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女性意识.doc

(完整版)长恨歌的女性意识王安忆:长恨歌不是我最好的作品2014年10月16日05:51解放日报 我有话说（64人参与） 从早年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到后来的海派文学，王安忆在各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其代表作长恨歌更被奉为海派文学经典。出生在南京，一岁随母亲定居上海,16岁插队落户远走他乡,8年后回归这座城市，王安忆成为海派文化代言人。上海是她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1995年，她发表代表作长恨歌。此后十多年间被电影、电视剧、话剧轮番演绎.王安忆对弄堂女儿王琦瑶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入木三分的描绘,来自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体察。王安忆说,小时候就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对淮海路有着特殊感情与理解，“真正的流行、时尚都在这条路上，一个女孩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对时尚、潮流、物质没有抵抗力，就会很痛苦。我的抵抗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不过,王安忆认为，长恨歌不是她最好的作品,“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是有些遗憾的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她甚至希望“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这或许就是她之后又写了 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的原因.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意识.从某种意义说,青春叙事的终结是当代历史本身巨变的结果,时间改变了革命时代的新鲜色调,把青春的留影变成了黯淡陈旧的老照片.长恨歌的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位新女性的旧生活”，她彻底地背离了被我们以往的历史叙事所构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潮流”,躲过了中国现代主流社会历史的风云；,王琦瑶重复的是“世俗的悲剧”,她重复了一个“红颜薄命”的故事，一个关于女人命运的古老的寓言。这样的命运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难以预知的巨变所导致的,是“革命”毁了王琦瑶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她自己个人选择的结果，是她固执地按照一个小市民的价值立场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人性天然是向下的,王琦瑶当然地选择了一种懒惰和安逸的生活。她先是像所有充满了虚荣与享乐观念的都市少女一样，向往着出名、向往着被宠爱、被关注的生活,甚至在真心爱她但又身份低微的程先生、同只是打算包养她做“外室然而却地位很显赫的李主任之间,她还未加什么思量权衡,就很自然地倒向了后者的怀抱,这正是“上海人的选择,也是这个市民社会最寻常、最正常的选择。王琦瑶选择的却是“求稳”的古老的逻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恰恰改变了王琦瑶既定的人生轨迹，给她带来了沦落底层的厄运。当然，如果没有政治的重大变故，王琦瑶最终也可能会落得一个“红颜薄命”的悲剧结局，但那样的悲剧是古老而永恒意义上的悲剧，它重复的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古老自然的法则。而现在，她的李先生因为面临巨大的政治变故而在匆匆忙忙的奔波中殒命于一场空难,她也就匆匆地结束自己少女时代和“爱丽丝公寓”的外室生涯,成为了革命时代局促窘迫的避难者。当上海结束了它的末世繁华的时候,王琦瑶也就注定了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美人。像一个走错了房间或坐错了车的过客，她的一生注定要在“错过的尴尬中度过.在乡下，她遇见了书生“阿二”,经历了一场短暂的更像恋爱的恋爱，然而王琦瑶已经不是少女时代“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她已经历得太多，而涉世未深的阿二注定不会真正了解她,他们像是在风雨的间歇里共处屋檐下的路人，很快便匆匆告别.之后,这个曾经惊诧了一个时代的美女就注定只有“蛰居”于地下了.然而这就是上海,这就是市民民间的、海一样的上海，它仍然能够容纳下她，靠着给人打针的微薄收入,她居然还能够隐姓埋名地生存下来，并经营出了她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地下沙龙。在这个年代,她又经历了和程先生的重逢、和康明逊还有混血儿萨沙之间不无荒唐的“爱情”,并生下了一个没有名义上的父亲的女儿。虽然注定了是一场尴尬的人生戏剧，但王琦瑶还是依靠低调的“平淡”而活了下来，其间除了生活的杂碎，并无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而程先生和蒋丽莉却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和相似的悲剧作别了这人生.这说明，即便是在革命的时代，也仍然有着一个潜在的柔软的市民社会的上海,它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础和更加持久的民间生活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革命和政治的上海”与“小市民的上海”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在暗处操纵王琦瑶命运的那只手以及她一生的底色。王琦瑶的一生，即可以说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这注定了她作为一个弱女子的悲剧;但同时也可以视作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持久较量,在这个层次上，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庇护了她，并和她一起，成为了最终的另一意义上的胜利者。这是“长恨歌”的深长的历史含义与绵远的悲情之笔的共同所在。 总结王琦瑶的一生,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末世的繁华、“地下的遗民”和“迟到的夕阳红”。这不仅是小说的三部曲结构的基本格局，也是它的“感伤主义美学所得以建立的基础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时间在“滚滚向前”,而王琦瑶却试图停下脚步，她对旧式生活的惯性依恋，使她和现代中国的历史之间发生了不成比例的悲剧冲突;活在“过去”的时间里，则使她的一生无法不充满“错、错、错”式的长恨. “红颜薄命”是中国人古老的生活经验和世代相传的美学,王琦瑶重复着这样的经验，从未试图反抗过它，虽然生活的内容是有了一些“进步”，但生活的观念和逻辑却没有变。从“沪上淑媛”到“上海三小姐”，再到“爱丽丝公寓,到李主任死于飞机失事，年纪轻轻即经历了一次人生的重大变故,其实这很有点像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故事:王琦瑶在获得“上海小姐”称号之前的生活，好比是杨玉环的少女时代“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倒向权贵李主任的怀抱,好比是杨玉环得到了皇帝的专宠“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李主任突遇不测，王琦瑶孤雁单飞,又好比是杨玉环痛别唐明皇“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只是原来的人物关系做了一个颠倒；再之后颠沛流离避难他乡,被迫蛰居地下徒然地追忆当年的一缕温情，又好比杨玉环唐明皇天上人间的苦苦相思“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不过,这终究是小市民的生活层次，和古典时代帝王人家的华贵生活终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王琦瑶的一番经历可以使人产生些许的怜悯，但却没有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高贵华美、叫人唏嘘断肠的悲伤痛绝。一个不过是小市民不免荒诞的悲剧，一个则是真正经典的悲绝浪漫的古典传奇。然而小市民的长恨也不失为一种美的长恨，两相比较,难免也让人生出一番“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感慨。 “青春的定格在传统叙事中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团圆”式的喜剧中。但在绝大多数有长度的叙事中却不是只有一个时间要素,而是对比存在着的两个-白居易的长 恨歌就是如此。杨玉环被赐死于马嵬坡前，是一种“香消玉殒”之死,她的青春与美丽定格在这悲惨一幕中，这样才留下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唐明皇,也留下了人们心目中永久的美丽和憾恨。一个时间停止了，另一个孤独地向前，天上人间，生死两界，活着的人才体验到他的余生“被抛弃”的悲凉、生不如死的痛苦,体验到“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滋味长恨歌之“长恨”就是这样产生的。红楼梦也一样，试想如果林黛玉不是死于她的豆蔻年华，而是真的嫁给了贾宝玉，等过上许多年,当她人老珠黄之时，她的越来越重的肺痨,无法救药的吐痰咳血,会将她少女时代那令人哀伤和爱怜的“美一扫而光。果真那样，一幕使人心痛伤绝的悲情诗篇将不复存在. 古典的美学可见也与“青春叙述”有关.但革命的青春美学却去漠视这种生者与死者的分离,它要把先行者的死和后来者的生合为一体，让死者在生者身上获得永生,这样它所实现的，便成了一种“不死”的壮美。然而时间终将要延续下去,青春终将要衰老，胜利者也会再度面临失败，叙事终止了，生活却还在继续。又在正义的恢复和人民的胜利的欢乐时刻终结。所谓“过去”和“未来”，就是这样不断在我们的时间进程与历史概念中断裂和重复的。而长恨歌所采取的历史修辞法，即体现了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意识的恢复。它完整地展现了一个人的一生,也展现了一段有完整长度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刻度就是穿越了几个时代的王琦瑶。王安忆写她充满浪漫憧憬的少女时代、是为了更加凸显她尔后深陷红尘短促而不幸的婚姻生活,衬托她生错了时代、走错了房间的一生,映衬她漫长蛰居中的无聊而寂寞的生活，以及晚年迟到又荒唐的“夕阳红”。王安忆完整地书写了一个女人重复了无数陈旧故事的“薄命红颜”的一生.所谓美丽本身就是一场错误,幻想美丽更是一场无法躲过的悲剧。王琦瑶的“长恨歌”和杨玉环的“长恨歌”是相似的,但却充满了荒唐与卑贱。人们会想，怎么会这样？这是人世的败落，也是美的败落。王琦瑶,记载和书写着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侧面,见证着上海这座市民之城的一个侧面。还有另一组对照:这就是长恨歌中的另一个人物蒋丽莉与王琦瑶的对照。蒋丽莉可以说是长恨歌中的林道静,却又延伸了林道静的命运.可以说，关于她的故事“续写出了青春之歌“省略”了的部分。少女时代的她曾经历了和王琦瑶完全一样的生活，她们追想着浪漫的未来,在闺中度过了“姐妹情谊”的时代，她甚至还鼎力相助,帮王琦瑶选上了“上海小姐”的第三名。但这个“丑小鸭”一样的女孩，可能内心深处在充满了对王琦瑶的美丽的艳羡的同时，也深藏着一种隐秘的妒忌,她可能一直在和王琦瑶“比:她的家庭背景好于王琦瑶，拥有可供上流社会出入的沙龙,她就把王琦瑶拉到了她家这个社交场合里来,这样她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再者她实际上也是在帮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某种满足，并和王琦瑶的美丽的优势达成了某种“平衡”;然而当王琦瑶果真成为“三小姐，并且在和她与程先生三人构成的“三角恋中牢牢地处于优势(蒋丽莉爱程先生,而程先生却爱王琦瑶时，她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妒忌就逼使她要“革命”寻找另一种竞争的方式了，她的“向左转在深层心理上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可以说，与王琦瑶“攀比”是她终生的一个“情结”，这最初源于人性，最终却导向了政治。 就这样，当上海这个“资本主义”与小市,面临着中国现代以来最大的变动的时候,蒋丽莉走上了革命道路.蒋丽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胜利者.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蒋丽莉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而王琦瑶则沦为了“地下的遗民”。这时,“青春叙事”的“主角”终于由于革命而实现了一次替换。但叙述可以终止,时间却没有断裂，当蒋丽莉继续活下去，成为了革命短暂的胜利者之后,生活还在继续,结局永远是新的开始,不但悲剧会再度降临,死亡也会在时间之河中如期出现.蒋丽莉嫁给了她并不喜欢的革命者-有着一双臭脚丫子的南下山东干部,胜利者的新鲜与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日常生活的陈旧与固有的逻辑就又开始了。而且要命的是,“革命的上海”似乎永远也无法战胜“小市民的上海，革命政治高居在上海的屋顶,而日常的小市民的生活却深处于每一座弄堂和角落。对于蒋丽莉来说,她认同革命只是暂时和无奈之下的选择,而认同“原本的上海”却是从骨子里决定的。她骨子里的那颗“上海心”并没有使她认同从山东来的革命丈夫的生活，她一直没有得到自己的幸福。这不仅因为她与美丽的王琦瑶相比本是一个“灰姑娘”，不仅因为革命的灿烂神话终究要还原到灰色的日常生活，还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在内心战胜过“旧上海”-虽然她会以新社会、“新上海”的胜利的代言者而自诩,但她在王琦瑶面前却从来就没有找到过胜利者的感觉，她永远是自卑的，即使是在王琦瑶最困难的时期。她在抑郁的生活中度过了暗淡的中年最终死于肝癌.一曲“青春之歌”就这样变成了“死亡之歌”和另一支“长恨歌”。她很轻巧地就做到了三个回避:一是让王琦瑶选择了纯粹民间式的生活，这一方面是人物自身生存的内心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上海特有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庇护”作用,使她得以生活在最底层和最本原的民间社会“历史的芯子里；二是让人物选择了回避主流社会生活的心灵方式,让巨型的政治生活无法在人物的心灵中留下痕迹。原发而又根深蒂固的民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使王琦瑶能够毫不费力地拒绝和消化着政治历史给予她造成的影响。她的看起来十分可悲和可鄙的“外室生活，和古代的那位“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的美女所选择的生活和价值之间的细微差别，不过是从高贵的王族到卑贱的小市民的蜕变罢了。上海的弄堂已经造就了她的一颗“上海心”,这颗上海心也就是长恨歌的“芯”.正是这颗心使她得以“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第三个回避对小说来说是最重要的-它属于作家王安忆自己.她选择了非常个人化的叙事角度，刻意地释解和避开了宏大历史叙述的模式,把人物和事件还原到日常生活的末端和细部:参加舞会、串门、喝下午茶、围炉夜话。津津乐道的是旗袍的式样，点心的花样,咖啡的香味,大伏天打开衣服箱子晒霉，用小磨磨糯米这些都显示了长恨歌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性，即在主流历史叙述之外重新建立一个“反权力叙述模型的特性。这是一部属于上海小市民的现代历史,是属于民间和个人的历史记忆。它所表现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或历史美学，既是最旧和最传统的，同时也的最新的。现代的历史在这里是通过她的民间化、边缘化、私语化和琐碎化的“编纂法”来得以再现的。 与此相连的是一个“巧合”（也许是重合）,这样的私人化的叙述恰好同“女性主义的视域天然地具有着某种一致性,也就是说,在这里,市民化的叙事和女性化的叙事产生了奇妙的重合，使长恨歌成为了当代中国近乎是“惟一至少是不多的-的一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作品.它们共同与波澜壮阔的主流历史拉开距离,远离了男性世界的政治风云。王安忆“背叛”了现代以来的“启蒙革命”的复合式的叙事规则,却恰恰从另一个方面重建了女性叙事，也建立了现代中国女性的另一种历史。也可以这么说，在长恨歌里,反主流的民间历史叙事同女性叙事正好是同构的。王安忆的长恨歌不仅离白居易的长恨歌更近而且离红楼梦，离三言、二拍,离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也更近。相比之下,虽然长恨歌“复辟”了中国传统的历史与美学观念，但它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却恰恰强化并隐含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并使之在与市民民间话语的“合作中实现了互利的相得益彰.市民生活的场景和絮絮叨叨的方言化讲述，并没有遮蔽长恨歌作为一部“新历史主义”小说所包含的知识分子情怀,她实践了复活历史边缘、修复民间历史并“将历史交还民众”的理念.尊重而不是扭曲、改装和粉饰历史，正是当代小说新历史主义叙事中所包含的人文内蕴“历史的芯子”毕竟是不会轻易被修改的，上海又回到了它本然的样子。这个本然的样子当然不是乐土一片，但它是丰富和真实的，这就是生活和历史根部的样子.什么是“上海文化和“上海书写”?王琦瑶的一生,她的全部，都阐释着这个问题，她更形象地解释了上海这座现代中国的城市其文化的冲突与变迁，隐喻出小市民的上海、殖民地的上海、革命的上海和回到了市场与物欲时代的上海，它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人生意蕴.这是王安忆的贡献。、即对传统历史美学的“现代性的改造”。这表现在，当历史恢复了它陈旧而恒常的逻辑、上海结束了它的革命时代而再度成为一座典范的消费城市的时候，王琦瑶不仅延续了它少女时代的生活，而且也续接上了她“中断的悲剧”，她正是死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物欲、市场和消费的上海,并没有使王琦瑶过上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相反却真正上演了她该上演的荒唐悲剧-王安忆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她让王琦瑶死在金条带来的灾祸之下，死在无聊的小市民的闹剧里,不但隐含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批判的命题长恨歌 -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讲述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其中交织着上海这所大都市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沧海桑田的变迁。生活在上海弄堂里的女人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她们对情与爱的追求，她们的成败，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王安忆看似平淡却幽默冷峻的笔调,在对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被誉为“现代上海史诗”.精彩情节王琦瑶知道了，拍电影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瞬，是“开麦拉”的这一瞬，之前全是准备和铺垫.之后呢？则是永远的结束。她看出这一声“开麦拉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几乎是接近顶点的。那导演有时让她们看镜头，镜头总是美妙，将杂乱和邋遢都滤去了。还使暗淡生辉。镜头里的世界是另一个，经过修改和制作,还有精华的意思.那导演已成为熟人，她们见他不再脸红。有几回，表哥不在片厂,她们便直接找他。他自作主张的，喊她们一个叫“珍珍”，一个叫“瑶瑶”，好像她们成了他戏里的角色似的。他背地里和片厂的人说，珍珍是个丫头相，不过是荣国府贾母身边的粗使丫头，傻大姐那样的;瑶瑶是小姐样，却是员外家的小姐，祝英台之流的。他把吴佩珍当小孩子看，喜欢逗她，开些玩笑；对王琦瑶则说有机会要让她上一回镜头，因她的眉眼有些像阮玲玉，趁着人们对阮玲玉的怀念，说不定能捧出一颗明星。也是带点玩笑的意思,却含蓄得多。王琦瑶当然也不会认真,只是有点喜欢自己和阮玲玉的相像.可是有一日,导演竟真的打电话到家里，让她去试一试镜头。王琦瑶心怦怦跳着，手心有点发凉，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机会，她想,机会难道就是这般容易得的吗？她不相信,又不敢不信，心里有些挣扎。她本是想不告诉吴佩珍，一个人悄悄地去，再悄悄地回，就算没结果，也只她自己知道，好比没发生过的一样.可临到那一天，她还是告诉了吴佩珍,要她陪自己一起去,为了壮胆子.晚上她没睡好，眼睛下有一片青晕，下巴也尖了一些。吴佩珍自然是雀跃，浮想联翩，转眼间，已经在策划为王琦瑶开记者招待会了。王琦瑶听她聒噪，便又后悔告诉了她。这一天的课，两人都没上好，心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终于放学，两人便踅出校门，上了电车。这时间的电车，多是些家庭主妇般的女人，手里拎着布袋，身上的旗袍是有皱痕的，腿后的丝袜也没对准缝，偏了那么一点，头发或是蓬乱，或是理发店刚出来戴了一顶盔似的，脸上表情也是木着的，万事俱不关心的样子。电车在轨道里眶哐当当地走，也是漠然的表情。她们俩却是这漠然里的一个活跃，虽然也是不做声，却是有着几百年的大事在酝酿的。下午三点钟的马路，是有疲惫感的,心里都在准备着结束和换班了.太阳是在马路西面的楼房上,黄熟的颜色。她们俩倒好像是去开始这一天的，心里有着许多等待。导演先将她俩领进化妆室，让一个化妆师来给王琦瑶化妆.王琦瑶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形象，觉得自己的脸是那么小,五官是那么简单，不会有奇迹发生的样子，不由得颓丧起来。她由化妆师摆弄,听天由命的表情，有一段时间，她闭起眼睛不去看镜子。她感到十分的难堪，恨不得这一切早点结束;她还有些神经过敏，认为那化妆师也是恨不得早点结束，手的动作难免急躁和粗暴的。她睁开眼睛再看镜子，镜子里的自己是个尴尬的自己，眼睛鼻子都是不得已的样子.化妆室的光是充足的平均分配的光，没有抑扬顿挫，看上去都有些平铺直叙的。王琦瑶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反倒是豁出去地，睁大眼睛看那化妆师的手法,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变得不是自己,成了个陌生人。这时，她倒平静下来,心情也松弛了，等那化妆师结束工作走开时，她甚至还生出几分幽默感同吴佩珍开玩笑。吴佩珍说她简直像是嫦娥下凡，她就说嫦娥也是月饼盒上的嫦娥，于是两人都笑.一笑,表情舒展了，脂粉的颜色里有了活气,便生动起来。再看那镜子里的美人，也不那么生分和隔膜了.不一会儿，导演就派人来招呼她去,吴佩珍自然尾随着。棚里灯架都支好了，那吴佩珍的表哥在一个高处朝着她笑，导演却变得很严肃，六亲不认似的，指定她坐在一个床上,是那种宁式眠床，有着高大的帐篷，架上雕着花，嵌着镜子，是乡下人的华丽。导演告诉她，她现在是一个旧式婚礼中的新娘，披着红盖头，然后有新郎倌来揭盖头，一点一点露出了脸庞。导演规定她是娇羞的，妩媚的，有憧憬又有担忧的，一股脑儿交给她这些形容词，全要做在一张脸上。王琦瑶虽是点头,心却茫然，还恍恍的，不知从何着手。可此时她只是一个豁出去,反倒是很镇定，竟能注意到掏围，听见有邻近棚里传出来的“开麦拉”的叫声。目录第一部弄堂 流言 闺阁 鸽子 王琦瑶片厂 开麦拉 照片 沪上淑缓上海小姐 三小姐 程先生 李主任爱丽丝公寓 爱丽丝的告别第二部邬桥 外婆 阿二 阿二的心 上海平安里 熟客 牌友 下午茶 围炉夜话康明逊 萨沙 还有一个程先生 分娩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第三部薇薇 薇薇的时代 薇薇的女朋友薇薇的男朋友 舞会 旅游圣诞节 婚礼 去美国 老克腊长脚 祸起萧墙 碧落黄泉1946年 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获得第三名（18岁）1947年 王琦瑶参加百货公司剪彩，正式与李主任见面1948年春 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19岁）1948年深秋 吴佩珍去香港 李主任去世1949年6月 王琦瑶在邬桥 1950年春 阿二离开邬桥，不知去向。1951年莲蓬结子时节 王琦瑶离开邬桥，回到上海。1953年 王琦瑶住在平安里三十九号三楼1957年 结识康明逊1960年 王琦瑶与程先生再次相遇1961年 薇薇出生1965年 蒋丽莉病死1966年夏 程先生自杀1986年 王琦瑶被长脚杀死过得更好 生存之道 棉布的智慧 ：王琦瑶不算是个很善意的正面人物.她是静默的、隐忍的、心事重重的。作家笔下刻画的是一个并不风华绝代的出生平凡的姑娘，却凭着天赐的一颗不安稳的心,叫自己一次次登上时代的风口浪尖。而拥有了这样的智慧，她能在复杂的生存竞争中更胜一筹.在步步攀爬更高社会阶层的过程里，我们看出王琦瑶的真实个性。王琦瑶是个机敏善斗的女人，她动了半辈子的脑筋只为了自己能过得更好.与吴佩珍做好友,她斗的是以美丽为筹码的怜悯和宽容。住进蒋丽莉家她斗的是如何凭女性气质诱惑蒋家母女为自己铺就选美的红地毯,最好再搭上母女都相中的贤婿程先生，才能验证她上乘的女性气质.遇到严家师母后，她斗发型，斗妆容 ,斗听闻市井流言谁有更大的耐心。待自己的小丫头长成妙龄少女，她赶忙与女儿斗智斗勇起来。斗谁更时髦，斗谁更沉得住气。我们看出心平气和的表象之下,确是王琦瑶作为上海女儿的好斗本性。王琦瑶出于众人的特点在于仪表从容。为了踩稳了李主任这块人生的第一块板，王琦瑶精心谋划着自己不落俗套的生活。然而王琦瑶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从来不去为三十年后的未知遭遇而惶惶惑惑。她遇事不乱,不耽于忧愁，凭借过人的判断力扣住眼前的机会。她用自己拿捏精准的女性优雅气质，惹得同性的爱怜和逢迎，使蒋家母女替她编织荣耀光环，还能招来男性的倾慕和宠爱，叫程先生为了他孤寡半生而终。中年的王琦瑶更具风韵，与严家师母经营良好的友谊、与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的爱恨纠葛等等,这一切成就了她绚烂又怅然的半生缘。想象王琦瑶就像上海弄堂顶楼上翻飞的素色棉布，与廉价的的确良相比，她是温文尔雅的，与昂贵的丝绸相比她又是气度怡人的.棉布更善于吸收水分滋养自己，借了阳光的蒸发而越发柔韧。棉布用来做贴近肌肤的衣服，让人们愿意亲近。棉布登得上厅堂,是小家碧玉的另一种时尚，棉布下得了弄堂，是卓尔不群的优质审美眼光。总之，王琦瑶是美的.她的相貌美好，可以闭月羞花,却非风华绝代。王琦瑶之美的真正核心在于女子的机敏智慧。她的短短一生是苦心经营的，面面俱到的，如她日后的生活那样，美得细水长流。女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家庭，才使她成长为这般的个性呢.作者笔下所及王琦瑶的家事仅有两处，一是在小说开头,王琦瑶还与父母哥哥等亲人生活在一起；二是在产女之后，母亲来给她照顾月子。结果她与母亲不欢而散.我们疑惑，这样的个性和经历无论如何是受家庭影响的，究竟有着怎样的幼年经历助她练就了半生都在气定神闲里斗智慧呢？作者的笔墨始终停留在说不破的层面上，关于家庭的场景描写数笔带过。对家的眷恋不足以牵绊王琦瑶，何况她与家人感情似乎是寡淡的.细想，王琦瑶在家当小姑娘的时候,与亲人就是有间隙的。隐隐约约的开始树立起她傲人的斗志了。与哥哥，与父母，都能不亢不卑的相处.小说的叙述使一切看起来都没有疑问了.作者用笔的力度斩头去尾,刚好停留在棉布的厚度。很多东西，似是说不破,说不得,不必说,不屑说的东西被埋在笔墨深处了。第二回与王母的争吵算是突出的一回。整部小说的王琦瑶不近亲情，这样的女子在处理与亲人关系的问题上反而缺乏智慧。作者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来映射人物心理的变化，不断地变换场景。主角王琦瑶身份的变换：中学生沪上淑媛上海小姐-情妇-注射护士情人-母亲-孤独者从她16岁到58岁，横跨四十多年。历经解放前夕-和平年代-文革反右改革开放,舞台都在上海,，她对“感情”的体验,她传奇的一生,无法复制。聪明的人会享受，善于品尝千滋百味，唯独除了“甜”，美好的甜被外婆及有些笨拙的吴佩珍和薇薇尝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