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45.15使西纪程（未完）J.万国公报，1877（441）.16使西纪程已翻西字J.万国公报，1878（474）.17使西纪程出售N.申报，1877.18本书院覆信J.教会新报，1873（225）.19本报现更名曰万国公报J.教会新报，1874（295）.20张佩纶.奏为密陈风闻郭嵩焘遣使英国其禁书传播如故交接回逆拟请将其撤回事J.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十五年涧于草堂刻本.21载振.英轺日记凡例M.长沙：岳麓书社，2016：10.22李普曼.舆论M.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77.23KwohSung-tao N.TheNorth-ChinaDailyNews（1864-1951），1876（3）.24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20.2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718.26出英副钦使升调德国钦差大臣J.万国公报，1877（440）.27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625.2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626.29钦使大宴西员J.万国公报，1878（503）.30中国郭钦差观酒厂J.万国公报，1879（530）.31中国郭刘两星使游玩名胜之区J.万国公报，1877（455）.3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402.3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821.（杨波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珂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编校：张如铁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