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密林中的大众面影.pdf

19现代中文学刊/双月刊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86 期）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imonthly NO.5，2023 Sum NO.861996 年初春，我刚刚接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董秀玉总编辑带着我去拜访几位前辈，第一位便是读书杂志首任主编、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原先生。我在 2004 年第12 期读书杂志的编辑手记中忆及那次见面的情况：“在拜访他之前，我读到过他撰写的语言与社会生活 社会语言学 在语词的密林里等书，知道他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创始者之一，却从未有机会请教。”那次谈话之前，我刚刚买到商务印书馆重印的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译者是三位中国语言学的重镇：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谈话也由此开始。陈先生说：这部著作不是普通的译作，因为作者、译者都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故这个译本是真正的经典。他由此书谈到了一点古音与方言的研究，也引起我对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方言与地方形式问题的联想。我曾写过一篇有关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讨论的论文，其中涉及方言、地方形式、拉丁化运动和民族语言等问题，而陈原先生从 1930 年代起即参与拉丁化和世界语运动，不但是语言学问题的专家，而且也是这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见证者和实践者。我们的话题自然集中到这些问题上。陈原先生侃侃而谈，其中包括了那篇编辑手记中未曾记载的人与事，例如193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和胡愈之先生，以及后者直接参与的“别字运动”等等。1990 年代以降，对于近代语言变革及其局限的研究以民族主义为主要问题和框架，国语问题、书写文字和声音中心主义及相关问题渐成潮流，而大众语运动、拉丁化运动和世界语运动等与阶级问题和国际主义关系更为密切的语言运动鲜有人研究，偶尔提及，也多语带讥讽。那天陈原先生谈兴浓郁，他用平易的语言，在社会语言学的脉络中阐述这些运动的意义，谈及他曾如此熟悉的朋友和文坛掌故，时时抚掌感慨。从陈宅出来后，董秀玉总编辑也很高兴，她说这样的话题恐怕已经很久没有人跟陈先生提起了。如何去理解这些在今天被视为“失败”的实践，依旧是一个未完的答卷。齐晓红的著作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19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考论读来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她所讲述的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这部著作以“大众”为关键词，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大众的形成过程相互链接，也反过来从文学与语言的视角阐释现代中国的大众问题。这一双重视角赋予了这部作品强烈的历史感，也使得这项立足于文学史脉络的研究获得更为深广的意义。大众及其动员在民族运动和阶级政内容提要：大众及其相关现象的涌现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不同以往的历史特征，透过文学和语言追踪大众概念的生成是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肌理和运动逻辑的重要路径。齐晓红的新著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以“大众”为关键词，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大众的形成过程相互链接，也反过来从文学与语言的视角阐释现代中国的大众问题。这一双重视角赋予了这部作品强烈的历史感，也使得这项立足于文学史脉络的研究获得更为深广的意义。关键词：大众、文学、语言、民族、阶级语词密林中的大众面影1汪 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现代中文学刊20 治中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正是伴随民族运动和阶级政治的发生、发展和转化，通过扬弃传统的精英文学形态，将通常作为日常消遣的通俗文学转化为具有严肃社会政治内容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诞生了。因此，追问何为文学、谁是大众就成为既内在于社会史又内在于文学艺术史的关键问题。晓红抉剔爬梳、考镜源流，钩沉大众、大众文学、大众语以及别字运动等国内外文献，显示了她在调查史料、考证文献方面的功夫，但大众问题的复杂性逼使她在梳理材料的同时展开系统性的理论思考，其结果就是这部包含了诸多历史洞见的著作。大众是 20 世纪中国最被频繁使用的语汇之一，大众时代也是这一时代区别于漫长历史时代的关键特征。在欧美社会理论中，疏离的、孤独的、高度流动的、无个性的、匿名的和缺乏传统人际联系等形容词是描述大众的常用语汇，与这类形容词结伴而行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等等与工业生产及其市场体系关系密切的衍生概念。在 20 世纪中国，尤其是其前半叶，人们只能在上海、香港等殖民都市的出版物中、在乡土社会罕见的霓虹灯影和无轨电车之间找到类似的社会感觉。与这类描述中的大众形成对比，20 世纪中国的大众是在一个更广阔而复杂的政治动员中产生出来的群体，蕴含着对于多种时而一致时而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体性欲求，也因此大众与有关大众的不同叙事总是密切相关。这些叙事及其相互关系赋予大众概念以强烈的政治意味。雷蒙威廉斯对英语中 Masses 作为关键词的观察中包含着某种翻转，即从多头群众或乌合之众向某种正面的社会动力的突变，2但他没有说明即便是在这一转变之后，围绕何为正面的社会动力，不同力量展开了有关大众的不同叙事，使得大众不仅是一个关键词，而且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斗争之场。如果要研究大众的历史和叙事，不可避免地也要研究这一变化的多重动力，即谁（哪种社会力量）在论述和叙述大众，从什么位置上叙述和论述大众。大众一词古已有之，但其近代流行并非同一语词的自然生长。齐晓红对此做了详细的辨析。按照黎锦熙的考证，3大众一词最初起源于礼记月令，如“孟春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或吕氏春秋 音律所谓“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汉高诱注中有“大众谓军旅工役也”的说法，实际上是在上与下的关系中将大众理解为“在上者”征发的对象。近代的大众概念与民族国家和现代民主制发生了联系，在上/下关系之外，又获得了在少/多的关系中的新界定，即与少数者相对应的多数者的含义。1908 年前后，深受尼采影响的鲁迅一再提及与“一二士”与“大众”的对立，声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已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庸众及其多数专政了。齐晓红断言：“即使 大众 已获得了这一现代意义，但若与平民、民众、国民等词相比，在 1930 年代之前，大众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应用并不普遍。”那么，为什么恰恰是在无产阶级文学讨论之后的1930 年代，大众概念才获得了如此显著的位置呢？若离开这一时代大众概念的另一个特征，即与阶级概念的纠缠，难以对此做出清晰的解释。1930 年代流行开来的普罗大众成为中国知识和文化领域的关键词，这一概念将无产阶级与大众综合在一起，显然是一个全球性翻译进程的产物。用晓红的话说：“1930 年代前后几乎每一次关于以大众为关键词的文艺论辩都可以从日本的语境中找到它的影子。日本语境中对西方大众含义的借镜使得大众获得了新鲜的现代含义，而当时的旅日知识分子又很快将其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促动了中国语境中大众问题的成长。”例如她引证说，1934 年，乐嗣炳翻译了新出的日本文艺词典（一九三年白杨社版）中的相关条目，其中说道：“（大众）对前卫说它是本队，指巨大的人间的众团。随口说的大众，其中有种种阶级的差异：普罗列塔利亚大众，农民大众，小市民大众等。这些大众在目的意识没甚醒悟这点上虽然相同，可是它们所贮藏的活力（Energieeuergy）各不相同。含有最旺盛的革命的活力，不用说是工业普罗列塔利亚的大众其次是农民大众。他们在资本主义下面吃进两种榨取的，生活条件最恶劣，所以在绝望的原始的反抗这点上，常超过普罗大众”4又根据尾崎秀树的研究指出：“大众作为替代同义语民众的一个新词，其兴起是在大正末到昭和初期（1920 年代中期左右）的事情，而从佛教语言里将大众一词转为现代意义的功臣是白井乔二，使大众与文学（文艺）结合的媒妁之人也是白井乔二。”5昭和三年（1928 年）爆发的“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的论争，也与同年在中国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相互呼应，大众与阶级在这一历史时刻几乎同时浮现。英国和欧美由于集中性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城市化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分化，在马克思和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中，由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 年）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成为描述这一分化的基本概念，并在这一时代的社会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动员作用。大众社会及其诸特征与工人阶级的概念有着血肉联系。明治之后，日本工业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阶级问题也伴随激进政治组织和话语的形成而获得传播。但由于背景条件的差异，无产阶级或普罗大众等翻译语汇的内涵非常不同，例如 20 世纪中国的大众概21现代中文学刊/念与非西方社会的类似语汇有着更多的重叠关系，大众概念经常用于指称与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农业社会的劳动者群体，或者辗转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中的下层社会。这也是当代理论界尤其是印度庶民研究和美国后殖民理论，用庶民概念描述殖民地社会的大众的原因。除了葛兰西理论的启发，调用庶民概念也是为了凸显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但我们无法忽略另一个事实：尽管在欧洲工人阶级（以及日本劳动阶级）与中国劳农大众之间存在着历史性差异，但大众概念及其相关话语能够跨越不同社会形态之鸿沟，以急速的方式将不同的社会内容纳入相似的政治进程。因此，大众和大众社会的形成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基础，但如果没有大众及其相关概念的涌现、阐释和运用，大众面孔的清晰呈现、大众主体性的持续重建是不可能的。大众及其相关现象的涌现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不同以往的历史特征，透过文学和语言追踪大众概念的生成是理解这一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肌理以及运动逻辑的重要路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诞生和转化与大众社会的持续形成相辅相成，例如，文学艺术领域的普及和提高与清末民初民族主义和新民诉求、“五四”时代的“觉醒”政治和平民主义、1930 年代的大众动员，以及随后展开的政治领域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息息相关，文学战线上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国防文学”与政治军事领域的人民战争相互呼应，文艺领域有关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旧瓶与新酒的争论，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城乡关系和阶级政治有着内在的呼应关系。因此，大众文艺与大众政治不仅互为观察之棱镜，而且互为内容与形式。至 1940 年代，丁玲、赵树理和周立波作品中的乡村关系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客观写照，也是土地革命的文学路线图。齐晓红认为文学史研究中经常涉及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不仅仅是文学风格、文学题材和文学表述的问题，也是大众社会形成中的关键问题，她进一步断言：“大众文艺的政治性是内在于文学性之中的，即对文学是什么的认识是和对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和政治之间不是肯定还是否定的关系问题，而是如何将之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中来考察的问题。”大众随时代和语境而变化莫测，不仅在不同社会之间存在着社会内容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的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的命名。大众是持续生成的社会主体、与特定政治艺术视角紧密相关的政治角色；透过大众生成和变化的规定情境，观察这一推动其生成变化的多重力量，必然涉及不同的大众观的涌现及其灵活的语言策略。晚清以降，群、众、众数、庶民、平民、群众、民众、农民、劳工、工农和人民等等称谓此起彼伏，从后设的角度回望，我们总是能够从中辨识出民族和阶级这两个范畴的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面影。无论是 20 世纪的行动者，还是回望这一时代的观察者，都难免从民族（国民）与阶级的棱镜中透视这一难以被单一概念所概括的群体，在错综矛盾的关系中理解在这一话语中诞生的或被召唤的政治能动性。在 20 世纪，要想找到比这两个命题更为普遍的政治概念及其衍生性话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大众与精英、多数与少数、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二元框架及各种衍生性的表述如影随形，但这些概念和框架所指的社会政治内容存在着持续的变异。文艺大众化研究通常遵循三种路径：首先是将文艺大众化视为晚清以降、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以降的历史潮流；其次是将文艺大众化视为左翼文艺运动的口号、运动和文艺特征；第三是从通俗文艺的传统或大众文化的自足性出发理解大众文艺。齐晓红对这三条阐释路径均有所汲取，但她更侧重“大众”和“大众文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独特含义或规定性。例如，1930 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承续“五四”的平民文学倾向而来，但同时包含了对“五四”文学及其价值的批判和扬弃，如何理解这一时代的“大众”和“大众文艺”概念的独特政治内涵？又如，左翼文坛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重要推手，但作为其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同样包含着对大众的诉求，因此，如何解释左右两翼围绕大众和大众文艺的政治性对立，如何解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和文艺政策在 1930 年代文艺运动中的影响？不仅如此，国民党支持的“通俗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在各自的叙述中均呈现了内在的矛盾与裂痕，冲突和分歧，并不仅仅呈现为左右或两党对立，而且也在左右各自不同叙述的内部构成更为复杂的政治光谱。通过文本细读，齐晓红指出：黄震遐和万国安等的“战争文学”（黄人之血 陇海线上 大上海的毁灭等）以战争美学张扬国民党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但小说的叙述却又暴露了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阶级的斗争，与左翼文学的叙述存在着重叠之处；左翼方面也同样如此：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穆时英南北极等作品，都呈现了左翼阶级观点难以完全解释的民族矛盾，并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所抵牾，因此，“民族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所分别坚持的民族和阶级立场互相对立，但是又互相涵盖”。从艺术表现方面说，两者在表达方式和审美感觉上均受到新感觉派的影响，或者说，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取向在其政治美学方面又存在着某种时代性的特征。在对大众文化和大众文艺的研究中，另一个脉络是通过对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作为一个独特传统和自/现代中文学刊22 足领域的关注，并由此展开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和文艺运动的“民间批判”。但在 1930 年代，以及更为漫长的时期，政党政治、左右之争和不同价值取向和趣味的冲突与斗争遍及不同领域，早已不存在作为自在或自足场域的大众文化。大众文艺不是左翼或右翼、共产党或国民党文艺运动的专属领域，而是一个斗争的场域。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中提出的谁是大众，以及对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质询，恰好是对雅俗二分论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自在或自足的俗文艺概念的批判与解构。从大众文艺作为一个斗争的场域的角度说，强调通俗文艺和大众文化作为一个自足的、去意识形态化的领域本身自有其政治含义，在不同的条件和场域，其针对性同样存在着变化。1928 年“革命文学”论战、1930 年“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时刻，围绕阶级问题，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展开激烈博弈。这部著作的意义之一是在民族主义范式流行的语境中重新带回“阶级”论述，但并不止于此，作者以此为契机重返 1930 年代的政治现场，它所“带回”的不只是阶级概念，而是这一时代的政治性：“大众文艺昭示着的是一种冲突、对抗和不停地转换、变动着的关系，而要揭示这种关系，我们就必须植根于 1930 年代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之中。”在这场文化争夺战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拥有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的国民党在文化上却处于“从属地位”，其民族主义文艺政策完全是对共产党的大众文艺运动的被动回应。民族主义文艺的骨干人物朱应鹏不得不承认：“所谓党的文艺政策，又是由于共产党有文艺政策而来的；假如共产党没有文艺政策，国民党也许没设有文艺政策。”619301940年代的文化政治斗争提出了一个至今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以全民或全体为诉求的政治最终失去了全民或全体，而以阶级或部分为诉求的政治却赢得了胜利？这里隐藏着政治和领导权问题的奥秘，也是理解20 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环节。齐晓红观察到：“工农革命以及阶级斗争到了1927 年国共合作关系的破裂达到了一个分界点，国民党对工农革命的镇压和共产党对工农革命的大力扶植就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的局面。这种以工农革命为基础的政党政治斗争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对抗。这种明显的带有对抗性质的文学一出台便引发了左右双方乃至左翼内部的大争论主要是围绕文学是否具有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如何建立等等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与谋农夫、工人之解放直接关联，故其新三民主义确立了“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7的目标。但伴随国共合作的失败，国民党在大谈“民众”的同时已经很少谈及工农，而共产党则从工农阶级的角度谈论大众，不但以此重申国民革命的目标，也为在两党围绕大众的竞争中确立文化领导权进行阶级动员。但两党政治并不能涵盖这一时代的政治光谱。伴随大众与阶级的重叠性越来越高，民众与大众这两个相互重叠的概念开始了分化、甚至对立。面对“革命文学”论战中提出的普罗文学口号，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来人未必认同。齐晓红对这一时代围绕民众文学问题的讨论做了详细梳理：1920年代，受罗曼罗兰和托尔斯泰的民众文学论的影响，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沿着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脉络展开民众文学的争论；1928 年 9 月，大众文艺创刊，郁达夫在发刊词中声明刊物所用的标题借自日本流行的“大众小说”，但针对的却是中国文艺领域的两重趋势，即将文艺“隶属于一个阶级”或以大众文艺为新名词“向政府去登录”，“而将文艺作为一团体或几个人的专卖特许商品”。8国民党人承接民众文学的口号，并将“民众文学”作为民众教育的有机内容，推动以塑造新国民为宗旨的通俗文艺运动，而在以文化阵线为阵地的国家主义派那里，“民众文学”已经获得了对抗“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文学”的政治内涵。9在普罗文学发展到大众文艺运动之际，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直接策划的杂志黄钟重提“民众文学”的口号，声言“民众文学必须以民族性的活跃力（民族性的表现力）的程度为标准”，10通过将民众文学纳入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对抗普罗文学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因此，作为斗争场域的大众文艺凝聚了多重力量之间的博弈，而国共两党以民族与阶级为关键词展开的博弈成为这一斗争之场的中心部分。在左翼方面，伴随大众概念与无产阶级概念重叠度的急剧上升，理论叙述的矛盾和文学实践上的困难都随之而起。如果大众文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又何来所谓“文学大众化”的要求，甚至问题本身？晓红以郭沫若和沈端先的争论为例，指出他们“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问题，即既然普罗文学的革命性和阶级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还要提出大众化这个问题呢？”换句话说，如果大众等同于普罗大众，大众文艺运动就可能与将民众等同于国民全体的民众文艺运动一样，成为凝固的块状整体，不仅失去其开放性、可变性，也因此而失去其政治潜能。人民战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等全部依赖于大众和阶级成为政治主体的潜能。换句话说，在大众文艺运动中围绕大众问题展开的争论，实际上正是一场何为政治的争论。23 现代中文学刊/左翼文学运动的大众化诉求最初是从列宁的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任务发展而来，在1928 年日本和中国爆发的革命文学论战中，如何界定大众已经成为关键问题。藏原惟人、中野重治和林房雄等日本左翼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的争执围绕着如下问题：大众等于被支配阶级和阶级意识的所有者，还是经由大众化的方式而向大众传播和渗透阶级意识？1930 年代的大众概念尤其指称工农大众或无产阶级，但同时也包含着尚未组织成为阶级的含义，故“文艺大众化”既包含了对阶级意识的要求，又体现了通过这种意识组织大众，以形成一个政治集体的诉求。11 沈端先认为“文艺大众化”运动包含了“大众化”和“化大众”两个层面和阶段，即通过文艺普及（大众化）以达到唤起大众自觉阶级意识（化大众）的目的。“简括起来，可以说，前者，是目下当面着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乃至艺术的大众化，后者，就是，无产阶级教化的所谓化大众。”12大众是一个包含普罗阶级但不限于普罗阶级的范畴，而普罗阶级也不是一个思想上已然成型的单一总体，大众文艺运动的政治性就是以此为前提展开的。“大众化”和“化大众”的命题预设了文艺与大众、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高/低关系，由此也提出了大众文艺的作者是大众的一部分，还是其例外？这是大众文艺运动之政治性的另一个面向。大众文艺运动将资产阶级（殖民主义）文艺或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作为对手，但同时也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从事大众文艺的知识分子。大众化的命题将知识分子作为运动的主体，但同时对其主体地位提出持续质询。这一质询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尽管大众化预设了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但由于大众概念与阶级概念有着极高的重叠，大众化不仅要求文艺接近普罗大众，而且也意味着文艺创作者只有获得阶级意识才能创造出大众文艺。那么，知识分子如何才能获得阶级意识？其次，知识分子既不是大众的先生，也是不是大众的尾巴，既承担唤起大众的使命，又必须以大众为师，这一含混而吊诡的关系恰好构成知识分子伦理和政治的核心内容，即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己与大众的关系？第三，大众文艺不仅是为大众的文艺，也可以是大众自身创造的文艺；大众文艺最终达到的是创造者与其受众的合一。在知识分子方面，如同鲁迅所说，先要变成“革命人”，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为“革命人”的文学者即不再是一般所谓知识分子；在大众方面，伴随“化大众”的进程，工人、农人、士兵或其他劳动者可以成为文艺的创造者，即作为文学者的“革命人”。这也即标志着知识分子与大众的二元框架的最终消解。上述三个层面事实上都涉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持续转化关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稳定的范畴，而是通过互动而不断塑造和自我塑造的过程。相较于国民党代表国民全体或各阶级的革命，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大众的这一称谓背后，包含了一种叙述学上的吊诡性”，并在19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不断再现。从政治的角度说，这一吊诡性正是大众文艺运动的内生动力，因为它逼迫大众文艺运动的参与者持续追问“我们是谁”。晓红提及瞿秋白在 1928 年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质疑，即国民党所代表的“我们”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国际帝国主义，是剥削中国工农之权的“我们”的民族主义。13这一追问以阶级与民族之关系为出发点，将阶级政治扩展至民族领域。他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断言“绅商就是民族”，从而国民党倡导的“民族文学”也就是绅商文学，也遵循了同一质询逻辑。14鲁迅在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基于对“我们”的追问：当无产阶级在受苦的时刻，无产阶级文学却很流行，这样的文学到底是谁的文学？在“左联”五烈士流血牺牲之际，他开始使用此前很少提及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字样，因为无产阶级文学者的血与无产阶级的血流在了一起。这也是他在“革命文学”论战中坚持的先要有“革命人”才会有真正的革命文学的主张。正是沿着这一脉络，在人民战争的语境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里所谓群众也就是“人民大众”或“最广大的人民”，但不同于国民党的总体性的民族概念，毛泽东从阶级的视野将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区分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亦“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正是由于存在着对中华民族的上述分析，毛泽东才能提出作家艺术家的“立场问题”，并将大众化概括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5毛泽东在这里提及了“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 1930 年代大众语讨论的回应和总结。汤姆奈伦（Tom Nairn）曾指出：“民族运动的典型形态，是作为领导者的活跃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力图动员群众阶级，将其能量导向对新国家的支持。”16但大众语运动的要求却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范畴，更不用说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思考了。如同齐晓红所说，大众语运动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运动，将语言和大众的组合在一起，不仅显示了大众崛起的时代特征，即大众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也从阶级视野展开了对语言本质的重新思考。她从三个方向探讨大众语运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现代中文学刊24含义，即“大众”和“语言”之间是以怎样的形式组合在一起的？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等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视野下理解方言拉丁化以及方块字拼音化的改革？这部著作对于大众与运动的研究极为丰富，洞见迭出，这里仅就大众语和普通话与国语问题做一些讨论。大众语问题是承 1930 年代文言复兴与拥护白话的论争而来。1934 年 6 月 18 日，陈子展在 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首提大众语问题。陈子展、陈望道、任白戈、胡愈之和陶行知等人分别提出大众能够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以及大众意识、拼音文字等主张，形成了大众语讨论的第一波浪潮，而苏汶强调语言系统的稳定性，认为“文字所载的道是千变万化，而世界上断没有因所载的道不同而名之为另一种文字这一类奇怪的事情的”。171934 年夏秋之际，曹聚仁在社会月报上刊载了一封征求大众语意见的信，18鲁迅、吴稚晖、赵元任、陆衣言、林语堂、沈从文和叶籁士等人先后复信，引发更大的浪潮。大众语运动试图通过言（说得出、听得懂）文（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统一搭建大众交流的平台，破除压迫和分割大众的语言万里长城，召唤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新型关系，其动机与目的均不同于通过国语改革造成民族共同语的白话文运动。但是，大众语运动内含的言文一致的诉求实际上是对国语运动的批评，即所谓国语或白话文并未达成言文一致的效果，从而需要倡导大众语即“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的言语发生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这种普通话“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19齐晓红敏锐地指出：“瞿秋白的现代中国普通话的基本构想里有苏联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马尔（Marr）的交溶（crossing）语言学和语言阶级论的影子。”借助于对马尔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晓红深入分析了大众语运动中的语言与阶级的争论，是全书中最具有理论性的部分。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Nikolai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认为高加索地区的南高加索语系与中东地区的闪米特语族相关，并从语言起源的角度反驳那种认为只有欧罗巴语言才是“国家的”“有机的”和“高贵”的单一语言起源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雅弗理论。马尔认为：正如不存在绝对不同的种族一样，也不存在绝对不同的族系或种族的语言，作为人类自己的创造物，语言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不存在未曾与其他语言交溶过的语言，也不存在任何非阶级的声音语或非阶级的民族语。“一切语言底生长，发展，和向另外的阶段或另外的系统的转化，永远是交溶的结果。”20然而，马尔的社会语言观在 1950 年遭到曾经的支持者斯大林的激烈批判。1950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4 日，苏联真理报组织了语言学问题的讨论，斯大林先后于 6 月 20 日、7 月 4 日和 8 月 2 日针对这场讨论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 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和答同志们，并于 1950 年 8 月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同年 10 月，中国解放社（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立三、曹葆华等人翻译的中文译本，对新中国的语言理论和民族语言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大林对马尔语言学给于了尖锐批判，认为“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21尽管斯大林在其身后被普遍视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本语言学小册子却被视为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正确批判，在民族识别和历史语言研究中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何理解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质，至今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齐晓红没有尾随当代国语与民族语言的流行观点，更没有照搬斯大林的所谓反教条主义的语言论，她灵活地调用了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一书中的观点，即对语言学上的个体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展开双重批判。22沃洛希诺夫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十分熟悉。索绪尔语言学的几个主要特点是：1.区别于历史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共时性，强调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或符号学系统；2.语言学应该以口语而不是书面语为主要对象；3.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语言共同体的产物，或者说“语言是人类话语能力的社会产物，而且它是被社会使用和容许人用这个能力的必要习惯的总和”；4.索绪尔划分出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等重要概念，形25现代中文学刊/成了语言的三分法，即“言语活动”，作为形式结构的“语言”和作为个体的言语行为“言说”。沃洛希诺夫据此认为语言/言语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事件”，因此必须在具体情境和动态的语言互动中理解符号的意义生成过程。“马克思语言哲学应当而且必须严格地将言说（parole）当做语言言语的实在现象，当做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23藉由沃洛希诺夫对“言说”这一领域的重视，晓红再度将被斯大林语言理论所剥离的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斗争引入语言研究，引领读者重新理解大众语或“现代中国的普通话”与国语的区别。1930 年代的大众语讨论针对的是蒋介石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及其文化复古主义，并力图在对抗性的关系中塑造无产阶级大众的政治主体性，这一时代性的诉求不是对语言的固定规范，而是在具体政治语境中产生的语言和文化的政治。瞿秋白这段为晓红引证的话至今值得我们思考：“所谓国语，我只承认是中国的普通话的意思西欧的所谓National language，本来的意思只是全国的或者本民族言语，这是一方面和 方言 对待着说，另一方面和外国言语对待着说的。至于在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面，往往强迫指定统治民族的言语为国语去同化异族国语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国定的言语，所以这个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为第一种解释的意思就是全国的普通话的意思。（自然，这是第一种解释和第二种解释就是本国的言语可以同时并用的）。至于第三种解释那是我们所应当排斥的。”24与瞿秋白略有不同，胡绳强调方言土语与民族语之间的形成关系：“方言土话文学并不是有永久的生命的，各地的方言土话将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的统一起来成为 民族语 这所谓自然统一起来的民族语也可以就是说是形成了的大众语”25伴随民族平等的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普通话与国语之间的清晰界限已经模糊，也并无必要刻意在语词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当年国语的倡导者同样强调方言和活语言的意义，他们与大众语运动的区别主要集中在语言与阶级的关系问题。胡适说：“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 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26黎锦熙则说：“大众语者，是一种有建设性而不具阶级性的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 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大众语，就是把落后的大众和前进的大众所有的意识间的冲突和矛盾，统一起来，使这种标准方言成为一国全民族大多数的人同时彼此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普通话。”27在这个意义上的大众语、普通话和国语也就没有根本的区别了。28但是，国语概念更倾向于将民族语言视为一个既定的体系，而普通话却更强调语言的活的运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以及语言体系自身的开放性和持续生成。现代中国的普通话是一个包容多种语言要素的语言体系。与马尔和沃洛希诺夫的语言理论相似，大众语和普通话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强调语言的新陈代谢过程，并认为新的普通语言的持续发生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的语言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普通话不但拒绝承认语言的单一种族性，也不承认某种语言的纯粹统一的和排他的形式，从而为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持续吸纳方言、口语、民族语言和外来语的普通语言活动开辟了空间。普通话的开放性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和唯一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与众多方言和民族语言保持持续相互吸纳关系的体系；普通话的存在是以承认语言多样性为前提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普通话教育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并继续深化发展，在社会流动性大步提高的时代，少数民族语言在多族群社会中的教育和保护应该受到更多重视。普通话吸纳多种方言因素，尊重言说者的主体地位，是在漫长历史中多种语言持续交融并继续生长的语言；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普通话不可避免地接受国家规范，但在实践中，不应将现代中国的普通话理解为由国家指定为普通语的某一种方言，即便它的若干要素与北方方言有更深的关系，也应该是一种持续开放的体系。因此，普通话的概念超越了民族主义语言范畴，它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相互混杂，是一种始终处于交流过程中的活语言。文学大众化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不能一般地置于民族主义的范畴内加以解释，而应在 20 世纪中国的脉络中进行阐释。这是一个在寻求新的大众主体性的进程中展开的文化和语言变革运动。相较于白话文运动在国家体制中获得的正统地位，大众语、拉丁化和别字运动如今已不是人们纠缠的话题，但这些朝向大众的努力其实早已烙印在历史的脉络中。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一书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而是重返历史现场，在更长远的历史脉络中激活时代生活的政治性，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深远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走笔至此，忽然想到27 年前书房中的陈原先生的面影，他的侃侃而谈，注/现代中文学刊26而不竭，并非起于老者的寂寞怀旧，毋宁是一位老战士回望语言和文化之旧战场，当年的奋斗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而是以被忘却的姿态，汇入不可端倪之大众时代的巨流。汇入大众之洪流，成为那个时代之“我们”，不正是大众化运动的初衷吗？2023 年 8 月 18 日草于清华园注释：1 此文是给齐晓红著文学、语言与大众政治19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考论所写的序言。2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第286 页。3 关于“大众”一词在古代的解说，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序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出版地不详，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4 年。4 乐嗣炳：“大众真诠”在日本，社会月报，1934年 10 月 15 日，第 1 卷第 5 期。5 尾崎秀树：大众文学，徐萍飞、朱芳洲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年，第 20-21 页。6 朱应鹏氏的民族主义文学谈，文艺新闻，1931年 3 月 23 日第 2 号。7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23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21 页。8 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第 1 卷第 1 期，第 1-2 页。9 尹若：“只要建筑在阶级对立和斗争上的文学，我们通通反对！这文学的方向应该转换，但一定要转换到民众文学方面，那才算是新生了。”尹若：现代中国文学的新方向，文化战线，1928 年 6 月 7日，第 1 卷第 4 期，第 113-115 页。10 汪锡鹏：民众文学与民族性，黄钟，1934 年 11月 15 日，第 5 卷第 7 期，第 6 页。11 陶晶孙说：“大众是个无组织的东西”陶晶孙：从编辑谈到投稿，大众文艺第 2 卷第 1 期总第7 期，1929 年 11 月 1 日。12 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紧要问题，拓荒者第3 期，1930 年 3 月 10 日，第 1061-1062 页。13 瞿秋白：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布尔塞维克第 17 期，1928 年 2 月 13 日，第 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