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选择样本.doc

中国企业年金制度选择 国际经验和中国前景（本文荣获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征文评选二等奖）文/郑秉文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抽象和孤立地对DC和DB两个模式做了优劣比较，回顾了DB和DC模式在国外发展历史和2个不一样发展阶段关系；从国际比较角度，分析了英美DB型企业年金模式沉痛教训，叙述了DC型优势和发展时尚及其对中国提升企业竞争力好处，分析了它们各自对经济结果和社会发展不一样影响；从一般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比较角度，叙述了DC和DC制度本质要求和法律制度关系，列举了不一样国家继受不一样法系不一样发展道路，进而探讨了中国发展企业年金应该努力制度方向；从出现两个不一样要求这个现象，分析了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博弈问题，指出了制度关键性即制订一个什么样制度规则对资本市场发展和福利事业发展是很关键。关键词：社会保障 企业年金 可连续性 国际比较 DB和DC型养老计划初颁布企业年金试行措施（劳社部令第20号）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措施（劳社部令第23号）（下简称“2个试行措施”）奠定了中国企业年金制度基础框架制度：“缴费确定型”（下简称DC型）完全积累制 。DC型积累制企业年金制度符合世界发展时尚，符合中国长远发展要求，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企业年金发展。但多年来，部分声音出于对部分金融机构主动性和市场需求等问题考虑，认为，两个制度平行存在，有利于竞争，应顺其自然，优胜劣汰；可能还会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无须多虑，不应小题大作，大惊小怪。笔者认为，第一，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关乎中国社保大制度发展模式取舍、关乎子孙后代职员利益、关乎资本市场长久发展后劲一件大事；第二，短期内DB制度对刚建立DC制度会形成一个很大冲击，造成其规模萎缩，甚至会夭折；第三，长久内，DB型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不利于促进企业年金发展，不利于退休收入起源多元化稳定性，关键是，DB制度存在着潜在金融风险，既不符合退休者收入安全性要求，也不利于国家财政可连续性发展，中央财政很可能背上一个长久沉重包袱；第四，既然从短期和长久看DB对中国含有较大副作用，那么，对DC和DB抉择实际就是对两种不一样制度安排抉择，是对两种不一样经济结果抉择，是对两种不一样资本市场前途抉择，甚至它反应是对优异和后进抉择；第五，中国不该再引入一个DB型制度，而只有坚持劳动社会保障部颁布2个试行措施所确立DC型制度才是我们唯一发展道路。一、和DB相比，DC型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在全球化趋势下，DC模式适应性更强部分，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1良好便携性便于企业间部门间人才流动和淘汰冗员DC和DB之间一个最大区分在于DC模式下建立个人账户是资本化账户，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均全部划入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制。而DB模式下个人账户功效关键是个缴费统计，起着账簿会计作用，而不是投资型完全积累性质。这么，在劳动和资本流动速度日益加紧条件下，DC模式较强便携性对劳动流动性就没有任何障碍，而DB型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它更多地是和工人最终工资水平联络在一起，工人在退休前离职流动就等于要蒙受较大退休待遇损失，而DC模式不是于最终工资相联络，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外实践证实，很好便携性为企业淘汰冗员带来了方便，尤其对国企来说，DC制这个优势为人才流动和冗员淘汰发明了条件，便于资本流动和转向，便于资本技术结构升级，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2DB计划缴费负担沉重依据国外实践，通常来说，DC型缴费率比DB型低很多。比如，英国企业雇主DB型计划缴费水平平均是DC型计划3倍：DB型是15，DC型是5%。DB计划缴费水平较高，即使部分跨国企业也难以承受，以致放弃DB计划。如IBM、万立信企业、惠普企业、摩托罗拉、西尔斯最近纷纷宣告冻结其职员DB型计划，转向采取DC计划，其原因全部是企业实在承受不起高昂成本。因为DB型企业年金财务负担较大，对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有很大影响，从而影响了企业竞争力。以美国为例，越是传统夕阳产业，因为建立企业年金比较早，几乎全部是DB型，所以负担越大，竞争力越差。在号称“世界汽车之全部”底特律，美国汽车制造厂退休群体最庞大，养老金债务最高，成为它们竞争力巨大障碍。相比之下，日本在八十年代末才在美国建立汽车制造商养老金债务要低得多，福利负担轻得多。比如通用汽车雇员养老计划组员514,120名，其中142,617是退休者。在，养老金加上医疗保健费用需要62亿美元，摊到每辆车上是1,784美元。而丰田（美国）养老金计划组员只有9,557名，在仅有两名退休者，其养老金支出摊到每辆车上不到200美元。依据摩根斯坦利估算，假如没有养老金和退休者医疗保健支出，汽车制造厂平均利润率应为5.5%，亚洲汽车生产商如本田汽车集团利润率甚至达成7.5%。然而养老金计划成本使得通用汽车利润率仅为0.5%，是全行业最低。形势发展对美国汽车是越来越不利。亚洲汽车销量连创新高，在全球甚至美国本土市场拥有率也连续上升，而且受到资本市场投资者青睐；而美国汽车制造厂信用等级远远低于日本汽车，市场份额正在急剧萎缩，最终不得不进行破产重组谈判，终止其养老金计划。3采取DC制有利于减轻中国企业财务负担中国现在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缴费水平已很高，企业负担也很之大。以关键大城市平均情况来看，“三险”加上住房公积金再加上企业年金，企业成本就将超出60，其福利负担甚至超出了以高福利著称很多欧洲国家；在加入WTO背景下，过高企业福利成本无疑是一个不利原因，其竞争力将无疑会受到较大影响。如再引入一个DB制度，不管对企业年金发展还是企业竞争力来说，全部是弊大于利。况且，目前和较长时期内，建立企业年金企业毫无疑问将大多为国企，国企之间攀比、福利刚性、国企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等很多原因必将造成DB制度下单位缴费规模失控和变相膨胀。二、和DB相比，DC型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选择DB型还是DC型，在客观上对资本市场发挥主动作用可谓天壤之别。1和DB型相比，DC型是长久性资金DC型企业年金游离于企业之外，其独立信托型资产地位决定了它在长达3040年投资运行中肯定成为资本市场一个长久性资金。引入DB制度以后，其规模必将严重缩水，相当多国企将会放弃DC而转向DB。在这方面，英国和美国全部是很有说服力案例：英国企业年金缴费总额从1996年370亿英镑发展到了690亿英镑，8年时间翻了快要2倍。这是英国利用多个经济、行政和法律方法控制DB和发展DC一个结果，它极大地促进了英国资本市场发展，这是因为，拉动缴费关键是DC型计划数量膨胀结果，即从170亿激增到350亿，增加了一倍。而DB型只是从100亿增加到150亿，增加了0.5倍，而且，它们绝大部分全部被用于支付了当期养老金，而没进入市场投资。美国案例更能说明问题，其资本市场之所以很成熟，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企业年金中有二分之一强是DC型。2和DB型相比，DC型有利于推进年金产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讲，年金产品市场和DC型计划之间是互为前提和相互促进关系；换言之，资本市场提供年金产品效率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DB型计划占多大百分比等原因。假如在一经济体内同时许可存在着DB和DC两个制度，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可能性，即年金产品市场更难发展起来，年金产品市场就越难形成；年金市场越不发达，企业就愈加倾向于选择DB，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引入DB制度以后，中国年金产品市场诞生和发展还必将推迟或滞后相当长时间。年金化潜在市场需求是繁荣资本市场一个关键前提，是未来支撑寿险业一个关键引擎。3DC型对推进资本市场含有不可比拟作用DC型肯定要求信托制，信托制形成多个“当事人”细化分工必将形成市场多层次，多层次市场必将对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业发展产生巨大推进力，金融服务业发展意味着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相比之下，DB型较少余额、通常情况下非信托制运作模式、外包服务商需求弱化等，对金融服务业刺激等全部远不如DC型。众所周知一个事实是，欧洲、英国、美国这三个经济体形成资本市场“三个世界”中，“保险企业文化”统治欧洲稍逊一筹，以“企业年金文化”为代表美国独占鳌头，位居其间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不停采取一系列改革方法，甚至采取“协议退出”等措施强力推进企业年金制度完善，尤其是强力推进DC，控制DB，以期迎头赶上美国，挤进“第一世界”；在日本、美国、欧盟这三个经济体形成资本市场“三个世界”里，以日本为代表“东方存款文化”和以美国为代表“西方基金文化”之间，位居其间欧盟多年来不遗余力，不管是在欧盟层面，还是在组员国层面，甚至在民间非政府组织种种努力之中，它们或是推出“欧洲个人养老金账户”概念（EPPA），以期建立一个真正欧洲统一养老金市场，为建立一个“泛欧洲”养老金市场而发明“人工”平台，或是官方颁布职业退休拨备机构行为和监管(IORP directive)等很多法令，以期激励和指导各国职业养老金立法，规范养老金供给商，缩小DB规模，建立一整套基于个人账户DC型职业养老金处理方案。全部这些四方世界改革浪潮，它们无一不向大家昭示：强制性建立DC型制度实际上意味着为中国发展资本市场制订一套市场秩序和机构纪律，我们正面对这么一个关键历史时刻，假如这个唯一性被并行引入一个DB所“挤压”，就等于在历史上永远地挤压了这个机会，或说是在反复发达国家“千方百计控制DB、不遗余力推行DC”老路。当然，选择DB还是DC根本目标并不在于发展资本市场，这只是它客观上产生一个“副产品”而已。可从本质上看，成熟资本市场是提升退休待遇一个关键路径：成熟资本市场和较高退休待遇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三、从长久看DB型必将成为国家财政负担1DB型计划需要国家担保，从而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DB型和DC型之间一个关键区分在于，因为企业破产风险，对工人来说DB型计划需要一个再保险赔偿机制，不然，工人终生积累很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DC型则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它不需要任何再保险。最近一个例子是，5月11日美国法院宣告“美联航”破产，同意其停止向职员每十二个月支付6.45亿美元退休金及其缴费，12万名已退休和现有职员被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养老金待遇担保企业”（PBGC）接管，由此“美联航”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养老金破产案之一。被接管以后，工人退休金水平将大打折扣。通常来说，自由市场制度是不能自动提供DB型企业年金再保险，而只能由政府干预并提供再保险机制，但公共再保险费率不是根据DB计划风险来确定保险费，而是法定，DB计划举行人缴纳保险费和其计划风险无关，对雇主没有费率约束和激励机制，所以不可避免地会酿成公共地悲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破坏再保险制度风险分摊机制和财务可行性，给担保机结组成严重财政亏空，从而给政府及纳税人造成巨大负担。而且，DB计划本身风险和不可连续性也不可避免地会给担保机结组成巨大财务风险，而且决定了公共担保制度在财政上不可连续性，肯定积累起巨额赤字，给政府和纳税人造成潜在负担。因为DB计划面临着雇主破产风险、市场风险和人口风险，而且DB计划信息不透明使其财务情况难以受到有效监督。尤其是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等系统性风险可能造成DB计划财务情况普遍恶化，不能给付计划承诺待遇，纷纷破产终止。最终，DB计划缺乏可连续性，伴随企业和计划运作时间推移，DB计划债务加速积累，使企业缴费负担加重，甚至可能拖垮企业，最终不得不终止计划，将其债务转嫁给担保机构。2西方国家负担DB风险教训1974年美国建立“养老金待遇担保企业”之前，很多采取DB型计划企业不停发生倒闭事件，最著名就是1963年“斯图特贝克事件”，该汽车制造厂破产后，7000工人失业，养老金完全消失，它在美国工人中引发强烈反响引发了政府高度重视，于是，“担保企业”便应运而生。自1974年“担保企业”成立以来，其财务长久可连续性一直很糟，除了少数年份外，“担保企业”单雇主计划担保项目长久处于赤字情况，其资产价值一直低于计划待遇和其它债务现值，雇主计划担保项目标净损失总计121亿美元，到底，累计赤字已达成233亿美元。“担保企业”会造成纳税人巨大负担这已成为业界人士一个普遍担心，于是政府不得不对其进行改革，但改革方法全部有其本身局限，收效甚微，反而可能恶化“担保企业”财务情况。英国早期企业年金均为DB型，存量很之巨，是英国政府一个关键潜在财政风险。为此，4月6日，英国又成立了一个再保险企业“养老金保护基金”（PPF），其作用类似模拟美国“养老金待遇担保企业”。除了英美以外，还有其它部分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再保险制度。比如，在荷兰和澳大利亚等监管十分严格国家对DB型计划制订了类似赔偿机制，德国企业养老基金也是非积累制，也存在再保险计划，比如PSV保险计划就覆盖了丧失支付能力企业养老基金组员，最高限额是每十二个月8欧元，但成立不到企业就没有这个再保险待遇。然而，这些国家为DB型企业年金提供破产保险制度财务情况全部不停恶化，其长久财务稳健性无一例外地全部面临着危机。比如，日本在1989年成立了养老金担保项目，为雇员养老基金计划组员提供终止保险。但从1995年以来日本养老金计划终止案件急剧增加，造成养老金担保项目标财务基础急剧恶化，所以日本试图对企业年金进行改革，引入DC型计划。3中国建立DB型企业年金财政风险更大中国确立DC型制度根本无需设置再保险机制。但假如建立DB型话，很快未来中央政府也可能步英、美后尘建立一个再保险企业，因为，中国DB型计划对再保险需求比英美更为强烈：中国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有60%民企在5年内破产，85%在内死亡，换言之，每十二个月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每十二个月死亡10万多家。所以在DB和DC之间，她们显然更倾向于DB，因为从理论上讲，DB理应受到国家担保，这个“潜台词”必将使它们成为最大再保险需求群体。国企情况也大同小异，据深圳特区报报道 ，国资委4月26日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汇报国资监管和国企改革情况时指出，现在全国还有1828户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需要经过政策性破产退出市场，这些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146，亏损额150亿元，累计亏损额达1221亿元，包含职员281万人，包含国有金融机构债权1730亿元，由此推断，国企对再保险需求“潜力”并不亚于民企。最终，据悉在国务院同意全国国有企业关闭破产四年工作计划中，逐步处理国有大中型困难企业关闭破产退出市场已被列入其中，如有DB型制度出台，道德风险将使很多国企更为青睐DB，因为它有国家最终“兜底”。概而言之，假如实施DB制度，中央财政背上这个包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四、“DC还是DB”等于“前进还是后退”团险和企业年金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分。团险是一个纯粹商业交易行为，属商业保险范围，如套用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应属于第三支柱；而企业年金则是介于第一支柱社会保障制度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之间第二支柱，既非社会保障，也非商业保险，而是享受国家税优政策支持企业补充保险。在现代社会，团险关键是作为金融市场上一个年金产品而出现，是私人市场一个金融产品，而企业补充保险则是一个特殊制度安排，是表现一国收入分配政策理念一个“延迟收入”制度安排，是国家立法给税收政策支持一个政策工具，是职员和企业雇主进行集体协商一个权利，是劳工在工会组织中受到保护一个职员权利自愿行为，是现代社会中国家、雇主和雇员三方合作集体谈判一个社会安排，而远非团险那样单纯地只是一个市场产品交易行为。诚然，在欧美建立企业补充保险早期阶段，团险是其一个关键或惟一形式，保险企业曾发挥过关键经济作用，但现在除欧洲少数多个国家之外，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摒弃这一简单将之作为商业保险来运作落后行为，而将之纳入到社会福利大制度总体安排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将团险概念再次引申到企业补充保险之中，模糊了二者边界，等于是将正被发达国家摈弃做法重新捡起来，激励后进，抑制前进；等于是将原来就十分有限企业年金“缴费资源”断水开渠引入到商业保险市场；其客观效果对刚刚颁布DC型企业年金规则来说是个极大冲击，对繁荣和发展资本市场是个极大负面影响。即使认定上述为DB型企业年金，它也属落后一个制度安排，因为它本质关键还是“保险协议”性质，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DB型企业年金；英美国家DB型企业年金基金运作模式除了融资方法以外，其它很多方面如投资管理等均保留了独立信托模式特点，基金资产是独立“信托性质”，而较少属于“保险协议”。五、对DB型市场需求态度1对DB型市场需求是市场失灵表现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对DB型制度含有最大需求冲动应该是保险机构。商业保险机构和无数厂商一样，为了实现其利润最大化，市场竞争结果将造成资源配置最优化。不过，微观经济学还认为，在一个不完全世界中，厂商贴现率肯定要高于社会贴现率，其“短视”行为内生性肯定造成她们部分决议对社会长久发展目标含有程度不一样背离，这是市场失灵关键表现之一，需要国家干预和校正。2国家应纠正市场失灵，预防DB制度刚性负面后果所以，要降低厂商贴现率，使之迫近社会贴现率，就需要国家出面对厂商“短视”行为给予干预和纠正，这是公共干预一个基础标准。假如相反，国家出面立法对一些“短视”行为给予“呵护”，那么若干年后就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干预，“二次干预”目标是校正以往“不妥干预”，那时必将带来很大制度成本。一个有效运行并稳定发展金融和资本市场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和监管，任何干预不妥全部将造成或是只有一部分部门发展起来而压抑市场均衡发展；或是只满足了一时金融产品市场需求而压抑了其长久发展潜力；或是一些金融产品短期满足了供给而长久却抑制了更为关键其它产品供给。其实政府公共干预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它提供能够在一些历史时期替换市场供给。这就需要政府含有长远计划和目标。政府建立正确长久市场导向对转型国家尤为关键：在相当程度上讲，国家干预能够被看成是对市场干扰一个排除，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组员利益一个负责任表现。一旦制订了DB政策，伴随时间推移，它便产生刚性。前文叙述了大陆法系演变过程中对信托原因排斥就是一个例证。一般法系国家也含有制度刚性特点。制度刚性肯定造成积重难返。六、对DC型信托制在中国适应性评定：关键是个决心问题DC型信托制养老金制度源于一般法英美国家，这种判例法概念在我们这个成文法国家能有生命力吗？答案是肯定。即使一般法信托制在部分大陆法传统国家受到抵制，难以融合，但我们还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侧面案例来证实，DC型养老金信托制度在一般法以外国家利用也存在成功案例，它说明关键是个决心问题。法国法族在世界众多继受国中含有200多年嬗变和演进历史，其中也有部分国家引入了信托原因，其中荷兰取得成功最为令人瞩目。荷兰18颁布第一部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十分相近，以后又数次修改，1838年颁布新法典对旧法典做了很大改善；1928年又做了全方面修订，到1974年起草新民法典时，它已是一个几乎完全抛弃法国民法典模式新体系 。于是，欧洲战后出现一个奇迹便是，一个版图最小国家却是金融最发达国家：荷兰企业年金在欧洲大陆是最发达国家之一，养老金资产规模最大之一，家庭金融资产百分比最大之一，机构也是最国际化，比如，驰名世界ING资产已经相当甚至高于荷兰全国GDP。另外，欧洲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卢森堡等法国法族继受国出于吸引外资需要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引入了金融信托立法原因。拉美部分国家成功地将一般法系信托制度融入到所固有法律体系中部分做法很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几乎全部南美国家全部属拉丁文化，继受法国民法典全部是同一个蓝本，而它又是在大陆法中最缺乏弹性和信托精神。但以后，受美国影响，尤其是1921年美国Kemmerer汇报指出拉美银行系统效率低下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信托，这对拉美国家震动很大，引发了一场改革运动，她们纷纷引入信托原因和信托制度。即使这场改革关键目标是为满足商业领域需求并曾引发争论，改革后在部分国家也曾出现过反复，但总来说为20世纪80年代养老金制度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甚至使之成为养老金制度改革成功典范。智利成功案例给我们启示是：（1）只要立法机构不遗余力地引入信托制养老金类似制度，固有大陆法制度道路依靠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甚至在最敌视信托西班牙传统拉美国家也可取得成功，法学界对此已经有共识。（2）在含有快要2法国法族传统拉美国家能够成功地建立起DC型信托制度，在我们这个只有100多年德国法族传统国家就更没有理由对DC说“不”。（3）DC型制度既然能够在法国法族传统智利生根发芽，25年来业绩良好，就没有理由认为在中国存在不适应性问题。七、对目前中国企业年金政策思索1中国后改革阶段立法应顾全大局、立足长远我们改革已进行了快要30年，到了经济各个子系统改革阶段，可称为“后改革阶段”。“后改革阶段”立法和政策制订含有两个特征：（1）立法密度前所未有。（2）不一样利益集团对不一样政策取向之间矛盾日益尖锐。这表明，既然法律制度对经济结果含有重大反作用，所以，各个经济部门立法导向很关键；所以，政策制订者不仅应该认识到政策对目前影响，而且还应看到对未来发展含有不可估量重大影响力；不仅应该从眼前利益出发，而且还应从长远利益出发；不仅应该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而且还应从大局利益着眼。2DC和DB政策造成不一样社会贴现率：美国案例不一样经济环境下贴现率是不一样，对DC和DB采取态度和选择便可窥见一斑。从下面2个方面来会发觉，经济环境是影响贴现率关键变量：第一，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程度是一个变量。一个市场经济制度成熟社会里，厂商贴现率和社会贴现率之间差距要小于不成熟社会里它们之间差距，或说，市场经济制度成熟厂商贴现率相对比较贴近于社会贴现率，而不太成熟经济制度里它们之间差距就较大。在中国，因为金融机构和部分国有企业认为DB比DC更有利于它们自己，所以它们存在着较强DB冲动，这说明中国厂商贴现率较高，和中国长久社会发展需要之间差距较大。但在发达国家则形成很大反差：在厂商雇主眼里，DC制度对自己短期利益和长久利益全部是有利，这就是70年代以来大量厂商放弃DB转而采取DC根本原因，它说明，市场经济制度成熟厂商贴现率比较低，和社会贴现率比较靠近。第二，民主制度程序也是一个变量。政府是换届，国家是永存。一个制度比较完善政府贴现率和社会贴现率之间差距要小于制度不太完善国家政府，或说，制度不太完善政府贴现率可能要高部分，倾向于部分厂商。于是，只要存在着厂商对DB需求，DB政策就能以最快速度出台，而几乎不需要什么论证和争论，过程很短暂。其实，美国中国对DB和DC也存在着两种态度和两种倾向，存在着两大利益集团，它们之间争论时间之长，程度之猛烈也是罕见。比如，DB忠实代表者和捍卫者当非“美国精算协会”（AAA）和“美国退休者集团协会”（AARP）莫属，前者代表了DB型企业年金计划经营阶层5000多名精算师，因为放弃DB就等于不需要经算从而就意味着她们就要失业；后者是成立于1958年一个非营利机构，其组员有几千万退休者，是代表退休者利益最大组织之一，是一个实力雄厚力挺DB最大院外集团，为捍卫DB在美国立法中地位在国会这个正当博弈平台上冲锋陷阵；在它身后是几千万退休人口，她们全部是DB支持者。即使美国存在着一支不可忽略支持DB社会力量和院外集团，但政策制订者在历次修订案中全部没有采取完全妥协态度，甚至在震动世界“安然事件”以后，政策制订者即使不得不较大幅度修改了一些法律条文，但关键关键内容还是几乎没有触动，这使上述2个机构大失所望。这么结果是社会制度成熟表现，它是造成政府贴现率走低并迫近社会贴现率一个确保。第三，较低政策贴现率符合长久社会利益。70年代以来DC制逐步在英美崛起尤其在美国逐步占主导地位事实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厂商对DC强烈需求意味着在成熟市场制度下企业贴现率是比较低，它符合整体社会发展长久利益；国家在立法上抵制DB激励DC，这说明政府贴现率也在走低，顺应了社会发展时尚，靠近于社会贴现率。试想，假如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呵护DB和抑制DC，那就说明政府贴现率走高，背离了社会贴现率对它期望和要求；这么，高贴现率政策临时符合了一部分厂商意愿，但不符合整体社会发展长久利益；我们假设，假如1974年美国颁布不是雇员退休收入安全法案（ERISA），而是别什么法案，采取了相反方法，强行要求不是信托制而是别什么制度，那么，就没有今天美国资本市场和来自于市场个人福祉。概而言之，在美国，选择DC和放弃DB不仅仅是由市场单方决定，也是政府政策结果，是国家和市场她们二者共同选择结果，她们共同选择了DC。3目前造成较高政策贴现率2个关键原因中国改革进行到这个深水区子系统攻坚战时，在制订政策时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和受到质疑，是由很多原因造成。归纳起来，造成出现较高贴现率关键原因有2个：第一，政出多门，局部利益至上，中央权威下降。即使政府产出和投入之间交流和沟通比改革早期好多了，这是政府和社会之间交流和博弈。但现在来看最大问题则来自于政府内部职能部门之间协调和交流缺乏，来自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博弈。在这“第二轮”“政出多门”窘局中，因为政策内容和立法内容逐步专门化和技术化，国务院立法部门极难亲自操刀，出现部门之争难以仲裁，从而造成了中央权威逐步下降事实。发达国家处理这个问题措施通常是经过听证会制度给予处理。因为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和较强专业技术原因，就只能以部门初稿为主，或听之任之，或替而代之，缺乏第三方公允和独立判定和仲裁。部门为自己立法等于是自己为自己开药方，其贴现率肯定要高于国务院角度，高于全社会贴现率。从这个角度看，跨部际协调就显得很关键，而代表国家跨部际部门缺位，就使大家想起当年体改委在这方面曾发挥过关键作用。现在DB政策出现就是一个比较经典案例。现实中还有其它部分类似案例。第二，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没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部门为自己立法，有利有弊，利在于部门立法更贴近于实际，更了解情况；但同时，因为企业和机构贴现率肯定高于社会贴现率，其商业眼前利益和短视行为在很多方面和全社会长久目标就有差距，这也会影响到政策制订部门人员，于是部门贴现率就通常偏向于走高而不是走低。而问题在于，代表国家部门立法一旦出现不停走高贴现率就是一件很可怕事情，它将造成严重后果和社会危害：大家思想产生混乱，对预期产生误导，对未来失去信心。设想一个被医生宣判不治之症病人，在余命不多前途下做出任何决定全部可能是贴现率很高，甚至能够基础是不计任何成本不考虑任何后果。于是，市场主体急功近利心态，短期利益行为等等就表现在各个方面；目前一个经典表现是“圈现钱”心态充斥市场和企业之中。由此可见，没有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就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就轻易制订出较高贴现率政策，产生社会误导，它反过来对企业又会带来更高贴现率短期行为，从而形成恶性循环。4作为较高贴现率表现DB政策含有误导作用第一，DB制度将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对社会贴现率能产生什么影响是评定一项公共政策一个关键标准，即使还没有一套量化分析方法。DC政策在前，接着出现了DB政策；这么一个公共决议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果使大家不能不认为，在企业年金政策方面这是政府贴现率不停走高一个表现，其误导作用后果将是严重，其产生不利影响将是多重，比如，市场主体“圈现钱”心态再次泛起，对投资信心产生不良影响；短期内可能一时满足了某一部分市场需求，但长久内将扭曲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很可能以后将丧失一次关键获取长久性资金机会；企业年金制度以后将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并很可能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建立一个国家担保企业，国家背上一个永久财政包袱，等等。第二，最大程度地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福利制度。法律制度本质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即使她不能超越历史条件不足，以此作为我们制度滞后性一个借口；但也不能对一些被历史和实践无数次证实已经是落后事物完全听其自然，顺其发展，甚至给予呵护，而应发挥政府主导型作用，确立正确制度导向。尽管我们无力也无意去改变什么法系，但也不能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时没有一个明确制度目标，甚至更不能出现政府自己踩自己脚无序现象。第三，预防出现另一个制度陷阱。在建立包含企业年金“大社保”制度框架过程中怎样走出一条适合国情正确道路，将一直是应该注意问题。现在，我们认识到了DB劣势和DC优势；但这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刚刚建立起企业年金制度，在漫长征途中，还会存在很多其它制度陷阱。就现在我们任务来讲，还应预防出现某种混合型企业年金制度 ，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混合制也属于DB型，长久内也是一个制度陷阱，它将会造成产生和DB几乎完全一样问题（比如出现企业破产时给国家带来财政包袱），在英美也成为国家一个财政负担。在企业年金真正出现在市场开始运作时候，相关监管部门对这种变通DB制应保持警惕。第四，保险机构在社会保障中地位及其出路。从国外发展历程来看，保险机构在企业年金早期阶段确实曾是DB关键经办人，这是一个事实，它为DB型企业年金发展做出过贡献，此其一；伴随资本市场发展和企业年金市场发展，在劳动力流动性和回报率双重压力下（它们协力形成了对DC强烈需求），保险机构市场份额不停下滑，比如，从1983年到1996年保险企业份额从22.74%下降到18.03% ，详见图5；保险机构功效从一站式经办，逐步过渡到以提供年金产品为主，通常来说，年金产品市场份额将不停提升，图6显示，美国寿险企业年金产品市场份额从1986年26%提升到1996年50% ，这个过程在英美发达国家是一个事实，此其二。对中国保险机构来说，短期内在市场上它无疑是最含有实力和吸引力一个市场主体，但长久看，老龄化、老龄人口老龄化 、独生儿女政策，市场无序，企业生命周期等全部将使DB政策最终成为保险机构财务包袱，即使不停调整生命表，但它永远是滞后，所以，市场退出和份额降低对保险机构来说也是不可避免，此其三；利用大数法则提供养老金市场年金产品，保险机构是独一无二，所以，未雨绸缪，开发产品，金融创新，对保险机构来说是企业年金市场永恒专题。即使在现在，伴随政府债券发行制度不停完善，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接续DC型制度主体只能由保险机构来负担（指购置年金产品）；况且，基础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账户资金不管计发措施怎样调整，全部难以满足退休余命不停增加现实需要，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账户资金走向金融市场选购年金产品是一个迟早要出现发展大趋势，这是一个巨大潜在市场，部分发达国家实践已经走在前头。八、结论信托不仅是一个制度，也是一个观念。信托观念扩张向大陆法传统中国提出了挑战。在我们这么一个没有信托制度背景和信托文化传统国度里继受信托制度，在我们这么一个既没有企业年金又没有什么养老金信托可言国度里建立一个DC型信托制养老金制度，我们将面临着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一次机遇；大陆法传统道路依靠和对信托制度陌生很可能造成我们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私法体系和经济体系全部在不停完善过程中。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应协同考虑，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这是政策制订者和立法者共同任务。加入WTO市场开放以后，我们这个大陆法系传统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来自一般法制度规则、经营理念和文化观念冲击；价值判定和目标选择要求我们需将法律体系和经济体系建设共同考虑进来，以适应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关键参考文件：奥利维亚S米切尔，黄念译：美国企业养老金发展新趋势，载保险和社会保障，第一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月。保罗霍夫曼和安东尼桑托默罗：退休市场上人寿保险企业：只有坏消息吗？，载保险和社会保障，第一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月。陈雁飞：也和徐国栋教授聊两个问题，；胡文涛：法律经济学在美国：过去及其未来，载国外社会科学，第6期葛云松：评徐国栋教授，李建华、许中缘：论民事习惯和中国民法典，刘拂晓：也论中国民法典理念站在边缘了望和畅想，；梅汝璈：及其影响，徐国栋：模式传输和变形小史，徐国栋：认真地听中国学者对德国民法说不，张天民：失去衡平法信托信托信念扩张和中国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3月郑秉文：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制度渊源和理论基础，载经济研究，第4期（月刊）郑秉文：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系列研究之一至七，载中国证券报，6月12日至7月29日AARP,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Dec.31, and ,With Independent Auditors Report thereon.Donald Ross & Lester Wills (July 8-9 ), The Shift from Defined Benefit to Defined Contribution Retirement Plans and the Provisioning of Retirement Savings, a paper presented at Centre for Pensions and Superannuation,Tenth Annual Colloquium of Superannuation Researchers, Sydney AustraliaFundamentals, ICI Research in Brief, Vol.13,No.2. June Garry Watt, Briefcases on Equity & Trusts, 3rd Editi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武汉大学出版社，英文影印本，6月Gordon L. Clark, Pension Fund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CI, Investment Company Fact Book, 45th Edition, Private Pensions Series No.6. Supervising Private Pensions-Institutions and Methods, OECD .尽管可能有学者认为它不是一个纯粹DC制度，甚至有些人认为它是混合型制度而不是中国版401(k)，不过，最少我们能够说它为中国建立了一个DC型信托制企业年金框架结构，为中国发展企业年金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国际标准相连接社保第二支柱。深圳特区报，4月27日。徐国栋：模式传输和变形小史，张天民：失去衡平法信托信托信念扩张和中国机遇和挑战，中信出版社，3月，第129页。比如“现金余额制”（CBP）等。相关混合型，请见郑秉文：养老保险“名义账户”制制度渊源和理论基础，载经济研究，第4期（月刊）。保罗霍夫曼和安东尼桑托默罗：退休市场上人寿保险企业：只有坏消息吗？，载保险和社会保障，第一辑，第159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月。保罗霍夫曼和安东尼桑托默罗：退休市场上人寿保险企业：只有坏消息吗？，载保险和社会保障，第一辑，第160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月。统计口径不一，但通常说，“老龄人口老龄化”（the aged aging）是指75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百分比超出15时结构情况。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人民大学劳感人事学院兼职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暨社会保障研究所兼职教授。